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湖南：人类文明始发地与人文始祖汇聚地

易  军*

天佑湖南，首先是湖南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三面环山，一面含水，这是一方风水宝地；其次，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诞生了诸多的“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最早的烧制陶器，最早的稻田，最早的城市……可以说，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始发地；再次，这里还是人文始祖的汇聚地，炎帝、蚩尤、舜帝，均将他们的遗体留在湖南，并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湖南人沐先祖之荣光，承先祖之鸿业，凝聚成了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扎硬寨、打死战”的湖湘精神，为中华文明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景色。

一、人类文明的始发地：天下谷源，人间陶本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的最早始发之地在湖南，这可以考古发现为证。第一大考古发现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最初是1988年发现的，1993年、199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先后两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棒器、动物骨头残骸、种子，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和陶器。2001年，该遗址被评为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尤为重要的是，玉蟾岩遗址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人类制陶工业起源的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约1.4~1.8万年，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制陶的年代则更早，2009年6月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了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文章，指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志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

2020年10月18日，在由中国作物学会、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万年稻作论坛”活动中，由万建民、颜龙安、谢华安等院士发起号召的“中华史前稻作文化遗址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等六家遗址单位联合发起。联盟的成立，旨在树立中华稻作文化自信，彰显中华史前稻作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推动中华史前稻作文化遗址保护、研究、利用的跨地区协作，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家遗址中，湖南占两家：玉蟾岩遗址和城头山遗址。而城头山遗址可说是湖南稻作农业从始发到发展的第二大发现。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1991年至2011年，由湖南省考古所主持，澧县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先后出土有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大批珍贵文物。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并镌刻到“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距离城头山遗址10多公里处，还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是现存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在城头山遗址，已发掘10座陶窑，其中7座位于城址中部，有红烧土块、灰坑和灰沟，专家推测为砖的前身。另外，邻近还有多座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仅见柱洞，不见基槽，它们与邻近陶窑一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陶区，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保存完整。这些陶窑、灰坑、灰沟和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都属于同一时期，即大溪文化第三期。此外，还发现有斟酒器陶鬶和贮酒器陶瓮，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5000年前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陶温锅的发现，证明在城头山已出现了酒肆（酒店或酿酒手工作坊），从而将卖酒行业的出现大大提前。

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座城为仰韶文化晚期筑造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遗址始建于6000年前，从规模、功能、工程规划施工来看，已经属于“城”的范畴，曾为统领一方的政治中心，考古学家苏秉琦认定为“古国”。城头山城址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城池的起源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改写了中国的史前史。

中国“史前史”的改写，证实了湖南在人类早期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最早的稻田、最早的城市，乃至最早的“古国”，这一系列的“世界之最”，足可说明湖南作为人类文明始发地的地位。

二、文明曙光初照时：炎黄时代对物质文明的贡献

城头山的古城古国遗址始于6000年前，此时已经接近于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了。中华5000年文明，一般认为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也就是说，炎黄时代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但这一时代的文明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

（一）炎帝部落对物质文明的贡献

1.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

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2.尝百草,开医药先河

据《帝王世纪》载,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为尝百草,一日之间而遇七十二毒。炎帝在与大自然,与疾病作斗争中,为后世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立市廛,首辟市场

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4.治麻为布,民着衣裳

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二）黄帝部落对物质文明的贡献

在农业生产方面，黄帝部落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部落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私人。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他们创造了中华五千年的物质文明，并萌芽了原始精神文明。

三、文明曙光普照时：尧舜时代对精神文明的贡献

从炎黄时代到尧舜时代，时间过去了千余年，文明的曙光已经普照中华大地，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各部落开始走向统一、融合，迫切需要精神文明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因此，尧舜时代对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

