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的中国意义

韩  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在多起源、多部族、多元文化的上古中国，黄帝、尧、舜、禹这四位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构成了一条无比坚韧的纽带，把散布在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的部族和文化连为一体，融合成为华夏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演进，生生不息，蓬勃发展，宛若一条悠远的历史长河，聚合百川来水，奔腾着中华民族的泱泱巨流。

一

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众多的远古文明遗址，考古学家苏秉琦把新石器遗址划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①]众多的原始文明，如果各自独立发展，势必成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这种情况在世界颇为多见。在中国却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汇聚到一起，构成了先秦的华夏族。

在华夏族的形成史上，黄帝、尧、舜、禹这四位人物，分别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黄帝。他领导的中原部族脱颖而出，成为主导性的部族。在同周邻部族的激烈的竞争中，将他们吸纳进来，融为一体。例如与之大战的炎帝部族，最终联合起来，以至于今日中华民族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始祖，从而构成了这些融为一体的各个部族的血脉。这个血缘关系是建构的，却极其重要，因为血脉的认同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根基。

同源同种的“炎黄”说在先秦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成为区分华夏和夷蛮戎狄的血脉标准。[②]显然，黄帝是把上古众多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始祖”。

从考古发掘和上古神话传说两个方面，无疑都证明这条“血脉”是人为建构的。完整清晰梳理建构的最大贡献者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正史”开山巨著《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首次勾勒出从皇帝到禹的血脉传承。从禹到夏朝，继续沿展开来，便是商、周、秦、汉、三国、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从族群认同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统而称之的“中国”历久弥坚。

这条“血脉”是建构的，说明是由多个不同血缘的部族融合而成，则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亦可视为这个民族的标志，那就是“文化民族”。部族的多样性必定形成文化的多样性。从民族形成史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民族依靠血缘关系繁衍而成，像华夏族这种海纳百川的民族实不多见。通婚、混血、结盟是部族迅速扩张的捷径。这时候新的问题产生了，无原则的混血、合并在量的扩张的反面，是质的下降而寂寂无闻于世。华夏族明显不是这样。那么，她是如何保质保量的呢？

这就触及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文化标准及其传统的建立。

治理多部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族，必须善于包容，对外团结各部，对内凝聚家族，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于是，司马迁通过尧舜禹三人，分别树立起治理华夏的榜样与原则。尧的事迹着重讲法天则地，谦恭仁和；舜的事迹强调孝悌守礼，选贤任能；禹的事迹则强调建功立业，勤政为民。他们三人的美德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古代帝王应该追求的品德修养与治国之道。古人总结历史，认为能够永垂不朽的事业不外三种，立德、立功、立言[③]。尧和舜代表的是立德，禹则为立功。至于传承文明、启迪后人的思想家，便属于立言，例如老子、孔子等。

立德在于给民族建立道德、伦理原则，据此形成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礼仪。立功指的是建立惠及万民、泽被后世的功业，并非那些征服战争的胜者、或者残虐百姓的暴君等。例如蜀地传诵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建都江堰的事迹，成都平原因此变成天府之国，历经千年，蜀人无不称颂。大禹治水便是立功的早期楷模，功绩巨大，深得百姓拥戴。

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表现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宽阔胸怀，成为上古黄金时代。至此古代政治领袖的高大形象和优秀政治原则建构起来了，世世代代传为美谈，无形中成为众人对于政治领袖的道德期望与衡量标准，构成后世的政治传统。

二

尧舜禹被儒家树立为不可逾越的“黄金时代”，垂范千古，永为楷模。

尧和舜给后世立了什么“德”呢？《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显然是个人品格极其高尚的领袖。他最主要的功绩有：

1、“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里树立起古代政治领袖的根本形象，那就是“和”，亦即儒家强调的“仁慈”。因为善于团结内外，服务于百姓，才会受到万众拥戴，把天下各个部族融为一体，达到“合和万国”。

2、“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顺应自然法则和规律，组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活动，带来飞跃性的繁荣与发展。2003年，考古队在陶寺遗址发掘出13根夯土柱子组成观象台，构成一个半圆形，半径为10.5米，弧长19.5米。在观测点通过土柱的狭缝来观测日出的方位，根据方位来确定季节和节气。考古队对原址模型进行复原，确认当时的方位测定已经可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年代上，它恰好和尧所处的时代相吻合，让司马迁关于尧时代观测天时、制定历法的记载得到考古的证明。

