柳宗元骈文在明清的接受

吕双伟[1]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湖南 长沙

摘要：柳宗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古文家，还是取得突出成就的骈文家。他虽然最早使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来批评当时骈文的华靡，但其各类文体，都有或多或少的骈俪色彩。尤其是表状、笺启与碑志，他依旧沿袭六朝传统，多用骈体，取得了超越常流的成就。但自宋至明代中叶，柳宗元的骈文基本上被轻视和被否定。晚明王志坚编《四六法海》，所有唐宋骈文家中，他最为推崇柳宗元；选录了柳氏的十二篇骈文进行逐一点评。这是柳宗元骈文接受史上的里程碑。明末清初四六崛起，范围较窄的四六向众体兼容的骈体、骈文演进。清人对柳宗元骈文的肯定逐渐增多，到了乾隆时代，孙梅《四六丛话》对柳宗元的骈文都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成为柳宗元骈文接受的又一高峰。此后至晚清文章界，对柳宗元的骈文接受，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内容更为丰富。通过对柳宗元骈文在明清接受的梳理，可以窥见当时骈文兴衰与文学思潮演变对柳宗元骈文地位的影响，从而拓展中国文章史、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柳宗元；四六；骈文；文章学

柳宗元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以后文士批评和创作古文难以绕过的标杆。其古文名篇“永州八记”及《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古文思想艺术特征、贬谪文学与文化、后代接受等，一直是古典文学学界的关注重点，孙昌武、尚永亮、李浩、翟满桂、李芳民、杨再喜等先生已有深入论述。[2]但是，21世纪以前，关于柳宗元的骈文研究，成果很少，多为概论性点评；近20年来，有沙红兵、谷曙光和刘城等对之进行专题研究，他们或对韩柳的骈文渊源、创作特征等作了全面分析，或对韩柳的骈文态度与韩柳骈文、古文参体互融的特征作了深入论述，或对宋人至清人有关韩柳骈文地位的评论作了系统梳理[3]，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走向深入。本文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明清时代对柳宗元骈文的接受。

一、柳宗元的“骈四俪六”与骈文之名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章一直有明道与重文的两种传统。就汉语言文字的音形义特征而言，骈偶双行的文章非常适合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礼仪文化等，因此先秦经子著述中，骈语已经较多，如《周易》《周礼》等都是。秦汉时，文章更趋于排偶，藻饰色彩更浓。到汉魏之际的蔡邕时代，骈文已形成。六朝文章更是多用骈偶，成为一种普遍形态，被视为流行的“今体”“今文”。文士习以为常，觉得创作这种文章十分自然。刘勰对当时文章多用四言六言的现象有所揭示，曰：“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文心雕龙·章句 》）六朝文章流行骈俪，清人多将这类文章视为骈体或骈文。但根据笔者阅读和检索，现存唐前文献中，没有称文章为“骈”或“俪”或”骈俪”，直到中唐时代柳宗元的出现。

柳宗元的《乞巧文》有曰：“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4]从辞藻、对偶、句式、声律等方面批评当时片面追求形式美的文风。虽然依旧没有从体裁上提出骈文或四六之名，但上述几点概括了骈文的典型特征，反映了柳宗元对此类文体内涵的深刻认识。其中，“骈四俪六”最具文体形式代表性，因此，由其衍生“骈俪”或“四六”就成为骈文的重要代称。可以说，在骈文的命名上，柳宗元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晚唐李商隐当是受到柳宗元“骈四俪六”理论及其创作中表、启、状中多用四六隔对，隶事典雅，句式整齐的影响，直接把自己讲究四六隔对、隶事、声律和藻饰的公牍文章命名为“四六”。其《樊南甲集序》有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唤曰《樊南四六》。[5]

