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视域下舜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杨增和[①]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425199）

摘要：越南和中国自古山水相邻，尧舜时代舜“南抚交趾”，其影响力从空间上传播到越南。舜文化为儒学之源、儒学思想中的核心，儒学经典成为舜文化传入越南的传播媒介。舜文化精神通过“孝、仁、礼”等内容传播到越南。越南各级官员、舜裔华人华侨、文人墨客等主体多类型传播主体参与传播舜文化。舜文化在越南有较大的影响力，“非尧舜之道不行”成为集体无意识，“致君尧舜”的人格楷模、尧舜理想社会的在地化。

关键词：儒学视域；舜文化；越南；传播与影响

舜帝为中华上古五帝之一，是中华民族所敬仰的重要人物，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史记》载，“天下明德自虞舜始”，崔述曾言：“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②]舜德影响从古至今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力跨越国界，舜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传播载体，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很大影响。越南是中国的邻国，属于东亚文化圈国家，越南中北部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郡县，越南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以舜文化为源头的儒家文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深远。目前学术界对舜文化在域外传播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儒学文化中的舜文化为研究对象，融合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空间性、媒介性与文化性，探讨舜文化在越南传播的特征和规律。

一、“南抚交趾”：舜文化空间传播

（一）尧舜时代“南抚交趾”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现代性扩张而出现“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思潮，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提出媒介空间概念，认为处于传播状态的媒介具有生命活力，“媒介外在形式内存有向外普遍联系的生命空间”；空间媒介被认为“媒介总是存在于空间，不同空间造就不同的媒介”，空间具备媒介属性。[③]越南和中国自古山水相接，虞舜就有紧密联系，有记载的越南早期历史，是与中史合为一体的。早在神话中即有神农、颛顼、尧之地“南至交趾”的传说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④]后来的中越史籍有巴蜀人建瓯貉国的传说，越南最早的名称就是“交趾”和“瓯貉”。[⑤]

中国有关神农氏、颛顼、尧舜禹等上古社会首领的记载，不断出现“南抚交趾”的叙述，“交趾”在古代代表地域边界，指代越南等地。有关越南的最早记载是古代文献《尚书》，其中记载，尧舜时期，天子派人去“交趾”观察太阳起落规律，“交趾”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书经·帝典篇》载尧“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申命义叔，宅南交”。又载舜“朔，巡狩至于北岳”，“南巡狩至于南岳”。《尚书大传》则谓帝尧曾“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认为，黄帝的足迹南已达湘江北，帝颛顼时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帝喾、尧、舜时期的南境亦然。[⑥]《史记·五帝本纪》说，帝舜之时，禹也“南抚交趾”。“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还写道：舜问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韩非子》则说：“昔者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尧舜时代已“南抚交趾”，至商汤时代南北交通更加畅通。[⑦]据《墨子》记载：“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越南），北降（和谐）幽都（雁门以北），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可见，尧帝时期的道路交通已经更加广阔。

根据上述文献，我们认为，在尧舜时代，或更广泛地说在周代以前，汉族人领土的北界是北岳即幽都，南界是南岳即南交或交趾。[⑧]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秦、汉等时期，中国一直称越南为“交趾”，交趾是越南的古称。秦始皇时期，“交趾”属于中国的管辖区域，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南下到今越南，公元前214年，秦朝将越南北部地区划归象郡管理，并向越南北部大量移民。而从五代十国之后，中国便称越南为“安南”。[⑨]

越南也有不少相关这些传说，《安南志略》记载“安南自古交通中国”[⑩]。反映遥远的上古时代，我国中原文化传播到和南方的交趾（即今天的越南）。舜帝南巡崩于湖南宁远九疑山，“这些传说至今还盛于全国以及越南”。[11]传说舜巡视西南方，到过黑水源出，即今越南黑水源出之地。越南者，黑水越出而南。[12]在越南还有舜封夜郎的传说，传说舜帝一行人沿海巡察，登陆点就是后来的越南太原地区（与中国的太原异地重名）。舜帝在越南太原召集当地的部落首领和东南亚其他部落首领组建“耶朗联邦共和国”（简称耶朗国，也就是后来的夜郎国）。整个夜郎国以经济与文化为纽带的大小邦国组成，越南的太原成为夜郎国的首都，当时东南亚地区的诸侯来朝拜舜帝，夜郎国地域广阔，纵横达数千里，由后来中国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广西一带）和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组成，后来，大夜郎国也四分五裂，只有“舜帝后人建立越南国”传说在越南流传下来。[13]另据考古发现，越南有很多汉墓遗址，在河内市近郊还有唐代的宫殿遗址，这进一步说明现在的越南在历史上曾经中国国土的一部分。[14]

