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是中华高科技文化的鼻祖

雷运福

摘要：被公认为尧舜之都的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100年的天文观象台，能观测出包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内的20个节气。还出土了能观测正午日影的漆木圭表仪器。具备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和当时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舜帝退位后，为延伸天文观测，更精准校正历法，以尧舜之都观象台为起点，往正南寻找“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即太阳北回归线，从而来到了海拔1400多米的九嶷三分石和香炉石一带设观象台，观测和确定太阳直射九嶷观象台的夏至日，依天文观测和物候观察，从而制定一年10个月20个节气的《夏小正》历法，该历法确保每年的五月五日午时为夏至时点，即太阳直射九嶷观象台的时点，认识到一个回归年为365天余。这种历法向广大地区的无偿推广，出现了四方“蛮夷率服”而“庶绩咸熙”的大同盛世。《尚书·尧典》用三分之一的篇幅纪述了这一重大政事。】

关键词：陶寺遗址、尧舜之都观象台、南正、日中无影九嶷山、《夏小正》历法

远古时期，在动物的驯化与繁殖、粮食作物的栽培与育种、蚕槡的利用、洪涝的治理、房屋的建造、劳动工具的制作等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原理和方法，都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虞舜时期，用仪器和参照物观测日月星象而总结出来的回归周期，与大地暑热寒冷、白昼长短及物候等回归周期相吻合，从而制定历法，指导人们安排农事活动、生活处理和行政实施，这就是虞舜时期的高科技，即科技文明已经出现。而这种高科技惟有在虞舜时期才成熟而精准，舜文化是中华高科技的根和源，舜帝是中华高科技的鼻祖、是中华科技文明的开创者。

一、《尚书·尧典》[①]详载天文历法授时政事，精准的天文历法授时是虞舜时代的一项高科技

㈠ 舜帝长于天文，纯于孝德

虞舜时代，是父系血缘与母系血缘并存的时期，故舜帝的祖先既有东夷集团的虞幕，又有中原集团的颛顼。颛顼是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颛顼族团的主体后来发展为有虞氏族团。虞舜是一位具有天文特长的首领，这从颛顼和虞舜的感生神话隐含的图腾祖先中可以看出。《竹书纪年》说：“（颛顼）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其感生神话隐含颛顼氏族的图腾祖先是已蛇和星辰天象。《竹书纪年》：“舜帝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又《初学记》引《尚书帝命验》言：“舜帝母纵华，感枢星而生舜”。大虹、枢星是虞舜的图腾祖先，从颛顼、虞舜具有从事天文的天命来影射颛顼、虞舜的天文观测才能。鸟也是颛顼和虞舜的图腾祖先，鸟与太阳天象紧密相关，古有“金乌载阳”之说，用三足乌以示太阳。还有“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这就说明舜擅长天文地理能辨别四方。《国语·郑语》载舜帝的祖先“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听协风”也是一种天文观测内容。韦昭注：“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也就是说，虞幕发明了以律吕测气定候以助生万物的候气法。这种预测天气物候的法术十分神秘，对于早期农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何光岳先生认为，舜父之名鼓叟二字的释义就是观察气象的长老。他承袭了其祖虞幕观察协风天象的职业。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言：“舜长于天文，纯于孝德。”[②]

㈡ 《尚书·尧典》浓墨重彩地纪述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天文历法授时政事

《尚书》是一部记载虞夏商周时代政事类的书，尧帝时期由舜帝摄政30 年，舜帝在帝位50年，舜帝禅位给大禹后又经十七年的观天文制历法而“陟方乃死”，尧舜禹以舜帝最为突出，尧舜禹时期便称为虞代，《尚书》中对尧舜禹等的记载称之为虞书，东汉马融称《尚书》为上古有虞氏之书是言《尚书》的最初得名，后将夏商周之书纳入仍称《尚书》。

