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忠德与爱国主义

欧阳辉纯

（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021）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永州425000）

摘要：儒家忠德和爱国主义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抗暴御侮、尽忠报国和天下一统是爱国主义忠德的主要体现。抗暴御侮是爱国主义忠德实践体现，尽忠报国是爱国主义忠德的理想追求，天下一统是爱国主义忠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儒家大一统的忠德，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种体现形式。这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历史上凡是卖国的行为都必将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儒家忠德与爱国主义精神至今还在现实生活中闪烁着时代的道德光芒，显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忠德；爱国主义；抗暴御侮；尽忠殉国；天下一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儒家忠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家忠德又和爱国主义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赵孟之言说：“临患不忘国，忠也。”这是对国家的忠诚。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是对朋友的尽心尽力。朱熹总结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里仁》）这种尽心尽力的道德品质，表现为对家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忠诚，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等人伦实践关系之中。在传统社会，忠于君主又往往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因而忠德与爱国主义就具有了必然的联系。抗暴御侮、尽忠报国和天下一统是爱国之忠德的主要体现。抗暴御侮是爱国主义之忠德实践体现，尽忠报国是爱国主义之忠的道德追求，天下一统是忠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所以，《忠经》说：“忠能固君臣，安社稷。”（《忠经·天地神明章》）

一抗暴御侮

儒家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价值体系的实体，也是忠德主体实践的道德环境。一个人成长在自然环境之中，时间长了自然就对生活的自然环境产生感情。这样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及社会阅历的增加而日益增强，尤其是古代官员是不能回原籍任职的，那么对于故土的思念之情或者说是“乡愁”，就会越来越强烈。这是一种美丽的道德情感，自古至今，经久不衰。所以，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诗，就更加容易触动人们的忠德情感，也就显得格外真诚和感动。对家乡和国家怀有这样深厚的感情会影响人的一生，一旦家乡或国家遭遇暴力或武装入侵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抗。抗暴御侮就是这种反抗的典型表现。

抗暴御侮就是反抗暴力，尤其是反抗危害国家政权的叛乱。《周易》认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周易·乾》）《礼记》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忠和信是可以互训的。在儒家看来，忠信是一个人进德修业的主要目标和道德实践准则，因为忠信，是礼的根本。孟子强调：“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天爵”，其实就是一种包括仁义忠信在内的人的“精神类本质”。这是成人的一种“类本质”存在。因此，儒家忠德逻辑就很明显，忠是人的类本质，是教人以善，且在礼的范围之内，符合“中庸”的态度。孟子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那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团队、一支队伍等要违反这个“忠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秩序，就是暴力。所以，抗暴御侮为儒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抗暴。抗暴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视暴力反抗的程度和规模而定。其一，语言或精神上的抗暴。精神上的暴力，在传统社会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对正常的社会道德秩序和伦理原则的抵触和不满，并以此来煽动人们的反抗情绪或反政府行为，以此扰乱社会精神价值秩序，给社会和国家添堵添乱。这种看法一定会引起了儒家学者的不满。儒家学者会给予回应和辩护。如孟子。孟子说自己本来不想辩论，但是为了澄清社会精神秩序和弘扬道德精神，他又不得不站出来辩论。孟子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因为他觉得他的处境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的时代。孟子说他喜欢辩论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不得已要去辩论？他辩论的目的是：“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在他看来，当时墨子和杨朱的言论，到处蛊惑人心。墨子宣扬“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的意思是把别人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把别人的家人视为自己的家人，把别的身体视为自己的肉身一样爱护。这是他的“兼爱”逻辑。这对于儒家主张的“爱有差等”的伦理秩序来说，是针锋相对的。按照儒家的伦理逻辑，这样的“兼爱”，必然会遭遇人性的叛逆，从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因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是不是就暗含了“视人之妻，若视其妻。视人之子，若视其子。视人之财，若视其财”的逻辑假设。所以，孟子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宣扬为我，“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行为，这也与儒家主张“仁义忠信”的伦理道德是相违背的。所以，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也就是孟子反复给自己辩护“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理由。他觉得不是自己喜欢辩护，自己是没有办法，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站出来辩护。不然天下就被墨子和杨朱的言论弄得大乱。所以，孟子才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

当然，我们这里姑且不评价墨子和杨朱的言论是不是就如孟子说的那样，“邪说诬民”导致天下“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残酷景象。但却反映了儒家为了匡扶正义而主张“仁以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正义。这才是儒家经邦济世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道德正义，才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因此，从语言上或者从理论上进行“抗暴”，这是儒家一个重要的忠德实践手段。