这里的“今体”和“古文”对举，奏记属于“今体”之一，它具有“好对切事”等特点，即讲究精致对偶和精巧隶事，实际上即具有柳宗元所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特点，所以李商隐定名文集为“樊南四六”。“四六”在这里具有特定的文体指向，指奏状表启，不是指当时众多惯用骈俪的各类文体，因此它只是魏晋以来骈俪之文的部分代表，不能等同于六朝至唐代的“今体”“今文”和清人所说的“骈体”“骈文”。《樊南乙集》同样如此，名为《四六乙》。李商隐对骈文之一体“四六”成为一种体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里，“四六”首次成为文章别集之名，有了具体的文本对象，自然具备了充足的文体意义。它比“骈俪”“骈语”单纯代指对偶句式的含义要明确，但因为只是收录奏议表启等文体，没有收录赋颂箴铭、碑志论辩等，导致其范围也随之缩小。然不管怎样，李商隐的有意命名，使得魏晋以来的骈偶文章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称——“四六”，从而从文章中独立出来，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后来才有晚唐五代的众多四六别集和特色鲜明的宋四六的出现和繁荣。推源溯流，如果没有柳宗元《乞巧文》对骈俪文体特征的深刻揭示，以“骈四俪六”来概括其主要特征，或许就没有李商隐用“四六”来命名其文集的可能。

后人在追溯“四六”或骈文渊源时，多推重李商隐，忽视了柳宗元的导夫先路之功。如清人孙梅是四六批评专家，但在追溯“四六”渊源时，竟然没有提到柳宗元：“四六之名，何自昉乎？……骈俪肈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6]民初骈文名家孙德谦精研骈文创作和理论，对骈文的形成眼光独到，发人深思。其《六朝丽指》有曰：

或问曰：“骈文之名，始于何时？逮至国朝，别集则有孔巽轩《仪郑堂骈体文》、曾宾谷《赏雨茅屋骈体文》、董方立《栘华馆骈体文》；总集则有曾宾谷《骈体正宗》、姚梅伯《骈文类苑》；选本则有李申耆《骈体文钞》、王益吾《骈文类纂》，而古人有其名乎？”答之曰：“是固未之深考。以《文心》言则谓之‘丽辞’，梁简文又谓之‘今体’，唐以前却无骈文之称。自唐而后，李义山自题《樊南四六》。宋王铚所著为《四六话》，谢伋又有《四六谈麈》，明王志坚所选之文亦言《四六法海》，当是并以‘四六’为名矣。其实六朝文只可名为‘骈’，不得名为‘四六’也。证之《说文》：‘骈’，训‘驾二马’。由此类推，文亦独一不成。刘彦和所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即其说也。《庄子·骈拇》：‘枝指出乎性哉！’此则言增赘旁出，非其本义矣。昔人有言，‘骈四俪六’，后世但知‘四六’为名哉！我朝学者，始取此‘骈’字以定名乎？”[7]

指出唐以前无骈文之称，晚唐至明的“四六”不能等同于骈文。特别是不点名指出柳宗元的“骈四俪六”对后世“四六”和“骈体”之名形成的启发意义，突出了柳宗元对骈文从普遍的文章形态发展到体裁的重要意义。

当然，因为骈体本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加上李商隐将公牍应用的骈俪文章定名为“四六”，所以宋元明文献中的“骈俪”“骈语”“骈体”主要指向为对偶句，而不是文章体裁。如宋人喜用“骈俪”，但多指诗歌中的对偶句。南宋曹彦约《跋山谷所与黄令帖后》有曰：“以骈俪、声律吟咏情性，本朝如涪翁，能几见耳。”[8]其《亡侄三十郎葬志》评价曹士志的文学，也曰：“词赋体要，尝以魁乡举。论策识时务，有美有箴。余事为诗，为乐府，又余事作词。诗贵骈俪，援笔立就，不蹈世俗尘腐语。”[9]南宋理学家陈淳批评当时科举之士溺于辞章，荒废义理，曰：“穷日夜旁搜博览，吟哦记臆，惟铺排骈俪无根之是习，而未尝有一言及理义之实。”^[10]其中的“骈俪”与“铺排”并列，指对偶与铺陈排比的修辞方法，不是体裁概念。这些骈偶句，既可以出现在文章中，也可以出现在诗赋、古文中，仅是一种修辞形态。只有当文章中大量出现骈俪句且组成单句对或隔句对时，会导致文章组织、结构和风格方面发生明显变化，具备柳宗元《乞巧文》所说的主要特征，才具备了文体的自足性特征，从而成为一种文章体裁。