（二）舜文化随儒学传入交趾地区

越南北属时期，儒家文化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势力向越南传播。越南有一段长期属于中国封建朝代管辖的历史，在隋唐时代前都是中国的郡县，越南人把这段时期叫北属时期。中国文化在这段时间对越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儒家文化已经传播到越南。

儒家学说随着中国与交趾地区文化交往而传入越南的。郡县制度在越南实行的一千多年，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越南本土文化的融合，越南逐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儒学传入越南的起始时间可上溯于赵佗建南越国时期，”[15]。越南学者陈重金认为：“赵佗建立了南越国，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南方，因而自此以后我国之人都濡染了这种文明。”“儒学约在东汉末年已在我国颇为盛行。[16]秦末汉初，儒教在北属时期已经传入越南。秦始皇向岭南开拓，在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设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县，象郡就是现在越南的中北部地区，秦朝在越南施行管理。秦朝末年，南海郡尉赵佗成立南越国，割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在越南中北部设置交趾、九真二郡，仍然实行郡县制度。汉武帝灭南越国，在越南中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和22个县。赵佗传播中原文化，用儒家经典《诗》、《书》教化越南人，用仁义来团结人心，儒学开始传播到越南。

二、儒学经典：舜文化传播媒介

（一）舜文化为儒学之源

尧舜之道，天意所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历经上古三皇五帝的发展阶段，自黄帝始，历尧、舜、禹，直到建立夏代，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是上天任命的君主，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是根据天意决定的。尧舜之道反映了史前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儒学反映上古君王和圣人治国实践的心得。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儒家学说传承中国上古文化精神，积累春秋以前的历史文化成果，儒家把尧舜时代作为“大同之世”，儒家思想就是沿着尧舜文明发展路径逐步展开的，儒家重视尧舜文化资源，称儒家“于道为高”，先秦诸子以来儒家经典多言先王，孔子称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孟子动辄论尧舜文武。《汉书艺文志》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宪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阐明了儒学思想与舜文化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二）儒学经典中的舜文化

儒学以经典传授为依托，是以历史文献为教典，以经典教育为特征、以经典阐释为途径。[17]儒学的经典就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诗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具有重要的价值。儒学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书”、“五经”经典中，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尤其是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五经”中有大量舜帝记载。《尚书》是最早记录舜帝事迹的，通过舜帝具体的事迹呈现舜帝形象。先秦诸子从不同立场，多角度解读和评价舜帝。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大量舜帝叙事。孔子“言必称尧舜”，《论语》中《雍也》《泰伯》《子路》《卫灵公》《尧曰》等论及舜帝。《中庸》记述孔子赞扬舜帝是有大知、大孝、大德的圣人。《孟子》记录舜帝事迹最多，在《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篇中，把舜帝论政治、伦理道德等思想主张为典范。孟子推崇舜帝而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8]《礼记》中的舜帝，主要见于《檀弓上》《礼器》《乐记》《祭法》《中庸》《表记》《大学》等。

