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路径研究

王瑞华[①]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425199）

摘要：舜文化在儒学背景下随中国代典籍传入日本，学术界从学术知识层面传播舜文化，有古学派从原典中研究舜文化，日本东方学学派“抹杀”舜文化。舜孝文化以《孝子传》《二十四孝》等典籍传播，用以教化世人。舜文化以祭舜仪式中的舜图像传播和绘画书籍等传播。舜文化以叙事文学、诗词等文学传播。日本各类教育机构、各阶层对舜孝文化传播。

关键词：舜文化；日本；传播路径

中国儒家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教文化圈”，这些国家或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教思想的传入，与所在地文化融合形成一种主导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以舜文化为逻辑起点延伸至孔孟而形成的儒家思想传播至朝鲜、日本等东亚文化圈，并发展成为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应神天皇请求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王仁把中国儒家经典带入日本。舜文化在儒学背景下随中国代元典传入日本，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国典籍、图像、文学与教育等构建的多模态传播路径，经过日本文化语境的接受与传播实践，有效地传播了舜文化。学术界目前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舜文化通过中国典籍等多种媒介在日本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传播与接受，笔者从舜文化的传播路径切入，研究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状况。

一、舜文化的学术传播

学术传播呈现为学术信息的使用与传播。ChiristenL.Borgman认为，学术传播是各学科领域学者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使用与散布信息的研究[②]，学术传播体系的核心概念是“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利用”。[③]学术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关系，经历知识生产者和知识需求者共同驱动的过程，或者以知识生产者单向驱动的过程。西班牙学者曼努埃尔·卡斯特斯认为，“传播力主要被那些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控”。[④]日本学术界从学术知识层面论述与传播舜文化，对日本社会、文化、思想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学派从原典中研究舜文化

古学派是江户时代日本的儒学派别之一，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横井小楠为代表，直接推崇舜帝，倡导尧舜三代之世的德政和民风。

伊藤仁斋舜文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伊藤仁斋在《中庸章句》中赞颂了尧舜的仁德。伊藤仁斋看来，仁也被解释为孝悌忠信等实际行为。伊藤仁斋在《孟子古义》中对性善的解释，“以为不能行仁义，故特倡性善之说。亦必称尧舜以实之。”[⑤]孟子在世道衰微、礼崩乐乱的时代提倡性善之说，人们追求功利，不知道仁义才是应该追求的美德，人们认为自己不能行仁义的，也不可与圣人尧舜相比。[⑥]其次，伊藤仁斋传播舜的诚善之人性。伊藤仁斋以“人伦”为中心，重新建构以《论语》、《孟子》为中心的诠释体系，讨论孔子“性相近”与孟子“性善”。伊藤仁斋认为，孔孟之学的思想资源就是人伦之道。孟子多次言及尧舜之道在人伦方面的重要性，“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伊藤仁斋对孟子此论解释道:“而已矣者，似有所未尽，而实竭尽无余之辞；孝弟而已矣者，言圣人之道，不过人伦也。”[⑦]伊藤仁斋以“天之所命于我”作为性善的形上根据，来探寻道德的终极根源，不论尧舜亦或桀纣，以至途人，均“未始有异”，[⑧]即“性善无恶”，此乃“性之真者”。伊藤仁斋在《论语古义》（卷之三《雍也》第六）中言：“若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兴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伊藤仁斋以舜诛四凶来阐释虞舜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仁义”而发。伊藤仁斋以诚善之性为天之本然，“性善无恶”，圣人遵循其“性”施以教化。第三，伊藤仁斋传播尧舜到孔孟的血脉联系。他对圣人之道用“血脉”与“意味”加以审视，梳理了从尧舜到孔孟圣人之道的内在“血脉”关系。“学问之法，予岐而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谓圣贤道统之旨，若孟子所谓仁义之说，是也；意味者，即圣贤书中意味，是也。盖意味本自血脉中来，故学者当先理会血脉。”[⑨]孔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之道的传承者，这些圣贤之间有“道统”和“血脉”之间的关联。[⑩]

荻生徂徕提出，从《诗》《书》《礼》《易》《乐》《春秋》中直接把握古人之“道”，主张“到中国唐虞三代的先王之中去真正理解‘圣人之道’”，[11]“道”的本质就是治国平天下所具有的政治性。荻生徂徕在古文辞学视域中研究“圣人”的外延和内涵所具有的独特意涵。他指出，古代天子都有聪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和尽人物之性，神农和黄帝是圣人。“至于尧舜，制作礼乐，而正德之道始成焉。”[12]尧舜人伦之至，而孔子无王位无事功，难以同黄帝尧舜禹等并称。在圣人之道的传承中，突显了尧舜等先王的地位。[13]

