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舜帝在永州的故事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

陈汝财[①]

摘要：认真搜集、梳理和考辨舜帝在永州的行止，构建舜帝在永州的故事话语体系，对整合永州的舜文化资源，开发舜文化旅游线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舜帝早年在永州生活、南巡驻跸舜皇山、崩葬九嶷山、东安的大庙和宁远舜帝陵一脉相承，凸显永州是中华民族的祖居地、永州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关于舜帝执政后两次征伐三苗、封象于有庳、祭祀先烈于鬼崽岭，凸显永州是英雄辈出之地，英雄文化的发祥地。关于舜帝与江永女书的关系，体现舜帝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治理措施，凸显舜帝南巡促进了中华民族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亚细亚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关于毛泽东、李达与舜帝的对话，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夯实“零陵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血脉传承的根基。

 关键词：舜帝；永州；故事；文明传播力

 舜帝在永州的故事，散见于各种典籍记载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话语体系。将舜帝在永州的行止，进行认真搜集、梳理和考辨，是新时代永州舜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使命。舜帝为什么来永州，在永州干了些什么事，最后为什么崩葬在永州，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新时代的永州因有舜文化，就有了新时代传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沃土，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基。尽管史前文明没有足够的文字记载和文物实证，然而对史前文明的一个合理的推求和还原还是很有意义的。不断的推理、演绎、还原、反复、求证，构建一个自圆其说的舜帝在永州的故事话语体系，对整合永州的舜文化资源，连点成线系统开发舜文化旅游线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文旅融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试图透过浩繁的典籍记载和田野调查，还原一个真实具体的舜帝在永州的故事话语体系，为提升永州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和传播力而努力。

  一、关于舜帝早年在永州生活、南巡驻跸舜皇山、崩葬九嶷山、东安的大庙和宁远舜帝陵一脉相承，凸显永州是中华民族的祖居地、永州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舜帝早年曾在永州生活。上古时期各部落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为了寻找合适的生存区域，迁徙频繁。随着人类早年两次世纪大洪水，虞舜所在的有虞氏部落早年逐水而居，被驱赶到离海岸、河水更远、地势更高的地方。从北纬30度与0度之间，迁徙到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的地带。但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有许多原居住在永州的先民来不及撤离而留在深山老林岩洞等处幸存下来。早年苦难的抗洪经历，使得舜帝念念不忘那里的乡亲。每一次迁徙，都把原来的一些地名套用、沿用、借用到新的聚居地。因此，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见到许多与舜帝相关的地名，有些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比如：有记载讲舜帝生于诸冯，有学者称“诸冯”的“诸”在古文里意思是“之于”，“冯”是地名，我们江华县就有一条河叫“冯河”，“冯”就是冯河流域一带的古地名。由此可见，舜帝出生在现在永州的江华县一带。[②]江华县冯河沿岸生活的瑶族、苗族和汉族群众，现在仍然保留着走婚、夫妻结婚后既可在男方家也可在女方家落户的“两边走”的习俗等，这些就是舜帝时期即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社会形态婚俗的遗存。还有江华的地方方言，实际就是舜帝时期的官话遗存，特别柔软有韵味。今天的地方方言土语，极有可能是古代甚至远古时期的官话。关于永州地方方言与远古官话间的流变，还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梳理和论证。舜帝之所以在晚年南巡到永州，并选择葬在永州，这与他早年生活在永州，因而晚年滋生叶落归根的想法不无关系。再比如，湖南有个九嶷山，而广西据说也有个九嶷山，这极有可能是舜帝曾经到过那里居住，而把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地名套用到新的居住地。

