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教化”与廉洁心态的养成

唐松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往往与“乐教”相联系，重在人格的培养。这一传统是由舜帝所开创的，《尚书·舜典》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是中国最早提倡的“乐教”，其作用主要是培养具有“中和之美”的人格，孔子则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也正是廉洁心态养成的基础。

一、“礼乐教化”与君子人格的培养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关于这句话的内涵，历来有诸多解释。要准确把握“和而不同”的内涵，还得参照孔子的另一句话：“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朱熹《四书集注》解释说：“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也就是说，“和而不同”的要害是对公私利益的把握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和而不同”的真君子，就应该重点考虑他人和公共利益问题。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为公，心胸开阔，心地坦荡，不骄不躁，处事泰然，这样的人自然容易与人和谐相处，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应该予以倡扬；小人相反，形成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必须予以抑制。因此，“和而不同”的真君子，往往是从爱护自己的名声出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础，以成人之美为目标，从而求得心态的平衡和社会的和谐。简而言之，“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个人与社会“共存”，目标是个人与社会“共赢”。

君子人格培养的具体做法，就是要做到推己及人且人我共赢。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不管这一准则在实际生活中被执行的程度如何，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则早已深入人心了，它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君子人格的培养，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培养和谐的心理素质；而心理素质的和谐，需要通过审美教育来实现。这主要是从气质、情感、心态三个方面来培养人格的和谐。

首先是内在气质的和谐。《尚书·舜典》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倡的“乐教”，其作用主要是培养“中和之美”的内在气质。宋人陈经《尚书详解》云：“将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导人以中和之乐。人之气质有刚柔缓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导达其气质一归于中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总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活；有的人总是安静稳重，反应迟缓；有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显得急躁，有的人总是那么细腻深刻。这些特点，与气质相关，具有先天性。而君子人格的培养，就是要祛除那些先天的不足，辅之以后天的良好修养；这种修养，不是统一的标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原有气质之上施以不同的教育，最后才形成“和而不同”的具有中和之美的内在气质。

其次是情感的和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淫，乐而不伤”。《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何谓“中节”?它是获得“和”或是引向“和”的一种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善与价值的一种关系。因此，“中节”也可以理解为“中和”，它要求人们在表达其自身的情感和思想时，应该保持其“适宜”的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也就意味着，同人格的内涵一样，情感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人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化的人。人由自然人向社会化的人的过渡，就要学习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最初或多或少是外在于个人的，是社会强加给个人或作为风俗习惯灌输给个人的。道德的这种社会制约力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内化为个人的要求，个人把道德当作一种生活需要，一种自己的东西，形成一种道德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原来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先天性情感一旦抒发出来，就可以被后天修养得来的道德自然而然地过滤，这也就是“中节”。因此，“中节”之后的中和之美，在情感表现上既是“适宜”的，也是包含道德力量的。

其三是心态的和谐，也就是《中庸》所说的“素其位，尽其性”。《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尽其性”，就是充分地显现自然本性，人与物都有这种自然本性，而且是相通的，因而人只要能“尽其性”，就可以与“天地参”。人如何才能做到“尽其性”？其前提是树立“素位而行”的生活态度：“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素”是指平易、平常，“素位而行”也就是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自己所处的地位，从实际出发，做自己本来该做的事情。富贵者应该以富济贫，贫贱者应该安贫乐道……在上位的人不能欺凌于下，在下位的人也不必攀援于上，各人都要严正地要求自己而不必求于他人，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就是真实自然的人生。有人说，做人的态度应该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泰然，争之必然，一切归之于自然而然。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均可做到自然而然，其心境也就平和了，精神也就自由了，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二、“自省自律”与廉洁心态的养成

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心态的和谐并不容易，因为人们的物质欲望、权力欲望等各种功利欲望，总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与互助合作。因此，严格的“自省自律”，以防止各种功利欲望的膨胀，以养成廉洁自持的心态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反躬自省

