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所见虞舜事迹考论

张淑一  苏建忠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传世及出土文献中不乏对虞舜事迹的记载，二者互证显示舜帝故事的生成和流传并非一时一世之事，更不是汉儒向壁虚构的结果。楚简的相关记载使有关舜的记述更为丰富多元。结合出土文献并传世文献进行研究，显现战国时期的舜帝传说并非某家某派的专有物，而是当时各学派为推行其国家和社会治理观念，拟托圣贤申论自家学说的共同产物，显现的是百家思想合流的趋势，对于认识春秋战国社会的思想潮流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战国楚简；舜帝故事；思想合流

舜作为上古传说时期的帝王，与黄帝、颛顼、帝喾、尧同被司马迁列为五帝，成为历代治国理政慕效的典范，其圣王形象在古史传说和文本记载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舜的事迹散见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之中，但囿于史料性质单一，相关研究很长时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一大批楚简的涌现，使舜的传说更为丰富多元，为考察其事迹及历史形象提供了新的契机。

出土文献对于舜的记载，郭店简的相关描述主要集中于《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诸篇；上博简主要集中于《子羔》《容成氏》《鬼神之明》诸篇；清华简则主要集中于《保训》《良臣》《虞夏殷周之治》诸篇。各文献所述舜的事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舜之出身；尧舜禅让；舜行仁义孝悌；求取中道等。以上事迹在传世文献中亦皆有记载，二者相互呼应。目前学界对于舜的事迹已有初步的研究[①]，但仍有可挖掘之余义。本文即以战国楚简对虞舜事迹的记载为主体，与传世文献相对读，就舜的事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思潮做系统考辨，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舜的出身

有关舜的出身，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叙曰：“舜耕于厉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遇尧也。”[②]近似的记载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昔〔者〕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③]以及清华简《保训》：“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鬲茅。”[④]此处之“厉山”“鬲丘”“鬲茅”，当即传世文献中的历山[⑤]无疑。“舜耕历山”进入人们的视野，舜首先作为“耕夫”的形象被书于竹帛。

以上出土文献载舜作为“小人”耕于历山，对其出身贫贱和后文的禅让诸事用墨很多，此种描写颇具墨家传书的色彩，《墨子·尚贤中》载：“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⑥]在墨家看来，舜以贫贱的形象传之于书，如此才能突出“尚贤”的不拘一格。顾颉刚先生认为禅让说就是战国时期的儒墨学者直接从尚贤主义中创造出来的。[⑦]

儒家文献亦多有对舜之出身的记载，所记内容与出土简文基本一致。在孟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就多次引述舜耕历山的故事，《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东汉赵岐注：“问舜往至于田，何为号泣也，谓耕于历山之时然也。”[⑧]《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自为帝，无非取于人者。”赵岐注：“舜从耕于历山及其陶、渔，皆取人之善谋而从之，故曰莫大乎与人为善。”[⑨]孟子是借舜的故事来宣扬自己的性善学说，但可见儒家的撰述与墨家有所差别：墨家更看重虞舜的贫贱形象，儒家则更为看重其性善的品格，赵岐从性善论的角度诠释孟子对舜耕历山的引述，符合孟子的本义。

其他如法家也引述过舜耕历山的故事，《管子·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⑩]《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11]作为“杂家”代表之《吕氏春秋》也有相同引述，其《慎人》篇云：“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人也。”[12]“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的事迹，是诸多战国时期文献众口一词的说法，传世与出土文献的记载并无大的出入。即使是“层累”地造成的，也是各家共同的演绎增饰而成，并非儒家一派的行为。[13]

可见，不仅儒墨法诸家有自己的舜帝历山故事，像出土楚简这类难以归于一家一派的著作亦有类似的书写，各家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殊途而同归的是诸子引述该事迹的最终要旨都是借古圣贤事迹宣扬自己的学说，虞舜只是其借助的一个工具。出土简文中的“舜耕历山”记载，可以说是早期文本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注脚，反映了战国时人不约而同的思想趣味。不过由于先秦子书多属于语类文献，因此无论出土简文还是传世典籍的记载都比较凝练概括，对虞舜故事的描述都比较简要。