 舜帝南巡驻跸在舜皇山。一是舜帝避居舜皇山事出有因。有学者称，舜帝晚年南巡避居东安舜皇山三年，主要是为了躲避新王登位、旧王要被杀掉的陈规陋习，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安抚刚刚归顺到舜名下的三苗族。而有庳正是舜执政后将自己的弟弟象分封管辖的地方，即象的封地。有庳的治所据考证在今天的双牌县江村。为了实现保护舜帝避居的目的，象采取了大量的保卫措施，为舜帝在舜皇山驻跸做了认真的安排部署。二是舜帝南巡带来大量嫡系子孙常年居住在舜皇山地区，创造了辉煌的坐果山文明。在舜皇山周边地区留存有大量舜的史迹遗存，大庙口镇坐果山遗址出土了一批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釜、罐、鼎、鬶、豆、纺轮等陶器，以及少量的青铜矛、镞、玉玦、玉环等，另外还发现一组完整的山地居住遗迹，柱洞100多个，灰坑（包括火塘）10余个，从中可以复原出人类依据岩山的自然环境建造居室的情形。据研究推论，3000多年前这里居住着庞大的人类，且人口稠密，建筑规格相对较高。在这里有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深沟。在考古史上，这称之为文化层，当年可能是古人类生活时的一条水沟，因被大量丢弃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等，经长年累月的堆积，就有了这个厚达3-4米的文化层。《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意思就是说：舜帝品德高尚，天下归心。舜就帝位之前大家都愿意居住在舜的周围，以至于那地方一年就汇聚成村镇，两年就形成了乡镇，三年就成为一个都市了。舜南巡时期，形成的坐果山文明，很好的诠释了“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三年”是一个确数，而在舜皇山这里居住的时间起码在三年以上，不超过十年。可以推想，舜帝将先进的北方文明带到这里，舜帝教人用大象耕田，还交给人们制陶，东安县大庙口镇在远古还曾被称为“大象之乡”，隶属有庳。舜帝的弟弟象被封在这里，也与这里远古活跃着很多大象有关，地以人传，人以地名。我们现在不难发现，大庙口镇这个地方的人极少有土话，有的多是东安通行的“官话”，这个官话大抵留存了舜帝南巡时带来的官方语言。这里陈姓很多，大抵就是舜帝南巡时随行的大量亲友和嫡系子孙在此地繁衍生息数千年而留下的。三是舜帝去世后，其子孙在舜皇山建有舜皇庙。不仅建有舜皇庙，还有盘古庙、尧庙和其他更远祖先的庙。庙的功能一来是祭祀祖先，希望得到祖宗的荫庇，延年益寿，人畜安康；二来是求雨，希冀得到大自然的垂爱，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到了秦汉时期，为了方便祭祀，象的子孙又在舜帝的崩葬之地宁远县九嶷山建有舜庙，长期供奉，逐步成为历朝历代举行国祭的地方，这有皇帝委托地方官进行祭祀留下的大量碑刻为证。