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文化精髓：“和育万物”的价值目标与当代意义

陈仲庚[1]

中国的和谐理论，以“乐教”为手段，从培养和谐的人格开始，以“心和”“政和”为价值目标，力图开创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极力追求万事万物和谐相处的宇宙和谐，这是理论系统的逻辑线索。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和谐理论则又贯彻到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落实到了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的各个环节，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因此可以说：“和”包涵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乃至于物质文化的一切，是舜文化的精髓所在。借鉴“和育万物”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其价值转换的当代意义。

一、舜帝开创的“乐教”与“和”之内涵

中国的“礼乐教化”传统，由舜帝开创。《尚书·舜典》中有一段舜帝命夔典乐的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段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被后世学者反复征用，其中说到八音克谐的律吕，说到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说到乐教与诗教的关系，说到音乐移风易俗的教化职能，乃至于写音乐史、教育史、文学批评史等，无不从这一段记载开始；而要说到和谐理论，则更是绕不开它。如孔颖达疏解：“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八音皆能和谐，无令相夺道理，如此则神人以此和矣。”这是“和谐”作为复合词的最早出处。“神”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天地自然”的意思，那么“神人以和”也就是“天人和谐”，亦即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这是“和谐”理论的最高境界。

“和谐”理论最早来源于音乐，“和”的原始本义也是与音乐相关的。《国语·周语下》：“乐从和，和从平”，韦昭注：“和，八音克谐也”。《吕氏春秋·察传》：“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高诱注：“和，调也”。《淮南子·天文训》：“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王念孙《读书杂志》：“和者，言其调和正音也”。

“和”不仅与音乐的作用相关，还与乐器相关。“和”字古通作“龢”，其字从龠，禾声，读音与“和”相同，本义也解为“调”。《说文》：“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文选·东都赋》“龢銮玲珑”，李善注：“龢与和，音义通”。“龢”字从“龠”。“龠”是象形字，解为三孔竹管乐器。《说文·龠部》：“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凡龠之属皆从龠。”《慧琳音义》：“龠从品，象其三孔也。从龠，调和其声以伦理也。”“龢”是一种什么样的竹管乐器呢？《说文》：“笙，大者谓之巢，小者谓之龢。”古代多笙歌，如《诗经》六篇有声无词，与诗相和，均为笙歌。除竹管乐器外，古代还有青铜乐器，铭文称“龢钟”，历代出土较多。“龢钟”意为调和音律之钟。

古人看重“笙”，这除了其“和乐”的作用外，还用更深的含义。笙的本义为“生”，象征万物的萌生，簧管的长短音调对应着正月的时令。《玄应音义》注引《世本》：“随作笙，象凤皇之身，正月音也。”宋均注：“随，女娲臣也。”《礼记·明堂位》：“女娲氏之笙簧。”《说文》：“笙，十三簧，象凤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释名·释乐器》：“笙，生也，竹之贯匏，象物贯地而生也，以匏为之，故曰匏也。”《白虎通·礼乐篇》：“笙者，太簇之气，象万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节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乐之，故谓之笙。”《风俗通义·声音》：“笙，长四寸，十二簧，像凤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谓之笙。”

“乐”不仅与万物萌生有关，还与人事政治相关。《国语·周语下》：“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罷，故曰乐正。”《白虎通·社稷》：“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古人还认为，音乐是政治道德的一个标志，并且是最为真实、客观的一种标志。《礼记·乐记》：“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德之华”，这实际上已内在规定了从“以德治国”到“和谐社会”的必然逻辑。