尧，又称唐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尧代帝挚为天子，都平阳。在万国争雄的乱世，他团结亲族，联合友邦，征讨四夷，统一了华夏诸族，被推举为部落万国联盟首领。帝尧在主政期间，派神箭手大羿射日，派鲧治水，并且制定历法，推广农耕，整饬百官。

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一作妫姓，号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轩辕黄帝八世孙，“三皇五帝”之一。舜帝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成为推动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捩时期的重要推手，成为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之一。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历史治水名人，史称大禹、帝禹、神禹。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后代，鲧的儿子，母为有莘氏之女修己。作为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后人称为夏禹，成为上古时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始创了国家，后人尊称为夏禹。

舜帝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晚期，是我国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一位杰出首领。相传，舜的父亲是一位盲人，生母早逝，后其盲父娶后母生弟弟象。父亲懦弱无能，后母、弟弟阴险毒辣，千方百计想谋害舜，均被聪明机智的舜巧妙脱逃。面对父亲、后母及弟弟的不仁不义，舜始终以人子之礼孝敬父母，友爱弟弟。在二十岁时就以孝悌而享有盛名，被四方的部落推荐为尧帝的继承人。尧帝以二女娥皇和女英下嫁舜，并以九男与其相处，观察舜治家与处事的能力。尧帝经多方考察发现舜确有以德服人、感化他人的美德，于是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舜。

《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因此，可以说舜文化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之源，是中华儒家文化之本。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三座里程碑。

　　舜文化的精髓是“德为先，重教化，天下为公”，其精神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伦理道德上，舜忍辱负重，仁爱孝敬。舜帝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使古代人伦道德逐渐推行到全国，这一古老的家庭伦理道德标准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推崇，传为美谈，这是舜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根源。

　　2.社会道德上，舜力行“乐于助人”“邻里和睦”“谦恭礼让”“童叟无欺”；他“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舜在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把方便让给别人，影响了周围的群众；舜提倡邻里和睦，友好相处，互相尊重，大家都愿与他相处，都愿与他相邻而居。

　　3.职业道德上，舜帝一生从事多种职业，除从事农耕、渔猎以外，还从事过陶瓷生产，并且经过商。陶工们受他的影响，把陶器做得精美而又耐用，舜帝以诚信对待商品生产和经营，从不弄虚作假，更不欺行霸市，信誉卓著，深受百姓好评。

　　4.政治道德上，舜在继位执政后，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施政布德，举贤任能，他“举八恺、用八元”，“流四凶族”，表明他“惩恶扬善”。最后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政治道德，选定带领民众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

在政治生活中，舜帝“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妄人”。在对待南方三苗民族问题上，舜帝“舞干戚于三苗”，以高尚的道德和音乐艺术去感化、教化三苗民族“弃恶从善”。最后出现了“九族亲睦”、“合和万帮”的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千秋万代景仰。

舜帝践行“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83岁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大禹。舜帝还是“天下为公”的典范。后魏温子升在《舜庙碑》一文中说，舜帝时代是“大道御世，天下为公”的时代，是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理想社会。

舜帝在社会生活中，在处理与其他社会成员关系中，他亦是身体力行去创造和推行一种社会公德。舜还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官吏考核制度，并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方法和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

在治理联盟上，舜帝靠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身体力行地率先示范，后人称其为“无为而治”。所以说，舜帝一生的社会行为，就是舜文化的实践，也是最初始的创造。

舜帝处处率先垂范，事事以身作则，善于用人，擅长管理，不仅治理好了为害多年的水患，而且使农、工、商和音乐艺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现象，被后人称为“尧天舜日”。

后人十分推崇舜帝“选贤任能”“天下为公”的禅让方式、“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舞干戚怀四夷”“和为贵”的治国方略。无论是“尧以义忠，舜以勤死”的传说，还是“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的民谣，都折射出舜的公仆形象，舜帝被历代文人墨客冠以“以君子之大德，为帝王之称首”的美誉。