这个时期，舜皇山的舜皇庙一直存在，作为舜帝的嫡系子孙供奉舜帝的家庙。四是大庙口地名的由来与舜帝有关。大庙口这个名词，应当在舜帝南巡时期就已经存在，“庙”起初是祭祀比舜帝还早的尧帝、盘古等先祖使用，舜帝死后就新建祭祀舜帝的舜庙。因为舜以“孝”道闻名天下，他的居住地建有祭祀用的宗庙是肯定的。可见，大庙口这个地名应当比“零陵”更早。大庙口舜皇山的舜庙据笔者走访当地老辈人进行田野调查，有三处：第一处也是最古老的一处，位于舜皇山上。据清《九嶷山志》记载：“舜庙在大阳溪白鹤观前，盖三代时祀于此，士人呼为大庙。”这里讲的是“舜庙”，不是“舜帝陵”。据考察，全国的舜帝陵只有一座在九嶷山，而舜庙很多。[③]大阳溪，就是舜庙前的一条溪流，流到山脚直到贯穿大庙口镇，汇入紫溪河，又称阳江、扬江。解放后建有阳江河坝，将阳江在进入大庙口镇之际截住，并建设了阳江电站和引水渠，用于发电、灌溉。“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大庙口的舜庙应当是所有舜庙的祖庙，既是舜帝祭祀先祖的祖庙，也是舜帝的嫡系后裔祭祀舜帝等祖先的家庙，最早的舜庙。庙里供奉的除了舜皇外，还有盘古、尧等中华民族的祖先。这也是舜帝南巡驻跸在舜皇山的证据之一。在秦汉的时候，秦始皇打败南蛮族，修筑灵渠，并将舜皇山的舜皇庙迁到了宁远九嶷山的玉琯岩。因为秦始皇开始称“皇”，当时的舜庙也被百姓称为“舜皇庙”，舜帝驻跸过的红云山始改称“舜皇山”。到元末明初朱元璋与地处南蛮之地的陈友谅争夺天下，在洞庭湖打败陈友谅部。大庙口大量的本地陈姓后裔要么流亡外地乃至海外，要么改为“谌”姓迁到东安县的芦洪市等地居住。因陈氏是舜帝的嫡系子孙，朱元璋为表示对舜帝嫡系的仁德，在陈友谅势力范围内大量陈姓被株连而人口减少之后，从周边的湖北、江西等地迁来一大批陈姓及其他姓氏的居民。朱元璋还下令在九嶷山的玉琯岩重修舜帝陵庙，虽因人口迁徙而导致舜皇山地区祭祀舜帝的祖庙兴盛不如前朝，但仍香火不断。明代以后官方的祭舜活动逐步集中在九嶷山舜帝陵进行。第二处位于今杉木坳工区三组所在地，古地名就叫“杉木坳”，因盛产杉树而得名，对面是上湾梯田、塘仔头，是舜帝登上舜皇山的必经之地，位于舜皇山南麓的古山道登山不到1公里处，现已被良田覆盖。据《东安县志》记载：“人们为了纪念舜皇，便把红云山更名为舜皇山，并在山脚下建起舜皇庙，使舜皇永世接受人们的朝拜，享受人间的烟火。”[④]这处宗庙是舜帝的后裔为图方便祭祀在唐宋时期建立的家庙。历朝经过多次重建。第三处位于大庙口镇上的原大庙口区公所所在地，建设年代当在明清时期，至民国犹存，庙的规模是三处庙堂中最大的一处，增加了戏台和饭堂等附属设施。每当八月十二舜帝生日时，大庙口都会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庙会，当地政府也会举办农产品展销、唱大戏等活动。舜皇山地区的上述三处舜庙，均在1960年代破四旧时被群众毁坏，仅存遗址。