老子曾用“廉而不刿”来形容圣人的品质（《老子》58章），荀子也说：“君子廉而不刿。”（《荀子·不苟》）“刿”者，割伤，刺伤之谓。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圣人或君子，为人廉洁自敛，为人忠厚，不会苛责于人。正因为如此，《释名·释言语》对“廉”的解释是：“敛也，自检敛也。”将自我约束与自我检讨视为“廉”的核心内涵。根据史料记载，尧具有“百姓有罪，在予一人”的胸怀，可谓“自检敛”的典型：“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说苑·君道》）尧遇事总要先检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见到有人饥寒，就反思自己没有将国家治理好；见到有人作奸犯科，就检讨自己教化工作没到位，所以，在尧的统治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刘向《说苑·君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作为尧的接班人，舜亦以强于自省而闻名。当生活中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无论对方是对是错，是强大尊贵，还是弱少卑贱，舜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首先作自我反省，力求将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更好。舜少时屡受父母的虐待，步入中年以后，还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但是，舜并没有抱怨和怪罪父母，而是惭愧自己为何总不如别人，得不到父母的爱。舜统治天下时，面对三苗的屡次进犯，禹请求兴兵讨伐。舜帝说：“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韩非子•五蠹》）在舜看来，“上德不厚”，即他自己作为统治者德行修养还不够是外族入侵的主要原因，因而要想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就不能诉诸武力，而必须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值得注意的是，自省不等于面壁思过、自我封闭。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往往更乐于和善于听取并接受他人的意见。在这一意义上，舜广开言路，广纳民意正是其善于自省的重要表现。自省也不仅仅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同时也源于自尊与自爱。只有真正懂得自尊自爱的人，才能深入检讨自身的不足，不断提高与完善自我。而从这一意义上讲，舜的自省又是与其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二）节俭克己

“廉，俭也”（《广韵》）。廉洁离不开节俭。宋人胡太初指出：守廉“其要莫若崇俭。”（《昼帘绪论·尽己》）清人曾国藩也说：“惟俭可以养廉”。（《挺经·勤廉》）尧舜的廉洁品德首先也是体现在其节俭上。韩非子云：“尧禅天子，虞舜受之，作为食器；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入于宫，以为食器”。（《韩非子·十过》）舜登临帝位后，宫廷食具仅为十分粗糙简陋的木器，由此不难想见，舜在吃、穿、住、用等方面都应该是很简单、很节俭的。司马迁说：“墨者亦尚尧舜之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橡不刮。食土簋，啜土型，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史记·太史公自序》）尧舜虽然为天子，富有天下，但却始终坚持住茅草屋，吃糙米饭，喝野菜汤，披粗麻衣，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其品德与行为对先秦墨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墨子载：“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窆而后哭，满埳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尧舜作为帝王，下葬时仅用普通树木做成三寸薄棺，用葛藤束棺，随葬品只有三件衣衾，葬毕将穴填平而不起坟，人们在上面照样可以放牧牛马，做买卖。葬礼之简单远超乎后人想象，可谓尧舜时代崇尚节俭的最好例证。

孟子曾这样评价舜：“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在舜的心里，遵守孝悌等道德准则，获得道义方面的满足，超越了权力、物质及性爱等方面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因而他将获得父母的欢心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基于此，在面临现实利益冲突时，舜无疑首先会考虑个人的选择是否符合道义的规范，因而其个人欲望的满足被严格控制在道德准则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正是舜成为道德典范的根本原因所在。后人“以义制利”（《墨子·荣辱》），“见得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等思想均源于此。

（三）超然淡泊

权力是官员手中的双刃剑，为政者正确认识和使用权力，于社会、于自身都有益，否则，就会害人害己，危害一方。财富亦具有二重性，它虽然是个人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若集中在为富不仁者手中，往往也会蜕变成罪恶的渊薮。由于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自身的欲望，尧舜对于富贵贫贱的态度也为后人所景仰。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史记·五帝本纪》），作为最高统治者，尧虽然登上了富贵的顶峰，但他为人从不骄横跋扈，放纵自己，轻视他人。作为尧的接班人，舜进一步弘扬了尧的这一美德。他出身卑微，“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一生既经历过极贫，也享受过极富；既体验过极卑，也体验过极尊，但他却始终处之泰然。孟子说：“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郭店楚简》载：“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升为天子而不骄。……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唐虞之道》）处于社会最底层，舜并不自卑自弃；高居帝位之上，舜也不自大自傲；一贫如洗时，舜安贫乐道，没有被忧愁悲苦所困扰，富有天下之后，舜淡然面对，并没有因此而放纵自身的欲望。可见，无论置身何种境遇，舜都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做人的本色，踏踏实实地做人，兢兢业业干事。权力与财富对于他来说，都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或有或无都不会影响其生活的态度与生命的欢乐。