（三）儒学思想以舜文化为内核

帝舜的仁孝思想和伦理道德体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孔子将其发扬光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文化以儒学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流派。其核心内容是“仁”和“礼”。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体系，在思想上形成“仁”与“礼”之间一种张力，儒家理论结构的核心就是用“礼”与“仁”整合社会。“礼”与“仁”成为儒学的两大理论核心。所谓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有稳定的道德认可。“礼”的早期形态与史前巫术宗教的祭祀活动有关，礼包括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制度、规范，以礼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到周代，“礼”以一种社会典章制度，从外在的形式上规范社会生活。所谓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为出发，对人们推行仁政。“仁”反映的是原始社会中的亲亲关系，“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孔子丰富“仁”的内涵，认为“仁”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自觉。[19]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个人心性品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关系处理准则，倡导天命、良知、天理、心性、三纲、四端、五常、五伦、七情、六欲、八德，忠怨、孝孝悌、廉耻等涉及人伦、民族关系、人性、政治、经济、知识论和本体论等诸多内容。儒学整体上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主张“德治”和“仁政”的政治观，重视道德伦理教育。[20]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其指导性原则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说与舜帝推崇的“五典之教”，儒家的“仁爱”“仁政”理论与舜帝的“为政以德”、“无为而治”，孔孟的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与舜帝的“象以典刑”，儒家的中庸之道的核心思维方法与舜帝的“天人合一”、“和合”思想同出一辙，只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表达而已。[21]孔子认同舜帝道德文化，提出了以舜文化为根基的“仁”和“礼”主张。孟子把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表面是以孔子思想为依据，实则是以舜文化为原始根基的。

三、“孝、仁、礼”：舜文化精神传播

（一）“孝”观念在越南的传播

舜帝孝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舜孝为儒家言孝之至极，尧舜之道的核心就是仁孝。舜帝身体力行创造了道德文化本体，含括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德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孝字，后来把孝拓展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道德，成为人们精神行为的规范。《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舜帝力行孝悌之道，传播“五伦之教”，化育万代。舜帝孝道载体是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把孝看成是基本的伦理关系，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章十七）舜德体现在《尚书》中《尧典》、《舜典》等篇章记载的舜孝。孟子肯定帝舜由亲父而爱弟的大孝之德，将虞舜塑造成躬行孝道的“百世之师”，认为舜“大孝终身慕父母”。儒家把“圣王”塑造为政治首领和道德楷模。孟子“把孝扩大为德性的最高表现，因而有以孝来贯通德性全体的趋向，并且提出舜作为最高的典型”。[22]孝是儒家极力推崇的社会道德体系，孟子把具有家庭伦理意涵的孝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高度，孝在血缘政治为主的上古社会居道德之首，“虞舜”成为儒家“孝道”的典型的文化符号，把虞舜“塑造成为孝道伦理方面的‘百世之师’”。[23]《孝经》就是儒家形成的孝道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经典，这体现儒家家国一体思想倾向。汉代还提出以孝汉天下，建立起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中。

越南重视孝文化，认为，“孝为百德之首”。从上层君王的兴儒尊孔到普通民众接受儒学。如黎圣宗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推行“忠”、“孝”、“仁”等儒家思想，还在全国推行三年丧葬之礼，对民风教化起到重要的作用。[24]阮朝以儒学思想为治国理念，儒家“尊亲”、“孝道”思想在越南广为传播。阮朝阮世祖注重德治，主张以孝道治理国家，“王者以孝，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焉”[25]统治者倡导忠孝节义，褒扬忠臣孝子。黎圣宗颁布“敦礼义课农桑令”：“忠信孝梯之人，必用心嘉奖，民皆归厚，而革浇薄奸诡之风。”[26]阮朝明命帝也对孝子贤孙予以奖励，还令人刻有“孝风可行”“孝顺可风”的匾额颁赐各地的孝子顺孙。[27]

孝文化渗透于越南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子女尽孝父母成为社会普遍的社会文化导向，同时还形成和遵循孝行规制，如丧礼和葬礼。越南上层人士译介中国“二十四孝”故事，翻译成一批以此为素材的汉文诗歌，如《二十四孝演音》、越南使臣李文馥的《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等在越南广为流传，越南运用诗歌形式对“二十四孝”二度创作，“二十四孝”转换成在地性的越南民间文学，“成为民众自我教化的伦理依据，使孝道思想携带着统治阶级的印记融人民众的精神世界”。[28]