舜帝崩葬九嶷山。一是史籍多有记载。据《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洲，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史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疑，即宁远九疑山，零陵即舜帝陵墓。舜葬九疑，已为《尚书》《国语》《山海经》《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帝王世纪》等50 多部权威典籍所肯定。特别是随棺葬于公元前168 年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明确标注出九疑山为舜葬之地。《水经注·湘水》上说：“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那意思是，九峰彼此相像，令人难以分辨，望而生疑。另一种说法是，舜帝南巡至此，心有所疑，疑而生悲，随即作九悲歌，因名“九疑”，这便有了“天下万山朝九疑”之说。二是舜帝崩葬九嶷，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就其必然性而言，一方面，九嶷山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其三分石附近为夏至日“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有学者认为，舜帝南巡的目的，就是进行科学考察，寻找“南正”这个“天地之中”，并到“天地之中”观测天文，探索南方奥秘，为确定二分二至四时与校正年岁确定闰月的方法，为制定和颁布历法提供依据。于是，舜帝从尧舜都城出发，经东安县舜皇山——零陵黄田铺三足乌巨石——都庞岭——九嶷山——广东封开县和广西苍梧县这个在同一经度线上的南巡路线，这是舜帝探索“南正”这个“天地之中”的必然途径。[⑤]这个“天地之中”自然也是舜帝所向往的“南正”风水宝地。舜帝去世后，其随从大将皋陶就按照其遗愿将其葬在三分石附近的香炉山。也就是说，无论舜帝崩于何处，舜帝都会留下遗愿，让后人将他葬在这处舜帝自己看中的灵魂安寝之所和风水宝地上的。另一方面，九嶷山所在的地区为有庳国的属地，舜帝的弟弟象所管辖的地方，为舜帝进行科学考察和访贫问苦准备了优越的外部、内部条件。舜帝执政后，象曾几次建议攻打灭掉三苗，但舜以德服人，没有采纳象的激进的建议。最终，舜赢得了三苗族的信赖，三苗族主动归顺了虞舜。三苗的归顺，使得三苗的领地九嶷山地区民众对舜帝十分拥戴，为舜帝多次登临三分石地带进行科学考察，创造了足够的物质保障和群众基础。就其偶然性而言，一方面，舜帝南巡到九嶷山地区，崩于苍梧之野，其时间和地点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苍梧之野”不一定就是现在的宁远县九嶷山的野外，而更可能是离宁远九嶷山不远的其他县，比如东安、零陵或是道县等当时同属于有庳国的地界。这就给学者提供了考辨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舜帝无论崩于哪个具体的地点，都是在九嶷山地区，古有庳的领地内。关于这个具体地点这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就在宁远县九嶷山。九嶷山又叫苍梧山。《山海经》有记载：“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离俞、鸱久、鹰、贾、委维、熊、罴、象、虎、豹、狼、视肉。”[⑥]另一说是在道县田广洞村的鬼崽岭附近，就是“苍梧之野”。有推论，鬼崽岭人造石雕像是后人祭祀舜帝之用，而鬼崽岭很可能就是舜帝的真正墓葬。从历史角度推想，尧、舜、禹是继华夏始祖黄帝之后，最为后人称道的三位“帝王”。尤其是舜，被儒家神话为“宇宙道德”的典范。有关记载都提到，舜帝曾南巡至今天的道县。据道县本土学者何家壬分析，司马迁《五帝本纪》中记载有“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将孔子“中庸之道”用于分析舜的死亡地点，可以去掉一个最近地，去掉一个最远地，取一个折中地点。据记载，东河瑶山（今天的道县湘源温泉风景区）是舜帝南巡和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舜帝从这里到九疑山经历山连着山的苍茫旷野，把时光倒流4000年，舜帝已经是百岁高龄，老迈龙钟，如果碰上隆冬酷暑季节，或风雨交加，死亡的危险性之大不言而喻。”何家壬老人的分析结论最终把舜帝死亡从苍梧之野再缩小到离鬼崽岭不远的东河瑶山。从环境地貌看，鬼崽岭表面土层很松，与一般山岭土质有所不同。石像卡在树杈上，证明鬼崽岭曾经并没有树，是后来生长的树木顶出了土层里的石像。同样可以推想，池塘里原本没有石像，山体滑坡最终将土里的石像冲刷进池塘。[⑦]再一说，“苍梧之野”是在广西全州与湖南东安交界的舜皇山舜帝庙村。如果说，舜帝是在舜皇山驻跸多年，这个根据历年当地的口口相传，应当是没有异议的。但说舜帝就崩于舜皇山，无论文本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还嫌不足，有些牵强。这是笔者的一己之见，还需要进一步考辨。再一方面，舜帝南巡很可能是被逼无奈，其死亡被描述成“崩于苍梧之野”极可能是在逆境中的非正常死亡。舜帝的死因，史书给出的理由是舜帝“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也就是舜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儒家甚至夸赞舜“勤民事而野死”。但这个理由可信度极低。事实上，史书记载中关于舜的结局原本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传统史书受儒家思想影响，极力维持“禅让”的美好愿景，而《韩非子》《竹书纪年》则直言不讳地写下：“舜逼尧，禹逼舜”。有学者称，后一种可能性更大。首先，“巡狩”这个词本身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帝王巡视自己的江山，第二层则是“囚徒”的隐晦说法，北宋的徽钦二帝、明朝的明英宗被俘后，史书均用了“北狩”一词就是例证。其次，从考古发现来讲，舜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为龙山文化，在其南的江汉平原一带则是三苗族群创造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更南的宁远则是百越集团所属。百越彻底融入华夏已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事了，而舜所在的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到达苍梧之地，说舜因为勤民事主动巡狩此地，并不符合考古发现。