其二，实践行动上的抗暴。儒家不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整天冥思苦想，不如采取实际行动。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还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通过行动体现“仁”的价值，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践行动之中，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这样的实践活动，都是仁的体现，是言与行的一致，是知行合一。

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继承了儒家言与行的一致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理论。王阳明说：“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三）只知不行，这是未知。只是行，而未知，这是莽夫所为，是一种失败。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得便罢。”（《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一）在面对暴力反叛事件的时候，就应该用行动来抗暴。这是儒家知行合一的体现。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国君”的行为，是儒家所反对的，这是跪着的反抗。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叫鸳鸯。贾赦想娶鸳鸯为妾。鸳鸯不同意，她除了以沉默作为反抗，就是以死或者以出家做尼姑作为反抗。鸳鸯对平儿就表明了自己最后的决心：“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又说：“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口头说，“我也不能去”做小老婆，这是语言反抗暴力，“剪了头作姑子”或“一死”，这是用实际行动来反抗暴力。尽管这是曹雪芹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但是和儒家用实际行动反抗暴力，是一致的。这虽然是生活的艺术表象，但知行合一的道理是相同的。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叛乱从公元755年到763年，持续了八年之久，给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疆的稳定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旧唐书》记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叛军所到之处，一片荒芜。唐将郭子仪被夺情[①]启用，墨绖[②]从戎，讨伐叛军，节节胜利，最后平定安史之乱。他战功卓著，堪称抗暴一代名将。

再如张巡。他三十四岁中进士，“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新唐书·忠义列传中》卷一百九十二），才华横溢。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的下属叛军尹子琦率领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张巡与许远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严峻形势下，死守军事要塞睢阳，最后城破。叛军尹子琦用刀撬开他的嘴巴，看见他就剩下三四个颗牙齿，因为他每次督战，都“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新唐书·忠义列传中》卷一百九十二）。被害前，张巡还骂叛军：“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彘也，安得久！”（《新唐书·忠义列传中》卷一百九十二）最后，张巡不肯投降，被叛军所杀，时年四十九岁^[③]。他表现出了抗暴除恶的坚强决心。这样的忠义抗暴之气，值得人们敬仰。

王阳明不仅是知行合一的理论阐释者，也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实践者。所以，王阳明被历代儒家视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典范[④]。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明史·王守仁传》卷一百九十五）平定盗贼叛乱。最后“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明史·王守仁传》卷一百九十五）这是王阳明南赣定乱第一功。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临危受命。“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明史·王守仁传》卷一百九十五）经过三十五天的时间，王阳明勘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大获全胜。这既是以文臣的身份挂帅出征，也是以实际的军事行动抗暴成功的典范。

第二，御侮。御侮就是抵抗外来侵略，为国家安全积极行动。《诗·大雅·緜》说：“予曰有御侮。”毛传解释说：“武臣折冲曰御侮。”孔颖达疏云：“御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敌人之冲突者，是能扞御侵侮，故曰御侮也。”《孔丛子·论书》也说：“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乎！”《北史》也说：“灌瓜赠药，虽有愧于昔贤；御侮折衝，足方驾于前烈。”（《北史·李延孙传》卷六十六）《宋史》有言：“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宋史·胡铨传》卷三百七十四）这些都有抵抗外来侵略的意思。御侮是儒家忠德的一种爱国主义实践行为。御侮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外交上的御侮。通过外交辞令和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如孔子。他在担任大司寇期间，鲁国和齐国发生了夹谷之会。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的夏天，齐景公和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市境南）相会^[⑤]。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参加并担任相礼^[⑥]。齐国想通过这次外交会晤，迫使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庸国。孔子睿智应变，灵活应对，折冲樽俎，最后不仅没有使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庸国，还迫使齐国归还了霸占鲁国汶阳地区的讙（今约山东宁阳北而稍西三十余里）、郓（今山东宁阳北）、龟阴（今山东泰安东）三地的土地^[⑦]。孔子既为鲁国赢得了外交胜利，又收回了被齐国侵占的土地。这是儒家抗暴御侮的典型案例。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吐蕃、回纥、党项联兵入侵唐朝，唐将郭子仪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军队。《旧唐书》记载：“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对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虏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当然郭子仪这里单骑退敌，背后也是以军事抵抗为辅的。但也算是外交胜利，毕竟没有进行军事战争。

其二，军事抵抗和防御。通过军事手段来抵抗外来侵略。戚继光是典型。他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喜欢读书，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和俞大猷联手抗击倭寇入侵十几年，经历了岑港之战、台州之战、附加之战、兴化之战、仙游之战等。尤其是在福建之战中，在横屿一次就斩首二千多级，在福清，斩首一千多级。《明史》记载：“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明史·戚继光传》卷二百十二）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班师回浙江，大军走到福清，又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紧急率兵攻杀，斩倭寇两百人。经过几次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杀光。《明史》记载：“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明史·戚继光传》卷二百十二）戚继光平定了祸害明代沿海居民多年的倭患，为明代沿海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保卫了明代海防。同时，他又镇守明代北方国防，抗击内犯，维护了明代北方边境的安全，同时，也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共同发展。戚继光不愧是民族英雄。

