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文化根脉的

舜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进路及当代启示

潘雁飞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南永州425199）

摘要：舜文化作为一种根脉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创新性特点。其创新性发展有三条进路：一是庙堂与士人之路，二是社会与江湖之路，三是家族与家庭之路。三者事实上又有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当前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很好的启示。

关键词：舜文化；历史进路；创新性发展；启示

一、作为传统文化根脉的舜文化

“舜文化”也许不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个学术范畴，但却不能否认有“舜文化”研究现象的存在。综合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舜文化”是以舜帝为中心，涵盖了其所属时代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文化形态。《史记·五帝本纪》说：“天下明德自虞帝始”。这里的“德”恐怕与今天所说的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道德”并不等同。其核心应是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也就是“明德”，即“德”自有舜而“明”。甲骨文的“德”字（），是先画一个带有岔路的大道，然后在它旁边一个具象的眼睛，然后在上面画一个直出的符号。意为走在有岔路的大道上，眼睛盯着前方，一心一意往前走，叫做“德”，是顺道而行即为德之意。这是说从舜开始精神文明、制度文明逐步明晰起来。《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舜帝时代的文化精神之魂，就是“德为先，重教化”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精髓。

也许有学者认为，舜帝时代是史前传说时代，这些记载不一定可靠。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①]“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正好对应于尧舜禹时代。而且传说时代的古史并非不可证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册，苏秉琦先生就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对应尧舜禹时期。是将考古与传说相结合的范例。有学者认为：“传说时代的事迹，或许有的是从远古口耳相传下来，到西周以后才被陆续加以记录，但也不排除更多是由远古文本传承译写而来，在传说译写的过程中难免错漏虚夸或神话化。去伪存真，自然是研究者应该做的，但我们应当对古代文献有足够的敬畏和同情之心，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轻易言伪，更不能因为传说中有神话色彩，就轻易将其归之为神话。”[②]

这样看来，已有载籍对舜帝时代的记载文献，民间传说（有些文献记载本身就是由民间传说而来）也就值得重视。我们发现先秦至两汉文献对舜帝的记载是带有普遍性而又有一定系统性的。这说明舜帝时代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事实上成为传统文化的根脉和典范。这突出的表现在“百家言舜”和儒家“祖述尧舜”上，之所以分而言之，是因为儒家从百家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干流。

（一）诸子百家多以尧舜为例证来阐述申述自己的观点，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庄子》中，有虞氏被描述为实行仁政的圣王，其治理下的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和谐。例如，在《胠箧》一篇中，有虞氏被认为是德治之世，其时代社会风气淳朴，人们互相谦让，和谐相处。同时《庄子》又表达了对仁义的困惑，认为人们为了追求仁义而放弃了本有的天性。自尧、舜开始，社会风气变得浇薄，人们开始离道而善，人心不古。

《庄子·骈拇》：“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欤？”

《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遂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搏。……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在《墨子》一书中，肯定了舜的“贤德”，这种贤德体现为一种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社会治理能力，尧选拔了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汤选择了伊尹来辅助自己治理天下，武丁又举用了傅说来辅佐自己的治理。这些例子都不是因为血缘关系或者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随便任命某个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言辞、智慧、德行符合标准，可以利国利民。同时因为舜不仅爱亲人，还爱所有的百姓，使得整个天下变得更加和谐美满。说明舜帝能够以身作则，用自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言行，引导人们做到同样的行为。因而舜也是“兼爱”的典范。

《墨子·尚贤上》：“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故昔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墨子·尚贤下》中记载：“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墨子·兼爱》：“使君爱上如己，率下之；与君爱己也，如使君之爱上，君何以为上？爱下故也。”

法家思想的代表是与儒家有深厚渊源的韩非，在《韩非子·难一》中，韩非子讨论了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东夷之陶者器苦窳等历史事件，并称赞舜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韩非子认为，这些农民、渔夫、陶工之所以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是因为舜的德化和引导。同时，在《韩非子·难二》中，韩非子也提到了“逼迫禅让”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的一些君主如尧、舜、禹等，都是通过臣下逼迫的方式取得政权（又《说疑篇》：“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五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这实际上是禅让制的改编版，目的是强调不可乱了君臣名分。《饰邪》说“昔者，舜使吏决洪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必贵如令矣”。这是强调了依法办事的重要性。

从道、墨、法为代表的三家材料分析。相关舜的行事基本与《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有一致性或相似性。关键在于在立场观点上不尽相同，主要是以此来申述各家各派自个的理念而已。但至少说明，舜这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成为传统文化的根脉。

（二）儒家祖述尧舜，言必称尧舜，是以一种激赏的态度和情感来歌颂舜的，而且可以从中看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君成长路径和范式。也就是说后人总结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在早期儒家这里就已生根萌芽了。可以根据《舜典》《五帝本纪》记载的内容以表的形式归纳如下。[③]

个人修养、夫妻关系、家庭建设、社会交际、治国理政、精神教化（人格教育）、法治建设、与天下诸侯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等九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从个体的灵与肉、夫妻、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自然、文化传承、制度建设的完整运行系统。后世传统文化诸多方面虽然有所细分，但大而言之，仍无出其右。其文化根脉，文明传承的起点显露无遗，而且总体上表现为精神层面、制度层面。

二、舜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进路

舜文化自诞生后，就一直走在创新性发展之路上。这种创新性发展有三条进路。一是庙堂与士人之路，二是社会与江湖之路，三是家族与家庭之路。三者事实上又有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机械割裂而论。