二、关于舜帝执政后两次征伐三苗、封象于有庳、祭祀先烈于鬼崽岭，凸显永州是英雄辈出之地，英雄文化的发祥地。

舜帝执政后两次征伐三苗。三苗又称有苗或苗民，大致生活在现在的河南南部、湖南、江西一带。三苗的历史很久远，早在黄帝时就已经发展为部族，他们的活动范围广阔，社会发展水平大致与黄河流域的尧舜部族联盟同步。在舜帝之前，帝尧时，三苗作乱，尧率领民众和三苗在丹水开战，一举击败三苗。吃了败仗的三苗自此安分了许多。这是历史记载的三苗部族与黄河流域部族的第一次战争。舜帝执政后曾两次征伐三苗：第一次。尧禅让于舜，舜继承帝位后巡视四方时发现，三苗逐渐从战争重创中恢复过来蠢蠢欲动。于是舜派兵攻打三苗，将三苗驱逐到三危地区，也就是今天甘肃敦煌一带。《尚书》记载：“窜三苗于三危”。舜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三苗逃窜而去。舜执政初期，整治了共工、欢兜、鲧，平定三苗，天下莫敢不服，至此舜立威于天下，奠定了部族联盟的稳定、和平局面。第二次。多年以后，三苗再次发展起来，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国力日渐强劲。舜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派出禹攻打三苗。舜给禹的命令是：“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就是因为三苗不归顺而出兵征讨。禹接到命令后，会合各部族首领，发表了战前动员讲话，这篇讲话《尚书》中有记录。禹列举了三苗的三大罪状：一是败坏道德。禹谴责三苗昏迷不敬、侮慢常法，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道德。二是政治昏暗。禹的原话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就是说有道德有能力的人不被任用，受重用的都是些品行不端的小人。三是暴虐民众。禹的原话是“民弃不保”，就是说三苗的部族首领不爱护人民，虐待百姓。禹宣布了三苗的罪状，申明了替天行道的正义之战后，就带领部落联军浩浩荡荡地向三苗杀去。三苗显然比过去更为强盛，或许是联合了其他部族，居然和禹的联军打成平手。战争持续了30天还不分胜负。这时皋陶的儿子伯益专门去见禹，提出修德政以服三苗的战略主张，并以舜的事迹作为例证，还说了句千古名言“满招损，谦受益”。禹听了以后就班师回朝。于是舜大搞文教，在大殿两阶之间举行干羽之舞。过了70天，三苗就来了。来干什么？《尚书》没有说，有可能是归顺，也可能是讲和。可是这件事在《墨子·非攻》中有不同的记载。当三苗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时，人心惶惶，禹抓住时机，联合各部族共同出兵攻打三苗，射杀了三苗的领袖。《国语》中记载禹在打败三苗后，毁掉了三苗的宗庙，俘虏三苗的人民当作奴隶，彻底消灭了三苗部族。从上述三个典籍记载看，至少在舜帝南巡时期，三苗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已经不存在，其战败后本族供奉的先祖和烈士应当有一个地方供奉。这个地方就是今天道县的鬼崽岭，这在下文进一步详述。舜帝将三苗族人归于治下，完成了统一。大禹在攻打三苗的过程中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他后来继承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舜帝执政后封象于有庳。首先，“象封有庳”是见诸于文献的信史。《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史记·五帝本纪》载：“封弟象为诸侯。”王充《论衡·偶会篇》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唐代《初学记》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舜葬苍梧，下有群象常为之耕。”《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又说：“舜葬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舜帝执政后，封弟象为诸侯是确实的。郦道元《水经注·湘水》载：“应水又东南流，迳有鼻墟南。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有灵，能兴云雨。”这大致是最早明确指出“象封有庳（鼻）”的文献。其次，象在三苗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道州当地百姓对象的崇拜与祭祀，亦可见证“象封有庳”的影响。唐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说：“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不仅在“有庳”当地建有象祠，数千里外的贵州也有象祠。明代大儒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记》云：“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说明象在“苗夷”等少数民族中，有着独特的影响力。清初，屈大均考论舜弟象事迹最详。《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鼻天子冢》说：“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为兄守视祭田欤？……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象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⑧]