二、王志坚《四六法海》与柳宗元骈文地位的崛起

柳宗元兼擅古文和骈文，对于诏诰、表启、碑志等多用骈体；对于序跋、杂记、赠序、书说、论辩等则多用散体。这既与盛、中唐以来文章领域试图打破骈偶形式、充实内容，更好地明道救世的思潮一致，也与古代各种文体功能、礼仪及其文体属性有关，还与柳宗元本人的词臣经历相连。所谓中唐的骈散之争，其实本质上不是文章表达形式之争，而是能否有效传道、明道，表达思想情感之争。骈文本身在此时并没有成为反对的对象，古文也主要是指先秦两汉的古雅高洁之文。两者并没有形成一个彼此对立、互相分离的平行场域，而是多交融共生，相辅相成。但经过宋代欧阳修、曾巩等宋六家的大刀阔斧地革新，如南宋末刘埙在《隐居通议》中所言：“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即通过宋代古文运动的影响，骈散基本分疆而立，骈文萎缩至制诰、表启、上梁文、乐语、青词等应用文领域，而古文则普遍运用在序跋、论辩、杂记、碑志等文体之上。同时，古文地位高于骈文，古文功能也胜过骈体，成为当时文士的主流看法。这种骈散文分界和尊卑观念，基本延续到晚明。因此，宋元明的文章学批评中，对柳宗元运用骈体多为非议。

古文家站在古文的角度来评价柳宗元的骈文，自然是未脱六朝余习，品格不高；又多想当然地将柳宗元的骈文视为少作，古文视为贬谪永州之后，老练成熟之后所为，因此崇古抑骈。如绍熙二年，宋代赵善愖《柳文后跋》有曰：“前辈谓子厚在中朝时所为文，尚有六朝规矩，至永州，始以三代为师，下笔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而子厚自谓贬官来无事，乃得驰骋文章。此殆子厚天资素高，学力超诣，又有佳山水为之助，相与感发而至然耶。”[11]黄震《黄氏日钞》也说柳宗元的碑志多“俳语”，带有批评味道。

明代前中期帝王，特别是朱元璋屡次下诏，禁止庙堂公牍使用四六文。如洪武六年九月，朱元璋诏禁四六文辞：

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上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敝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12]

虽然在朱元璋的绝对命令之下，翰林院大臣选择了柳宗元的《代柳公绰谢表》、韩愈《贺雨表》上进，被立为天下表文范式，但明确禁止制诰、章表使用四六对偶，自然阻碍了明初骈文的发展。之后的明成祖朱棣照旧，其他皇帝也多有跟进。这使得明代前中期，所有前代骈文，包括柳宗元的骈文影响依旧较小。

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浓郁，前代诗文成为当时的取法甚至崇拜对象。但“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呼吁，与六朝、唐宋骈文无缘；倡导唐宋古文的茅坤、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同样对骈文不屑一顾。茅坤（1512-1601）刻意模仿司马迁和唐宋八大家，重视文以明道，认为汉、唐、宋三代都是“道盛则文盛”，尤其推崇唐宋古文，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入选的韩柳欧苏等人的文章进行逐一点评，这对当时及后世古文文坛影响深远。

对于韩柳之文，因为柳宗元文章骈俪气息太浓，茅坤遂扬韩抑柳。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柳文引”中说道：“唐世文章称韩、柳，柳非韩匹也。韩于书无所不读，于道见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为文，以为本之《易》《诗》《书》《礼》《春秋》，参之《谷梁》《国语》《孟》《荀》《庄》《老》《离骚》《太史》，其平生所读书，止为作文用耳。故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摹拟之迹。是岂才不及韩哉？其见道不如故也。”[13]这里评柳宗元学习经史子集的目的是“止为作文用耳”、柳文“多有摹拟之迹”，其实隐性指向就是柳宗元文章多骈俪痕迹。在评《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一文中，他直接点出：“子厚志文，所取者甚少。盖以子厚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大都未免为唐以来四六绮丽之遗。而谪永州司马以后，则文近于西汉矣。”[14]虽然是批评柳宗元的诔碑文多“四六绮丽”，但其实可以类推到柳氏的其他文章的。值得注意的时，明代中后期，开始有批评家肯定柳宗元的骈体文。如吴讷《文章辨体序题》论“七体”有曰：“及唐柳子厚作《晋问》，虽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杼，汉、晋之间沿袭之弊一洗矣。窃尝考对偶句语，《六经》所不废。七体虽专尚骈俪，然辞意变化，与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后，作者未闻。迨元袁伯长之《七观》，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释文训，其富丽固无让于前人，至其论议，又岂《七发》之可比！”[15]

