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舜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和奠基意义

惠荣荣*

【摘要】舜文化是以山东为地缘的东夷文化发展到最辉煌时期的代表，也是五帝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周以后的齐鲁文化所损益吸收，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舜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文化，是“言必称尧舜”的孔孟所开创的儒家道德文化的源头，被尊为“道统”之源；先秦诸子百家在学说中也无一不希望通过效法尧舜来重建天下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诸子百家言必称尧舜的现象，以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文化可以说是舜文化之流变。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初形态都与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舜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根源和奠基的意义。

【关键词】舜文化  齐鲁文化  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追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舜文化，是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大同等特质和基因就是在虞舜时代形成并传承至今。

一、 舜文化的内涵与层次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是对舜及舜文化最精辟的概括。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开创者，是中华道德始祖。舜文化归根到底就是道德文化。

舜文化是指以尧、舜、禹三代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尧、舜、禹而论，舜以自己的德泽教化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并成为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鼻祖。归结起来，舜文化就是高尚的道德文化，舜文化的核心是道德，人们通过对舜德文化传统内涵的梳理，将舜文化归结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道德;勤于职业、精益求精、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乐于助人、谦恭礼让、和睦邻里的社会道德;施政以德、举贤任能、勤政爱民、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天人合一、保护生态、和谐共处的宇宙道德。因而可以这样说，舜文化就是道德文化。

舜文化具体可以概括为三重道德层次，即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我们以此为借鉴将舜文化中的家庭道德归结为人伦道德，将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归结为社会道德，将天地道德归结为宇宙道德。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三个层次，以总概念“和谐”为统辖，梳理出人伦道德中的“孝”、社会道德中的“仁”、宇宙道德中的“和”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核心道德来达到家庭、社会和天地的和谐。数千年的舜文化是舜帝通过身体力行创建起来的，它属于原生态的道德文化，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行为规范，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现在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也将蔓延渗透到全世界的道德文化体系之中。

二、 舜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头

（一）齐鲁文化概述

齐鲁文化的概念因西周分封齐国、鲁国而出现，最初应该被称为齐文化、鲁文化。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齐鲁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而形成齐鲁文化。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大体上走的是一条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之路；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此后几百年间,鲁国发展成为保留周代典章文物最丰富、最完备的国家,成为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东方文化中心和样板。也许也正是鲁国文化重视周礼的这种特质，才会在鲁国出现孔子这样一位以恢复弘扬周礼为毕生理想的人物。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创立了儒家学说，后经孟子、荀子的继承发展，成为“百家争鸣”最具影响力的显学。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齐、鲁文化虽有不同特点, 但并不是说两种文化没有交流、相通和共同点。事实上, 由于齐鲁相邻、地域相连、文化交流最密, 相互吸收、交流、 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孔子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①]，就是说，齐国一作改变，注重一下伦理礼仪，可以达到鲁国这个样子，而鲁国对西周之礼保存较为完好，再加以精进，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这个“道”，事实上就是周礼治国之道。孔子的话不仅表达了对周礼的无限眷恋，也将齐鲁两国的文化特质和相互关联性作了精辟的解读。大约在战国中期以后, 也就是在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期，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快,“齐鲁”并称开始出现,标志着齐鲁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汉统一, 齐鲁之地作为大统一帝国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尽管诸多方面表现出文化上很大的差异性, 但两支文化的融合是进一步加深了，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不仅奠定了汉一代的礼制基础，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至汉武帝时期, 深得齐学传统培育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主要吸取齐学中丰富的思想内涵用以改造儒学,并提出“罢默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 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自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或核心。但这个董氏儒学已非完全的孔子之儒,而是撮齐、鲁两支文化之精要而成的。齐鲁文化通过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定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二）舜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头

齐文化与鲁文化有三个重要源头：“其一是五帝时代海岱地区的东夷古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古文化；其二是夏商周三代王官主流文化；其三是夏商周时期仍在海岱地区发展的土著文化。这三方面的文化，经三千年的积淀、交流、发展，最终孕育出内涵丰富而又有特色的齐、鲁文化。”[②]

