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南巡”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唐之享[①]

“舜帝南巡”，这无论是对中国历史或文化史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舜帝南巡”所留下的文化精神，至今仍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舜帝南巡”的政治目的

“舜帝南巡”所产生的影响，这首先从文献典籍的一记再记、民间传说的一说再说中就可以看出来。不过，文献典籍和民间传说虽然都说到“舜帝南巡”这件事，但关于“南巡”之政治目的的解释，则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说：

（一）“体察民情”说

舜帝南巡，首先是为了巡狩方国，这是最流行的说法，无论文献典籍或民间传说，都有这一说法。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传》解释说：“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烈女传》卷一《母仪传·有虞二妃》言：“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孔子家语·五帝德》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葬焉。”所谓“陟方”或“陟方岳”，就是到各“方国”巡狩。不过，三年一巡狩乃是舜帝在位时确立的定制，此时的舜帝已经不在其位，为什么还要到南方巡狩呢？对此，杨东晨先生给予了解释：“帝舜即位后，多到黄河流域及江淮地区巡视民情，考察官员政绩，未到过江南，因而在禹摄政后，帝舜和大臣亲到南方去考察‘官员’（十二牧中的主南方者）的政绩和民情。”[②]此外，九疑山的民间传说也是如此解释：

舜帝禅让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仍然在考虑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安危。他想，中原的水害治住了，可是南方的水害怎样呢？他知道，南方原来是多水患、多猛兽、多灾荒的地方,如果南方的灾害不除,那里的老百姓就得不到安定的生活。舜决心亲自到南方巡视，了解南方的情况，好帮助大禹治好整个中国。

舜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想法与二妃娥皇、女英商量，二妃听了大吃一惊。想舜帝这么多年来，为国家操劳，已够辛苦的了，而且如今已经年老体弱，要到那遥远的南方去，多有不便。听说南方不仅水害严重，那毒蛇猛兽猖獗厉害，舜帝去太危险，放心不下。于是苦苦劝阻舜帝：“舜帝，你年事已高，况且又已让位给禹，还要去南方干什么？让禹和大臣们去吧！”舜笑了笑说：“二妃的心意我领了，我即位三十年，由于全力治理中原的水患，南方没有去成，现在有禹接位，我可以安心去南方了，我现在身体还好，如今不去，恐怕以后想去也去不成了，此生不去南方一趟，那要成为终身的憾事。”[③]

（二）“德服三苗”说

舜帝南巡，有文献记载说是为了“南征”三苗。儒家《礼记·檀弓上》记载：“舜葬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此书是最早记载舜帝归葬苍梧说的文献。汉代郑玄注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汉代刘安《淮南子》亦云：“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下有羣象为之耕。”

但更多的文献所记载的，则是为了“德服三苗”：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尚德》）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淮南子·齐俗训》）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将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也。（《韩诗外传》卷三）

蔡靖泉先生对此进行解释说：“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方可化民。虞舜弃力征而以德化三苗，足显其明哲贤能之‘圣’。虞舜在南国的行德，即如《南风歌》所云的‘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虞舜在南国的喻教，也即‘慎和五典’，使苗民‘移风易俗’，明‘五常’之义，由野蛮走向文明。”[④]郑国茂先生也持同样观点：“黄帝家族战胜了炎帝家族，变成了民族正统，而散落在南方广大地区的炎帝后裔，则沦落成了不服北方‘王化’的蛮夷。其中就有少数三苗中的顽固分子，他们对当朝仍然怀有强烈的敌对心理，不时滋扰社会。舜帝有生之年不能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心不安。一向厌弃舍仁德而任诛杀的舜帝拟进一步感化南蛮。”[⑤]