晚明四六骈体盛行，骈文之一体的四六表启特别流行。时人唐文灿《鉴江全集叙》中有言：“今贤科就试必以表，而良吏陈白所尊也，亦必以启状。彼非壮夫欤？然且为之，其必有当也。”[16]当时文人多用四六表启来谋取个人的进身之阶或发展之资，加上当时印刷业的繁荣，很多为了举业或交际应酬的四六选本问世。其中，王志坚所编《四六法海》，选文自魏晋至元朝，录体二十多种，各类骈体都被他以“四六”的名义纳入，从而事实上扩大了宋元明的“四六”内涵。对于韩柳文章，王志坚只收录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1篇，而选入柳宗元文12篇，包括表文6篇，状2篇，启1篇，转牒1篇，碑、墓志铭各1篇。这些文章为《为王京兆贺雨表》《王京兆贺雨表三》《代韦永州谢上表》《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为南承嗣上中书门下乞两河效用状》《代人进瓷器状》《谢李相公示手札启》《为裴中丞代黄贼转牒》《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等。所涉文体有六种，其中以表、状为主。对柳宗元骈文大量收录并逐一进行高度评价，为清人肯定柳宗元的骈文成就开启了门径，指引了方向。

这些文章放在中国骈文史上，也各有特色，多数堪称名作。如该书卷三选录柳宗元的《为王京兆贺雨表》。王京兆即王权，柳宗元当时为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宗元贬谪邵州刺史，未到改为永州司马员外郎同正置。十一月，王权也遭到贬谪。因此，《为王京兆贺雨表》四篇，当都作于柳宗元贬谪南方之前。可以说代表了柳宗元的早年骈文风格。全文句式工整，篇幅不长，风格简要清通：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进旨，以近日少雨，今日内无雨，即须祈祷。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违，神必有据。密云与纶言继发，时雨将天泽并流。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忧切蒸黎，虑深稼穑。思彼未兆，防于无形。渗漉每出于湛恩，变化亦随于广运。宸衷暂惕，已矫御天之龙；圣谟既宣，遂洽漏泉之泽。霮䨴周布，霏㣲四施；黍稷尽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欢呼，见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动仰皇灵，渥泽徒加，涓滴无助，无任感悦屏营之至。[17]

柳宗元的上表除了文体预定的格式，如开头交待事件起因，中间“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之类用散体外，其他都是工整的对偶句，包括多用四六隔对和四四隔对，讲究隶事和藻饰，声律和谐，与韩愈上表只是将平时长短不齐的句子略加整齐不同。正如王志坚在该文后面所说：“退之表启不尽作耦语，只是将平日文略加整齐而已。至子厚则神理肤泽，色色精工，不惟唐人技俩至此而极，即苏、王一脉，亦隐隐逗漏一班矣。”^[18]其《王京兆贺雨表三》除去开头叙述春旱祈祷求雨事由外，其余都是工整的对偶句：“伏惟皇帝陛下言为神化，动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积忧勤之虑。众灵受职，荟蔚且跻于南山；百谷仰荣，滂霈遂沾于东作。睿谟朝降，膏泽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识阴阳之不测。然则周王徒勤于方社，殷帝虚美于桑林。岂若无灾而早图，未祷而先应！化超前圣，道贯重玄。遍野同欢，倾都相庆。臣之欣跃，倍万恒情。”[19]全文用词典雅，隶事天成。“旱暵”来自《周礼·地官·舞师》“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荟蔚”来自《诗经·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百谷”句来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也”。“方社”来自《诗经·小雅、甫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殷帝”句来自《吕氏春秋》“昔者殷汤，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割其爪，以为牺，用祈福于上帝。”通过这些帝王求雨典故来对比衬托唐宪宗言为神化，动合天心的圣明。文意并不复杂，但形式工整，风格端庄，符合上书礼节。《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等都是他贬谪之前所作，以管窥豹，可见一斑。柳宗元《代韦永州谢上表》则明显写于贬谪永州时期，属于后期表文代表作。开头用散体交待事由：“臣某言：伏奉月日制书，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讫。”接着抒发谢恩之情、表达黾勉为官之意：