《尚书·尧典》记载了尧帝和舜帝的事迹，以偏概全而称为《尧典》。第一段记载尧帝的生平，第二段就纪述观天文制历法授民时。这种天文历法的推广，出现了“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的盛况，即百官用天文历法指导联邦集团下各族团的生产生活，取得了农业生产、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兴盛景象。紧接着尧帝过问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问大臣“畴咨若时登庸？”即问大臣：“善治四时历法之职的是谁？打算提升任用他”。虞舜即帝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天神庙“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观察北斗七星的位置，以及观察其它日月五星天象的出没时间与位置的协配情况。舜帝正月接帝位，二月就东巡守，东巡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东岳岱庙祭山神，以“协时月正日”，校正历法。充分说明观天象，校历法，授民时是当时尧舜禹联邦集团的第一大政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武家璧研究员认为：“我国传说时代的政权，其核心权力就是观察天象、制定历法、敬授民时。……观象遗迹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物化形式[③]。”

《尚书·尧典》纪述天文历法的原文如下：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

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以上可见，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五人都是天文观测官，羲和是在联邦集团都城观测日月星象者，羲仲是居东方的天文观测官，羲叔是居南方的天文观测官，和仲是居西方的天文观测官，和叔是居北方的天文观测官。分居东南西北四方的四时天文观测官实际上就是当时东南西北四方诸侯的四岳官，四岳官兼任四方四时天文观测。

从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四岳”条下所引注文看，各注疏家将“四岳”注为官名[④]：《今文尚书》注疏为“四方诸侯”（《汉书·百官表》），《古文尚书》注疏为“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史记集解》引郑注）。《伪古文尚书》注疏为“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清《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亦同此注[⑤]）。从舜帝巡守四方四的作为来看，四岳为“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是正确的。舜帝巡守东南西北四方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祭四方山神，运用四时之官的观测数据校正历法。确立“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的定制，即四岳每年定期向舜帝报告天文观测数据，校正历法，第一年舜帝亲赴四方，后四年四岳来都城。一年一汇报的定制是由日月星辰运转是一年一重复的规律决定的。

以上原文的“辑五瑞”，“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和下文的“五玉”、“五器”应也与天象观测有关，因在山西陶寺遗址中期王墓出土了两类瑞玉就是用于天象观测的。第一类称之为“玉戚”，共出土三件，其中一件安在用于天文观测的漆木圭尺木柄上，属仪器装饰性“玉戚”，另两件玉戚无柄，属漆木圭表系统的附件，其中一件有一小穿孔，实验表明就是“景符”，即由单孔玉戚转变使用功能而来，用于小孔成像法精准表端日影在圭尺上的位置；另一件有二个小穿孔，由双孔玉戚转变使用功能而来，用于校正立表垂直，称之为垂悬。第二类是玉琮，发现于漆木圭尺东侧的东南壁龛内的漆匣内，与前两件玉戚共出。玉琮边长5.2厘米，高2.8厘米，孔径4.4厘米，壁中段最薄处0.4厘米，刚好套在直径2—3厘米的漆木圭尺上，称为游标。游标由去掉射口的玉琮改制的，用于漆木圭尺上追逐日影而卡住刻度[⑥]。

以下纪述舜帝巡守的内容也是观天文制历法授四时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其纪述原文如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帝“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讲述的就是推广天文历法，取得成效。原文释义如下：

(舜帝)“告十二州长官说”：“按照天文观测制定的《历法》适时组织农业生产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对近邻首都的中原地区授予《历法》明确直接付诸实施，对边远四夷地区授予《历法》及气候渐变规律明确参照实施。”“如此惇厚德行，施授善良民众而禁授奸邪之徒，四方蛮夷之族感动而相率归服。”

以上观天文、制历法、授四时的纪述文字(包括少量的与制历法相关的祭祀内容文字)就达414个，占《尚书·尧典》总字数1200个的34.5%，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可见观天文、制历法、授四时是虞舜时代何等重要的大事，因而在惜字如金的《虞书》中大书特书。因为历法的混滥将会导致生产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如粮食作物，如果历法混滥，不是在适当的时候播种，就有可能出现没有避过干旱而枯萎失收，“羿射十日”神话的“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隐含了历法混滥的恶果。如稻谷类也有可能在寒冷季节不能抽穗扬花而颗粒无收，这种局面的出现，将会导致整个族团忍饥挨饿，更有甚者会导致一个族团灭亡。历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事关一个族团生死存亡的大事。精准地观天文制历法授四时本身技术难度极大，毫无疑问这是当时条件下的高科技！

