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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两至云梦及其对虞舜的态度 ——兼议秦始皇“望祀虞舜”与先秦、秦汉帝王祭祀虞舜的关系 《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与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加入时间:2023/9/28 9:28:00 admin 点击:180 |
秦始皇两至云梦及其对虞舜的态度 ——兼议秦始皇“望祀虞舜”与先秦、秦汉帝王祭祀虞舜的关系 雷 铭 (汕头大学 医学院社科部,广东 汕头 515041) 摘 要:楚云梦原为开放型的苑囿,归秦后仅保留其安陆部分。秦设两云梦官管理之,云梦苑成为管理严密的禁苑。秦始皇两至云梦苑。其首至云梦时,因渡湘水时“遇大风,几不得渡”,帝王威严受损,遂伐赭湘山,挑战帝舜的权威。但在遭遇一系列离奇事件后,出于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考虑,在他二至云梦时,态度得以翻转,“望祀虞舜于九疑山”,虞舜的权威得以重新确立,并经后世帝王的“望祀”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自舜以“望祀”来强化帝王的统治权威以来,“望祀”具有强化天子统治权威的作用,舜之后九嶷山具有的“天赋神权”的象征。云梦是望祀礼仪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秦汉以来,对虞舜认可的一个关键点,经过秦始皇对虞舜权威的挑战与认可,最终牢固确立了“望祀虞舜于九疑”的传统。在新莽时期,王莽急于确立统治权威,将“望祀”强化升级为“祭祀”。 关键词:云梦苑;秦始皇;望祀;虞舜;九嶷山 据文献记载,楚之云梦是中国古代的“九薮”[1]卷13《有始览·有始》,663或“十薮”[2]卷7《释地》,190-192之一。楚王曾游于云梦,场面浩大,意气风发。“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䍧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3]卷14《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490司马相如《子虚赋》,楚使子虚说“楚有七泽”,而云梦是其“盖特其小小者耳”,但“游猎之乐,苑囿之大”亦可与齐国苑囿一较高下。[4]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03-3004秦统一六国后,云梦苑归秦,秦亡后,又归汉所有。历经楚、秦、汉的时代变迁,云梦苑与秦汉政治演变息息相关。有关云梦苑的研究,经过谭其骧等学者的努力,基本理清了楚云梦的大致范围。[①]周宏伟通过爬梳文献,发现楚云梦不下于七处,印证了楚云梦的范围广阔。[5]如此广阔的楚云梦,其归秦后的范围和管理等方面的变动,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6]、王辉《出土文字所见之秦苑囿》[7]、王佳《出土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三题》[8]、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9]76-77等论文都有所涉及,但见解不一。如,谭其骧说:“秦都关中,统治者不需要跑到楚地来游猎,于是原来作为楚国禁地的云梦被开放了。”[6]3但也有人认为,归秦后,楚云梦苑非但没被开放,反而得到扩建。[②] 史载,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4]卷6《秦始皇本纪》,260貌似秦统一后,始皇仅一至云梦。但出土简牍的记载,弥补了正史的疏漏。且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返程过楚地时,因大风,几不得渡湘水,而归罪湘君,“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4]卷6《秦始皇本纪》,248这与始皇三十七年至云梦“望祀虞舜”时对虞舜的态度截然不同,究竟什么原因,使其对虞舜的态度发生如此逆转,其演变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张华松《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10]、韩梅《“望祀”礼仪考论》[11]以及于薇[12]等学者的论文探讨了秦始皇伐赭湘山这一举动背后的意图,以及望祀礼仪与秦汉政治的关系,但却忽略了云梦苑所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秦之云梦及其管理 (一)楚之云梦 云梦苑本是楚王游猎区,其范围非常广阔。《左传·昭公三年》杜预注曰:“楚之云梦,跨江南北。”