晚于诸子的西汉司马迁对舜耕历山事迹的记载则较为详备，《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14]与上引各种文献相对照，不难看出司马迁是综合了各家之言，并进行了演绎。

先秦各家（包括传世与出土文献）看待虞舜事迹的侧重点不一，但对于其曾“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一事却有共识，这说明，在战国时期流传的舜帝故事主体内容就是如此，各不同文献的记载及其流传演变是族本[15]和流传本的关系。

二、关于尧舜禅让

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在出土文献中屡见不鲜，郭店简《唐虞之道》叙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笃事瞽叟，乃式其孝；忠事帝尧，乃式其臣。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16]“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身为天子而不骄，不流也。”[17]

上博简《子羔》亦盛赞：“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悦……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18]

《容成氏》亦载：“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19]

尧举舜于草茅之中，任人唯贤，这一点与传世文献可以印证，传世文献如《尸子》云：“尧闻其（舜）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蛾，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20]

同上文之“鬲丘（茅）”一样，“草茅”亦是贫贱的代名词，先秦时人如此书写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尧舜之贤，唯才是举，不以出身论英雄，“唐虞之道，禅而不传”为当时尚贤学说的典范例证。

灾异书亦是战国楚简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其书写目的是余嘉锡所述“设为故事以证其义”[21]，清华简《成人》便有“惟吕仲秋，方在胶潢，司正失刑，土多现妖，流而淫行”[22]，成人设法度以立教于下的记载；清华简《五纪》亦有“唯昔方有洪，奋溢于上，权其有中，戏其有德，以乘乱天纪”[23]，后帝通过修历五纪等措施平息祸乱的记载。所以郭店简《容成氏》也载：“当是时也，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单犬兽肥大，草木蓁长……。”[24]说舜当政以后，疫病、灾祸都远去了，禽兽肥大，草木丰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墨子·尚贤上》载：“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25]墨子借尧舜禅让举贤来推行其尚贤学说，认为尚贤是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但提倡贤人政治在当时并不是墨家的一家之言，在战国楚简里，儒家色彩占主流的著述中亦不乏尚贤思想的影子，郭店楚简《五行》：“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26]清华简《良臣》亦载：“尧之相舜，舜有禹，禹有伯夷，有益，有史皇，有咎囚。”[27]简文整理者认为《墨子·尚贤》所称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泰颠等，均与《良臣》相合。儒家亦通过盛赞舜功来著书立说，《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28]可见对尧舜古圣帝王形象的建构，亦是诸家层累的结果，愈到后来尧舜的形象愈加丰富。[29]

战国楚简在保留古史记载的同时，体现的是战国时人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从文本生成的角度看，禅让学说应该是受到当时尚贤思想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尊贤思想并不是墨家的专利，尽管“禅让”在上古时代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这一点还有待更多的材料进行佐证，但其本质上是一种早期国家统治思想的体现不言而喻。[30]

三、关于舜行仁孝中道

关于舜行仁义孝悌的事迹，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叙曰：“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31]简文记载的舜是“孝养父母，慈于兄弟”的形象，以孝悌为本，忠于君王，孝顺父母，和睦兄弟，仁义之楷模。

先秦诸子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古圣先贤事迹进行取舍和增删，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附会至他们身上，舜的事迹亦经历了一层层地铺陈流变。同其他诸子一样，儒家亦或多或少对舜的形象有所演绎，[32]从仁义孝悌角度塑造了舜的圣王形象，将其拔高和标榜为社会道德体系的标杆人物，如《礼记·中庸》云：“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33]