（二）日本学者“抹杀”舜文化

19世纪，日本学者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1882年，井上圆了在《东洋学艺杂志》第9号上，发表了有关尧舜偶像的文章，认为，尧舜是人造的圣人。[14]这是日本学者研究涉及到尧舜的较早论文。1904年，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提出，上古帝王如尧舜禹等是神话传说的虚构人物，这就为日本汉学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15]

白鸟库吉是东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早期代表人物，他开创日本东洋史研究，建立影响很大的日本东方学学派，白鸟库吉奉新的研究历史方法为圭桌，凭主观比附以论中国古史，轻视中国文化而提出“抹杀论”，抹杀尧舜禹的史实。白鸟库吉怀疑和批评尧舜禹的史迹，1909年，他发表《中国古代传说的研究》，[16]“尧舜禹抹杀论”曾轰动一时，井上哲次郎著《中国古代之研究》驳难白鸟库吉之说。后藤朝太郎的《关于尧舜禹之抹杀论》。白鸟库吉的弟子桥本增吉的《关于唐虞书》演说词指出，《尧典》“四中星”记事为伪作，他还撰《书经之研究》，循白鸟库吉之说而释《尚书》。还有，内藤湖南以《尚书·洪范》例，提出《洪范》中有不少是后世加进的内容，“其帝字自古从未解释成尧或舜，而解释成天，表明这是尧、舜的综合传说尚未形成之前的事”[17]。怀疑尧、舜、禹的论调一时形成风尚。[18]有人评论，白鸟库吉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旨在从源头上解构中国的民族认同。”[19]白鸟库吉等否定舜帝的存在和舜帝的价值。

（三）日本学者广泛研究舜文化

日本学者对“尧舜不慈思想”的研究。尧舜不慈思想始于《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的“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汉初补作的《庄子·杂篇·盗跖》中也提到“尧不慈，舜不孝”，这种思想继承下来。日本学者冈村繁对尧舜不慈的反儒教评价，可以反映出尧舜不慈思想贬抑了尧舜的思想，降低尧舜地位。日本近代文化运动思想家福泽谕青，被称为思想界的“国民的导师”，他说：儒家叫人发奋，“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尧舜”。“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也不动脑筋，”[20]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20世纪，日本学者西野贞治、吉川幸次郎、一海知义、东野治之、黑田彰等人先后对这些材料做了介绍、注释、校正与有关研究。特别是佛教大学的黑田彰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近年出版了《孝子传研究》等专著。[21]

二、舜孝文化的典籍传播

典籍作为一种记忆媒介在传播跨媒介传播中实现了中日舜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舜文化的元典和经典，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其媒介的物质性与记忆想象在跨媒介的互文中重新编码和延伸其文本意义。孝是中国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历朝都有孝亲故事，孟子所倡导“仁之本”的孝，虞舜行孝文本来源于《尚书》的《尧典》《舜典》等篇章，孟子重构了虞舜孝形象，把虞舜塑造成为大孝的典范，塑造与书写了虞舜孝文本与图像，成为虞舜孝悌形象的来源。流传各种《孝子传》《二十四孝》等专题性书籍，作为儒学传播的主要媒介用以教化世人。

（一）《二十四孝》传播舜文化

中国古代就重视孝文化，舜以大孝形象成为二十四孝的第一人。舜在这些传播孝思想的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孝子传和二十四孝的文本中，舜帝的故事和放置在第一篇。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流传孝故事，尤其是“二十四孝”，元朝人郭居敬编辑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一书，在历代孝子故事基础上精选出二十四孝，分别讲述了从尧舜时代到宋朝的二十四位孝子的故事，舜位列首位。这本传播孝义思想的故事图画，每节配以五言诗句，并插入诗注与图画，通俗易懂，在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社会广泛传播。以此为基础，出现了《日记故事大全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男女二十四孝》等，以“二十四孝”为核心的系列劝孝书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书籍传入日本后，经过数百年的流传，有了二十四孝故事的日语版，还有许多根据中国二十四孝改编的日本本土“二十四孝”故事。幕府、诸藩仿照中国传播孝道《二十四孝》的做法，显彰孝行，编撰显彰日本孝子的书籍大量出版，如饯井了意的《大侨二十四孝》、藤并獭斋的《本朝孝子传》等书颇为流行。[22]浅井了定的《大楼二十四孝》，会津潘主容敬模仿中国二十四孝著《皇朝二十四孝》，日本学者金文京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不见诸家著录的《新编郭居敬百香诗选》抄本。[23]