3、选贤任能，善治国家。尧选任一批贤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生气盎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晚年大胆选任舜，并且不把权位传给儿子，而是通过“禅让”传给了舜。

尧的上述功勋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政治”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舜从另一个方面同样建立起道德规范，并且成为治国理政的基础。

关于舜的记载，明显比尧的记载更加具体而生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舜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从颛顼至舜各代祖先的名字，依序为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除了“敬康”之外，都不似中原人名，“句望”则更像东夷人氏，至于“瞽叟”显然不是人名，而是乡间所称之盲叟，对应其父“桥牛”，皆属乡鄙称号。故司马迁不得不补上一句，说从颛顼以下历代皆为庶人，这句话倒比较可靠，与颛顼的血缘关系属于附会“华夏一脉”的建构。舜是起自民间的政治领袖。

舜的家庭经历十分凄惨。他的父亲被称作“瞽叟”，并不是真的瞎了，而是有眼无珠，不识儿子乃人中凤凰，百般残害。由此可知其家庭关系颇为凶险。舜的父亲娶了后妻，生下名叫“象”的儿子，备加疼爱，遂嫌弃舜，必欲除之，以利于象单独继承家产。舜从此身边险象丛生。

有一次，瞽叟让舜爬上屋顶修补仓库，然后悄悄拆掉楼梯，放一把火要烧死他。舜算是命大，抓着斗笠跳下来，逃得一死。回到家中，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可是，父母还是想除掉他。这一回派他去挖井，到了深处，父亲从上面填土把井埋了，看他往哪里逃生。然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舜在打井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打了一条旁道，竟然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家里人认定他死了，将他所有的东西，连同两位妻子都分给弟弟象。象兴高采烈坐在舜的房间里，弹着哥哥的琴，幻想今后快活的日子。这时候舜突然出现在眼前，让他惊吓不已。但是，舜依然跟往常一样爱护弟弟，恭顺父母，甚至比以前更加体贴周到。

《史记》浓墨重彩描写舜的家世出身，绝非猎奇，以耸动听闻。在这里，司马迁要传达什么呢？那就是孝的家庭伦理。

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文化，同地中海起源的西方文明差异甚大。地中海文明流动性很大，人们擦肩而过，难得再会，因此形成以契约合同明确规定双方利益和交往条件的关系形式，突出强调对于规则的遵守。中国的农耕定居社会，成千上万的族人集中居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利益关系不能、也不需要即刻清楚划定，人们愿意在长期相处中通过各种形式做替代补偿，维持内部团结的是强调尊卑秩序，形成礼的规范，通过长者的威权来协调、裁判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重要时刻还可以到列祖列宗神灵所在的祠堂裁定，平日里则强调互让包涵，利益和规则的界定因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异，显得模糊。个人虽然心里明白，行事是却“难得糊涂”，不可太清。因此，过于强调界限和规则反而招人嫌恶。

礼强调谦让，但谦让并非没有原则，它的底线是人伦辈分。什么辈分决定应持的立场态度和处事分寸，称作“规矩”。比如晚辈对长辈恭敬礼让，长辈对下辈要仁慈爱护等等。在家族内部，首先要求纵向秩序的服从，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这些家族伦理被儒家提炼为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构成其理论基础。孔子通过孝强化人伦关系和家族亲情，让人数众多的家族和睦相处，紧密团结。由家到族，再到社会组织，最终扩大到国家，一圈一圈向外扩展，把散布于各地的族群聚拢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家族伦理推及政治社会关系则表现为导孝为忠的演变，建构为以“忠”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在家强调孝，在朝突出忠，忠孝一体，养成温顺性格。舜的形象刻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尧的记述侧重于仁慈谦和，那么，舜则强调忠孝为本的政治伦理。

秦朝以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讲父慈子孝，是双向的；到了帝制时代则变为臣子对君父单方面的绝对义务，不问是非，必须盲从。“孝”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具有特色的方面，突出显示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特性。

舜构建的道德观念尤其具有中国特色。儒家把个人、家庭、国家紧紧串联在一起，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层面。家庭环境和个人学习铸就人格人品，人的达观与胸怀都源自对事物的认识。对于不成器的人，恶劣的环境会造成狭隘、偏执和为恶不仁的性格；舜则相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却让他看透人性，从而拓展心胸和眼界，磨砺得善于与人相处。对于定居性的农业民族，家是每个人的起点，同时又是归宿，即使建立自己的小家，最后也要“认祖归宗”，进入宗族祠堂。在这里“家”就是个人的“天”，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所以，儒家强调“家和万事兴”。善于持家，才能治国，惟有仁慈，方得万民拥戴，成就“平天下”的理想。