尧舜时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尧舜均视手中的权力为天下之公权，总是尽力利用其为广大百姓服务，而没有趁机谋取一己之私利。孟子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可见，基于对权力的正确认识，舜不仅有效克制了个人的欲望，满足于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而且非常尊重他人权益与需要，不仅不与人争名、夺利、抢权，还时时处处践行与人为善，尽力给予他人方便，满足他人需要。作为帝王，舜为民众的幸福安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堪称尊重和爱护民众的典范。唐人张谓曾说：“尝闻虞舜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邵陵作》）同样是基于对权力的正确认识，尧舜在帝位交接方面所实行的都是禅让制。司马迁记载说：“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记•五帝本纪》）舜不授位于己之子商均而授位于禹，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所以，孔子感叹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意思是说，多么高尚啊！舜和禹没有将天下视为私有财产，他们得到天下，也不是私相授受的结果。

三、养成廉洁心态的现实意义

舜帝的廉洁是其廉政的基石，他启发我们廉洁从政要具备高度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的屈原《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就是廉洁。如果说廉政是对外，是施于民，廉洁则是对内，是保持自身的纯洁。是领导干部保证廉政的人格基础，品德基石。舜帝的廉洁品格对今天的领导干部仍然具有榜样的力量。

（一）廉洁从政要自我约束

舜帝的廉洁首先表现在其具有高度的自我约束意识，能够自律，自重，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舜帝出生的家庭环境不好，父亲、母亲、兄弟对他都不公正，甚至还多次加害于他。然而舜帝始终能对父母保持一颗孝心，对兄弟留存一份友爱之心。即便他后来贵为天子，对父母还能够做到“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这正是隐忍与宽容的表现，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多是顺风顺水提拔上来的，不会有舜这样的艰难家庭环境的考验。然而，现实的优越环境，权力的诱惑、金钱的诱惑、美色的诱惑等却无时无地不在考验着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能否自律自重，抗拒诱惑，这就需要有非常强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因为人的私有观念与私有制是相伴而生的，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的私有制观念就在社会中滋长。人的私欲过分膨胀，发展到贪欲的程度，就会违背公共道德，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谋求私利，就会出现腐败行为，就可能出现权力异化现象，将本应为公众服务的权力异化为损害公众利益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当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起飞时期，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大量的社会财富，监督官员的法律机制还不是很完善时，就会导致贪污受贿等现象大量发生。这时候，作为领导干部在事前能否遵循规范，确保自身行为界定在道德、权力、纪律、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事中，能否自我监督、自我控制，抗拒诱惑，确保自身行为不发生偏差、过失、乃至违纪、犯罪；事后，能否自觉地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和影响进行评价，或者对稍有闪失的情况能做出纠偏、校正？这就需要很强的自省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

加强自我约束能力，古人的“慎独”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儒家的“慎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讲君子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尤其要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不能因无人看见、听见而有丝毫的松懈，相反，正因为无人看见、听见而更应加倍警戒；二是一个人在其意念发动之初，即便未见之行动，也要通过内心省察，看其是否合道中节。孟子说：“非仁无为也，非礼无为也。”（《孟子·离娄下》）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中庸》开首一章就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净空法师《地藏经讲义》）如何才能做到“慎独”，儒家认为：一要摒除一切外物的干扰，而专事于内在心情的把握；二要“反求诸己”，从个人的修身做起。如果这两方面做好了，那么慎独的功夫也就到了。

现在出现了许多领导干部的犯罪案例，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具有“双重人格”：在台上可以冠冕堂皇地教育他人，台下则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要积极借鉴儒家“慎独”的理念，教育领导干部重操守、守纪律，无论人前人后，都能够做到表里如一，心口如一，都能自重自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作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要求党员干部不仅在公开场合、集体活动和有人监督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在远离组织、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一个样，不放纵、不越轨，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总之，加强自我约束，是廉洁从政的基础。

（二）廉洁从政要纯洁自我

自我约束的关键是纯洁自我心灵，从点滴抓起、从小事做起。舜帝之所以能够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便是从正心、修身、齐家这些自我心、自身行、家庭事等点滴琐事开始的。虞舜的早年，生活在“父顽、母嚚、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走向社会也经历了各种坎坷，他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打鱼，在河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家具，还到负夏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舜与两个妻子相敬如宾，夫妻琴瑟和谐。家庭不和睦，可以凭自己的人格使之和睦；人与人的关系不和睦，可以凭自己的人格魅力使之和睦。正是因为他时时、处处注意诚意修身，保持了自己人格的纯洁高尚，所以执政时才会做到以德立信、以廉立威。这正如孟子所说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然后“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舜帝以纯洁自己的心灵为基础，而后从身边事、家庭事做起，进而“推己及人”五湖四海。