其三，物质上的支持御侮。墨子曾经说，每个人在社会上要尽自己的能力和职责去完成每个人的使命。有钱的出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有知识的贡献知识。他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卷十四）每个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即尽忠了，那么，“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社会就会安定有秩序了，因此，“有财者勉以分人”，通过物质资助来抗暴，也是儒家抗暴的一种表现。

襄王二十五年（公元627年）秦穆公派遣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军率军远道袭击郑国，大军经过滑国，正好遇见郑国的弦高正贩牛去周地。他看见秦国的部队有袭击郑国的迹象。他一边派人去向郑国国君报告军情，一边假装是郑穆公的使臣，用自己随身带的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慰问秦国部队。“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弦高还对秦国三位将军说，郑国国君听说秦军要远道而来，特派他来慰问秦军。还说郑国本来就不富有，但是为了秦国军队长时间停留在外，郑国愿意供给一日的粮草。如果秦国军队前进，郑国愿意担负一夜的后勤护卫。秦军以为军情泄露了，猜想郑国早有准备了，就只好撤军了。这是弦高赞助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作为物资，来抗击别国的军队进攻，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用物质资助来御侮的典型。

近代中国，因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土被割让，国防体系几乎崩溃，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抵抗。在历史上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反抗西方列强斗争，一直到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都是抗敌御侮的典范。

总之，抗暴御侮斗争，反抗侵略者，保卫家园，追求和平，是儒家忠德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勇敢智慧的体现。

二尽忠殉国

尽忠殉国，是儒家忠的高层次的境界，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忠于国家。“殉国”一词，在文献上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说的一番话：“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汉书·李陵传》卷五十四）当时朝廷传言李陵投降匈奴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孝顺父母，讲信义，常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这正是他的志愿所在，有国士风范。如今尽管出征偶然不幸失败，但那些为了保全了自身性命和妻子儿女的同僚，就跟着捏造揭发他的短处，实在令人痛心！

在儒家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人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尽忠的道德素养。在儒家看来，家国本身就是一体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小家也就没有大国。但是当国和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牺牲小家而成全国家。有一次汉武帝要为霍去病制造府邸，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这是先国家而后家庭的典范，体现了霍去病高度的爱国情怀。

尽忠报国的忠德实践，往往是处在艰难选择的时候，不得不牺牲自己和家人，而去成就国家。主要有以下几种实践表现：

第一，自杀殉国。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自己正确的主张，又没有得到采纳，最后导致国家灭亡，于是就以身殉国。如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他在世的时候提出“美政”理论。他曾深受楚怀王的器重。他力劝楚怀王不要去秦国赴会，结果楚怀王被扣为人质。最后秦国要挟楚国割让土地。楚国不同意，结果又被秦国战败，斩首五万，夺走十六城。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败逃。这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在极度痛苦和绝望的情况下，他“遂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八十四），以身殉国。时年屈原大概六十二岁。《史记》记载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八十四）屈原是以自杀殉国的典范，至今人们还以过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形式纪念他。

第二，战败殉国。为了国家利益与敌人决战，最后因为多种原因战败，而殉国。如明末官员陈函辉。他在浙江沿海一带抗击清军，公元1646年抗清失败，他见大势已去，“从容为文及绝命诗十章，自书神位，冠服拜君亲，……笑语自经死，年五十七。”（钱海岳《南明史·陈函辉传》卷七十八）这是战败殉国。再如黄道周，他是明末著名学者，抗清名臣，民族英雄，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亡后，黄道周出任南明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南明隆武政权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他率领几千人抗清，英勇不屈。公元1645年被清廷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他绝粒十四日不死，送至南京监狱中。清廷数次派人劝降，他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他就义前咬破指头写下一封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钱海岳《南明史·黄道周传》卷四十）后从容就义，年六十一岁。

再如史可法。他为官清廉，忠贞不屈，是明末著名政治家，抗清名将。明代首都北京被清军攻陷以后，史可法立朱由崧为皇帝即弘光帝，继续抗击清军。顺治二年（公元前1645年，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多铎派淮扬总督卫胤文去劝降，遭到史可法严词拒绝。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扬州城，史可法欲自刎，被诸将拦住，后被擒，他拒绝投降，最后被杀，战败殉国。《明史》[⑧]记载：“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园。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明史·史可法列传》卷二百七十四）《明史》评价说：“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明史·史可法列传》卷二百七十四）史可法为了抗击清军，可谓尽心尽力，但是最后还是寡不敌众，战败被杀，以身殉国。