舜帝执政后以德臣服三苗并祭祀先烈于鬼崽岭。笔者认为，鬼崽岭应当被定位为原始的祭坛，其祭祀的应当为那些在有庳国历史上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英雄烈士。一是鬼崽岭石俑的现状勘测表明，其产生年代应当不仅仅在史前期，但其祭祀的应当主要是史前期的先祖以及英雄烈士，包括尧舜和三苗同时代牺牲的文臣武将。鬼崽岭距九嶷山大约10公里，因此专家推断：为了纪念舜帝这位逝去的伟大君王，人们用雕凿的石俑陪伴他的亡灵，因此才有了我们所看到的不同雕刻风格的石俑。从古迹分布推断，鬼崽岭山前两侧曾等比距离坐落着白象庙和禹王庙，这两座庙祭拜的都是传说中与舜帝有关的人和事，象是舜帝的亲弟弟，禹是舜帝的接班人。“文革”期间，这两座庙遭毁坏，如今只能看到一些建筑石墩散落在田野里和水渠边。笔者认为，鬼崽岭上的石俑，如被看成陪伴舜帝亡灵的陪葬物，至少有以下疑问：一是上万尊石俑，需要多少工匠，花费多少时间。舜帝以德服天下，他会下令干这样的事吗？二是舜帝去世时，已经不在位，当时大禹当政，其主要精力都在治理洪水，人与大自然的斗争还很激烈，人们会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来雕琢石像，仅仅为了陪伴舜帝的亡灵？三是如果说，这些石像都代表的是舜帝当时手下的文臣武将、勇士、后宫佳丽等，那么哪些人才有资格让专门的石匠雕刻一尊石像供奉在这里。原北京社科院院长高起祥曾在考察后推断，鬼崽岭石雕人像的总数不少于10000个。据统计，目前已被发现的石像中，有一类为将军像，一类为军官像，还有一类为普通士兵像。这些石像无论大小高矮，都是用整块岩石雕成，形态各异，有的慈眉善目，貌若原始女神；有的竖眉鼓眼，神态勇猛，酷似佛教金刚造型；有的双手插腰间，有的两腿散开成弧形；有的蹲着，有的直立着。石像的造型多样，大小不同，石刻专家认为，从石筋和雕刻手法判断，石俑年代在4000年前左右，造型受宗教的影响，雕刻比较精细，有战袍者、有披风者、有佩带护身符者，石俑的背面雕有咒文。高起祥院长曾分析，早期的石像是人类没有出现铁器时，手工打磨而成。而秦朝出现铁器工具，因此，可以推测，一些石像打造的年代很可能早于秦朝兵马俑，而最晚的打造年代可能延至唐代。在堆放石像不远处，立有一块石碑，是当地秀才徐咏于光绪二十九年撰文所立，碑文讲述了鬼崽岭和石像的传说，是迄今为止石像身世的唯一记载。碑文上写道：“此阴兵也，夜从山下来，闻鸡鸣而化石。”女书《黄巢杀人八百万》中记载过当年黄巢起义时的永明战乱。最令人怪异的是这个村子似乎有着代代相传的“老人守山”的习俗。周围的村子都是靠山吃山，打猎挖野菜，开拓山中土地等，但是田广洞村的村民却没有这么做。他们将靠近山脉的地区都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禁止村中大人小孩进入，甚至让胆子大的老人昼夜不停歇的巡逻，就是为防止外人闯入。经过勘测，这鬼崽岭遗址的石像的制作时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史前期、秦汉魏晋时期、唐宋元明清时期。笔者推论，这些不同时期的石像，就是代表不同时期对历代这些英雄烈士形象的描述，因为前面的石像损毁丢失了，后世按照先祖的遗愿不断补充完善。二是还原鬼崽岭祭坛的历史，不难推论其与舜帝南巡有着密切关联。鬼崽岭上大规模的石俑造像行为更像是国家行为，而并非出自民间自发的鬼神崇拜。这让我们联想到中华民族的产生、大一统的观念形成都源自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祭祀历来是国之大事。历代君王在出征、继位等各类大事决策时往往要进行祭祀，告知祖先。现在看来，鬼崽岭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祭坛，其产生应当在舜帝南巡时期。这时，舜帝到达象的领地有庳，而有庳国与三苗曾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后来为什么三苗族人最终向舜称臣呢？战败是一个方面，最终是依靠舜的德治。舜的德的核心是孝。为了让三苗信服其德行，舜让有庳在道州的鬼崽岭设立祭坛，用以祭祀那些有庳历史上有功之臣，特别把三苗族的烈士放在其中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共同加以祭祀。三苗族人逐步融入了这一祭祀文化中，信服了舜帝推行的孝道。从此，历代三苗人都将本族的首领、英雄，无论男女都供奉在这里。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不知道先祖应该用什么符号来表示，只得依靠后人的记忆，雕刻成一尊尊石像进行供奉。这就不难理解，在鬼崽岭的附近，等距离的曾分布有白象庙和尧帝庙了。尧帝庙当在舜帝南巡时期就已经有供奉，白象庙当在舜帝和象去世后由三苗人修建，以表明本族的臣服。唐朝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原庙宇已毁，为了便于就近祭祀，就在道州城内建了一座舜庙，并重修尧庙、象庙和禹庙。可见，道州是历代祭祀活动比较兴盛的地方，是中国祭祀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鬼崽岭让我们联想到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建立的“靖国神社”。当然，鬼崽岭上供奉的英雄烈士与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法西斯主义者完全不同。舜帝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为表明自己的仁政，不仅认同三苗族的祭坛，还将其发展为统一后的国祭祭坛，并将祭祀作为国之大事确定下来，逐步形成规制。三苗族真正的归顺，应当是在这个祭坛被收归舜帝，并在附近建立包括尧帝庙在内的祖庙之后，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团结凝聚的“和合万邦”的局面。