纵观报端披露的腐败分子，无一不是从小处开始堕落，或接受一次吃请，或收受一点礼品，或以权谋取一点私利，或没有管住家人，继而一步步滑进犯罪的泥潭。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必须从具体事做起，必须一天也不放松提升自身素质，保持良好的精神境界。应坚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存侥幸心理，像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像梅花那样经得起雪摧霜打，把心中杂念抛开，洁身自好、始终如一，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办事，不让诱惑有机可乘。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些话表明了一个道理，即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必须从点滴抓起，按照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严格要求，提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能力。事实上，在每件小事上严格把好廉洁自律关，做到清正廉洁，就能拒腐防变，活得高尚和坦然，就能赢得人们的信赖和尊敬。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因此，无论是古代的正心修身，还是当代的党性锤炼，都是要求政府官员或领导干部一定要通过自我修身来纯洁自己的心灵，为廉洁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廉洁从政要警钟长鸣

一个人要想始终保有廉洁的心灵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外在的诱惑与挑战会花样翻新，随时出现。舜以一介平民一跃而成为治理天下的帝王，随着身份地位的巨大变化，其所面临的诱惑可谓多矣，包括金钱、美女、声名、淫乐等，稍有不慎，他就会走向骄奢淫佚，误入歧途，中外历史上，相关的历史教训极多。其次，由于“道心惟微”（《尚书·大禹漠》），个人要坚守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往往会变得幽暗、模糊，淡远，难以捉摸，更难以把握，意志稍有松懈，就会陷入迷茫，选择放弃。无数历史人物一度曾雄心勃发，立志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最终却走向了消沉与堕落。再次，人性中难免会有惰性，在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之后，好不容易出人头地，极易产生停下来、歇歇气，享受享受生活的念头，像舜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确实难能可贵。因此，加强廉洁修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廉者，清也”，一个人只有不停地清扫思想意识中的灰尘与杂质，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与清白。在此过程中，警钟长鸣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是位高权重，就越应该夙夜自警，“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

由于认识到了保持廉洁品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舜特别重视自律与自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将帝位禅让给舜时，曾“舜让于德，不怿”。意思是说，舜曾以自己道德修养还不够进行推辞。事实上，舜的孝行等品德当时已经誉满天下。可见，舜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登上帝位之后，舜选用禹、契、皋陶等贤良之士，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赋予其特定的权力，建立了权力制约机制。舜帝一方面要严格管理这些官吏，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官吏们的职权。舜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在办理各种事务，尤其是关涉到他个人利益的重大事务时，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换言之，他的权力运用存在一条红线，只要触及这条红线，警报就会响起。由此出发，面对“瞽叟杀人”的假设，孟子认为，专管刑狱的皋陶必定会把瞽叟抓起来，关进监狱准备严加惩处。舜为尽孝欲搭救父亲，但又无权干涉皋陶的工作，最后只得偷偷将瞽叟从监狱中背出来，逃到人迹罕至的海边定居。（《孟子·尽心上》）舜为保持清醒头脑，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确保不触及红线，特别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尤其是批评与反对意见，主动接受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在这方面，舜专门设立了“纳言”一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是龙，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搜集整理民众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馈给舜；舜还在尧设立“欲谏之鼓”的基础上，增设了“诽谤之木”，让对朝政有不同意见的民众有一个反映与表达的渠道；此外，舜还定期深入到各地民众中去，直接听取底层百姓的对国家治理的意见与感受。受舜帝的影响，舜时曾主管刑罚的大臣皋陶，后来曾以“慎厥身，修思永”劝诫禹(《尚书·皋陶谟》)，意思是一定要谨慎修身，坚持不懈，以确保政治统治的长久。此后，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在治理天下时也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旻》），中国文化也特别重视自警与自律。

综上所述，舜帝严以律己，对自我，他要求克制私欲，公道正派，自省自律；舜宽以待人，对他人，他践行与人为善，诚实守信，谦恭礼让；舜忠于职守，对事业，他倡导一心为民，求真务实，勤而无倦。由此可见，舜德文化的廉洁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涉及到了为人处世与工作、事业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总之，作为新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将勤政为民、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追求，应从办公室中走出来，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在执政时、在行使公权力时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要体察民生疾苦，要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担当和见识，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始终能保持一颗纯洁之心，廉洁之心，以保证领导干部在文明、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快速前进。

（唐松成系湖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