齐鲁文化的最初源头, 应追溯到五帝时代聚居在海岱地区的古老民族东夷族所创造的东夷文化。东夷民族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独立起源的，并且一直处于对外扩散、与其他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五帝时代，东夷文化经历着夷夏联盟政权状态，与中原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长江中游的苗蛮文化也在五帝时代就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有交流，这些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在日渐统一的政权领导下开始形成统一的文化，“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到秦汉时期完成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华夏汉族为核心的多部族多民族融合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在五帝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③]出身于东夷部族的舜，在夷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虞朝，虞朝文化继承东夷文化，融合华夏文化，是东夷文化发展到最辉煌时期的代表。

齐鲁文化的概念因西周分封齐国、鲁国而出现，所以，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首先是西周王室贵族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官文化。史载周王封鲁公“祝、宗、卜、史”等巫史王官礼仪官员，又有“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等王官典章礼物仪器。这些都是直接继承夏商周而来的贵族精英文化。而西周文化是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夏文化就是继承虞代文化而来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④]夏商周三代文化，前后传承，逐渐融合发展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是继承了五帝时代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文化而来，也就是说，五帝时代的东夷文化，影响中原华夏文化，上升为夏商周三族官方文化的主要因素。齐、鲁文化继承夏商周文化而来，其最根本的文化基因是东夷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虞代文化。总之，舜文化代表了五帝时代部族文化的最高水平，又是夷夏部落联盟禅让制的体现。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源头，不仅要追溯夏商周三代文化，还要再往前追溯到五帝时代夷夏部族文化。

夏商周三代，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作为部族、方国、封国的原有的文化，相对于夏商周三族的贵族文化而言成为土著文化而继续保存。齐鲁两国就封时，是带着官方王官文化而来，对于当地的东夷土著文化，齐、鲁两国通过“因其俗”“变其俗”与“简其礼”“革其礼”等措施，便使得王官精英文化与东夷土著文化在融合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的齐文化与鲁文化。需要明确的是，夏商周三代的王官主流文化，与西周、春秋时期的东夷土著文化同源于五帝时代的东夷文化，同源于五帝时代的东夷古文化，在文化因子上是相通的。所以孔子会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这句话。孔子非常重视五帝时代的尧舜文化，赞美东夷虞舜时期的《韶》乐“尽善尽美”，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

（三）舜与齐鲁先人的渊源关系

不仅齐鲁文化根源于舜文化，齐鲁之地的政治、文化先人，也与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已述，舜建立虞朝时设官分职，任命了九个大臣，这九个大臣也分别是当时的部族首领，他们不仅在当时对虞朝的辉煌“咸有功”，而且带着虞代文化传承于族系后代。先秦时期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多出自这些族系之后。我们知道，伯夷被任命为“秩宗”，秩，序也，宗，尊敬。这个官职在后世被称作太常，始终是统治阶级非常重要的官职。相传伯夷被封在吕国，就是今天的日照莒县，因此他的后代以“吕”为姓。到了商朝末年，他的子孙中有一个叫做吕尚的，字子牙，人称姜太公，协助周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被周公封在齐国，就是今天淄博一带，被尊为齐太公，是今天齐文化的缔造者。

齐国是舜的大臣伯夷的后代姜子牙创立的，但其实齐国最后的一百六十多年是舜的后代执掌政权的。前文我们知道，舜的后裔中有一个叫胡公满（陈胡公）的，被周武王封在陈国，后来陈公子完来到齐国，改称田完，建立田氏家族，进入齐国政坛后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在公元前391到379年一步步篡夺了齐国政权，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氏代齐”。齐国早中期的国君都称作“公”，比如“齐桓公”，这就是姜氏的。后来晚期的国君都称作“王”，比如“齐宣王”，这就是田氏了。田完五世孙田书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改称孙书。孙书生子叫孙凭，孙凭生子就是我们熟知的撰写《孙子兵法》，被称为“兵圣”、“武圣”的孙武。