上述关于“乐”与“和”的诸多解释，实际上都是对“先王立乐之意”亦即舜帝“乐教”的生发。舜帝之所以重视“乐教”，又是与有虞氏的世职相关的。《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韦昭注：“协，和风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虞幕是舜帝的祖先，作为乐官，其职守既要精通音乐，又要能听出和风的到来，以助生万物，这就与当时的农业生产联系了起来。而协风的到来，正是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也是一年收成的希望所在，可见乐官的职守正是与“万物萌生”相联系的。《礼记·乐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百物化兴（生）的起始是因为“地气”与“天气”的阴阳交合，“气动为风”，风动为天籁之音，它可以通过人工的乐音分辨出细微的差别，乐官听“协风”也就是要听出这种细微的差别，以便在“万物萌生”时不误农事，这似乎也意味着，音乐天然地就联系着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是人与自然最好的调和剂。

音乐与自然之风相联系并进而与万物生长相联系，而音乐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也是相联系的。《礼记·乐记》：“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孔颖达疏：“和，调也”。虞幕听协风，与人的情感是如何“调和”起来的呢？《国语·周语上》：“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瞽”为乐官的职衔名，在瞽告知协风到来之前五日，王与百官就要进行斋戒并举行隆重的礼仪；在仪式进行当中，伴有相应的音乐，庄严肃穆的仪式相伴优美动听的音乐，有利于驱除心头的杂念，形成统一的思想感情，进而形成和谐有序的局面。因此，如果说舜帝的祖先从虞幕到瞽瞍所重视的是音乐与“协风”亦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到了舜帝这里所重视的则是“乐教”与人格培养、与和谐的政治局面的关系。《吕氏春秋·察传》：“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这里的“八风”显然不是指自然之中的协风，而是指四面八方的民风民情；夔通过音乐教化来宣扬舜帝的德性、德行和德治理念，于是使“天下大服”，实现了和谐如一的天下大同。

“和”不仅是“乐教”内容，也是“礼教”的内容。柳诒徵说：“《周官》为政书之渊源，而以礼为中枢，揭橥大义，最重中和。《周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大宗伯，以天产作阳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阴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子思作《中庸》，实述其旨，如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皆有其位之育之事实，非空言也。”[2]可见，礼与乐共同使用，手段不同，其目的则是相通的，也就是“事鬼神、谐万民、致百物”，最终就是要造就一个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和谐融洽的政治局面，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理想。

需要强调的是，古人对“和”与“同”的涵义是要严格区别开来的。《论语·子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除“争利”之外，小人毫无主见，只知随声附和，阿谀奉承，不肯或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君子决不盲从，而是审时度势，善其当善，恶其当恶，务求中正平和、恰到好处：这才叫“和而不同”。

综上所述，“和”的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多种关系的协调，多样元素的合一，多方力量的平衡。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万事万物和谐相处。

二、“和”之政治目标：心和、政和的和乐局面

“乐教”的核心是“和”，“和”的目的是“事鬼神、谐万民、致百物”；而“事鬼神、致百物”的目的又是为“谐万民”服务的。因此，创造一个和谐安定、和乐如一的政治局面，促成万事万物的和谐相处，这是舜帝及其后继者们数千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重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者，天地之和也。”《通书·乐中》：“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在这种和谐的社会状态下，万物与我共生，天地与我同在，日月与我同辉，人与自我的心身和谐，人与人和谐相处，国与国和平共处……综合起来看，“和”之价值目标应该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心和”“政和”与“天人之和”。这里先分析“心和”与“政和”。

首先，关于“心和”，也就是人与自我的心身和谐，其价值目标体现在人格的和谐、情感的和谐与心态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是人格的和谐，这是“乐教”的第一个价值目标，也就是舜帝所说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对这一段话，宋人陈经《尚书详解》云：“将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导人以中和之乐。人之气质有刚柔缓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导达其气质一归于中和。直宽刚简，四者气质之自然，直而教之温，则不失之直情径行好讦以为直，宽而教之栗，则不失之纵放，刚而教之无虐，则不至于暴，简而教之无傲，则不至于忽，此德之中和也。”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解释，人格与气质是一个包容关系，人格包括气质、性格等稳定的心理特征。人格中的气质是个人在生活早期就表现出来的稳定的个性差异，即那些由遗传和生理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与平常所说的“禀性”“脾气”近似。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总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活；有的人总是安静稳重，反应迟缓；有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显得急躁，有的人总是那么细腻深刻。这些特点，与气质相关，具有先天性。而人格的培养就是要祛除那些先天的不足，辅之以后天的良好修养；这种修养，不是统一的标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原有气质之上施以不同的教育，最后才形成“和而不同”的中和人格。