二、考古发现尧舜之都建有观象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舜帝南巡是延伸观象台业务的一次科学考察和科学实验活动

㈠尧舜之都建有立柱观象台并拥有圭表测日影仪器

山西襄汾县陶寺古城遗址，自1978-1985年大规模地发掘后，1999年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大发掘。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襄汾陶寺遗址是“帝王所都”，晋南是陶寺文化时期舜的“中国”[⑦]。2009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将陶寺古城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2018年又拍摄了名为《尧舜之都》的陶寺遗址考古纪录片。2004年，在陶寺遗址的“天坛”位置发现了兼具祭祀功能的古观象台。其中有13根立柱，两柱间的中缝是用于观不同季节的日出。经多次观测，反复实验，考古队发现4000多年前的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出包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内的20个节气。在陶寺古观象台，一年当中，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右起第二道观测缝中时，正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白昼最短的冬至。第七道观测缝则对应着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的春分和秋分，第十二道观测缝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白昼最长的夏至。至于阳光穿过其他观测缝的16个节气，经过天文学家的反复研究，已经基本确认，这其实是陶寺人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历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结论，该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⑧]。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舜帝禅让大禹继位之年确定为公元前2071年，公元前2100年正是舜帝在位执政时期，此观象台是舜帝使用的观象台，即“在璿玑玉衡”之地。

在古观象台附近，还发现了玉琮、玉戚（景符）和“漆木圭尺”，与先前发掘的那根2米（陶寺8尺）长的圆形木杆构成了“圭”“表”组合这套测日影校历法的仪器。并于2009年夏至时点的6月21日12时36分，进行了“圭、表”测日影的成功验证。表明，早在4100多年前的虞舜时期，我国就拥有了“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⑨]。

在观象台发现之前，有的考古学家将这一地区称为“天坛”，因具有灵台特征。观象台发掘之后，观象台之名替代天坛而被普遍使用，有的考古学家也称之为灵台，因为兼具祭祀与观象双层功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先生说：“该建筑或是应用性的观象台，是为一年之中举行重要的祭祀崇拜活动而建立的祭祀观象台”[⑩]。实际上，该观象台就是《尚书·尧典》中“舜格于文祖“的文祖之地。看来历代注疏家对文祖的注释，以东汉马融之注“文者，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故曰文祖”为最确。我认为，把观测的天象绘图记录就是文，这个文就是天文，文祖就是天祖天神，祭文祖天祖天神之地就在观象台。

经过专家多年观测研究表明，陶寺观象台日出观测所建立的历法中，春分日较今天春分提前2天，秋分相应推迟2天。专家认为造成陶寺观象台春分秋分误差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春分和秋分点靠定点历或称地平历观测难以确定准确，需要用圭表系统测日影来校正，由于圭表系统测春分秋分日影也容易出现误差，造成一定的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因此，退位后的舜帝就想到南方正午太阳能直射大地的地方去精准地确定夏至日，从而校正历法，舜帝南巡是陶寺观象台业务的延伸。

㈡ 舜帝南巡是都城观象台业务的延伸，是一次科学考察和科学实验活动

许多文献记载，舜帝晚年南巡是为了南征三苗。而舜帝南巡时已过耆耋高龄且随同人员不多，不可能是南征三苗之行，况且史书已明确记载舜帝在位时已征服南部三苗；也有舜帝是受大禹排挤被迫流放江南九疑之说；还有舜帝是到其弟象的封地安度晚年之说。若后二说成立的话，舜帝南巡江南九疑时肯定会携娥皇、女英二妃同行，而史书记载与神话传说等均为二妃未从行，而是舜帝崩后千里寻夫死于途中。显然，舜帝晚年南巡江南九疑是一次公务科考活动。