三、舜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源头

儒家文化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也是直至今天世世代代中国人身上最显著的、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儒家文化在源头是什么呢？答案是舜文化。儒家文化实质是道德文化。司马迁称颂：“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文化的道德内涵构筑了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合理内核，经由孔子、孟子、荀子的创新与提升，发展为儒家文化，跃升为中华主流文化。今日中国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均可在舜文化中找到其历史渊源。

儒家对舜文化的推崇，是对尧舜圣王气象的崇拜。对于尧舜形象的记载，见于由孔子发掘整理的出来的经典文献中，经过思孟学派的渲染，尧舜成为了我国历代上层统治者所效法的崇高人格，是儒家推崇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最为成功的典范。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仁、仁政、礼乐、民本、中庸等思想，皆根源于儒家先贤对舜文化的挖掘和提升。

（一）孔子的“祖述尧舜”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并没有对圣王做出全面系统的论述，更多的是通过赞叹尧舜的圣王气象来表达他心中的圣王观念。后人概括孔子思想学说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⑤]，其中“祖述尧舜”即是效法、遵循尧舜之道，这反映了孔子对于尧舜所开创的大同社会的向往。尧舜的圣王气象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

其一，尧舜是修己安人的圣王。子路向孔子询问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这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在说到最高境界“修己以安百姓”时，孔子叹息道这一点连尧舜都认为自己没有做到。可见，在孔子看来，尧舜一直按照提高自己的修养以惠泽百姓这一儒家最高的理想来要求自己。修己的极致是内圣，安人的极致是外王，尧舜是内圣外王的典范。

其二，尧舜恪守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儒家所崇尚的最高道德准则，孔子曾叹息道能够做到中庸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在孔子眼中，尧舜禹就是因为掌握了中庸之道才成为了圣王。孔子认为，坚守中道，也就是“允执其中”[⑥]，这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执政要诀。“允执其中”的基本要求是不偏不倚，无党无私，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后世儒家将其概括为中庸之道。

其三、尧舜效法天道，实行无为而治。孔子赞叹尧为君以天为大，效法天道以治理天下；舜是一位无为而治的君主，因其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尧舜以天为准则，说明尧舜的圣王之道具有永恒的普遍性，适用于千秋万代，这为后世效法尧舜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四，尧舜是选贤举能的明君。尧舜之间的传位遵守“禅让制”，也就是通过大家推举贤能作为首领，这样就能确保有能力有道德的人居于高位，而不会出现恶人当政的情况。舜在任用官员的时候也是遵循选贤举能的原则，孔子曾经评论舜有五位贤臣就把天下治理好了，这说明选贤举能能够提升执政效率。

其五，尧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游谈了他对于上古历史的看法，认为尧舜时代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时代，而夏商周三代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尧舜时代的“大道之行，天下公为”，是孔子推崇的“大同”社会。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孔子塑造了尧舜的圣王形象。这个圣王形象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道德与王位的统一。

（二）孟子的“言必称尧舜”

《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⑦]，这句话道出了孟子对尧舜的推崇与敬仰。但是，比较而言，孟子言必称舜的时候多于言必称尧的时候。

其一，舜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就在于“与人为善”。孟子学说的核心是性善论。性善是对人的本性做出的价值判断，而性善是善行的内在根据。孟子认为，舜从早年的耕稼、制陶、渔猎，一直到成为圣王，都能够舍己从人，与人为善。孟子以舜为例，特别强调“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⑧]，这里的“与人为善”，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善意帮助他人的意思，而是指君子不必刻意地表现自己的善，只须发现、汲取他人的善，推行于世，也就足够了。发现并弘扬他人的善，他人高兴，自然乐于与你一起来推行他的善，这样一来，在成就他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与人为善”成为激励机制，看见他人的善行，听见他人的善言，趋之如流水，而不能遏止，就会出现“人皆为尧舜”的天下太平的局面。