受命若惊，临职弥惧。臣以无能，累更事任，神州赤县，实所备尝。过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谓圣恩推择，滥驾朱轮。禄秩徒增，讵施乳哺之惠；服命虚受，宁兴襦裤之谣？况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余。旷牧守于再秋，弥骄犷俗；代征赋于三郡，重困疲人。分灾本出于一时，积弊遂逾于十稔。抚安未易，知法出而奸生；子育诚难，惧力劳而功寡。夙夜忧切，不敢遑宁。庶当宣布天慈，奉扬神化，以日系月，傥或有成。少裨恺悌之风，用答生成之造。无任感恩陨越之至。[20]

既有散化的整齐语，也有三处精致的四六隔对、六四隔对，凝练中有疏宕。王志坚《四六法海》卷三评该文曰：“子厚深于吏治，每于文字中露一二语。”

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迁御史中丞，柳宗元为监察御史。《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是柳宗元的早年代笔之作。开头散体简要点明中使宣旨赏赐樱桃，接着抒发谢意：

天睠特深，时珍荐降。宠惊里巷，恩溢圆方。臣某诚喜诚惧，顿首顿首。伏以含桃之羞，时令攸贵。况今采因御苑，分自天厨。使发九霄，集繁星而积耀；味调六气，承湛露而不晞。盈眦而外被恩光，适口而中含渥泽。顾惭素食，弥切自公。岂图君子所先，遂厌小人之腹。[21]

王维写过《敕赐百官樱桃》，诗曰：“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唐代君臣之间有此习惯。该文用典雅正，内涵深厚。“含桃”句来自《礼记·月令》：“是月（仲夏之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郑玄注：含桃，樱桃也。“湛露”句来自《诗经·湛露》有“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是天子宴请诸侯的歌曲。这里反用原意，含蓄地推崇唐德宗的功德。“素食”化用《诗经·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自公”来自《诗经·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郑玄笺：“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后因以指官吏节俭奉公。“君子”句化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看似寻常的字句，却隶事渊深，措辞典雅，如果没有精湛的学问和杰出的文学才华，是难以写出此类表文的。《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写于同时，谢恩主题相似，因而文字有相同之处：　　　　　　　

天睠忽临，时珍俯及。捧戴惊抃，以喜以惶。臣以无能，谬司邦宪。大明首出，得亲仰于云霄；渥泽遂行，忽先沾于草木。况兹灵味，成自遐方。照临而甲拆惟新，煦妪而芬芳可袭。调六气而成美，扶万寿以效珍。岂可贱微，膺此殊锡。衔恩敢同于尝酒，涤虑方切于饮冰。抚事循涯，陨越无地。[22]

这类谢上表，按照今天的文学评价标准来说，天生主题受限，枷锁重重，想要创新，实属不易。柳宗元却能摆脱齐梁至初唐的华丽空洞之风，熔铸经典，自造伟词，但仍然是骈体文形式，不像韩愈那样基本散化，罕用对偶，且数量较少。这是王志坚特别推崇柳宗元四六的重要原因。

元和十二年（817），李师道诛，东平尽平。当时的御史中丞裴行立为桂管观察使，属于柳州刺史柳宗元的上司。柳宗元为之代作《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全文简要清劲。开头简述李师道被诛，天下欢庆。接着说：

 臣闻负恩干纪者，鬼得而诛；犯顺穷凶者，天夺其魄。不有妖孽，曷彰圣功？伏惟陛下先天不违，与神合契。掩周宣中兴之业，陋汉光再造之勋。灵旗四临，氛沴皆散。凡在臣庶，尽睹升平。伏以师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专禄。恃东秦十二之险，诱临淄三七之兵。窃据一方，岁逾五纪。朝宗之地，旷若外区；封祀之山，隔成异域。累圣垂徳，曽未悛心。余孽滔天，果闻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将封；辽海无虞，见石砮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筹独得，庙略无遗。授任推尽力之威，纵舍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贯，龟筮必从。克成不战之功，遂洽无为之理。臣谬司戎旅，远守方隅。愧无横草之功，坐见覆盂之泰。忭蹈欢庆，倍万恒情。[23]　　