二是情感的和谐，其目标是中和之美，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淫，乐而不伤”。《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何谓“中节”?它是获得“和”或是引向“和”的一种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善与价值的一种关系。因此，“中节”也可以理解为“中和”，它要求人们在表达其自身的情感和思想时，应该保持其“适宜”的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按照《中庸》的观点，人的内在本性源于自身内在生命力的原始源泉，即天。所以，和谐情感相对于和谐行为而言是基础，是最初的和谐。“中”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内心之“中”，它提醒人们要认识深埋在人性中的那些本源性的东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或可称之为“潜意识”，因为它们能产生情感和思想。这也就意味着，同人格的内涵一样，情感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人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化的人。人由自然人向社会化的人的过渡，就要学习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最初或多或少是外在于个人的，是社会强加给个人或作为风俗习惯灌输给个人的。道德的这种社会制约力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内化为个人的要求，个人把道德当作一种生活需要，一种自己的东西，形成一种道德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原来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先天性情感一旦抒发出来，就可以被后天修养得来的道德自然而然地过滤，这也就是“中节”。因此，“中节”之后的中和之美，在情感表现上既是“适宜”的，也是包含道德力量的。

三是心态的和谐，其目标是心境平和，也就是《中庸》所说的“素其位，尽其性”。《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尽其性”，就是充分地显现自然本性，人与物都有这种自然本性，而且是相通的，因而人只要能“尽其性”，就可以与“天地参”。人如何才能做到“尽其性”？其前提是树立“素位而行”的生活态度：“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素”是指平易、平常，“素位而行”也就是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自己所处的地位，从实际出发，做自己本来该做的事情。富贵者应该以富济贫，贫贱者应该安贫乐道……在上位的人不能欺凌于下，在下位的人也不必攀援于上，各人都要严正地要求自己而不必求于他人，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就是真实自然的人生。有人说，做人的态度应该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泰然，争之必然，一切归之于自然而然。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均可做到自然而然，其心境也就平和了，精神也就自由了，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其次，关于“政和”，其价值目标可分为“人和”“家和”与“邦和”。

一是“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从人类行为的成功与失败的角度来说明“人和”的重要性——没有人和，即使有天时和地利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人和是人的创造力发挥作用并取得成果的基本条件。有了人和，才能考虑天时、地利；分析人和，就是分析人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和谐。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获得人和或开创社会和谐的局面，就得具备良好的德行，能为和谐生活与和谐行为做出应有的榜样，能够以民为本，关心百姓，这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再者，考虑到孟子把孔子颂扬为合时宜的圣人，我们还可以看出，真正的更深意义上的和谐来自于在适宜的地方、适宜的时间做适宜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如何把社会和谐与时间和谐、地点和谐协调起来。这可以说是人际关系和谐的进一步落实。

二是“家和”，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舜帝在年轻时就以孝著称于世，他在“父顽、母嚚、弟傲”乃至“皆欲杀舜”的险恶环境中，仍能做到“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这确实体现了他以“孝”和家的韧性、以“和”兴家的智慧。虞舜之“孝”，与后世所说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以孝去感化父母兄弟，他的宽容和忍让是为了求得家庭的和睦，而不是以“死”去博得孝名。所以，虞舜之孝是求“实”，而不是求“名”。同时，我们从虞舜之孝中还可以悟出一个这样的道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矛盾是很难用理性的分析判别是非曲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宽容、忍让与谅解，乃是化解家庭矛盾的最好办法。虞舜是深谙此道的，所以他在践帝位之后极力推行“以孝治天下”，孝道行则家和，家和则社会和、国家和、天下和；“和则生物”“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的意义如此之大，而其起点又在于“孝”，所以虞舜要委曲求全、不避风险地厉行孝道。应该说，人类社会只要有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存在，虞舜的孝道就有它的永恒价值，因为“家和万事兴”应该是人们协调家庭关系的一个永恒主题。