其二，舜是孝悌的典范。孝是儒家伦理价值的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舜是孝子的楷模。舜出身的家庭并不美好，父亲对他不义，后母对他不慈，后母所生的弟弟对他不恭，他们一度将舜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舜以其道德和智慧，每每能够化险为夷。其后，舜宽宏大量，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以孝悌之道感化了父亲、后母和同父异母弟弟，化解了家庭矛盾，以真诚和无私感化了父母和弟弟，使他们改邪归正。舜由此赢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孝子的美名，名列传统二十四孝之首。

其三，舜是仁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仁政是孟子设计的理想政治。仁政虽然在孟子时代不曾实行，但是，孟子相信仁政在尧舜那里却是实实在在实行了的，如果后起者能够效法尧舜，同样能够实行仁政。孟子认为尧舜实行仁政，关键在于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见人民生活得艰难困苦，不忍见人民生活于暴虐无道之中，“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⑨]，就是仁政。因此，仁政的要点，一是爱民，二是提升人民的福祉。孟子认为，在这两方面，尧舜给后世的统治者做出了榜样，尧舜的先王之道具有永恒的普遍适用性；遵循尧舜的先王之道，就会生成仁政。孟子极力推崇先王、呼吁仁政，显然，尧舜提供了最佳的的历史根据和圣王典范。

（三）荀子的“道之极”

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他对尧舜非常推崇，因为尧舜是成功地从内圣开出外王的典范，是理想的“圣人”。《荀子·礼运》云：“圣人者，道之极也。”所以儒者无论走内圣路线，还是走外王路线，都应该从尧舜那里获得启发。问题在于，尧舜有哪些方面值得效法呢？

其一，尧舜是化性起伪的楷模。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尧舜与夏桀、盗跖的本性是一样的，差别在于，尧舜能够发明并推行礼义，不仅自觉地遵守礼义，而且还能够用礼义约束和规范他人的行为，从而慢慢改造恶的人性，使其趋向礼义，直至奉行礼义。这就是化性起伪。化性起伪的“伪”，是人为的意思。礼义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尧舜圣王制定的。尧舜发明并推行礼义，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善，而是为了他们所在的那个群体组织人人有名分，事归谁做，物归谁有，清清楚楚，人们不会发生纷争，更不会因为纷争而导致群体组织崩溃解体。换言之，有了礼义，就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就会维持和巩固群体组织。

其二，荀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理由有三：一是尧舜是圣王，圣王至尊，天下没有什么人能够与圣王平起平坐，圣王根本找不到可以禅让的人;二是假如圣王之外还有圣人，这个圣人很可能是圣王的儿子，圣王把帝位禅让给这个圣人，其实是传给儿子，这只是“以尧继尧”而已。假如天下没有圣人，圣王只能将帝位传给他选拔的、他信任的大臣，该大臣继位后自然会萧规曹随，继续奉行圣王之道，那仍然是“以尧继尧”;三是传说尧舜老衰，力有所未逮，才实行禅让，实际上，尧舜虽然有老衰，但是，尧舜无为而治，一切事务并不需要他们亲力亲为，老衰照样在位，享尽体力上的安逸和精神上的愉悦，根本不需要禅让传位。荀子怀疑甚至否定尧舜禅让，只是就圣王传位的形式层面而言，他真正关心的是圣王之道的传承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其三，舜是执一无失的圣王。荀子认为，舜主持政务专心致志，能够做到执一无失。做再细小的事，从不懈怠，没有过失；忠诚守信，终身行之，从不厌倦，没有过失。所以天下人纷纷归顺于他。执一，指坚持圣王之道，始终如一。推行圣王之道于天下，无人不知。谨小慎微，看似细微，其实光明昭著如日月，何人不知？忠诚守信不分内外，一体推行，推行于四海犹如推行于一家，推行于天下犹如推行于一人，这样一来，就会经由得民心而得天下。

（四）儒家的“道统”之源

《汉书》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记载：“君子学以致其道。”《孟子》记载：“君子深造之以道。”《荀子·礼论》亦云：“圣人者，道之极也。”