（二）“仁”观念在越南的传播

儒家文化“仁”的观念在越南民众中影响甚大。诸子学说都用舜帝道德思想来阐述主张，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舜帝道德思想推崇到极致，形成崇尚“礼乐”和“仁义”的儒学。秦末，南越国建立时，越南已经“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人心”。儒家文化传入到越南域后逐渐民族化，儒家道德的仁义、忠孝、纲常等概念在越南歌谣中形成越南文化的新内涵。越南在原有的仁爱观念上，融合儒家之“仁”，形成越南民族仁爱与宽容的美德。“仁”成为越南人处世的一种行为准则和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越南人皆知仁为爱人之意，借汉字‘仁’一词以代表一种传统美德”（陈文富，1988）。黎朝的黎利，把“仁”作为其治国的重要依据。阮朝诸君主主张施行仁政，有人提出：“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29]“仁政”成为越南统治者的执政基础。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越南民众日常行为准绳，后黎统治者重视道德实践性，“积极推行儒家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使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问，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30]阮朝统治者重视社会教化，将三纲五常等儒家信条撰写成训谕十条，让民众传颂和恪守。在20世纪初，越南编纂的伦理教科书也是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如1915年印刷发行的《新订伦理教科书》。可见，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信条，作为越南公民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三）“礼”观念在越南的传播

舜帝重视诗乐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任命擅长音乐的夔用乐舞教化民众的原始乐教。儒家注重“礼”，“礼”成为确立等级秩序和协调成员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在越南接受的儒学形成的学说不太注重等级社会的差别，建构的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播的。从政治领域逐步渗透到民间礼俗等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黎朝史学家黎嵩认为：“纲常，正道也。纲常立而帝王之大业以成，仁义明而天下之大器以定。”[31]三纲五常、仁义、孝悌、忠恕等观念成为越南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根本。

越南注重“礼”的教育。“礼”具体表现为亲亲、尊尊等具体的行为。黎圣宗颁布的文告提到：“朕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礼之为防范也。”[32]如《家礼》在越南传播到民间并被广泛接受，经历了漫长过程。礼学思想影响王室阶层的思想与伦理观念，《性理大全》与《文公家礼仪节》传入越南，影响了建构国家与知识界的道德价值体系，儒学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播逐步进入知识阶层，再由知识阶层影响村社与家族生活，汉字礼书逐步演变为汉喃字礼书的过程。[33]越南古代歌谣中有不少关于“礼”观念的，“礼”这种尊尊亲亲原则写入歌谣：“做人要懂纲常，重视五等，君王为首，孝父敬母。”（阮春敬等，2004）提醒世人遵循纲常之道和亲疏差别。[34]

四、多类型参与：舜文化传播主体

（一）越南上层社会的传播

儒学最初主要在越南上层社会传播。儒学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初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高层交往过程中的传播机制。朝廷在越南发展儒学，在越南各地传播儒学，物质域与意识域间的互构而形成舜文化的多类型主体传播。

越南儒学传播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特征，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传播推动其扩散到更为广泛的区域。地理空间与等级传播相互推动，构成一个系统的以儒学为载体的舜文化传播过程。

越南成为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后，儒家文化在越南得以迅速传播。越南独立以后的李朝、陈朝、黎朝、阮朝，儒学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在越南传播到全体民众，儒学维护越南社会秩序、推动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学创作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黎朝在越南执政历史长。黎朝尊崇儒学，全面推行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政治。黎朝大兴儒学教育，实施儒学伦理教化，儒学空前繁荣，黎圣宗时期把儒学伦理进行社会教化。李朝皇帝意识到儒学思想维护和稳定社会的秩序重要性，推崇儒学，确立了儒学在越南的官方地位。越南李陈时期实行儒、佛、道相互融合，“三教同尊”政策，黎朝，阮朝独尊儒学，又不排斥佛教和道教。在黎朝，儒教成为封建制度的正统的思想体系，“封建政权以儒教作为建国治民的典范，作为建立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金科玉律。”[35]越南建立封建王朝之初，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有限，思想界对于“从中国封建王朝传播而来的儒释道各种思想学说和宗教信仰皆取而崇之。”[36]黎圣宗颁布《二十四训条》，以儒家纲常礼教教化民众。

越南儒家学者著书立说，不断推出研究儒家的经典著作。黎朝时期推动儒学在越南传播，越南出现了一批著名儒学家，或具有儒学思想倾向的作家、学者的出现，如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悼等。阮秉谦著有汉字和喃字诗文千余篇，吴土连、黎禧等以儒家观点撰成《大越史记全书》是现存最重要的越南古代史书。黎贵悼著有《四书略解》、《书经演义》、《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群书考辨》等经学著作。[37]舜帝至孝笃亲，“年二十以孝闻”，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孝子。汉刘向《孝子传》、元郭居敬《二十四孝图》均将舜帝列于孝子之首。越南以《孝经》为代表的经书用以教化。《孝经》在越南很早就被典藏翻译与推广，中国通俗的“二十四孝”故事在越南更是广为人知。有的儒者还以喃字编撰儒家伦理的启蒙读物和教化书籍。如黎朝的《家训歌》、阮朝李文馥的《二十四孝演音》实际上是中国“二十四孝”故事的喃文译本。无名氏的《三字经演音》等，把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用于启蒙教育和教化工作。[38]