 （三）“被逼避难”说

在舜帝“禅让”的问题上，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是禹“逼宫”。与“逼宫”相联系，认为舜帝的南巡也是“被逼避难”。《韩非子·说疑》曰：“‘古之所谓圣君贤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截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则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截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按照韩非子的说法，禅让说充满了欺骗性，舜禹之继承君位，靠暗结党派，拉拢权贵而夺取其政权。再如《汲家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又说：“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则云：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位者乎?……谓之禅让，徒虚语耳。”唐代刘知几根据《汲家琐语》《山海经》等书的记载，在《史通通释·疑古》中说：舜“何得以垂暮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磕尽，……斯则险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他认为舜帝年老“践不毛之地”“二妃不从”，这不合常理，借此来否定禅让。这就意味着舜是被逼让位，然后来到南方避难。近人顾劼刚认为，禅让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而臆造出来的。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的禅让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尧舜禅让说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⑥]。今人杨安平认为，舜为东夷族有虞氏部落领袖，为现今多数学者所公认。舜以先进的生产技术拓展了有虞氏的领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自黄帝打败蚩尤后，华夏族与东夷族已成为联盟关系，所以尧把二女嫁给舜也是自然的。嫁二女是有目的，一是通过联姻来稳定、安抚有虞氏部落；二是监察有虞氏动向。舜以孝闻是儒家附会，史迁之误，或者由于传说的时间错位所至。舜势力不断壮大，舜的势力可谓无敌于天下，因此“逼尧、囚尧”的悲剧也在所难免了。所谓避让是曲折地反映了传说中的古史，是部落联盟中心由虞舜部落向夏禹部落转移的影史。这种转移不是让于德的结果，也不是避让先王之子的结果，而是各部落势力消长的结果[⑦]。郑国茂先生也有近似观点：“鲧治水不力，酿成大患。舜殛鲧于羽山，就与大禹结下了杀父之仇。大禹治水成功，功高震主，禹的言辞之中不时流露出自傲和不恭。圣明贤达的舜帝九十三岁的时候，让摄政帝禹代为管理国事，自己南巡，远避南疆，免得矛盾激化后难以收拾。”[⑧]

对于舜帝南巡的政治目的，为什么会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蔡维琰认为，先秦诸子身处宗法封建社会，他们对上古人物的评价，都带上了各家思想的特色，在各家不同的思想背景下，表现在尧舜禅让的论题上，就有了根本差异[⑨]。笔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上古两种文化系统的不同影响，以尧为代表的华夏族或许更崇尚武力一些，这从黄帝战败炎帝、打败蚩尤的战争中可以看出来；以舜帝为代表的东夷族则更加崇尚道德教化一些，这从禹强调“攻之”、舜强调“以德”的区别中也可以看出来。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尧舜禅让说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民族虽然“混合”了，但两种对立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在战国百家争鸣之际，各家都以尧舜事迹作为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历史根据之一，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因而对尧舜事迹的取舍也就不同。

二、“舜帝南巡”的历史意义

笔者认为，舜帝南巡的真实目的是“德服三苗”，这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也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创了“礼乐教化”的伟大实践

舜帝此次南巡，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这是一次美妙的音乐之旅。我们从文献典籍、民间传说乃至于历史遗迹中，找不到带兵打仗、战争硝烟的痕迹，相反，关于舜帝奏《韶乐》、歌《南风》的留存记载和痕迹倒是屡见不鲜。章太炎《古经札记·舜歌南风解》云：“舜南巡苍梧，地本属楚，其歌南风，盖即在南巡时，阙后楚之《九歌》九章，当即南风遗音，故有《湘君》《湘夫人》等篇，即用舜律，而又咏舜事也。且夷乐亦惟南音最合。”杨东晨还据此认为“舜帝南巡，当有亲自去体察南方民风歌乐之意”[⑩]。舜帝除了歌《南风》，就是奏《韶乐》，《春秋繁露》云：“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韶乐》是舜帝所创，来自于北方。舜帝演奏《韶乐》的地方，现在还留下了韶山、韶关等地名。舜帝奏着《韶乐》、歌着《南风》，走遍了南方数省，最后将自己的遗体也留在了南方九疑山。

从九疑山周边舜文化遗迹的情况看，到处建有舜帝庙，而且称之为“大庙”，其地位高过任何其他的庙，足见舜帝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仅如此，永州至今仍保留有多处“夔龙庙”，这在全国的舜帝崇拜和舜文化遗迹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当地人民不仅崇拜舜帝，连同跟随舜帝来进行道德教化的夔和龙也一并崇拜。北京大学研究尧舜传说的权威专家陈泳超先生曾带领自己的研究生来永州考察，他的学生王尧发表《永州舜文化田野调查札记》说：“我们在山西调查尧舜传说，关于舜的臣子的遗迹，我们曾到过皋陶庙，也在方志中见到关于稷益庙的记载；而永州地区若干处夔龙庙则是我们在山西、山东所未闻的。按照合理主义的传说逻辑，这当是由于舜带夔、龙二人以礼乐教化南方之故，其他大臣并未跟来。”[11]就舜帝“在位”时身边大臣的地位而言，皋陶、稷、益的地位超过夔、龙，所以山西有皋陶庙、稷益庙而不会有夔龙庙，永州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种现象只能说是舜帝“德服三苗”古老传统的遗存。