[13]卷42《昭公三年》,1189《尚书·禹贡》孔颖达疏曰:“江南之梦,云梦一泽,而每处有名者,司马相如《子虚赋》云‘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每处名存焉。”[14]卷6《禹贡》,149清人顾祖禹亦云:“故地之以云梦名者非一处。”[15]卷77《湖广三·德安府·云梦泽》,1612今有学者爬梳文献,认为先秦至汉晋时期楚地“云梦”考证者有七。[5]6-17其地理区域,主要在今天湖北省的东南部一带;其涉及的范围之大,不亚于今天大半个湖北省。其中充斥着复杂多变的地理表征,有横亘的高山、茂密的丛林、宽阔的胡泊、绵延的沼泽。以当时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手段,想对其进行严密的管理是很难的。[③]况且以此纵横辽阔的云梦苑,楚王出猎不论每次所带人马多寡,绝不可能漫山遍野巨细无遗,实际活动范围应非常有限,可能根据其游猎所需,只占用相对有限的活动区域。因此,即便有专人管理,或也只是临时针对其游猎所用的一小部分。故而,笔者以为,云梦苑在楚时,在管理上应有别于秦汉时的禁苑,实为一开放型的苑囿。 据《墨子·明鬼下》载,“楚之云梦”乃“男女之所属而观也”。[16]卷8《明鬼》下,338在未强调其贵族身份的情况下,文中“男女”当为普通男女。既是寻常男女游观、聚赏之所在,显非禁卫森严、常人难以企及的帝王专属禁苑。另据《公孙龙子·迹府》载,楚王“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17]卷上《迹府》,2楚王游猎于“云梦之圃”时丢失良弓,左右随从请求搜寻,可他却认为,此遗失之弓最终还是“楚人得之”。此中“楚人”当非实指,泛指拾得楚王遗失之弓的楚人,他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官吏,甚或平民。因此,后人注曰:“楚王失弓,因以利楚,……楚王所谓人也,楚国也”。[17]卷上《迹府》,3且有研究者以此推测:“云梦虽为楚王室的苑囿,但仍有民间射猎的存在”。[18]78类似情形,《左传·定公四年》亦云,吴楚争霸前期,楚丧师失地,险些亡国,情急之下,楚王“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郧”。按:“入于云中”即“入于云梦泽中”。[13]卷54《定公四年》,1556《史记·楚世家》对此的记载是:“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郧。”[4]卷40《楚世家》,1715楚昭王为躲避吴兵锋芒,逃亡云梦,可是在云梦又遇不明身份者的攻击,不得不“奔郧”。而攻击他的不管是云梦之盗还是云梦之人,都说明楚云梦苑的开放性。楚王会在此游猎,平民亦可进入其内游赏、聚会,甚至有盗出没其中。大概正因此,史传才有楚王逃至云梦遇袭的记载。此外,文献尚有楚王高兴之余将云梦之田赏赐臣下的记述。襄王治楚时,曾放话“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时唐勒、景差、宋玉之徒皆为之响应,襄王大喜,“赐以云梦之田”。[19]82楚云梦非但平民可入,有盗出没,其田土还为楚王用来犒赏臣僚。凡此种种,皆说明楚云梦苑的开放性。不仅有楚王游猎区充斥其中,亦有楚贵族官员私属的田园产业,俨然不同于管理严密的秦汉禁苑。 楚云梦苑的开放性,可能与其区域范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的演变有关。很多学者都有专文探讨过历史上云梦的范围变迁。[④]《尚书·禹贡》有曰:“云梦之泽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为耕作畎亩之治。”[14]卷6《禹贡》,149可知在没有水的时候,云梦泽中的平土丘用作农耕。对此,孔颖达有更加明确的解说:“此泽既大,其内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为耕作畎亩之治。”[14]卷6《禹贡》,149亦即云梦泽范围广阔,其中既有平原地带,亦有高山丘陵,它们在枯水时节用以进行农业生产。《尚书·禹贡》的这条材料及唐人的解说,非常形象地指出了包括云梦泽在内的楚云梦苑,随着时节的变动,水势的升降,其可利用的区域范围的不断变化。尤其是枯水时节,泽内的“平土”“高丘”可为农田的记载,可与前引《小言赋》“楚王赐以云梦之田”的说法互相印证。 综合以上多种文献记载及相关论述,可以得知楚云梦应是一个在区域范围上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开放性的苑囿。在其区域范围内,不但有楚王游猎区,还有平民游观、赏聚、射猎乃至盗贼出没之所,以及楚贵族官吏的私家田园。 (二)秦之云梦 秦云梦苑的位置范围,史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又众说纷纭。王辉指出,以大泽名世的楚云梦,归秦后得到扩建,且“因其地域广大,故分左、右”。[7]80按其说法,本就是楚之大泽的云梦苑,经过秦的进一步扩充,其区域范围比以前更大了。