官员推动对孝道思想的传播。秦汉以来，孝道思想开始传播到交趾等管辖区域。东汉时期，九真太守任延传播“嫁娶之法”，“始知种姓”观念，奠定了孝道思想在交趾等管辖区域传播与接受的文化语境。在郡县时期，来自中原来的官员传播孝道思想，拓宽传播孝道思想的领域。明太祖首次明确提出，要在安南传播孝道思想。“更把圣书深道与，直教素服衣三年。”[39]让安南人懂礼义廉耻，遵守孝道。孝文化渗入安南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黎维正为安南国王,清朝统治者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40]肯定黎维正的“忠孝”行为。明命帝第三十七子阮朝皇子在《孝史略诠》说“（夏禹）承舜道统，后胤封在我大南越国。”[41]他的《孝经立本》是对《孝经》本源的追溯，强调《孝经》之本，认为，修身齐家是本，治国平天下是末。

（二）朝廷派遣官员的传播

通过选举实现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西汉、三国时期，有大量中原人士南下交趾，越南的士人也有北至中原学习儒学，在东汉做官。隋唐时代，在交州设都护府，派儒者管理越南，在越南大兴文教。[42]东汉灵帝、献帝之时，交州人中有李进、阮琴、张重等人朝就学，后分别选为交州刺史、司隶校尉、金城太守。献帝又曾以交州茂才、孝廉各一人为夏阳（今陕西韩城）令和六合（今江苏六合）令，[43]这表明汉文化在交州地区充分渗透。

明朝时与安南的关系更为密切。安南的胡朝灭亡后，明朝改安南为交趾，设三司直接管理。唐朝时越南中北部设置交州，后改为安南都护府。唐朝注重发展儒学，实行科举制度。越南产生了不少官员和文人，儒学思想在越南广为传播与普及。唐代事中原的选举之制流布于安南。高宗上元三年，专门设置选拔安南士子任官的“南选使”；武宗会昌五年，又在安南确立了每年选送进士、明经进京任职的制度。北部越南独立建国以后，政府传播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内容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强化科举制。圣宗神武二年，立文庙，塑周公、孔子及四配像，定四时享祀之礼；仁宗泰宁四年（1075），开三库科试，“语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44]

自公元年越南独立后，交趾后称交州，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安南地区派遣郡县官吏。朝廷派遣的官员大力实行汉文化教育，推动交趾地区走向“通诗书，习礼乐”（《大越史记全书》）的封建社会。公元187年，交趾太守士燮重视教化，积极提倡儒学教育，《大越史记全书》说：“我国通史书，习礼乐，为文明之帮，自士王也”[45]中原地区数次战乱，一些文人名士避战乱而迁徙到交州地区，客观上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三）各府州县的传播

越南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和民办并举的儒学传播体系。在各府州县“设立文庙”、“开设学校”，一些儒生自行开馆授教。早在郡县时期的交趾，越南各地办学推广儒家学说。李仁宗在京城设立国子监，为王太子和文职官员讲授儒家经典。明成祖在安南的府、州、县设立儒学学校。广揽人才，重用儒生。儒学教师从全国各地选拔。颁赐儒家经典，向这里赠“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儒学经典。还要求各地选拔生员到北京国子监学习。“儒学以较前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安南传播。”[46]

黎朝、阮朝时期，各地建立了文庙、文址、乡祠，以祭祀先贤，儒学广泛传播。孔孟与先秦的文化典籍，如“五经”和诸子等传到这些区域，这些地区受到汉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影响。儒学是一种政治道德学说，李朝意识到儒学政治道德功能而传播儒家文化，李仁宗皇帝尊崇儒家文化，在河内建文庙以奉祀先圣。还建立了国子监，招皇亲国戚的后代来此学习儒家文化。李朝后的黎朝和阮朝对儒学的传播和推行，儒学覆盖面逐步扩大，甚至每个乡村都学习儒学经典。李朝推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社会各阶层愈发重视儒学教授活动。