再者，从《韶乐》的“乐教”效果来说，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乐教”效果的直接体现是“德服”——化干戈为玉帛。舜帝南巡本是为了“德服三苗”，他随身带着典乐之官夔，一路南巡一路演奏韶乐，正是为配合德化南国服务的。根据《湘乡县志》的记载，舜帝南巡到达湖南湘乡一带，突然被手执武&QQ0CF%YA7Z(IlJi(+RpX器的苗民包围，危急之下，虞舜命人奏起韶乐b$m31VzeRoUXYpkSDNt(k#，苗民便自动放下武器而跟随韶乐跳起舞来，一场战争Zygo于是被化解。

当然，“乐教”效果最直接的体现是培养君子人格。《尚书·舜典》记载舜帝対典乐官夔所提出的要求：“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是中国最早提倡的“乐教”，其作用主要是培养具有“中和之美”的人格，孔子则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孔子认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这里的“周”是指周到，引申为公心；“比”是指偏爱，引申为私心。因此，“和而不同”的要害，是对公私利益的把握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和而不同”的真君子，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础，以成人之美为目标，从而求得心态的平衡和社会的和谐。简而言之，“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个人与社会“共存”，目标是个人与社会“共赢”——这就是君子人格，也是舜帝实施“礼乐教化”的最佳效果。

（二）奠定了“民族融合”的牢固基础

舜帝将北方的《韶乐》与南方的《南风歌》结合在一起，这应该是大有深意的：这是南北音乐的融合，更是南北民族的融合。

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形成，决不晚于北方的黄河流域。这一结论可以近年来所公布的两大考古发现为依据：一是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800～5300年，其墓葬区不仅把富裕权势氏族与平民氏族隔离开来，而且随葬品中有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12]；二是常德市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发现，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6800～4000年，经历了汤家岗文化（6800～6300年前）、大溪文化（6410～5310年前）、屈家岭文化（4560～4250年前）、石家和文化（4600～4000年前）等四个文化时期，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溪文化时期。该遗址不仅发现了王宫、神殿、祭坛的遗迹，其墓葬随葬品差距也非常大，少的只有1-2件，多的达100余件，个别的还有杀童殉葬现象；特别是城内发现了10余座陶窑，城外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田，城门口还有船埠码头，似乎是农、工、商既分工明确又结合紧密，再加上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俨然“一座威武雄壮、气势非凡的古代王城”[13]。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城头山遗址的模型摆放在中国馆的入口处，称之为“世界第一城”，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古国。陈仲庚先生据此认为：“这两大发现还证明了另外两个历史事实：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较其他地区要早；二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五帝时代作为古代国家的存在应该不纯是传说，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依据的。”[14]

然而，经过漫长的战与和，黄河与长江的远古民族逐渐结合为三大部族：华夏族、东夷族和南蛮族。晁福林认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禅让制是古代早期国家构建的重要标识。关于尧、舜、禹之间的领导权的传递，《尚书》所载言之凿凿，无可质疑。”[15]既然国家的权力禅让只在尧、舜、禹之间传递，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只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南方蛮夷族并没有“结合”进去，南蛮族的权利并没有在国家的权力中得到体现。而且南蛮族既有山川之险，又有众多族支，“九黎”“三苗”之称就是族支众多的表现。在他们的权利没有结合进国家而又要让他们服从于国家的权力，并让他们心服口服地与北方的两大民族融合为一体，这确实是武力很难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舜帝南巡一路宣讲着道德教化，同时伴随着音乐熏陶，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最终“勤民事而野死”，还将自己的圣体也留在了江南九疑，再加上二妃的泪洒斑竹、殉情潇湘，他们的事迹使南方的九黎、三苗大为感动，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来自北方的王权，三大部族终于“混合”为一体。可以说，如果没有舜帝的南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都是很难想象的。

（三）开启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虽然说南方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形成决不晚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到了舜帝时代，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还是比南方先进。因而舜帝南巡，不仅一路宣讲着道德教化，也一路传播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舜帝南巡来到洞庭湖心一座小山，看见一片茶林，于是上岸教会了当地人怎样采摘、制茶。后来这座山就叫君山，山上的茶就叫君山茶。舜帝来到九嶷山，不仅教会了当地人怎样采茶、烘茶，还教会了山民们挖塘蓄水、造田种谷、引水灌田等农耕技术，因而备受当地人的敬重和爱戴。