对此,也有学者认为,秦云梦“是在楚云梦旧苑上扩建而成”。[8]75但也有学者说,楚云梦归秦后就对平民开放了,言外之意,楚时禁苑在秦时形同废弃,[6]3就更遑论规模上的扩建了。 依据《龙岗秦简》《岳麓秦简(伍)》等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谭其骧所言归秦后的楚云梦被秦统治者开放,或与实际不符。若按其推论,秦灭楚后,秦的统治中心依然是关中一带,相对而言,楚地既偏又远,秦统治者断不至于为日常游猎而千里迢迢长途奔袭至此,因而楚云梦入秦后被秦统治者废弃而对芸芸黔首开放似在情理之中。但《龙岗秦简》《岳麓秦简(伍)》有关秦云梦管理的记载,尤其是《龙岗秦简》连篇累牍地记载秦云梦苑管理的律令条文,十分清楚地说明,云梦苑归秦后非但未被开放,或者延续楚云梦的开放性,反而成为被秦统治者严密管理、禁止外人入内的禁苑。至于有学者所言的扩建之论,倒可以先依据情理推之。按文献记载,“云梦本楚之大泽”,其范围之辽阔,在当时本就无出其右。而归秦后,云梦苑距秦的政治中心、秦统治者的日常活动空间关中地区千里之遥,就禁苑服务于帝王的属性而言,扩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而,以笔者陋见,楚云梦入秦后扩建之说或难成立,归秦后的云梦苑,其主要范围可能在今湖北省云梦县一带。 据出土秦简载,秦于昭襄王“廿九年,攻安陆”。秦简整理小组注“安陆”曰:“楚地,在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引《史记》此年“秦攻楚,……置南郡”的记载以佐证。[20]157-160有学者考证,此秦简中“安陆”当为《战国策·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3]卷14《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490“安陵”之讹写,因“楚并无安陵地名”。[21]3可以推断,今云梦与秦安陆应是相邻相近,或者说今云梦可能即是秦安陆,皆为秦南郡的管辖范围。 据《史记·秦本纪》,秦于昭襄王廿九年,派“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4]卷5《秦本纪》,213《史记·六国年表》亦云该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4]卷15《六国年表》,742对此,《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的更为详细:秦“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4]卷73《白起王翦列传》,2331另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也有所载。[4]卷78《春申君列传》,2387而综合《史记》中这些记载,只明确说秦昭襄王廿九年,派白起攻楚,拿下楚都,“东至竟陵”,并将这些地区设置为秦南郡,未明说云梦或安陆甚或安陵等地的情况。若仅凭此,显然无法断定今云梦与秦安陆的关系,甚至秦云梦苑的主体范围。 关键证据还得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出土文物中寻觅。据悉,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有六件陶器,而这六件陶器的器身上“均有‘安陆市亭’的方形戳印”,[22]5似可据此推测,今湖北云梦即秦之安陆。而且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发掘了两封木牍家书,就其内容可知,这两封家书发自秦淮阳前线,乃出征在外的军人写给家人,要求寄钱贴济与采购衣物的信件。其中木牍甲(M4:11)有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褝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23]22可知该军士要求其母前往安陆购买“丝布”,制作“褝裙襦”。其母既能往安陆购买丝布,至少说明安陆距其家不远,亦说明秦安陆距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很近,在秦时应是当地的行政中心。对此,黄盛璋亦云,“其母不可能舍近求远”,故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旁的云梦古城遗址应为秦安陆县城。[9]76-77因此可以确定,设置于秦昭襄王廿九年的南郡,其下应辖有安陆县。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主人喜于秦王政“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20]158的记载,亦可说明之。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断定,秦安陆县即今湖北云梦县,秦云梦的主要范围应在此地。