（二）《孝子传》传播舜文化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孝子思想观念和文献典籍的传播。古代日本的“孝”文化是随《孝经》等中国儒学典籍在日本的传播而进入日本，尤其是行孝故事文本《孝子传》在日本的传播，“在统治阶层中确立了孝的认识与教化作用”[24]《孝子传》在日本传播的古代文献《孝子传》的抄本有两种，就是《孝子传》阳明本和《孝子传》船桥本，阳明文库本《孝子传》是近卫家的阳明文库所藏《孝子传》二卷古写本。现存本虽然是廉仓时期抄写的，但这种本子在平安时代初期便已存在。船桥家本《孝子传》是日本天正八年（1580）船桥家之祖清原枝贤书写，船桥家相传，现在保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所收录的孝子舜位列首位，这是中国古籍在海外流传的珍贵资料。[25]阳明文库本上卷收二十三位孝子的故事，帝舜排第一。船桥本《孝子传》上卷收二十一位孝子的故事，其中帝舜排列首位。抄写本是中国典籍最为古老的传播方式之一，抄本传播方式不利于广泛流传，但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保存。日本古代抄本《孝子传》为日本重要文物，受到普遍的关注。

日本学界出版了多种注解、研究和勘误《孝经》的著作，其中远藤隆吉的《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把“孝为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远藤隆吉认为，日本有些学者重视《孝经》古今文超过了中国。[26]

三、舜文化的图像传播

舜文化在通过激活典籍中蕴含的舜文化基因，在多种形式的跨媒介中转化与活态传播，社会产生影响力。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包含巩固根基式的文字与非文字形式，总是通过仪式、舞蹈、神话、图式等符号系统对记忆进行延续和重构”[27]

（一）祭舜仪式中的舜图像传播

日本受舜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中国向来就崇拜圣人，孔子就把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等推崇圣人，孟子认为自己是“儒家道统”继承者，与虞舜等圣人一脉相承。日本江户时代提倡礼教、强调秩序。幕府颁布法令，将遵行礼教和遵守秩序作为武士遵循的原则。大名、武士和知识精英推崇舜帝至孝仁德和德化天下的品德，朝野上下崇尚舜帝，“对舜帝的崇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代”。[28]日本孔庙因学设庙，早期孔庙只祀孔子。贞观、江户时期以后，逐步加祀“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以及伏義、神农、黄帝、尧、舜、禹等祖先。[29]田中德定认为，“儒教思想的传入，对于当时宫廷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30]《日本书纪》多处有关“孝”的记载，效仿《汉书·惠帝纪》，将天皇分别追赠谥号为孝诏、孝安、孝灵和孝元，以表对天皇的敬重与爱戴，彰显出孝观念中祭祀祖先的内容，描绘了神武天皇、绥靖天皇重视祖先祭祀等仪式，两代天皇的孝行为都与祭祀祖先和祖先崇拜有关。日本祭祀舜帝，“有奉祀舜帝的像”[31]德川家康尊崇舜帝，他死后所葬的日“唐门”就雕有舜帝的塑像，“舜帝朝仪”雕像则列于最中央，这体现了德川家康效仿舜帝行孝德，施仁政的政治抱负。[32]大衫神社柱子以及柞原八幡宫神社的南大门上，都绘刻有舜帝的形象，有舜帝孝德感化万物的图雕和诗文。

（二）舜文化的绘画传播

用图像叙事的方式，对舜文化经典内容进行二度创作，加大视觉符号的传播效应，扩大作品在有限阅读空间中的信息密度。中国虞舜行孝图像有一个演变过程。东汉时期的虞舜行孝图像，虞舜与上古三皇五帝图像并列，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舜”列于《孝子传》的首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虞舜行孝图像，虞舜作为孝子载于文本，东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7《外集》的《天子孝传赞》中“虞舜”位列首位。宋金元时期北方墓葬虞舜行孝呈现为“耕于历山”“象耕鸟耘”图。元末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虞舜“象耕鸟耘”成为二十四孝图虞舜行孝的显著标识。