三、关于舜帝与江永女书的关系，体现舜帝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治国理政措施，凸显舜南巡促进了中华民族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亚细亚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江永女书应当是三苗族等被灭掉或降服的民族使用的文字，在舜帝推动统一文字、度量衡的过程中逐渐被更先进的官方文字取代。从中华文明的渊源和发展来看，有文字记载产生之前称为史前期，而舜帝南巡时期已经产生了文字并进行了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工作。如果度量衡不统一，那么各地进行的商业活动很难公平顺利进行。如果语言文字不统一，南北文明的交流互鉴很难实现，与三苗族人的沟通和交流并最终使之臣服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鬼崽岭上的石像，大多没有雕刻文字来看，舜帝执政时期对三苗的征伐，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灭其文字”。清代的龚自珍经过研究认为“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字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舜帝要想灭掉三苗，实现大一统，必定要灭掉其文字，代之以统一规范的文字。舜帝统一文字后，这些文字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后来被殷商时期更先进的甲骨文取代。这比秦始皇统一文字，要早近1000年。江永女书，严格讲应称为“女字”，即妇女文字，是一套奇特的汉字。它不仅符号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标记语言和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区、社会功能和传承历史也很奇特。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000个左右。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是音节表音文字，一个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这种汉语土话，在古汉语的演变看来，应当是三苗族人当年在本辖区内流行的官话。三苗族被灭掉之后，有些残存的人员保存自己祖先的文字至今，但不敢大面积的传授。

舜帝南巡，促进了中国社会从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亚细亚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因三苗族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故其文字只传女不传男，其姓氏和财产继承也是以女方为主，男子嫁到女方家中在女方落户。舜帝灭掉或者降服三苗之后，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崩坏，父系氏族社会逐步兴起。为了文化和商业发展交流的需要，舜帝还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等治国理政措施。同时，舜帝南巡，已到了大禹逐步接掌政权时期，舜帝正逐步将政权禅让给大禹。这些措施，为中国最早的封建社会的萌芽奠定了根基。根据永州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1941年9月在《文化杂志》第2号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长篇论文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历史分期方面提出主西周封建社会说，认为从西周初年到鸦片战争近三千年（公元前1122——公元1840）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而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不过八九百年。毛泽东肯定和认可了李达的观点。李达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古代社会的理论从逻辑上和历史上作了考察，提出中国古代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社会形态，只有“亚细亚社会”这种介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社会形态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即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长期残留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但并不等于任何特定的阶级社会。从具体内容上看，亚细亚形态并非原始公社的原生形态，而是原始公社的一种特殊的次生形态。那么，舜帝执政和南巡时期，应当属于这个亚细亚社会形态，到大禹执政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期间，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社会阶段。舜帝南巡，将舜帝以德治天下的思想传播到南中国地区，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这成为中国社会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就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如果没有舜帝南巡，将先进的治国理政理念传播到永州，乃至从永州传播到更为边远的地区，那么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定然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他倡导仁爱之道，尊重礼制，注重教育，提倡思想道德的普及和发展。他制定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尊天、爱人、尊亲、尊师、尊长、有恒、有信、有义、有礼、有智，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他还倡导“民胞物与”的思想，提倡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为后世的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他的思想和精神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被后人尊为圣人。他就是人文初祖，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伟大帝王——舜。没有舜，中国社会必然长期经历奴隶社会而难以自拔、难以跨越、难以进步。当然，正是由于舜帝建立的巩固的封建道德根基，也同时成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的封建帝制而最终在20世纪前后滞后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由于舜帝赋予的改革精髓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来临时，只有中国真正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使得中国实际上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而进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四、关于毛泽东、李达与舜帝的对话，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夯实“零陵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血脉传承的根基。