三是“邦和”，即国内、国际的和谐。《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显而易见，“协和万邦”既有国内的和谐，也有国际的和谐。在国内，先要有“九族既睦”“百姓昭明”的前提条件，国际上才会有“协和万邦”的力量；而有了“协和万邦”的国际环境，人民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黎民于变时雍”，孔传：“雍，和也”。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国内、国际的政务都处理好了，和谐、和平的局面才会持续下去。可见，“协和万邦”的价值目标就是要造就国内、国际的和谐。从这一层次说，前面所讲的“心和”“人和”与“家和”，均是实现国内、国际和谐和平的基石。尽管尧舜时代的“邦”与现在所说的“国”，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但作为一种协调“和谐”的手段，则是完全可以借用的。

实现国内、国际和谐，“天下大同”的理念亦可成为我们的奋斗动力。在《礼记·礼运》篇中，尧舜时代作为理想社会的典范被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理想社会的重要特点是：选出圣人与智者来服务众生，倡导诚信、和谐与友谊。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人人都能得到关心，人人也都关心他人。这个社会被称为大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共和”，可以借用“共和”这个词来说明这个理想国家的特点：天下为公，人尽其才，和谐相处。这也是《中庸》里所描绘的特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从历史真实的情况看，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程度，但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可以吸引我们为之奋斗。

三、“和”之最高目标：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音乐天然地联系着人与自然：八音即八方之风，八方之风既包含着自然之风，也包含着风土、民风，同时又更广泛地联系着万物、人神；音乐之起由于人心，而人心亦本于自然。《吕氏春秋·大乐》：“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所以，音乐也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体现，其最初的表述就是舜帝所说的“神人以和”。“神人以和”与“天人合一”可以同义互训，《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既然是“引出万物者”，所以“神”又有代表自然万物的意思。“天”既可表“天神”，如《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可表“自然”，如《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神人以和”更具神学色彩，“天人合一”则更具美学色彩。

执着于“神人以和”，可以说是中国远古文化所遗留的“善端”。在这里，既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磨难，也没有拉奥孔式的恐惧，更没有耶稣式的死亡，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观念——人与自然的原始对立及其所产生的痛苦，转化为人与善神之间的亲和关系，并进而产生愉悦的境界。这种远古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演变。由于人与神可以亲和相悦，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统一，所以远古人类的原始心理体验及审美文化几乎都是以“和”为旨归的。譬如仰韶文化半坡村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艺术，在粗糙的器皿之上将人鱼画为一体，是人鱼亲善，亦即神人以和、天人合一的符号象征。鱼的生殖力是极其繁盛的，半坡人的以鱼喻人、人鱼同构，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的宗教祈求：期盼人与鱼具有同样的繁殖力。所以，这个粗糙的彩陶盆，既是一件原始的审美艺术品，也是一件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物。艺术审美与宗教崇拜的统一、人与神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彩陶盆首先应该是一件日常生活的用品，但画上人面鱼纹的形象之后，就有了观念形态的意味和审美的意味，也就是说，由本是“形而之下”的器提升为“形而之上”的道，并兼有超功利的美；而“粘合”三者合成一个整体的粘合剂就是“和”。因此，“和”从学理层次分，既是实用理性的“器用”之和，也是观念形态的“道体”之和，还是非功利性的“审美”之和。

陶盆、人、鱼三合一的文化模式，开启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审美文化之门，在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实用文化均饱含着审美情愫。下面，我们不妨以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婚姻文化为例，来分析一下实用文化是怎样升华为审美文化的。