从《尚书》的记载可知，尧舜时期，已掌握观测天象确定二分二至四时与校正年岁确定闰月的方法。我国地处北半球，黄河流域的太阳总是斜照大地的，正午观测立杆总有太阳投影，越往南其投影越短。因此而科学推测出，南方有一个“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即天与地的正中。从而人们认为南方是一个神秘的处所，纪时历法因南天星象而定，即根据南天星象，可以确定二分二至四时和春、夏、秋、冬四季。方位以南方为基准，并把磁石条永指南方现象认为是南方天神之力所致，南方是天神的居地。以上这些正是科学认知与巫学认同的参和。舜帝在中原时，根据测量日影的情况就知道南方有“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寻找“日中无影”的 “天地之中”并到“天地之中”观测天文，探索南方奥秘，到南方正午太阳能直射大地的地方去精准地确定夏至日，从而校正历法，是虞舜时期确保历法精准的迫切需求。舜帝晚年南巡江南九疑的动因和目的，就是以都城观象台为起点，到南方寻找南正日中无影之地开展天文观测。

基于以上动因和目的，可以肯定舜帝南巡全程都是通过测量确定正南方向前进的。定向工具并不复杂，用３根标杆定直线，与直线垂直的两侧各用２根标杆，一根测日出投影，另一根测日落投影，把两侧的日出投影与日落投影的交点连接起来就是标准的东西向，再用标准的东西向按垂直原理校正南北向，即定四方。遇到高大山岭、宽阔水面目测定位后再用磁石指南校正，即使没有磁石指南而观测日出日落的投影也能确定正南直线，只是这项工作必须在晴天才能进行。依此进行下去即可找到都城正南面“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可见，舜帝南巡是都城观象台业务的延伸，是一次科学考察和科学实验活动。

三、舜帝在九嶷三分石建观象台精准确定夏至日，制定了高科技含量的《夏小正》历法

㈠ 九嶷山在尧舜之都的正南方，是舜帝时期的北回归线，即“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

山西尧舜之都陶寺遗址地处东经111°29′，这正是东安舜皇山主峰到九嶷三分石之间中心位置的东经度数，舜皇山主峰为东经111°01′，三分石为东经112°02′，两峰之间的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鬼崽岭发掘出数量众多的远古石人像，此处东经为111°28.7′，与陶寺观象台的东经度数仅1分之差。尧舜之都陶寺遗址的东经与九嶷山的东经相一致这不是巧合，而是舜帝沿着尧舜之都的正南方定向前进的结果。九嶷山地处尧舜之都的正南方，为尧舜禹时期的南正，即“日中无影的天中”，道县田广洞鬼崽岭应是当时官方和民间祭祀南正“天中”这一神圣的场所。

今天的人们知道大地是球形的表面，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又围绕太阳公转。地球自转的平面叫赤道平面，地球公转的平面叫黄道平面，地轴与黄道平面的交角为66°34′，赤道平面与黄道平面的交角为23°26′，这种地球与太阳的关系表现在地球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然变化：在一年中，白昼时间与黑夜时间长短的差距，随着地理纬度和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南极与北极差距最大，赤道的差距最小为O即白昼黑夜均为12小时；春分日和秋分日白昼时间与黑夜时间相等，我国地处北半球，夏至日白昼时间最长黑夜时间最短，冬至日白昼时间最短黑夜时间最长。太阳直射地球表面只在一定区域出现，即北纬23°26′（北回归线）至南纬23°26′（南回归线）之间，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之后逐渐南移直至秋分日回归赤道，秋分后逐渐南移直到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之后逐渐北移直至春分日回归赤道，春分后逐渐北移直到夏至日太阳又直射北回归线。

当今的太阳北回归线在九嶷山主峰三分石之南195公里处（属广东封开县）。已科学证实，由于受岁差运动、章动周期、极移和地球板块运动的影响，以及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倾斜角等变化，北回归线逐渐南移，也就是说四千多年前，九嶷山三分石一带正处在太阳直射地球的当时的北回归线区域，是“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

今天我们所说的太阳回归区域是以地球为近似球形、并理论设定地球为光滑的弧形表面计算得出的理论数，也就是说太阳直射纬度线上的任何一个点与地球的切线除切点外与地球表面不相交。而自广东封开县北回归线以北，地势逐步抬高，到九疑山香炉石、三分石一带海拔达到1959米，到都庞岭主峰海拔达到2009米，仅距北回归线水平距离195公里之处其相对海拔高差却达1600米左右，加上地球表面所凸出部分的都庞岭、九疑山本身也有一个中心引力，这个引力对地球中心的引力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就使得位于理论北回归线以北195公里处的九疑山，今天仍然是事实上的“日中无影”的太阳直射区。