“道”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之一，四书贯穿尧舜之道。韩愈明确提出了从尧舜到孟子的传承谱系,也就是儒家的“道统说”。《原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自认为是道统的承接者。道统不是王统，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周公，不是启、汤、文、武;孟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孔子，不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韩愈推崇的是尧、舜、孔、孟，不是秦皇汉武。尊道不是忠君。《孟子》：“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在孟子以后儒家混淆了道统和王统，境界每况愈下，演绎出了不见于孔子言行的忠君思想。忠君思想不是舜文化的本质，而是后人对舜文化不成熟的解释。无论如何，为儒家所认同的“道统”中，尧舜禹是当之无愧的圣源。

四、舜文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重要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博大精深的。与儒家思想同时诞生于百家争鸣时期的墨家、道家、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春秋战国时代，尧舜的历史功绩被一再提起，诸子百家无一不希望通过效法尧舜来重建天下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诸子百家言必称尧舜的现象。他们塑造出了不同的尧舜形象：儒家的尧舜是仁义爱民的圣王，墨家的尧舜是兼爱尚贤的圣王，道家的尧舜是无为而治的圣王，法家的尧舜是以法治国的圣王。可以说舜文化不仅是儒家学派的根祖，也是各学派的源祖。由此也验证了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观点的正确性。舜文化是中华道德之源泉，以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文化是舜文化之流变。

（一）墨家的尧舜观

由墨子创立的墨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学术派别，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儒墨两家心目中的尧舜都是圣王，只是对于尧舜形象的塑造与诠释有所差异，分别寄寓了儒墨两家的思想理念。墨家塑造的尧舜形象有以下特点：

尧舜是尚贤的圣王。墨家推崇尧舜的原因，在于其能尚贤，认为尧舜之道即是尚贤。尚贤是墨家的重要原则，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首先，尚贤是成就圣王的根本。舜因为能受到当时贤人许由和伯阳的影响，所以能够修德行善，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由于尧舜能够尚贤使能，并且与贤能之人一道使天下之人兼相爱，交相利，又率领天下万民尊天事鬼，所以得到上天的奖赏，立为天子，做人民的父母，人民称赞他们为“圣王”。其次，尚贤是取法天道的体现。天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凡贤人就选拔而重用他，不肖的人就抑制而废弃他。舜在历山耕地，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尧帝在民间找到他，选拔他作摄政，让他掌管天下政事，治理天下人民，而天下大治，最后又把帝位禅让给他。第三，尚贤是继承尧舜之道的途径。墨子认为，尧从服泽之阳选拔了舜，禹从阴方之中选拔了益，汤从庖厨之中选拔了伊尹，文王从狩猎者中选拔了闳夭、泰颠，这些圣王选贤任能的事例，由尧舜开其端，说明圣王的事业也要靠贤能之人的辅佐。先圣后圣，先王后王，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墨子要人们效法尧舜之道，首先要学习尧舜的尚贤，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建功立业。

尧舜是兼爱的圣王。墨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王都是秉承天意而爱人、利人的，而且他们的爱是无差别的“兼爱”而不是有差别的“别爱”，所以他们“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⑩]；在他们的治理下，天下之人兼相爱，交相利。因为他们的行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者无所不利，是谓天德”[11]，所以上天会扶持他们居于上位，立为天子，树为后世的表率；又把天下的美名聚集起来加到他们身上，把他们的言行事迹写于简帛，刻于金石，雕于盘盂，传给后世子孙，让人们知道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尧、舜、禹、汤、文、武因为拥有天德，顺从天意，而成为圣王，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继承了上天的意志，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告诫人们天有赏善罚恶的功能，规劝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以顺天意。