其一，饮食文化：五味调和的审美境界。古代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将美与主体感官所体验到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将人的生理感官看作审美感官，使得中国的饮食文化一开始就从比较低级的口味体验跨入到了较高层次的审美体验。

中国的饮食文化在其审美形态上，追求“味”与“和”；而“味”与“美”则更是天然地就是一个统一体。《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徐铉：“羊大则美。”中华民族是草食民族，以五谷杂粮为主食，很少有肉食，所以，吃到肥大的羊肉就是一种美味。这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既是一种物质性味觉，也是一种精神性美感。可以说，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就这样由味觉起源，然后扩展到视觉、听觉，又从官能性“感觉”扩展到精神性“心觉”，最后扩展到社会生活与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形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饮食文化和审美文化。

“味”是饮食文化的基础，也是审美文化的基础；但“味”要从饮食文化上升为审美文化，其间必定经过的一个环节就是“调”。《吕氏春秋·本味》：“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故欠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碱，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中国的饮食文化十分重视“味”，但这种“味”既是天然的又不是天然的，它是通过人工的调和，让食物原料的天然味道与相关作料的天然味道相互渗透，达到脍炙人口的美味境界，于是，本是为维持生命需要的纯实用性饮食文化，便升华为精神享受的审美文化。

饮食文化的天人合一，除了“五味调和”外，还有对“淡味”的追求：粗茶淡饭有真味。“真味”是什么？它既是食物天然的本味，也是人生体验的况味，人们吃着粗茶淡饭，清心淡雅地品味着其中的“真味”，其心灵就可以与天地相通，就可以达到与自然融合为一的美妙佳境。

其二，建筑文化：风水和顺的审美境界。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就是人类生存的“屋宇”。《说文》：“宇，屋边也”；“宙，舟舆所极覆也”。段玉裁注：“宙之本义谓栋，一演之为舟舆所极覆，再演之为往古来今。”也就是说，宇宙的原始本义是指屋宇，后来才有了自然时空的意义。陆九渊：“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3]陆九渊不仅点明了“宇宙”一词的内涵变化，更点明了一个要害问题：天人合一的关键是心与天的合一。

当然，“关键”并不是“唯一”，就古代建筑的设计营建来说，要与“天”合一，除了“仰观天文”之外，更重要的是“俯察地理”，强调对地形、地貌、地气的充分利用，这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学上就是所谓的风水理论。风水理论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大到城市乡村的建设、建筑的选址、房屋的立宅坐向、宅内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小到门、墙、路、院、天井、排水、采光、装饰，还有邻里、绿化及禁忌等等，风水理论均有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如在立宅坐向及平面布局上，风水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及气候特征等，确定坐北朝南的“负阴抱阳”格局为最佳格局；在房屋庭院的绿化上，风水忌讳在大门前种植大树，认为大树立在门前，既遮挡了阳气向屋内的进入，又对屋内阴气的泄出不利，从而导致阴阳失调。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合一。因此，求取天、地、人的亲和统一，是风水理论的建筑理想和审美理想。

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还有一种相伴而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园林。园林并不给人们提供直接的居住需要，而是满足一种亲近自然、畅神山水的审美需要，也正是这种审美特性，使之成为园林艺术——由价值文化提升为审美文化；再加上中国的园林将情景、动静、远近、虚实、有无、形神、刚柔等美学理念结合进具体的营建之中，力图实现自然天成与巧夺天工的结合，这就使得中国园林犹如一件件艺术明珠，镶嵌在城市建筑之间，焕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而城市建筑也因为有了这颗艺术明珠的镶嵌，从而拉近了人与自然本已远离的关系，增强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效应。