也正因此,相对于前引有学者认为文献所载楚云梦有七处之多,而秦云梦应主要在秦安陆县。似可据此进一步推论,原来范围辽阔的楚云梦,归秦后,可能因远离关中,地处偏狭,安陆以外的原楚云梦游猎区就被秦统治者废弃,成为平民耕作乃至居住之地。就此而言,前引谭说,秦开放楚云梦,应主要指秦安陆以外的原楚国云梦游猎区。如此,或较符合历史实际。 据《龙岗秦简》载:“诸叚(假)两云梦池鱼(籞)及有到云梦禁中者,取得灌(?)□□〼”。对其中“两云梦”,整理者注曰:“两云梦,皇家设在云梦中的两处苑囿。”[24]69另据《汉书·地理志上》载:“南郡,……襄阳,莽曰相阳。编,有云梦官。……江夏郡,……西陵,有云梦官。”[25]卷28上《地理志上》,1566-1567乃至西汉,亦言有两云梦。其一位于南郡编县,另一位于江夏郡西陵县,并各设有专门的职官“云梦官”,对其进行管理。《龙岗秦简》整理小组对“云梦官”的解释,也说“应当是管理禁苑的官府、官吏”。[24]69那么,由秦至汉,简牍与史籍中所说的“两云梦”究竟是“皇家设在云梦中的两处苑囿”,还是仅仅针对一个云梦苑而设置的两处政府管理机构呢? 据有学者通过对出土秦封泥的研究指出,“左云梦丞”的秦封泥,应与秦云梦苑的职官设置有关,基于此,研究者将其归入“为帝室(包括后、太子)直接服务的侍宦及苑囿”的中央官署一类。[26]亦有学者据“云梦丞以左、右分曹”之载,[27]73认为秦云梦苑所设管理职官有“左云梦丞”与“右云梦丞”之分。以此,所谓“两云梦”,或指云梦苑的两处政府管理机构。但也有学者持有异议,以为“此‘两云梦’或就指秦左、右云梦县”。[28]403笔者认为,之所以有此异议,可能是把“云梦丞”之“丞”作“县丞”解释的结果。但是这一解释或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上林丞印”“东苑丞印”“杜南苑丞”等与“左云梦丞”“右云梦丞”相类似的出土秦汉封泥中,没发现“丞”有“县丞”之解。[26]38-40对此,王辉的研究或可说明问题,他指出:“苑在秦时直属中央或内史,是中央机构设在县的范围内的都官”,行政级别与县相同。[29]这或许就是“云梦丞”之“丞”由来的依据。而据谭其骧研究,终秦之世,设置的内史苑囿计有二十多处,云梦仅占其一。[7]81这或许就是“云梦丞”之“丞”由来的依据。其虽名为“丞”,且与县同级,但实为中央机构设在地方管理苑囿的都官。上引《汉书·地理志上》云,西汉南郡之编县与西陵县分别置有“云梦官”。而《风俗通义·山泽·薮》却说:“今汉有九州之薮:……荆州曰云梦,在华容县南,今有云梦长掌之”。[30]卷10《山泽·薮》,474东汉时,云梦由设在华容县的云梦长专门管理,未言分设两“云梦官”之事,或将两“云梦官”统称之为“云梦长”。因此可知,《龙岗秦简》所言“两云梦”既不是说地理意义上的两个云梦县,也不说指两处云梦苑,而是指直接隶属于秦王朝中央或内史管辖的、设置在县级行政范围内的专司云梦苑管理的两处都官。对此,赵平安亦云:“‘两云梦’是指两处云梦官,而不是说有两个云梦”。[31]65 二、秦始皇两至云梦及其心路历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4]卷6《秦始皇本纪》,260这是史书唯一,也是首次明确记载,秦始皇出游,行至云梦。但史书亦载,在此之前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返程过楚地,伐赭湘山。按说,始皇此番行程应至云梦,但史书却没有明确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4]卷6《秦始皇本纪》,242-248归途只写至南郡,未见载至安陆。但安陆乃南郡一县,史书未详载之处,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中得到了补正。即《编年记》所云“[廿八年],今过安陆”。[20]159而安陆正是秦云梦苑的范围所在。故由此推测,秦始皇应在二十八年“东行郡县”返程时首至云梦苑,在三十七年出游时二至云梦。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首至云梦时,“浮江,至湘山祠”,因天公不作美,“逢大风,几不得渡”。在通过随行博士所言,得知湘水之神湘君乃“尧女,舜之妻”时,他龙颜震怒,将“逢大风,几不得渡”归之于湘君,“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4]卷6《秦始皇本纪》,248 事实上,对于此段记载,史书或有缺漏。在秦始皇首至云梦,“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之前,还有一段令其心旷神怡的插曲。根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可知,秦始皇首至云梦时,“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见“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32]57-58按说,在“树木野美”的环境中,秦始皇的心情还不错,且也符合他那时的心气。