可见，尧舜在墨家那里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墨家倡导的尚贤、兼爱等，都是尧舜圣王首先身体力行，取得显著成效之后，才成为普遍适用的价值。这是墨家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二）道家的尧舜观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谈到了圣人的观念，却没有提及尧舜；在《庄子》一书中倒是谈到了尧舜。老子和庄子提出了合乎道家思想要旨的圣人观和尧舜观，这说明道家对于尧舜也是极为重视的。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本质上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如果说是人为的，那也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的结果。实际上，道与自然是一回事，就名而言，称之为道；就实而言，是指自然。道的特点是自然无为。在老子看来，圣人了解并掌握“无为而无不为”的真谛；圣人在帝王的位子上，清静无为，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他的存在。而差一些的统治者，让人民亲近他、称赞他；再差一些的统治者，让人民畏惧他；最差的统治者，使人民轻蔑他。在这里，老子隐晦地说明了儒墨两家所崇尚的尧舜圣王没有做到自然无为，是比圣人差一些的统治者。

庄子继承了老子自然无为的观念，塑造出了尧舜的虚静无为的圣王形象。在庄子看来，尧舜成为圣王的原因，在于首先能空虚其内心，产生一种无杂念、无欲望、清静而又纯洁的状态，排除外界的干扰，吉祥自然来临，甚至鬼神都来归附；其次，虚静的内心不仅使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性，而且能够把握万物的本性，从而能够顺应万物的变化。同是受命于天的帝王，只有尧舜得到了虚静无为的品质，真正做到了清静无为。第三，清静无为不仅可以洞察万物的本性，而且可以让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的本性。明晓此道而即位为君，就能成为尧一样的君；明晓此道而俯首为臣，就能成为舜一样的臣。第四，清静无为是效法天道。道家主张以天道治理天下。天道的基本特点就是自然运行，清静无为。而人道的仁义、礼乐、法律、制度等等都是人为的产物，都有局限性，用来治理天下将会产生弊病。庄子赞美尧舜，是因为在他看来，尧舜是以天道而不是以人道治理天下。

（三）法家的尧舜观

法家以坚持改革、崇尚功利、推行法治而著称于世。法家的尧舜观既不同于儒家和墨家，也不同于道家，具有鲜明的自家特色。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塑造了法家认可的尧舜形象。

    儒家认为，尧舜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是因为他们德行高尚，实行了“以德治国”的方法。法家却并不以为然，韩非子认为治国的方式、方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上古的三皇五帝是凭借道德和平赢得天下，夏商周三代是利用智慧武力夺取天下，而到了战国时代，只能是依靠气力打天下。所以尧舜之道在上古行得通，到了当今却不合时宜，当今无论如何不能效法尧舜。

法家认为，尧舜治国并非全靠道德，而是综合运用德、法、术、势；单凭道德，而没有法、术、势的支持，尧舜根本不能治国。韩非甚至指出：尧无论多么圣明，如果是一介匹夫的话，不能治三人，何况治天下！相反，桀是无道暴君，却能号令天下，就是因为桀拥有天子的权势。因此，天下是否大治，与人性善恶无关，而与谁拥有天子的权势直接相关。尧、舜为帝，即使有十个桀、纣捣乱，也成不了气候；反之，桀、纣在位，即使有十个尧、舜勤政治理，也阻止不了乱象的形成。韩非由此得出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2]。即使是尧舜圣王，也必须拥有权势、严守法的准则，才能够治理天下。

对于人们称颂的尧舜禅让，韩非不但予以否认，而且认为舜是逼迫尧退位，禹是逼迫舜退位，舜、禹经由篡夺而上位，这和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没有什么区别。在韩非那里，尧舜禅让夹杂着暴力的因素，并非如同儒家所说的是凭借道德和能力和平禅让的。舜、禹、汤、武王之所以成为后世称誉的圣王，是因为他们有了权势，以利益左右天下，让人们说他们的好话，歌颂他们的英明。

法家承认尧舜是圣王，并对尧舜的形象及其行为做了新的解读和诠释，重新塑造了尧舜的形象。在法家眼里，尧舜不是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治国；尧舜赢得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和智慧，而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帝位，拥有了权、势、法、术。这就把尧舜变成了论证法家学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工具。

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的尧舜观，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各家推崇尧舜，承认尧舜的圣王地位，及其开创中华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尧舜形象寄托了中华儿女对民族统一的期望、国家富强要求和政治安定的理想，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人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探寻、发掘尧舜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这也激励现代中国人在创造新文化中要时刻不忘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