舜帝设观象台于三分石期间，是居住在香炉石一带的，香炉石基部海拔约1400米左右，有较大区域的平坦山地，有生产生活所需的水源，适合居住。舜帝驾崩后也是安葬在香炉石。香炉石也有天然的石台石郭。

㈡古籍记载的舜帝九嶷山观象台[11]

关于舜帝在九嶷山设观象台，春秋战国左丘明的《国语·吴语·夫差伐齐》载：“昔楚灵王不君，其臣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台）。”《国语·楚语》中有“灵王为章华之台”。“乃筑台于章华之上”，即筑章华台。“阙为石郭”，即凿石建成石台和砌成石围。“陂汉”，即筑坝引汉水环绕望气灵台。“以象帝舜”，即仿效帝舜观象台那石台高耸、周郭石围、溪水环绕的景象。文中“以象帝舜”当然是指“以象帝舜台”，因前文已言“筑台”，所象者当然就是“台”。魏晋时期的韦昭《注》言“舜葬九嶷，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舜帝的墓葬就在舜帝所立三分石观象台之南数百米的香炉石，香炉石同三分石一样也有天然的石台石郭。

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墓《地形图》有舜帝葬地和舜帝观象台的标示。九柱三节状符号并旁注“帝舜”二字所示之地是舜帝的葬地，七杆状符号所示之地是舜帝所建观象台的三分石位置[12]。

㈢舜帝在北回归线观测太阳直射的实验仪器与《夏小正》记载的五月五日九嶷特殊天象物象

《史记·夏本纪》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竹书纪年》载：“禹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三年丧毕…元年壬子，帝（禹）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可见，大禹之帝位为虞舜禅让，大禹颁布的《夏时》历法为虞舜传授的《夏小正》。

《夏小正》是十月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天，余下5-6天为过年节，即一般过年节为5天，每4年一闰为6天。要保证每年的五月五日为夏至日，先就得观测当年太阳直射当时北回归线九嶷山观象台的时点，从而通过余月过年节天数的增减而进行小校正，确保来年五月五日为夏至日。

关于《夏小正》是十月历，国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有详论[13]。

现在见到的《夏小正》是12个月，原本的十月历何故又变成了十二月历呢？因为商周以后使用十二月历，在十二月历法环境下收录再版《夏小正》时，因编纂者已不知夏代是使用十月历即不知道《夏小正》是十月历，误认为是十二月历的书末十一月、十二月失阙，而仿十二月历增补十一月、十二月之用事。一至十月有星象记载，十一月、十二月无星象记载，今本《夏小正》的十一月、十二月明显就是后人主观补阙。

《夏小正》是十月历、是太阳历，恒定每年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之日为五月五日，以其日的天时天象而称之为端阳节、端午节、天中节。自古流传《夏历》正月建寅，虞舜之虞就是虎图腾的标示，虎为百兽之王而排第一，故正月建寅，寅为虎图属性。

《夏小正》经文有“五月…，时有养日。乃瓜。良蜩鸣。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五月，时有养日”就是指一年中白天最长的那天出现在五月，也就是夏至日。

“五月，时有养日。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是舜帝在北回归线于夏至日正午观日光日影的科学实验记载：“五月夏至前，观测人员将透垂通节竹筒的暗柜置于北回归线观象台，在暗柜中通过透垂的通节竹筒观测透进的直射日光。匽：从匮省，由女、日会意，匮，俗称柜。“匽”字意为女巫在暗柜中观直射日光。兴，繁体为“興”，分明是双手握竹筒之意，由舁、由同会意。舁，同握共举之意。暗柜中的“興”，是指夏至前几日正午到夏至日正午，太阳光从斜照竹筒到直射竹筒过程，暗柜中通节竹筒透射的太阳光斑由微到兴，由小变大，由椭圆光斑逐渐转向圆形光斑；当五月五日正午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光兴斑与竹筒口翕合；此时的光兴斑为全圆就同望月一样的圆，物体的太阳光投影便垂直伏下。”