其时,秦始皇“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不世之功,称心足意,“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33]卷6《秦纪一》,234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又见云梦“树木野美”,心情之惬意当可想见。但这一美好心情却在“浮江,至湘山祠”遇挫时急转直下,以致于震怒之下伐赭湘山。 作为人格化的湘水之神——湘君而论,湘山就是湘君的身体,“湘山树”就是湘君的头发。“伐赭湘山”就是毁伤湘君的“身体发肤”。秦始皇一怒之下“伐湘山树”,意味着视湘君为刑徒,对其施加髡刑。因《说文·髟部》曰:“髡, 据《太平御览·地部·西楚南越诸山》“君山”条引《荆州图副》云:“湘君所游,故曰君山。有神,祈之则利涉。”[38]卷49《地部·西楚南越诸山》,240可知,君山为湘君所游,湘水为湘君所控;欲涉江顺利,需祈祷湘君。如随行博士所言,湘君乃“尧女,舜之妻”。《史记索隐》载:“《列女传》亦以湘君为尧女。按:《楚词》《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尧女,则湘君当是舜。今此文以湘君为尧女,是总而言之。”[4]卷6《秦始皇本纪》,248-249湘君即便不是舜,亦可代表舜。有人从“五德终始”说的角度解读始皇“伐赭湘山”之举,以为舜为土德,而秦为水德,土克水,故而秦始皇才“伐赭湘山”,“仇视帝舜”。[10]113-114以此而论,本着“五德终始”的观念,秦始皇本就仇视帝舜,只不过是借助湘水大风的导火索,才将这种情绪宣泄出来。似乎秦始皇一开始还隐忍不发,在舜使他遭遇“逢大风,几不得渡”的挑衅下,才新仇旧恨一并清算。且不说这种论点是否符合一统六合之后秦始皇自视“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心态,单就新近出土文献的记载,亦有相左之处。据前引《岳麓秦简(伍)》中的相关记载,秦始皇伐赭湘山,应该没有这么复杂的因素。其伐赭湘山,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风阻其渡江,有损他“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皇威,令其颜面扫地。而他加怒湘君,伐赭湘山,恣意折辱,只不过是想以此来确立自己在湘君、虞舜面前的权威,以证明他确实“德兼三皇,功过五帝”。 但这之后,就发生一连串的事件,令秦始皇为之“不乐”。先是始皇二十九年,“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再是“三十一年十二月,……始皇为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见窘”。不久,又为方士所欺。之后,“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因之不乐。尤其是发生于三十六年秋的一件离奇事件,更令其“默然良久”。[4]卷6《秦始皇本纪》,249、251、258-259 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4]卷6《秦始皇本纪》,259 此后,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秦始皇开始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对此,有人就指出,秦始皇发现持璧者所持之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才感到湘君帝舜的神威之不可侮,为拯救自身及其亲手缔造的帝国,他终于向湘君帝舜服输,故而要‘望祀虞舜于九嶷山’了”。[10]115而这与他第一次行至云梦时对湘君帝舜的态度,可谓霄壤之别,实现了由“伐赭湘山”到“望祀虞舜”的转变。 综上所述,秦始皇二十八年初至云梦时,刚统一天下不久,志得意满,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本着这种心态,在“浮江,至湘山祠”时,“逢大风,几不得渡”,遂一怒之下归罪于湘君,对其施以重刑,“伐赭湘山”,像对待私家奴婢一样惩罚之,恣意折辱,试图以此来确立在湘君帝舜面前的权威,证明自己确实“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但此后不久,始皇即遭遇一连串离奇事件,他先是“不乐”,之后又“沉默良久”,尽管嘴上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实际上,内心深处已有悔意,决定向湘君帝舜悔过,并最终在这种悔意的驱使下,开始了第二次云梦之行,在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向湘君帝舜服输”。所以,有人认为“传世文献所见秦始皇形象一般较差,有固定化的倾向,如威严、多疑、专制、希求长生、严刑峻法等”,“缺乏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情感流露”,[39]或有失偏颇。