文章隶事同样典雅，来自先秦经史子的典故更是运化无痕。如“鬼得”句来自《庄子·庚桑楚》“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天夺其魄”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天又除之，夺伯有魄”。“悛心”指悔改之心，来自《书·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原指商纣纵恶无悔改之心。“石砮”句来自《国语》。其他典故，多来自汉代。从先秦两汉文献中使用典故，是柳宗元骈体表文的重要特征。　　　

表文之文，其他文体也被王志坚高度肯定。如卷九选录柳宗元《为裴中丞代黄贼转牒》，王志坚在文章后面评曰：“读姚州露布二篇，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给赏，然一再读，意味亦只如此。子厚此牒，未尝不丽，未尝不艳，然却不必如此矜炫，此其尘垢粃糠，犹将陶铸王骆也。” ^[24]“姚州露布二篇”指此篇之前入选的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二文，王志坚将柳宗元此文与骆宾王的名作对比，认为此文在柳文中卑微无用，但仍将达到初唐四杰这样的境界。可见他更加推崇柳宗元的骈文成就。卷十一选录柳宗元《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他在该文后评曰：“长联实创自柳公，惟其笔妙，故伟晔动人，后人效之，易入恶道”。^[25]王志坚所说“长联”，当以该文中如下一段为代表：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乌蛮首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公患浮海之役，可济可覆，而无所恃，乃刳连乌，以辟坦途，鬼工来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沟；摩霄之阻，硩为高岸，而终古蒙利。公患疆场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复铜柱，以为正制。鼓铸既施，精坚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险逾丘陵，而万世无虞。奇琛良货，溢于玉府；殊俗异类，盈于藁街。[26]

元和四年八月，环王寇安南，张舟打败并俘获战象并王子五十九人。又本地“蛮夷”首领叛乱，张舟也迅速平定。对此，柳宗元分别用七句独立叙事，上下两联自然形成对偶，成为唐代骈文史上少见的长联对。接着叙述张舟对“浮海之役”和“疆场之制”所采取的措施，更是采用了十二句对举的长联对。这在骈文史上极为少见，对宋四六喜用散句化的长联对，具有直接的影响。王志坚因此认为宋四六中常见的长联对，其实开创于柳宗元；柳使用起来笔妙动人，后人仿效但才力不及，容易成为歪门邪道。

王志坚在《四六法海》中，对魏晋至元代的一些四六作者进行评价，多为褒扬，但通览全书，他最为推崇的作家是柳宗元，其次是苏轼与王安石。苗民指出《四六法海》“但在明代四六选本中，它却并不具有典型性，而是个近乎孤立性的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更多是与王志坚的学术个性以及学术经历密切相关，体现出一个时代中，总是有极少数人能够以其卓绝的能力和魄力发挥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甚至是超越时代的巨大价值。”[27]

三、孙梅《四六丛话》与柳宗元骈文接受的高峰

清人对柳宗元的骈文多能进行辩证分析。如张谦宜（1648-1731）《絸斋论文》卷五有曰：“少时在江南见子厚全集，其应试在官之文，仍是四六；但渠骨格劲，气质悍，都炼得坚凝，绝不纤靡。”[28]这种应试在官之文，主要是表状。形式依旧是四六，但风格遒劲、气质悍直，风格凝练，摆脱了当时的纤弱、浮靡文风，因而得到张谦宜的肯定。但清初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多轻视柳宗元文章，特别是他的骈文，方苞堪为代表。他在《书柳文后》中曰：

子厚自述为文，皆取原于六经。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审也。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盖其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而于诸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29]

方苞之所以不认为柳宗元文章源于六经，主要因为柳文所说之道肤浅支离，无所归宿；再就是化用诸经字义有不当之处。而其原因就是各体文章追求采色声音，仍是六朝、初唐的骈俪文风。吴德旋（1767-1840）同样以贬谪为界，否定柳宗元少年所作骈体而肯定贬谪之后所作古文，曰：“柳州碑志中，其少作尚沿六朝余习，多东汉字句，而风骨未超，此不可学。贬谪后之文，则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盖得力于《檀弓》、《左》、《国语》最深。”[30]然而，清初喜爱骈文的文士或骈文家，则认为骈文品格同古文一样，应该并重。方孝标（1617-1697）为李渔所编《四六初征》作序说：“果能原本经术，力追大雅，四六岂无当于古文？若仅以夸靡斗博，而为襞积害道之词，虽古文犹非，而何有于四六？”将骈文的代表四六创作基础和风格视同古文，反对浮靡雕饰，堆砌害道的古文和四六。即把是否合乎“经”与“道”作为评价骈文的标准，这是对骈文文体价值的有力肯定。