这是北回归线一带特有的天象物象记载，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是不可能呈现出这样的天象物象。这种天象物象就是《夏小正》是在九嶷观象台制定和完善的特有属性。《夏小正》是十月历，一年10个月也可视为10个节气，还可以细分为每半个月一个小节气，全年就有20个节气。这与尧舜之都立柱观象台能观测20个节气相吻合。

舜禹时期用观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点作为夏至时点，是最精准的历法观测点和校正点，因太阳光垂直照射到观测仪器，不论是“日中无影”法还是“竹筒光兴”法，几乎是观测对象零距离，误差极小。而通过使用其他仪器、固定参照物观测太阳星象或肉眼直接观测星象均属观测对象距离遥远，虽然是“永执厥中”，但其定位定向误差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通过观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观象台而确定夏至日，然后通过调整增减过年节的天数而准确校正十月历的每年五月五日午时为夏至时点，确保治时历法精准，制定出流传至今的《夏小正》历法。《夏小正》历法名称的取得，源于通过精准确定夏至日，进行过年节天数小调整的历法。《夏小正》是天文观测与物候观察相结合的一部高精度历法，这是舜帝在九嶷北回归线观象台取得的一个在当时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高科技成果。[14]

㈣“夏”字本意是五月五日在北回归线观象台观直射日光

夏至、夏小正、夏朝的“夏”字源于观测太阳直射九嶷北回归线这一天文物象观测事件。

昰，为古文夏，古称夏的异体，实为夏的本字，是夏至日天象的描写，即太阳端正直射九嶷北回归线之意。《说文》：“昰，直也。从日，从正。”

夏，篆体为夓。《说文》言夏为“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即或立或坐，双手握器物之人。，为古文夏，在以上基础上又多了两个“日”字。，夏的异体，为三个夏。很明显，夏的本原之一“昰”指的是太阳端正直射北回归线，即指结果；夏的本原之二“夓、、”均指实验人员双手把握仪器测日光直射，即指测日过程。表示获得测日最北点，至少需用连续三天测日结果作比较，才能说明测日直射最北点，即太阳端正直射北回归线之时点。

 “夏”，有“面南止步”等待太阳从南而来直射九嶷北回归线之意，古籍载有舜帝“面南而治”。正南方是基准方向。或说“夏”字从“首”省、从夊，或理解为从“面”省、从夊。“首”与“面”均含有人鼻之“自”,“自”有“基准”义。“夊”有“止步”之意。九嶷观象台既是太阳北行止步的北端，也是观测人员止步之处所。舜帝“面南而治”最初的意思就是指夏至时节舜帝在九嶷三分石观测“日中无影”这一事件。

虞舜南巡九嶷时已禅让帝位给大禹，即已进入大禹摄政时期，舜帝和大禹就把与大地气候、昼夜长短、阴阳消长、历法精准密切相关的这一太阳运行到最北端时的奇特天象夏至的夏，作为大禹之后的国号（禹子启的国号），大禹先辈鲧之前并无夏族的称谓。

㈤《尚书》言舜“陟方乃死”与舜葬九嶷三分石、香炉石一带的历史记载

关于《尚书·尧典》言舜“陟方乃死”。陟：《说文解字》言为登升之意，由峊、由步会意。罗振玉根据甲骨文、金文中陟的写法，认为“峊，示山陵形；步，象二足由上而下。”《尔雅·释山》中对陟的解释是“山三重累者名陟”。而九疑山的香炉石、三分石正是山的三重累者。即从“蟠基苍梧之野”的江华县或广东广西的九疑山脚到海拔为720米左右的蓝山县紫良乡政府所在地为山的一重累；从蓝山县紫良乡政府所在地登上海拔为1400米左右的香炉石、三分石诸峰底部即为山的二重累；再登上海拔为1800米左右的香炉石、三分石顶峰即为山的三重累。三重累的山，全国并不多见。三重累的山，与山外有山的三重山是截然不同的。此“陟”是一个特义词。方：汉徐岳《数术记遗》中甄鸾有注：“司方者，指南车也。”《文选·吴都赋（左思）》：“俞骑聘路，指南司方。”吕向注：“指南，车名，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故曰司方。”以上指南、司南即为“司方”。“陟方乃死”之“方”：就是指基准方的南正方岳，即“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九嶷三分石观象台。舜帝崩葬的九疑山，地处虞舜都城的同一纬度上，是虞舜都城的正南方。