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岳麓秦简(伍)》中的相关记载,可见秦始皇两至云梦前后的心理变化,对湘君帝舜的行为、态度变化,不啻霄壤之别。特别是在面对“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涉及个人生死和帝国国祚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对湘君帝舜的态度发生了前后相反的变化,由仇视湘君、惩罚湘君,到“望祀虞舜”、向湘君帝舜低头服输。以及在内心有悔意、决定向湘君低头服输的情况下,仍然嘴硬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的表现等,都说明秦始皇也和最寻常的普通人一样,贪生怕死之余,未忘不惜舍弃颜面守护帝王基业;虽然心里知错,行动上也打算改正,但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认,在臣下面前,比较顾及表面的尊严,注意维护作为帝王的权威。 三、“望祀”虞舜的转折与关键 因“伐赭湘山”,挑战湘君帝舜的权威,遭遇一连串离奇事件的打击,秦始皇二至云梦时,“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承认舜帝的权威。始皇“望祀虞舜”的做法,基本得到了后世帝王的接纳和继承。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亦“望祀虞舜于九嶷”。所谓“盛唐”,地在何处?韦昭曰:“在南郡”,颜师古注云:“韦说是也”。[25]卷6《武帝纪》,196有人论证,“汉武帝望祀虞舜的地点盛唐在南郡,或者也就在云梦泽旁”。[40]111尽管《汉书》没有明确记载汉武帝此番“南巡狩”到过云梦,今人的论述亦多有推测的成分,但结合前人注疏,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盛唐之地应也在南郡范围之内,它与云梦的距离应当不远。汉武帝“望祀虞舜”究系何种动机,史书没有确切记载,虽不似秦始皇那样遭遇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临时抱佛脚,但参照始皇“望祀虞舜”之举,除却对前世帝王类似举动的肯定与继承之外,就政治层面的意义而言,二者应有相同的诉求。 据《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4]卷3《舜典》,54-55可知,“望祀”乃舜“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之后,“以齐七政”的“七政”之一。其目的大概是帝王禅代之后,将禅代情况向上天、群神汇报,以获得上天、群神的认可和护佑,在“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寓意中,有强化天子统治权威的作用。舜之后,周天子亦有“望祀”之礼。据《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41]卷11《王制》,360-363周天子“巡守”四方,皆举行“望祀”之礼,其目的也无外乎“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至秦统一后,秦始皇虽以“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居,首至云梦时折辱湘君挑战帝舜的权威,但随之在遭遇一连串离奇事件后,再至云梦时不得不向帝舜低头悔过,“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有人认为:“舜帝死后,九嶷山具有了崇高的政治意义,成为‘天赋神权’的象征。”[11]46秦始皇“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除却向虞舜悔过首至云梦时折辱湘君之举外,应还有承认并借重九嶷山这层政治象征意义。因此,鉴于自舜至秦统一以来“望祀”具有强化天子统治权威的作用,舜之后九嶷山所具有的“天赋神权”的象征,以及秦始皇挑战舜帝权威失败转而“望祀虞舜”的教训,汉武帝“望祀虞舜于九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管是秦始皇首至云梦时挑战舜的权威,还是再至云梦时向舜低头,以及武帝继承自先秦以来的“望祀”传统,也于九嶷“望祀虞舜”。云梦不但是望祀礼仪的一个转折点,且是秦汉以来,对虞舜认可的一个关键点,经过秦始皇对虞舜权威的挑战与承认,最终牢固确立了“望祀虞舜于九疑”的传统。 始建国元年,王莽代汉,在祭祀虞舜方面更甚。据《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25]卷99中《王莽传中》,4107《汉书·王莽传下》亦云:“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凡五庙不堕云……。”