其三，婚姻文化：阴阳相谐的审美境界。中国的婚姻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然解释人事，又以人事契合自然。《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交合产生了万物，男女交合产生了人类，而这种交合是以婚姻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孙觉《春秋经解》：“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有天则有地，有日则有月，男女之义，婚姻之礼，天地之道，人伦之本也。”天地交合是自然万物之本，男女婚姻是人类伦常之本，二者息息相关，契合无间，上承天德，下启民情，人与自然和谐有序，人类自身才会繁衍绵延。

男女婚配与阴阳相谐的观念体现在整个文化的审美特征上，就是将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后汉书·曹世叔妻传》：“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天经地义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又具象地表现为婚姻关系。这样，自然美中便渗入了社会美的观念，社会美中也融入了自然秩序之美，这不仅增加了审美视域的广阔性，也加强了审美内涵的充实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审美主体的男女，只有在进入婚姻关系亦即被爱情的光彩镀亮之后，才真正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丰富的审美内容。当我们读到“关雎之义”的千古爱情绝唱时，那“窈窕淑女”作为“君子好逑”的艺术形象与婚配观念，正是自然秩序之美与社会伦理之美高度融合的绝佳境界。

总之，以美学的观点来看，“和”包含了内容与形式、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也是“至美”的追求之道。和谐作为一种美的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人生的理想。人是唯一能将自身与自然区分开来并形成社会的动物，其他动物不存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所谓“人是目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从宇宙自然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实在来看，“和谐关系”是一种极为深刻、伟大并有着永恒生命力的理念。天体运行有序，四季交替寒热转换，海洋陆地各得其优，山川万物彼此相依……这就是宇宙的和谐；人体四肢配搭天成，经络脏腑各具功能，身心融合浑然一体，这是就人自身的和谐。因此，和谐乃宇宙之根本，它流布于宇宙自然，贯穿于人文世界，作用于大脑思维，影响着一切的一切……。

四、“和育万物”的当代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可以把与舜文化相关的“和谐”涵义划分为不同的目标层次，每个层次的概念都代表了人的活动、群体的活动，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活动。因此，和谐有多维性和多关系性，它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共同关心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才能使和谐成为可能。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的和谐理论发展到今天，运用到对复杂的国际问题的处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他在日内瓦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描摹了当前的世界图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这样的图景，习近平发出了“日内瓦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然后，他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给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的传统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有三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可以运用。

其一，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普适法则：互相尊重，互不干涉。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进行谈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当时得到了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并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发挥其应有的现实作用。

其二，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普适法则：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人类共处一个地球，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社会信息化让世界越来越窄。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制度”统一，也不存在“利益”优先。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和谐共存才能合作共赢。再者，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自然资源本就有限。在经济利益面前，既要善待自己，也要善待他人；既要协和本国，也要协和万邦。在《孝经﹒孝治章》中，曾提出了“三不敢”和“三得”的要求：“不敢遗小国之臣，不敢侮于鳏寡，不敢失于臣妾”；从而做到“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万国”“万邦”的概念，当然不同于今天的“国”与“邦”，但处理“邦”“国”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则是相通的，如果今天管理国家的政治家们能够做到像善待亲人一样善待他人，以协和本国为基础协和万邦，把维护本国的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则无论国际、国内都要减少多少纷争，获得更多和平安宁。

其三，处理国际文化事务的普适法则：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的精华，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对此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说明，“和”与“同”的意义是全然不同的。这里所谓的“和”，就是在承认个性、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协调好各方的意见、意愿或利益，在多元多样的矛盾冲突中求得共处共存、和谐统一。这尤其是处理文化冲突的必备法则。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其中既有利益冲突，更有文化冲突。20世纪的90年代，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之后，有些西方学者曾经欢欣鼓舞，认为铁幕已经打破，过去的历史已经“终结”，普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一体化进程已来临。但接踵而至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俄乌战争，还有遍布全球的恐怖袭击等世界性的“文明冲突”似乎愈演愈烈。这一切都说明，世界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经济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的一体化、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当今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世界各国只有做到如同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议上所说的：“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那么，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一个和谐共存、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才有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