舜帝南巡到达长沙，教会了当地人怎样制陶。《史记﹒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所谓“苦窳”是指粗劣，这是“舜陶河滨”之前的现状。虞舜来了之后，迅速改变了这种现状，以精美绝伦的黑陶，带动了当时中华大地制陶业的兴盛。何光岳认为：“孟子说：‘舜陶于河滨。’黑陶当是舜的新创造”[16]。王宪利则进一步认为：“精美的黑陶制品与蛋壳陶是以舜为代表的一代陶工的伟大创造，闪烁着文明曙光的蛋壳陶，我们可将其称为‘舜陶’”[17]。这种蛋壳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舜帝将这种制陶技术带到了长沙，长沙铜官窑的窑工因而一直供奉舜帝为窑神。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当地人认为是舜帝寿辰之日，各窑代表齐聚祭拜，并要游行、唱戏，热闹非常。农历四月初八是点火烧窑的重要日子，窑工也要祭拜舜帝，祈愿烧窑成功，多出精品。这种祭拜活动，从历史深处走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因为舜帝南巡带来了先进技术，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崇敬，从而使得舜帝的“礼乐教化”“德治”理念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人心，不仅促成了民族大融合，也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三、宝贵的精神遗产及当代价值

舜帝南巡之时，身份上已经退位，年龄上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然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毅然南巡，一心只为国家的一统、民族的融合、百姓的安宁，这种作为与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一）“德服三苗”的德治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上古时代的舜帝，是中华文明最为关键的奠基人，崔述的《唐虞考信录》说：“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古人将尧、舜视为圣王，而且往往是尧舜并称，在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中，尧帝的德行或许不在舜帝之下，但他的实践之功却难与舜帝比肩，所谓尧不能为而舜能为之，尧未能成而舜能成之。舜帝南巡，“德服三苗”，实现了华夏、东夷、南蛮三大部族的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千秋伟业是尧帝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正是舜帝的德行和“德服三苗”的政治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此后的中国文化一直沿着“伦理政治”的主流路径走下去，几千年基本保持不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伟业，是舜帝成为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人文先祖”。

“德服三苗”亦即以德服人，首先所要求的就是自身的道德修养过硬，这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如何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纯洁自己的心灵，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仅是提高领导能力和威望的基础，更是廉政建设的重要课题。

（二）“解愠阜财”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对《南风歌》之民本思想，值得今天特别重视的是“解愠”的问题。“愠”，《说文》云：“愠，怒也”。《汉语大字典》对“愠”有三重解释：一是含怒、怨恨，如《诗·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二是郁结，如《素问·玉机真藏论》：“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病，愠愠然。”张隐蓭集注：“愠愠，忧郁不舒之貌”；三是深忧远虑，如《楚辞·九章·哀郢》：“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总之，这不是一般的怨恨，是一种前有“郁结”、后有“远虑”的怨恨，或者说这是一种尚未爆发、而一旦爆发就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怨恨，所以对国家治理来说是不能不高度重视的一种怨恨。因此，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解决精神需求的问题，这是舜帝民本思想的独特价值，舜帝以后的民本思想，对“置民田产”的物质需求给予了重视，对“载舟覆舟”的政治需求则更为重视，而对“解愠”的精神需求问题，则很少再有人提起，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今天，我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心头“郁结”的、“深忧远虑”的“怨恨”，以保证心理平衡和社会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民本”——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本位。

（三）“勤民野死”的担当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汉书·刘向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三国志·蜀书》亦曰：“昔舜勤民事，崩于苍梧。” 舜帝以退位之身、耄耋之年为国家的一统、民族的融合、百姓的安宁而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毅然南巡，最后“野死”苍梧，舜帝的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舜文化，就无法在朝代更替和外族入侵中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就无法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没有舜帝道德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舜文化，对于尊祖爱国、传承华夏文明和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没有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就不可能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因此，舜帝时代的历史虽已远去，但舜帝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历久弥新，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舜帝南巡给我们留下的德治理念、民本思想、担当精神等宝贵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我们要讲好舜帝故事、传播好舜帝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舜帝形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一份宝贵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