处理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亲人关系，靠的是宽容。舜的表现十分经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早年在历山耕田，十分谦让，不与人争。受他的影响，他所在的乡民都不争田界。这在古代较为罕见。农业社会乡民常常为田界争斗，例如吴楚两国交伐，起因是边境乡民争夺一棵桑树。[④]到后是人口稠密，地界纷争的事件更多见。清代桐城的“六尺巷”（亦称“三尺巷”）故事颇为著名。据说当年张家的邻居建房子，越界前推三尺，占了张家的地。张家人张英在朝中当大官，故乡间亲戚给他写信告状，希望他收拾一下横行霸道的强邻。张英给家人回信，送来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亲戚读后醒悟，主动向后退出三尺。邻人见状也受感动，后退三尺，遂空出六尺小路来。从这些故事可见农村让地实属不易之事，故舜的谦让受到赞颂，乡民乐意同他相处，纷纷聚拢而来，两三年间遂成邑落。

这则记载表现了舜的谦让美德。如前所述，尧树立了领袖和睦品德，舜则继承发扬，豁达大度，谦让服人。

和谐与谦让并非没有原则。舜在位做了两件为人称道的事情。

其一是任用贤能。当时有十六个贤能家族，号称“八恺”和“八元”，尧时未受重用。舜上台后马上将他们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治理民政，颇见成效。尧选拔舜，后来舜起用禹，实现天下大治，体现了古代国家治理在人事问题上的重要原则，那就是领导人的重要任务在于选贤任能。自己十分能干，只是个匠人，调动并组织许许多多能干的人同心协力做事，才是真正统领全局的领袖。尧舜禹身上都有这种领袖的特质。

其二是罢黜恶人。当时有四个部族酋长后嗣的坏人，仗势为恶，称作“四凶”，尧没能罢黜他们。舜当政后果断地将他们放逐出去。选贤任能，放逐小人，清明政治，这就是舜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当然，这也是尧时代留下的政治遗训。

舜当政期间，巡狩四方，整顿礼制，减轻刑法，统一度量衡，提出如下政治原则：“行厚德”，积德行善；“远佞人”，罢黜拍马溜须、进谗言的小人；“直而温”，为人正直、正派，待人和气，强调温良恭俭让；“宽而栗”，治国理政要从宽，而非从苛；领导人要“刚而毋虐”；“简而毋傲”，亦即性格刚强，但刚强并非残酷对待部下和百姓；国家治理要简明扼要，不要妄生事端，不要居功自傲。这些都是他留给后世的治国之要，成为样板。

从尧到舜，可以看到优良品德的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传统。对于上古领袖人物的赞美，会不会是虚构，是否都如此完美，皆属历史考证的范畴。这些记叙代代传颂，薪火相承，目的在于建构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政的传统。

三

舜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呢？按照《史记》的说法，无疑出自华夏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出现较迟，司马迁毕竟是汉代的人。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明言：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⑤]

舜是东夷人，他活动的具体地点虽然学者的考证有所不同，但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那就是山东菏泽一带，先秦诸子及其后的史料称舜为河北人。古代讲的河北指黄河以北，恰好是上古时代东夷族居住的地方。舜在成长过程中学习礼仪文明，深受浸染，恪守孝道。他身上展现出来的正是华夏族的家庭美德。

尧作为华夏族领袖，毫不犹豫地提拔东夷人作为接班人，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外族人。由此可见当时华夏族充满的自信，并不狭隘排外，敢于选贤任能担负起领导华夏的重任。然而，成为华夏族领袖必须遵循一条根本原则，亦即坚守并光大华夏文明，孟子将它抽象为“用夏变夷”的理论。[⑥]用中国的文化去影响周边民族，提升他们。当他们达到了华夏标准，就具有成为华夏族领导人的资格。用文明提升推进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的历史途径。生物基因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集合体，并非种族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舜成为华夏族领袖一事，已经看到远在上古就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综上所述，舜形象的建构对中国历史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发展出国家政治原则；第二是树立以文化提升为本的民族融合原则，形成“用夏变夷”的理论。前者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传统；后者建立文化民族自强不息、日益向上的文化标准。用文化高低来区分华夏与夷狄，二者可以相互转换，[⑦]由此激励华夏族不断汲取各种优秀文化，破除狭隘排外的骄傲自满，充满勃勃生机。“苟日新，日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