如果说毛泽东、李达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么促成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的缘由之一就是他们都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子。毛泽东、李达的国学底子都是很厚重的。毛泽东读古书读得好，李达更是读了十来年的四书五经。他们都是“活人读死书把死书读活”的典型代表。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底子，找到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最适合在中国传播的话语体系，是很难的。李达曾经写过一本《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看后做过近7000字的批注，他还称赞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称赞“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有一本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看后做了13000多字的批注，称赞这本书“翻译得很及时”。很多概念和范畴第一次系统的被李达用中国话表述出来，后来被运用到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著作中。

毛泽东读过舜帝吗？答案是肯定的。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同样来自于中国的《史记》《资治通鉴》《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四书五经》等等之类的国学名著。这从毛泽东1961年所写的词《七律·答友人》可以看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毛泽东歌颂了数千年前的舜帝，还从舜帝与娥皇、女英的故事联想到自己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一定意义上，她们都是为忠贞的爱情而死，为道义和理想而死，都是殉道者。本来，这首词是写给宁远人乐天宇的，顺带兼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在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其基调是歌颂、赞美家乡，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李达读过舜帝吗？答案也是肯定的。有学者提到[⑨]：李达五岁在唐家祠堂就读时，由于能滚瓜烂熟的背诵一些孔孟著作，被私塾先生唐花圃和同学们称为“神童”。后来，正是老师的这种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史知识的渴望，使得当时还是稚嫩少年的李达就已经阅读了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以及王夫子的史论和《黄书》等论著。对于《学而》《先进》《离娄》《告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篇章，李达虽不能完全明白其义理，却能通篇背诵。李达不到七岁就跟随晚清秀才胡燮卿读私塾，背书，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深得先生喜爱。后来，介绍李氏先祖老子的著作《道德经》给其阅读，也能背诵。李达对舜帝所处的史前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深刻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早期接受与传播，均渊源自李达对潇湘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研究，渊源自对舜文化等家乡文化的关注和理解。

多少个日夜，毛泽东、李达与舜帝跨越数千年的对话，在舜帝构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环境中，寻找最能表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话语体系，最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夯实了“零陵出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文化血脉传承的根基。这样看来，毛泽东能够写出《七律·答友人》这样的千古流传的词作，能够说出“零陵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评价，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没有舜帝奠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必然是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能够找到像毛泽东、李达这样的合适的传播者，得益于他们早年对舜帝奠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融入，否则，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必然会水土不服终至于营养不良抱病而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路径。如果用公式来形象的表达就是“马克思+舜帝=零陵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讲好舜帝在永州的故事，构建一个适宜在全球舜帝子孙中广为传播的舜帝生活在永州、战斗在永州、科考在永州、崩葬在永州的故事话语体系，还有很多未知的研究领域需要挖掘和突破。笔者限于学识和资料的欠缺，仅仅是开了一个头，期望更多更好更合理的舜帝在永州的故事被整理出来，让永州是中华民族的祖居地、永州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成为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共识；让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地理标识和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