舜文化图像在日本的传播，运用绘画方式进行视觉符号的转化，将经典内容的文化内涵进行图像化叙事，形成多模态意义建构，实现中国典籍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在地化。日本学者黑田彰发现，除武梁祠中的图像之外，在各地还可见到将孝子传图像化的孝子传图，数量可观，其中有“舜的故事”。北魏时期的孝子图像就有被称为三皇五帝中帝王之一的舜（字重华）。舜的故事在《孝子传》以及《二十四孝》里常常位居篇首，人气很高。《孝子传》所记载的舜故事，在阳明本《孝子传》第一篇“舜”中就有大量记载，其情节分为焚廪、掩井、历山耕作、易米、开眼、娶尧之二女、尧禅让帝位于舜。宁夏固原北魏墓漆棺画中的一幅舜的孝子图，舜图中八个场景与舜的故事情节逐一对应，“图像故事刻画得十分精美且非常有趣，这是因为题记和图像的构成发挥了特别的效果，使人们完全能够很好的理解图像的内容。”[33]

日本江户时代，把舜书面文本经典的作品图像化。作为大众传媒的浮世绘刻画了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人与事，“二十四孝”就是浮世绘常用的题材，浮世绘画家一勇斋国芳创作的两套《二十四孝》，浮世绘还有“二十四好今样美人”、“二十四孝见立”等系列版画。另外，以描绘艳妆女子闻名的成田守兼，创作“艳姿二十四孝”，日本画家缕衣香的《绘本二十四孝物语》。狩野派巨匠信胜的“二十四孝屏风”等。[34]

舜帝与二妃故事的图像化传播。镰仓、室町时代，日本有舜帝南巡与二妃的传说的图像。遣宋僧将潇湘八景的意象传入日本。《潇湘八景图》对镰仓、室町时期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南宋时期的禅僧牧溪与玉涧的水墨画在日本的影响力最大，牧溪的《潇湘八景图》东传，受到武士阶层的追捧，与日本中世纪幽玄寂淡的审美趣味的契合。玉涧八景图“在日本被誉为八景图之最”，潇湘八景诗的典故湘妃等极富潇湘地域文史特征。[35]

室町幕府的狩野元信也绘制了《潇湘八景图》，对于牧溪式潇湘八景运用得更加灵活自如。他循着舜帝入湘南巡的足迹，对“潇湘夜雨”、“洞庭秋月”等景致进行了描绘。其中，黄陵庙位于湘水入洞庭处，《水经注》云：“湘水西流，经二妃庙南，世谓之黄陵庙。”唐代文学家韩愈《黄陵庙碑》云：“湘旁有庙日黄陵，自前古以祠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者。”《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淮阴县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当时的许多僧人，也根据舜帝南巡湖湘的意境创作了汉诗，对舜帝与二妃南巡地进行二度创作，其中，绝梅中津的《河上雾》描绘舜帝及二妃。

四、舜文化的文学传播

传播学视域中的传播主体课全方位传播信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定信息传播，决定了文学借助媒介对于生活的独特审美体验。如斯特亚特·霍尔所言，在一个历史事件变成话语符号的环节中，“一个事件首先得变成一个‘故事’，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可传播的事件。[36]舜文化在日本文学中得以传播。

（一）叙事作品中的舜文化传播

日本有丰富的舜帝故事，受到中国舜文化叙事的影响。黑田彰认为，在日本古典文学中舜故事有很高的知名度，舜的名字在各种体裁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从唐代的《象耕鸟耘辩》以及《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算起，到现在大约一千二百年间，舜故事的传承在中国和日本仍然在继续。”[37]中国孝文化对日本文学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考察日本古代文学到至近代文学，可以发现孝子故事对日本古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日本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支特殊的“孝文学”分支。[38]