[25]卷99下《王莽传下》,4162与秦皇、汉武在云梦及其附近“望祀”虞舜有所不同,王莽为虞舜在九嶷建陵,在国都立庙,其积极性远在“望祀”之上。诚如有学者所言,王莽热衷为舜帝建陵、立庙,也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即“为了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12]124 总而言之,自舜以“望祀”来强化帝王的统治权威以来,经秦至汉得到后世君王的继承。舜之后,九嶷山“天赋神权”的象征,至秦时又得到秦皇、汉武的认可,皆“望祀虞舜于九嶷”。新莽时期,王莽为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地位,为舜在九嶷建陵、在国都立庙,升级“望祀”为“祭祀”,进一步增强了祭祀虞舜具有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功能。由舜“望祀”,至秦皇、汉武于云梦及附近“望祀虞舜于九疑”,至王莽为虞舜建陵、立庙进行祭祀,可清楚地勾勒出先秦秦汉帝王为强化统治权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亦可见云梦在其中的节点地位。亦即,秦统一后,在云梦,舜的权威地位一度遭受秦始皇的挑战,但在秦始皇遭遇一连串的离奇事件后,舜又在云梦得到秦始皇的“望祀”,其权威地位也得到秦始皇的认可。这一做法为汉武帝所继承,在新莽时期得到激进式的强化,由“望祀”升级为“祭祀”。 四、结语 范围辽阔且变动不居的楚云梦,本为楚国的开放型苑囿。但秦统一后,云梦苑归秦,因远离秦统治的中心地带,帝王临幸的次数骤然减少,其范围亦大为缩小,只存留原楚云梦的安陆部分。秦设立左、右云梦丞对其进行管理,使其成为管理严密的禁苑。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得出,秦始皇两至云梦。第一次为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返程时过云梦,因“浮江”,“遇大风,几不得渡”,深感帝王威严受损,遂归罪于湘君,“伐赭湘山”,对虞舜的权威发起挑战。而此后,一连串离奇事件的发生,使得秦始皇三十七年再至云梦时,不得不向虞舜低头悔过,“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承认舜帝的权威。由秦始皇首至云梦时“伐赭湘山”,挑战虞舜,到再至云梦时“望祀虞舜”,低头服输,可以看出,云梦苑是秦统一后虞舜权威由遭受挑战到重新确立的转折与关键。自此之后,不仅虞舜的权威得以巩固,无可撼动,而且“望祀虞舜”的行为也得到后世帝王的继承与效仿,并在王莽时期得到激进式的强化,升级“望祀”为“祭祀”。 参考文献 [1]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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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S1期。持有类似观点的论文,还有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蔡述明、官子和:《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海洋与湖沼》1982年第2期。等等。 [②] 参见王辉:《出土文字所见之秦苑囿》,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页;王佳:《出土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三题》,《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第75页。 [③] 赵逵夫先生曾以《招魂》篇中“掌梦”一职来说明屈原曾担任掌管云梦的官职(参见氏著:《屈原和他的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若果如此,楚之云梦则有设官管理,就难说是开放型的苑囿。但此说近来为学者们所否,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招魂》为宋玉所作,二是“掌梦”乃掌管圆梦之官,非掌云梦苑之官。参见孟修祥:《屈原与云梦、“掌梦”之职辨》,《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5期,第24-26页。 [④] 如,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S1期;宋焕文:《试谈云梦泽的由来及其变迁》,《求索》1983年第5期;郑明佳:《江汉平原古地理与“云梦泽”变迁史》,《湖北地质》1988年第2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