大众印刷推动儒家典籍进入越南，儒学广为传播和普及。越南印刷术的进步，使儒学经典和著作大量刊行和广泛传播，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国文化更加广泛地深入到越南各阶层人民之中。越南官方大量刊印儒学经典书籍，黎圣宗光顺八年四月，曾“颁《五经》官版于国子监”。光顺、顺德年间是后黎朝印刷书籍的黄金时代。当时因书版众多，故特于文庙造库储藏。黎纯宗龙德三年“春正月，印《五经》板，颁布天下，王亲制序文”。是年三月，又“命文臣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书颁行”。[47]西山阮光瓒景盛六年春，诏颁北城（即河内）官刊《五经》、《四书》诸子于全越。

李朝时期受中国宋代儒学影响，学习儒学，李朝向宋朝乞赐和购买书籍和儒家经典。在升龙城举行庆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和《春秋》五经的仪式。陈朝时期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思想，大力兴办学校，用《四书》、《五经》为教材，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皇子，实行科举选官制度。阮朝传播儒家经典，1835年，向国子监颁布《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各50部，次年又向国子监和各省学校颁布四书、《五经》、《四书人物备考》1170部。1846年，在让评定等多地刊刻《四书大全》和《明经大全》。汉籍南传达到一个高峰。儒学汉籍在越南的传播得到了全国的普遍重视。儒学经过李朝、陈朝的传播与发展，儒学在黎朝时成为国学，“黎朝特别注重儒家经典的刊行，具体而言，有黎圣宗帝诏谕再刻的《五经官版》，颁发于国子监，作为监生学习的范本。”[48]

（四）越南舜裔的传播

海外移民有地缘认同，更有很强的血缘和宗族认同，宗族群体的集体记忆就是祖先记忆，以血缘为纽带，慎终追远，崇奉祭祀共同的祖先，这种精神联系形成的“凝聚性结构”，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据《长汀陈氏族谱》云：陈氏源出于舜帝后裔胡公的后代，周武王封胡公满于陈地，建立陈国（河南陈州）奉祀舜帝。陈氏入安南（越南），更早于宋代，至今仍为越南十大姓之一。[49]1225年，越南李朝女皇李昭皇之夫陈曌创建越南陈朝，陈姓繁衍发展为越南十大姓氏之首。[50]

据仙桃陈河汉川燕子庄家谱记载：陈朝宣帝陈顼第十六子叔俭封为安南王。安南《邓氏尚书公事状》说：闽人陈京人发动政变，消灭李氏王朝，“在安南建立了陈朝，安南陈朝是南宋的藩属国。”[51]据典籍记载，陈氏在安南国担任要职，都封有官位。明清时期，舜裔继续向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迁徒。越南成为舜裔迁徙的主要目的地。陈姓、胡姓舜裔在越南（安南）多次建立起封建王朝。明惠帝二年，始建于南宋的安南陈氏王朝灭亡，南国陈朝权臣黎季釐篡位窃国，谋杀国王陈日炜，这位篡权者更名胡一元，自称为舜帝后人胡公的后代，改安南国号为“大虞”，安南后陈王朝为黎氏王朝所取代。[52]亲缘性舜裔宗亲对舜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批华人在越南宫廷任职，甚至处于王者之尊，对越南独立后继续吸收中国文化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53]华人传播和践行孝道思想。如福建人潘清简祖明末南迁，定居于越南平定省，他主持编写《越史通鉴纲目》，大力宣传忠孝思想。