而上博简《鬼神之明》载：“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昔者尧舜禹汤，仁义圣智，天下荐之。此以贵为天子。”[34]这里将鬼神观念与仁义道德并举，与“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有所不同，可能是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合流的产物。但这至少说明，仁义思想是战国社会当时是受到广泛接受的。

与出土文献记载不同，以《尚书·尧典》和《舜典》为代表的传世文献对舜的这类事迹记载十分简略，一笔带过，[35]大量篇幅用于描写舜之帝业。这种区别可能与文献的性质有关，《尚书》主要是记述先秦治国理政思想的，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其内容主题有特定的逻辑理路，舜的上古圣明君主形象亦因之塑造。而同为先秦文献的《左传》记述舜的功业：“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36]也不见其行仁义孝悌的内容，也是从国家治理角度述说舜的功绩。这说明，此类文献有作为先秦贵族治国理政之教科书之类的性质。

不同于郭店、上博等简，清华简对舜的事迹的记述独具特色，称赞舜在行为上求取中道，清华简《保训》云：“舜……恐妄中，自诣厥志……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得名，身兹様。”[37]中道即中庸之道，传世文献对此也记述颇多，《礼记·中庸》即载孔子称赞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38]《论语·尧曰》谓尧命舜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39]《尚书·大禹谟》载舜命禹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40]“中”在先秦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具有中和、中正等内容，除作为治国理政之道的“允执厥中”之外，还包括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与原则，这一点从《保训》文中对舜“求中”“得中”和上甲微“假中”“追中”^[41]等记载可窥一斑。

《保训》中的“求中”思想指的是治国的“中正”，这一理念常用于断狱典刑，《尚书·大禹谟》载舜称赞皋陶即云：“皐陶！惟兹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刑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42]与《保训》类似，清华简《四告》篇载周公祭告皋陶亦云：“者鲁天尹皋繇，毋忍斁哉，骏保王身，广启厥心，示之明猷，渊心优优，毋违朕言，众余和协，惟作立政立事，百尹庶师，俾助相我邦国，和我庶狱庶慎，刑用中型，以光周民，懋我王国，万世勿奸，文子文孙，保兹下土，式配享兹，宜而祜福。”^[43]这里所谓“中刑”就是指审慎地使用刑罚，施用刑罚不轻不重，不偏不倚，避免重刑典狱导致“怨有同，是丛于厥身”^[44]的严重后果。“刑用中刑”说与《尚书·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45]以及清华简《说命下》“恫瘝小民，中乃罚”^[46]的说法异曲同工，这也是先秦时期作为帝王治政教科书的书类文献的共通之处。

应当指出的是，先秦各家借虞舜所倡导的“中道”思想，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对民众的“中”的治理观念，也就是教导统治者既不能将民众地位抬高到威胁统治的高度，也不能将其压抑到起义反抗的地步，而是有效地施用赏罚，以维护王权—贵族集团的统治。

结 语

楚简中的舜帝故事，与传世文献相比，没有经过后人的缀续和篡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书原貌。受古史辨思潮影响，很多人接受了顾颉刚的观念，认为三皇五帝故事是汉儒向璧虚造的，但从战国楚简的相关记载来看，后世流传的包括舜在内的五帝故事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十分丰富和多元，很早就有文本来源，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的汉初版本应是承袭战国各家之说改造而成。

战国时期有关五帝的观念也不是某家某派的专有物，而是当时普遍流行和接受的思想，是各家学派为推行其国家和社会治理思想，拟托圣贤来申论自家学说的产物，显现的是百家合流的趋势，如学者程浩所言：“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都展示出战国时期的思想著作，其实有一种融合诸说、百家杂糅的趋势。比如《五纪》既反复称道儒家所重视的礼、义、爱、仁、忠等概念，也从不讳言五行、鬼神和方技术数，而其篇终又以黄帝故事收尾，实在很难将其归入任何一个家派。”[47]先秦诸家“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在此表现得十分显明，出土文献中的虞舜事迹对于认识春秋战国的社会思潮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