孝子传在八世纪的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因而，后来以万叶集为代表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受到了两孝子传的影响。《孝子传》在日本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日本古代思想，现存日本古代的故事和传说中都受到中国孝子故事的影响。日本古代还流行一些将中国孝子故事加工后形成的说唱形式，如，《孝行传》、《童子教谚集》等。[39]比较著名的吸收孝子传的事例是《今昔物语集》震旦部卷九孝养部分，其中多处内容以船桥本孝子传为其典故。日本的上古文学作品《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风土记》等对了解古代日本接受和理解儒学中的“孝”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黑田彰阐释了御伽草子、军记物语、说话集三种文学体裁中舜故事。御伽草子《二十四孝》的第一篇《太平记》卷三十二“天竺震旦故事集”中舜的故事，舜孝行，孝感动天心。《太平记》卷三十二“天竺震旦物语殊”，帝尧将天下授予大孝的舜。《注好选》上卷四十六史记，虞舜父使舜堕入井中欲杀之，舜潜出。三种舜故事的源流出自多处，说明舜的故事在中国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流传形式。《列女传》记录了虞与二妃，《孝子传》记录了阳明本帝舜重花至孝。舜故事的两种类型，增田氏指出，在日本文学中所见到的舜故事，其出典有“《孝子传》型”和“《史记》型”这两种类型。他以“金钱故事情节”为例指出这两种类型是相互融合的在敦煌出土的《孝子传》《舜子变》中都可以看到“金钱故事情节”源流。在现代日本也能指出舜故事的传承。即在日本流传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类型被称为“继子掘井”，自柳田国男以来一直被收集。在冲绳流传的“继子掘井”的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作“sun”，大概就是“舜”，其内容应该就是从《孝子传》发展而来的。[40]

虞舜与二妃等故事的传播。《十训抄》全书三卷，共为十篇，每篇围绕一道德条目展开，上自舜禹、下远北宋徽宗，跨度大。全书收录的294个故事中取材中国的故事就有60多个。引用中国古代的人物、故事、诗词、警句等元素有百余处。如，第六“常思忠信廉直”、第十“多习才能技艺”所引与舜相关的元素：重华（舜）、舜后妃娥皇与女英、虞舜的八恺八元。《十训抄》第六篇主要阐释了忠臣之道，又把忠臣之道引入夫妻关系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为夫守节的女性的故事，其中：“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投身湘水为夫守节。”《尚书》《史记》《列女传》中均记载娥皇、女英的故事。二人贵为是尧帝的女儿，却谦逊恭敬地恪尽妻子的义务，舜死后双双投身湘江殉情。《十训抄》突出娥皇、女英为夫守节的形象。[41]从《有虞二妃》到“仙女救夫”。尧舜禅让的故事和日本《古事记》中大国主命的故事有相似性，都有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难题考验情节，舜和大国主命都与帝王的女儿结婚。[42]

《日本灵异记》对“尧云舜雨”的叙事。《日本灵异记》上卷２５《忠臣小欲知足诸天见感得现报示奇事缘》：“尧云更霭，舜雨还霈。谅是忠信之至，仁义之大。”宣传忠孝爱民思想。“中国圣君尧舜之德，天转阴雨。”[43]“中国古代理想的圣帝，将尧、舜冠以云和雨，比喻帝之仁德恩泽于民”[44]“尧、舜是中国古代的圣王。统治者如果有仁德，天神就会感知，就会下起及时雨。”[45]集成本的解释：“像尧一样的云低垂笼罩，像舜一样的深情的雨倾下。尧、舜是中国古代的圣帝。将二帝的仁德比喻成慈悲的雨。”[46]大体指出尧舜为中国的帝王，云和雨赋予有仁德的帝王之恩泽。《日本灵异记》中的“尧云更霭，舜雨还霈”的出典很可能是《法苑珠林》。[47]

（二）诗词中的舜文化

《怀风藻》的作者除天皇、皇族外，绝大多数是朝廷显臣、留唐僧人以及国子监祭酒、博士等，该诗集具有浓重的宫廷文学色彩纪。麻吕有应昭诗《春日》一首，诗日：“惠气四望浮，重光一圈春。式宴依仁智，优游催诗人。昆山珠玉盛，瑶水花藻陈。阶前斗素蝶，塘柳扫芳尘。天德十尧舜，皇恩沾万民。”诗中以“昆山”、“瑶水”般的神仙世界粉饰太平，以十倍于尧舜的“仁智”奢赞“天德”纳言大神高市麻吕的《从驾》其中：“尧舜禹汤施仁政，四海九州仰光荣。秦皇唐宗遥霸业，奴不敢为抗衡。”[48]朱嘉：“致君尧舜语何忘，封事千言托讽长。”[49]

（三）文艺文本中的舜文化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主流社会强调孝观念，二十四孝经过长期流传，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孝子传与二十四孝在日本的交替时期，是以室町时代为时间段的，江户时代以后，不仅在文学领域，在其他各个领域也都呈现了清一色二十四孝的情形。[50]浅井了定的《大楼二十四孝》，井原西鹤反向认识“二十四孝”，创作《二十四不孝》，以中国的“二十四孝”为故事背景。[51]歌川国芳《二十四孝童子鉴》、净琉璃文乐木偶剧《本朝二十四孝》等也广为传播。