（一）庙堂与士人的进路。庙堂体现为治国理政之实践，士人则为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来自治国理政的实践，治国理政的实践又促进士人的学术创新。

如周公的制礼作乐，就是治国理政的实践，以“礼”外化于行，以“乐”内化于心。从礼制的角度达成社会的秩序，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目的自然形成，这是“敷五教”“典三礼”“典乐，教稚子”的细化、规则化、制度化。祖述尧舜，自认为述而不作的孔子作为士人代表，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事实上进行了理论创新，或曰转换性创造。除了盛赞尧舜的光明伟大（《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对周的崇拜（《论语·八佾》“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发明了“仁”这一概念，使“仁者爱人”深入人心。这里的“仁”是内在的，“礼”是规制仁的外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成为不同情境下对“仁”的具体诠释，而“克己复礼”则成为走向“仁”的重要路径。

《孟子》言必称尧舜，《孟子·离娄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他总结尧舜之道就是“仁政”之道，行仁政则要善于“推恩”。既与舜文化之根脉相承接，我们又可以说“仁政”与“推恩”是孟子对舜文化的创新发展。

进而《大学》对此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总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是一个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治国理政路径。

从西汉开始，统治者治国之实践，或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或儒表法里。在文化传统上儒家文化已然成为主流。《宋史卷427·周敦颐列传》：“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千载之后，文化传统的创新历史地落在了周子身上，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又说：“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通书·治》）此后宋学融合儒道释，别开生面，至朱熹而集大成，这是历史上又一次创新性发展。到明代王守仁创立心学，又将儒学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他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特别是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二）社会与江湖的进路。这一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社会之中以及江湖之上。是江湖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结合体。

其实江湖本来出自庙堂，是由庙堂走向了江湖和社会。这就是“义利之辨”后所高扬的“义”的旗帜。这“义”源自二妃救舜的情义，源自舜爱弟弥谨的情谊（民间传说象被感化，最终有了兄弟之谊），也源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仗义”。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荆轲刺秦的荆轲、樊於期、高渐离便是这种“情义”“仗义”“情谊”的发展，在“利”面前，突出了一个“义”字。后世民间、江湖的姐妹、兄弟结拜、门派结拜正是这种“义”的泛化和普及化。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在一定程度上“义”字超越了庙堂政治，无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义释曹操，无一不是“义”字使然。正因此，关羽成了“勇义”“信义”的化身而被膜拜。当然社会与江湖并不仅仅是“义”的发展。事实上“仁”“义”“礼”“智”“信”在江湖与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义”字当头，更显得突出一些而已。

（三）家族与家庭的进路。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与乡绅文化成为家族与家庭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要途径。庙堂与士人的传播，社会与江湖的传播自然而然使传统文化浸润家族与家庭之中。其显著特点是久而久之，日用而不觉。

在舜文化系统里，二妃“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舜的“顺事父及后母与弟，

日以笃谨，匪有解”“克谐，以孝。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等等都说明舜帝夫妻已经在家庭问题处理上做出了榜样，成为典范。正因如此，“二十四孝图”第一图便是讲述舜帝孝行：舜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曾多次想要害死他，但舜帝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当他登基后，还去看望父亲，对他恭恭敬敬，并封弟弟为诸侯。所以这第一孝有一个名字就叫“孝感动天”。刘向《孝子传》中舜的故事增加了“舜舐父目”情节，着眼于有矛盾的父子，从父子之道角度来建设和谐家庭，以显其孝。

刘向《列女传》“有虞之二妃”注重从夫妻之道来建设和谐家庭，除《史记》中耳熟能详的故事外，舜受迫害的故事，还增加了“饮酒”一事，舜父拟“醉将杀之”，但借助二妃药浴，饮酒不醉。人物增加了一个舜的妹妹“敤”。敦煌变文《舜子变》走向世俗化、情节化、细节化，人物关系复杂化。如，有声有色地描述了舜生母病危与托孤的情状。与正史落笔于尧对舜的考核不同，《舜子变》全篇故事则基本上落笔于家庭的争斗，人物已没有神性、传说性，已是完全现实中的人物，均以家庭内部人伦关系为题材，是表现父子、母子、兄弟间关系的故事。

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人们认为社会的和谐更多地取决于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和谐助推了社会和谐。事实上《舜子变》在观念上就融入了儒家观念与佛教观念。如瞬母死后，舜守孝三年，舜每再次受后母迫害后，便回到“书堂”，先念《论语》《孝经》，后读《毛诗》《礼记》。舜帝时代当然不可能有上述图书，但说明社会观念上已然强调先修身齐家再治国了。

正是由于这种家族、耕读浸润方式，在老百姓中扎下根来，融入血液中，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三、舜文化历史进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他又说：“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④]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古代的“足食”到今天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古代的“仁”到今天的“道德境界充分升华”，二者一脉相承，时代不同，内涵更丰富。物质文明方面，我们一方面对内改革，一方面对外开放。

二是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即我们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吸收人类文明可以为我所用的优秀成果。像大唐一样有容纳四海的气度。我们既传播文明，也学习他国的优秀文化并化为我有，如中国化的禅宗。所以我们既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吸收其他优秀文化成果并将它中国化，更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文化取向上融为一体），包容性（交往交流交融）和平性的特点。从而将我们自己的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应成为丰富多彩的和谐，成为引领人类的精神动力。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⑤]这确实是富有创见和远见的精辟之论，只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天下而言，要想实现它，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应朝这方面去努力！因为只有实现了这样的“和而不同”，天下才会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