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认为四六始于制诰，延及表启。柳宗元没有知制诰，但担任监察御史及礼部员外郎时，为上级撰写了较多骈体表、状；在与朋友交流及给尊长写信时，多用骈体启文。此外，他还写了骈体牒、碑等。但序、记、论、传等文体，柳宗元则用散体古文形式。可见，柳宗元已根据不同的文体特征及要求，决定使用骈体还是散体。孙梅高度评价柳宗元的骈文，曰：

自有四六以来，辞致纵横，风调高骞，至徐庾极矣。笔力古劲，气韵沉雄，至燕公极矣。驱使卷轴，词华绚烂，至四杰极矣。意思精密，情文婉转，至义山极矣。及宋欧苏诸公，笔势一变，创为新逸，又或一道也。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与昌黎角力起衰，垂法万世。推其少时，实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其镕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31]

从骈散兼容的角度，最为推崇柳宗元的骈文。在评价李商隐骈文及其学文经历时，孙梅将柳宗元与之对比：“柳子厚少习词科，工为笺奏。及窜永州，肆力古文，为深博无涯涘，一变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声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变而为今体，卒以四六名家。此二家者从入各有自，而始终成就相反如此。所谓学焉得其所近者，何以称焉！盖子厚得昌黎遥为应和，而玉溪惟令狐为之亲炙。其遇合遭际，自是不同。要之，天资学力，固大有迳庭矣。”[32]指出词科经历、天资、学力等对柳宗元骈文文风的重大影响。

乾嘉年间，文坛骈散之争较为激烈，当时著名的文人和学者，多参与其中。在这种文章思想的激荡和碰撞中，骈文的正常地位得到彰显，甚至与古文争为文章正宗。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非常清晰有力地论证了骈散各有所宜、各自随时而生；骈文家与古文家各有千秋又兼容并蓄的特征：

安得以其散者为有用，而骈者为无用也。足下云云，盖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固未尝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曼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以中兴之。徐、庾、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者也。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鉥肾，为奥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误于不善学者，而一泻无余。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支持句读。吾尝谓韩、柳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且贤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为关系。[33]

袁枚不仅反对友人扬散抑骈，还指出八代之文未尝衰微，因为从西汉浑然古朴之风到东汉渐趋华美，到徐庾走向骈俪，即从奇到偶的转变，都是文章自然演变的结果，并非人为之功。再从六朝骈俪转向韩柳古文，同样也是文章的自然发展。且韩柳为文章大家，但他们的遣词造句，不时还有六朝骈俪之风，这才是真正的古文之道。宋人不屑于学习六朝文风，刻意廓清与六朝文风的关系，反而导致文章不是真正的古文。

晚清李慈铭不同意乾嘉时期凌廷堪将韩柳古文视为“别派”，判为“言亦未醇”，但也肯定凌廷堪对骈文的推崇，指出其与阮元同时为骈文发声：“然凌氏言文体，必本韵偶，卓识雄论，自超前哲。与并时仪征阮氏并发斯旨，示来学以津梁，传古人之秘奥。”接着对凌廷堪的文章理论进行解释：

纪载之作，《尚书》最古。今文所传，已多偶句。左氏《国语》，遂沿其原。嗣而先秦碑铭，两汉诏诰，皆于浑噩之中，寓裁琢之巧。流及六朝，愈尚华藻。波靡递下，乃有风云月露之讥。西魏及隋，已矫议变之。狃于风气，卒不能革。唐代韩柳崛起，竟成大家。河东集中尚多偶体，限于工力，远逊散文。五季宋初，人不知学，所为骈俪，芜累惢陋，规范莫存，厌弃者众。子京、永叔倡言复古，大放厥辞，天下翕然矣。由是苏曾继起，道学踵兴。人习空言，以便枵腹，伸纸纵笔，遂成文章。不必排比为功，征引为博，雌黄枚马，毛疵庾徐，以齐梁人为小儿，呼南、北史为秽籍。谬种沿袭，大言不惭，虽亦庐陵诸公所未料。而持论太高，因噎废食，追其弊始，厥咎奚辞？要之中唐以降，骈偶骫骳，谓为文章之衰则可，谓非文章之体则不可也。范晔、沈约、魏收、姚察诸史，彣彣彧彧，蔚乎可观。晋书、南北史诸篇，亦斐然美备，而谓坏纪载之法，被风流之罪，周内诋诃，不已傎乎！景文至于改撰唐文，以奇代偶，通人之蔽，意过其通。迄今八九百年，文章流别，卒莫能正，可喟也已！[34]