（五）文人墨客等传播

来往于中原与越南之间的文人学者络绎不绝。黎朝倡导君臣创作汉文诗的创作，在黎圣宗时代达到顶峰，在黎朝以后的西山朝、阮朝，越南君主推广汉文化和推动汉籍在越南的传播，“越南汉喃研究院目前所留存的儒学典籍文献总共有1686种，其中涉及讨论和解释《四书》、《五经》的有122种”[54]。这正是汉籍在越南多代流传的佐证。越南使臣的传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14至19世纪越南使者53人共计79部著作。《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所见元明清三代越南使臣的使华诗文，清代越南使臣所咏九嶷山与虞舜之诗都与九嶷山、虞舜相关。选注越南使者过广西梧州和湖南永州时的咏舜诗十九首，呈现出越南学者对舜帝、舜帝陵、舜文化的见解。[55]文人社集方式的传播。越南有以文会友的文人社集传统，诗人间诗酒兴会，互相酬唱，评论诗品，抒发意气。越南黎朝圣宗皇帝酷爱文学，他与28位文臣组成了“骚坛会”，其中有舜文化的内容。

五、尧舜理想：舜文化的影响力

（一）“非尧舜之道不行”的集体无意识

中国儒学思想传播到越南，对其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学说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经过儒学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而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被越南民众所接受，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中，逐步塑造成一种民族性格。儒家思想渗透到越南的各阶层和各领域，成为越南人治国处世的行为准则。越南学者潘玉说：“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可以被视作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也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56]尤其在上层社会，把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作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重塑越南节义兼全和忠君孝亲的。如十四世纪，越南陈朝裕宗时，儒臣张汉超独尊儒术，儒教逐渐演化为越南的一种民间信仰，他提出：“方今圣朝，欲畅皇风，以振颜俗；异端在可默，圣道当复行；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这里提到了“非尧舜之道不陈前”，进一步突出了尧舜文化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儒学的源头是舜文化，儒学与尧舜文化密不可分，儒学文化的传播间接彰显了舜文化的精神。越南古都顺化的宫城、王陵和寺庙遗存，遗留在匾额盈联的“圣贤”“诗礼”“耕读”等中文文字，体现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尤其是越南国王自称以尧舜为楷模，自称“南天尧舜”。[57]

（二）“致君尧舜”的人格楷模

越南上层社会王公贵族中有众多的诗人，他们留下的大量汉语诗文创作的主导思想，继承了儒家传统文以载道的精神，作品流露出满怀抱负和致君尧舜的基调。李陈两朝帝王文学体现纲常伦理和以对皇子的训诫的作品。陈太宗以儒家伦常和美德亲写铭文赐教皇子，《大越史记全书·陈记》记载：“上亲写铭文，赐诸皇子，教以忠孝、和逊、温良、恭俭。”陈艺宗主持编纂《皇训》《葆和馀笔》《帝箴》三部书籍，用于教化皇子。陈明宗《举善恶人物以示皇子论》中写道：“善恶当对，攀不可偏废也。”“隋炀帝口道尧舜而其所行反为桀纣，其见善而效之耶。”[58]陈明宗引用中国文化中的经典，以尧舜与桀纣为善恶对比，“劝诫皇子分辨善恶，以史为鉴，修身养性，以成明君”。[59]

（三）尧舜社会理想的在地化

地方能够生成一种独有文化。传播地理学者中的地方“不仅仅是具有一定边界的物理空间，还包含着深植于本地环境和话语的特性之上的主体性经验”[60]。这些主体性经验就成了具有空间性和地域性的文化。越南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在接受与创造，成为越南在地性的文化理念。黎朝统治者用儒家思想解决社会矛盾，利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扩大影响，建立巩固封建官僚体制。越南著名史学家黎贵悖曾在中国当使臣，满期回国后提出以德治国以实现舜社会所的理想社会模式。儒教在越南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为越南民族建构了一种想象共同体，具有尧舜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与民族命运的整体，一种有理想社会价值色彩的共同体。

越南历代统治者把“忠”和“孝”观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依据，以中国忠君爱国思想强化越南的民族意识，传播大越民族主义精神。各朝王廷都强化忠孝观念并结合实际付诸实施。如越南的“忠君”，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益的忠诚。阮腐把“仁义”观看成救民、消除暴乱、保卫祖国和保卫人民。越南十五世纪名儒阮鹿运用“仁义”概念，与解放祖国和人民，摆脱外国侵略统治相联系。陈国俊、阮廷沼等“忠君”既是忠于某皇帝，又是代表民族利益的人。[61]越南对中国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越南在政治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而在文化上对中国有高度的认同感。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陈重金认为，越南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毅力和独特的民族性而不被中国同化，“唯有在信仰、学问以及治理方法上无论什么时候都受中国的影响。”[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