舜葬九嶷三分石、香炉石一带的历史文献记载：

明万历《九疑山志》述九嶷山：“三峰并峙如玉笋，如珊瑚。其上有仙桃石、步履石、马蹄石。尤以香炉石最精美，有足有耳，形质天然。峰上有冢，以铜为碑，字迹泯灭不可认，疑为舜冢。”此三峰即三分石、香炉石、畚箕窝（今名。古名朱明峰）。明确指出舜冢在香炉石。

   《衡湘稽古》：“三峰石深处有冢，有铜碑额，字不可识，传为舜冢”。三峰石深处有舜冢，就是指三分石、香炉石一带有舜冢，因三峰是指三分石、香炉石、畚箕窝（古名朱明峰），而畚箕窝（古名朱明峰）山峰土质无石，而三分石、香炉石山峰均由石台石郭组成，“石深处”就是指这两山。

《蓝山县志》（民国1933年雷飞鹏等纂修）：卷五第289页有“三峰石”照片一帧，并记“三峰石即舜墓，去舜祠四十里”。第327页载“三峰石去舜祠四十里，高不可仞，瀑布飞空，晴天雨濛，其下有冢，以铜为镜，传为舜陵，然碑字不可识也。”认定舜墓舜陵在三分石和香炉石一带。

春秋战国左丘明的《国语·吴语·夫差伐齐》载：“昔楚灵王不君，其臣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魏晋韦昭作《注》言“舜葬九嶷，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舜帝的墓葬就在舜帝所立三分石观象台之南数百米的香炉石，香炉石同三分石一样也有天然的石台石郭。

《竹书纪年》言舜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之”。显然，此处的方岳是指南正九嶷三分石观象台，帝崩遂葬之。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仿帝舜观象台建章华台分析，《竹书纪年》成书时期九嶷帝舜观象台即南正方岳影响极大，直至周代和春秋战国时期，仍将九嶷帝舜观象台视为南正方岳。

明代蒋鐄《重修九疑观碑记》：

“出延唐东门数百武，有九疑观。乡耆老言，古建于三分石下，唐贞观中迁于斯。我明洪武五年再经始。”

蒋鐄也以三分石言九疑。可见，司马迁《史记》中的（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之“九疑”也是指三分石。

湖南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顺东先生在《“舜葬九疑”考古系年》[15]一文认定远古舜陵在三分石，当今三分石的前身就是正宗地道的九疑山：

“东周前后位置明确的舜陵即今三分石，换言之，当今三分石的前身就是正宗地道的九疑山。……三分石自先秦以来即是被确认无误的舜冢所在地，其正确的名字就叫九疑山。作为旁证，以山陵为名的‘九疑观’在大唐贞观以前仍依三分石原址营缮的事实，也确切反映出三分石实即魏晋以前真正的九疑山。”

从以上古文献记载、发掘出土的西汉《地形图》和当今专家的考证来看，古九嶷的主峰就是指三分石、香炉石、畚箕窝三峰，舜帝就安葬在香炉石，即三分石之南数百米。舜帝逝世前的活动地在香炉石至三分石一带，这一带一般海拔1400多米，即三峰基部海拔1400多米，三个峰顶部海拔均超过1800米。这样的高海拔位置有利于天象观测。今宁远县城以南的广大丘陵地区，居民居住地海拔大多在三百多米，若舜帝是在这样的低海拔地区居住生活逝世，就不可能再抬上1400多米的香炉石山脚安葬。这也左证舜帝是在海拔1400多米的香炉石、三分石山脚一带从事天文观测逝世后就地安葬的，即在登上三分石南正观象台工作中逝世的，特称“陟方乃死”，属就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