确实，从文章创作的学识、功力等来说，骈文与古文本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陆符《四六法海序》对韩柳文章的不同作了深入点评：“乃昌黎固所称起八代之衰，振绮靡之习者也。柳州则始泛滥于六朝，而既溯洄于秦汉。由是称两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辞。其古文辞历传为欧、苏、曾、王。迨读其四六制作，则又无不足谢六代之华，而启一时之秀焉。然则四六固古文辞所不得轻以意退者矣！彼以古文辞睥睨当世而抗谈秦汉，唾弃唐宋，薄六朝纨粉而不为，亦何足以语文章之原委也哉！”[35]魏晋以来，文章多拘偶对，骈俪现象突出；但直到中唐，文章并没有骈文、古文之分。韩愈只是笼统地以先秦两汉的古文为效法对象，有意改变骈俪行文的句式与随之而来的文风，并没有将当时的流行文体视为“骈文”或“四六”。这种文章现实及先秦两汉散文骈散不分的历史，导致韩柳古文和骈文兼善，骈散互融，如韩愈的《进学解》《师说》等，从而实现了文体的互渗与交融，多数文章奇偶并用，单复相间。韩、柳有变偶句为散句的实践，也反对当时作为普遍文章形态，骈俪流行且内容浮靡、文意不畅的文章，但并没有在文章体裁上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意识。

此外，清人对于柳宗元的骈文作品，在王志坚所选的基础上，继续加以肯定。如蒋之翘（1596-1659）评柳宗元的《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词气雄悍，得声罪致讨正体，此俳语之矫矫者。”（《柳河东集》）包世臣（1775-1855）也评此文虽为骈俪但“气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书韩文后下篇》）清末王先谦编选《骈文类纂》，同样只选韩愈的《为裴相公让官表》，而选柳文５篇，包括《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谢李相公示手札启》《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韩柳的选文，全部来自王志坚的《四六法海》，可见其受到王志坚的影响之大。

余论

清代王芑孙与彭绍升论古文之学，有曰：“以为古文之术，亦必极其才而后可以裁于法，必无所不有而后可以为大家。自非驰骛于东京六朝沈博绝丽之途，则无以极其才，而所谓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语于文，犬羊之鞹而已矣。自宋以后，欧、曾、虞、范数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视韩柳，则其气质之厚薄，材境之广狭，区以别矣。盖韩柳尝从事于东京六朝，而欧曾以下，则有所不暇。故欧曾以下数公，自少至老，其体皆纯，而韩柳则无所不有。韩有东京六朝之学，一扫而空之，融其液而遗其滓，遂以敻绝千余年。柳有其学而不能空，然亦与韩为辅。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独不惬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东京六朝者浅，故不足以知之，而非柳之果不足学也。”[36]强调不是柳宗元的文章不足学，欧、曾执笔为柳氏之文，必不能为。自命有鸿达冠古之才，必须以韩柳为师，才能为韩柳之文。

总之，柳宗元为文重视经史传统，无论古文还是骈文，多运用语典或事典，运化无痕，文风典雅深厚。词科出身，早年担任监察御史与礼部员外郎的词臣经历与他对骈俪形式的通达态度，使得他重在内容革新，对部分骈俪文体，如表状启碑等吸取了六朝骈文的艺术形式，又以先秦两汉时期的大量语典和事典入文，较少使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典故，造语典雅渊懿，对偶工致平稳，从而摆脱了齐梁以来的纤细、浮靡文风，形成了新的特征。这使得其骈文在骈文崛起的晚明和复兴的清代，得到较多的肯定。（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