五、舜文化的教育传播

教育传播是教育主体对信息内容进行选择和编码，从受众特点选择适切的媒介进行知识与技能的传播，进而对受众的情感、态度和认知产生影响的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进行交流沟通的重要途径。

（一）日本推崇孝道文化

6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后期，日本社会传习中国儒学，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的各类教育机构基本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国家选拔官吏的考核依是对儒学知识的熟知度，这种万人习儒标志着中国儒学在古日本进入了传播鼎盛期。日本封建社会高度重视和极力推祟孝道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巩固传统的家族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孝道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强大的社会功能。”[52]儒家思想核心之一的孝，在儒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四月条：“治国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提倡收藏《孝经》，努力学习，广为传授。《学令》：“《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古代日本人将《孝经》等经典作为必读书目，还广泛阅读《孝子传》等各类孝子故事，目的是为维护家族制度而极力推崇孝行的教化。[53]

（二）各类教育机构儒学为教学内容

幼儿教育中的孝文化。西野贞治氏在《阳明本孝子传的特点及其与清家本的关系》中论到：“在家族制度历史悠久的中国，为维护这一制度而极力推崇孝行的教化，记载孝行故事并以孝子传或孝子图命名的书籍与孝经同样成为儿童启蒙的必读书籍，至六朝末共计出现十余种。至今仍可通过许多资料看出这些书籍大量流传的盛况。”指出，孝子传“与孝经同样成为儿童启蒙的必读书籍”，[54]《孝经》是藩校、寺子屋等教育机构的必读书，“儿童自七岁始要读孝经，以教孝梯忠信礼仪廉耻”（《贝原笃信家训》）孝道在全民道德教育中广为流行。《孝经》大约在汉武帝时传入朝鲜，梁武帝时传入日本，日本的《孝经》研习普遍，各地方学校把《孝经》作为教科书，开学典礼焚香诵读《孝经》。[55]在中日两国古代教育大多是以八岁至十岁左右的儿童为对象的幼学，《孝经》和孝子传向幼儿传授孝的思想的幼学教科书。

国家级儒学教育机构的孝文化。设置大学寮与日本的国家级儒学教育机构，设立教授儒学、汉籍读音和汉字书法的“明经道”，教习诗文、史籍的“文章道”等。教学内容以儒学典籍为教科书，如《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氏春秋传》《孝经》和《论语》等，大学寮内设置“文章道”，培养善于书写汉诗、史籍的人才。[56]

（三）对民众进行孝德教化

中国儒学伦理道德提倡“百行孝为先”，历来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孔子把“孝”看成是“仁之本”，指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日本颁布的《17条宪法》明确指出:如果臣民不忠于君，则是国家大乱之本；反之，如果臣民按忠行事，则一切太平。[57]《日本书纪》中有天皇躬行孝道的记载，例如说神武天皇“郊祀天神，申大孝”，绥靖天皇“孝性纯深”等。反映了八世纪“孝”道在日本流行。

德川时代，孝道广泛传播，孝为百行之本的道德理念，从武士道德扩展到民众。幕府还强调武士要奉行孝道，还要求百姓也要以孝道为道德准则，幕府在全国各地设立“忠孝札”书写“若有不忠不孝者可处重罪”之类的内容。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开始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时代。德川时代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日本儒学的发展遂进入鼎盛时期。儒学通过武士阶层不断传播，为武士的修身立命之学，渐渐在民众中普及。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信奉儒学。[58]

在日本，《续日本纪》为政者以德治国，对民众进行孝德教化。孝子转移为忠臣《孝经·广扬名章》提出移孝为忠，“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拓展了伦理道德圣武天皇天平八年十一月条：“事君致命，移孝为忠。”[59]

奈良时代以后，日本统治者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倡导孝道，确立“移孝为忠”的治国理念。一是把《孝经》作为大学等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的必读书，并从法律上规定，任官者要通晓《孝经》，甚至天皇和皇太子也要认真诵读《孝经》。二是以法律形式弘扬孝行，彰显孝子。《续日本纪》等古代史籍中有表彰孝行的记载。三是法律惩治不孝者。设“不孝”罪列于“八虐”。“以孝治天下”思想渗透到日本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中。[60]桥本左内说：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指日本）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这些言论成为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根本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