舜帝晚年禅位后，仍以关心天下苍生百姓为已任，在南巡百越，体察民情途中，“崩于苍梧，葬于江南九嶷”。

舜帝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先河，被后人尊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深受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尊崇和敬仰。

舜帝创造的舜文化充满道德观，传播正能量，是最古老朴实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古代道德文化的鼻祖，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起着精神凝聚作用。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舜帝一直以“仁孝”之德著称，舜帝是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开篇所记的核心人物，《史记》《孟子》《墨子》《吕氏春秋》等对舜帝的事迹都有记载，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源。舜帝以其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卓越的治世才能，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发挥了开天辟地、无与伦比的作用，影响了千秋万代，可谓劳苦功高。

四、人文始祖的汇聚地：先祖感召下的湖湘精神

在湖湘大地，至少有三位“先祖先圣”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1.人文始祖“神农”炎帝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称神农氏，“神农”也就是“农神”，从中国文化特有的“圣人”崇拜的角度说，也可称之为“农圣”，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始创者。他的足迹遍布湖南的东部山区，从株洲的炎帝陵，到衡阳的耒水、耒阳——炎帝制作耒耜的地方，再到郴州的安仁——“神农尝百草，灵药安仁”。这些遗迹，给后人留下了凭吊先祖先圣的依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建有祠庙，并形成相关联的炎帝崇拜和庙会文化，如安仁与神农殿相关的“赶分社”，就是一个神农药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节日盛会。这是湖南东部最有价值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

2.人文始祖“武圣”蚩尤

蚩尤与炎帝、黄帝是同时代的部落首领、民族领袖，因而与炎帝、黄帝并列，成为中华文明三大始祖之一。蚩尤在中国历史上被尊为“战神”“兵主”“武圣”，因而他的陵墓称之为“武陵”。从蚩尤部落的迁徙线路看，湖南西部山区的武陵源必然藏有“武陵”。有人认为，湘西的保靖旧称迁陵，应该与“武陵”有关，因为蚩尤与黄帝战于涿鹿，蚩尤战败被杀，当时应该葬在北方，后来随着部族的南迁，“蚩尤冢”也迁到了南方，于是有了“迁陵”。蚩尤作为南方九黎部落的首领，对湖南的影响范围甚或超过了炎帝，从常德、益阳、娄底、邵阳再到怀化、湘西、张家界，都有蚩尤文化或曰梅山文化所留下的遗迹。这是西部最有价值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

3.人文先祖“德圣”舜帝

与前两位“先祖先圣”相比较，对湖南影响最大的是舜帝。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帝创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文化，被称之为“德祖”“德圣”。舜帝晚年南巡，在湖南留下了诸多遗迹，从岳阳的君山，到常德的德山、湘潭的韶山、南岳衡山、邵阳的崀山、永州东安的舜皇山，最终到永州宁远九疑山，直到“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于是，零陵、永州，一地二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永州周边，舜帝还到过很多地方，如桂林的虞山、梧州的白云山、韶关的韶音台等。这是湖南中南部最有价值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

上述三位先祖先圣，他们在中华文明的开端和发展过程中，均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他们的德行品格为民立极，世人为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成为了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特别是舜帝治理下的太平盛世，是古往今来流传在中国最理想时代的代号，它以巨大的号召力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后世湖湘人，在圣祖崇拜的同时，追寻着自己的社会理想，于是形成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家国情怀的引领下，又形成了坚忍不拔的担当精神。

湖南人的担当精神，不妨借助陈独秀的一段话做一个总结。上个世纪初，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满怀敬佩之情赞扬说：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蔡锷）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需要指出的是，“坚毅不拔”是行为表现，“奋斗精神”也只是精神“外壳”，真正的精神“内核”乃是家国情怀之“知”在引领着担当精神之“行”；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内核铸造了湖南人的灵魂，才使他们有了这种奋斗精神和坚毅不拔的毅力，同时也使湖南人具备了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决心——这才是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