第三，为国家鞠躬尽瘁而病逝。为国家鞠躬尽瘁，这是典型的忠德体现。如西汉的霍去病。他为了巩固汉代的边防，率领汉军深入匈奴腹地，尤其是第三次漠北之战，霍去病率领部队，纵横匈奴腹地千余里，直接攻入匈奴封狼居胥山。通过这次战役，匈奴被赶出漠北，其意志被彻底摧毁，从此一蹶不振。《史记》记载：“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後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由此可见，霍去病为西汉作出了卓越的军事贡献。但是大概是霍去病多次带兵打仗的辛劳和精神压力及漠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损害了他的健康。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霍去病病逝。令人痛惜。

再如诸葛亮。他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将自己一生的心血都倾注给国家。他受刘备三顾茅庐之请，临危受命。为了实现先帝遗愿，他辅佐后主，兴复汉室，五出祁山，六次北伐。最后身体透支，病逝于五丈原。死后还为了蜀国的利益，吓退司马懿的部队。《三国志》记载说：“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诸葛亮本来是布衣，躬耕于南阳。他本来可以在山野之间，读书终老，但是为了国家，出任蜀国丞相，为国家鞠躬尽瘁。

第四，为奸臣所害而殉国。如岳飞。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他曾写词《满江红·怒发冲冠》[⑨]：“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⒀，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此词表达了作者不甘屈辱、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雄壮之气，也体现作者的激情爱国之情。岳飞为了收复失地，誓师北伐。本来胜利在望，但是又由于奸臣秦桧谋害，北伐失败。《金佗稡编》记载：“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先臣不胜愤，嗟惋至泣，东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卷八）最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杀。总之，对于儒家来说，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国家尽忠，是值得世人尊重。

三天下一统

马平安教授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完善的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态及其文化心理形态。正是这种综合意义上的大一统，使得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发展至今，并且还会不断地更加完美和发展下去。”^［2］5儒家忠德与“天下一统”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维持大一统的道德纽带。这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第一，儒家经典和儒家“天下”的“大一统”的道德自觉。《周易》说：“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还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咸》）《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里的“天下”具有“大一统”的意识。《尚书》说：“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尚书·虞书·尧典》）又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虞书·大禹谟》）还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周书·洪范》）这里的“天下”也是具有“大一统”的意涵。《诗经》也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这是表达“王”对于国境的统治地域，也表达了“大一统”的道德意识。《礼记》说：“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礼记·曲礼》）还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左传》说：“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元年》）

《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之“春王正月”四个字时，就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这是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大一统”的观点。

孟子与梁襄王关于“天下恶乎定？”问题有一次对话：“‘天下恶乎定？’吾^[⑩]对曰：‘定于一。’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天下要怎样才好？孟子说是要统一。怎样才能统一，“不嗜杀人者能一”。赵岐认为：“孟子谓仁政为一也。”（《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上》）朱熹说：“王问列国分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这里的天下，是指诸侯国所拥护的中央政府，国指诸侯之国，家是卿大夫之家。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而“天下”才是一个整体。

荀子也说：“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荀子·非十二子》）还说：“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荀子·王制》）“夫尧、舜者一天下也。”（《荀子·王制》）荀子这里的“一天下”包括了政治统一、制度统一、疆域的统一和思想文化的统一。这是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二，古代儒家历史学家中“大一统”的历史意识。儒家的忠德在何种意义上与爱国主义融合在一起，这涉及忠德起源的问题。司马谈临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这里透露至少三点信息：其一，历史学家司马谈没有获批跟随皇上去泰山封禅，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对他极大的讽刺和遗憾。但这也是他忠于历史事业的一种体现。其二，作为历史学家要孝于亲、忠于君，这也是给司马迁说出了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其三，司马谈看到了自春秋以来“诸侯相兼”到“海内一统”的“大一统”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

司马迁完成了司马谈的历史遗愿。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第一篇《五帝本纪》，就记录了五帝的生活轨迹。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通过自己亲自考察五帝流传下来的见闻和相关资料，写成《五帝本纪》。这是将整个华夏民族的形成源头作了一番历史的梳理。《史记》是信史，关于五帝的记载，在司马迁看来，很多事是真实的，尽管一些材料残缺，但是，他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这也说明，五帝生活的历史是存在的[11]。这种历史真实存在的历史材料，其实对于儒家来说，仅仅是一种历史叙事或者道德叙事。

但是，司马迁这种“大一统”的历史情感和华夏民族感情，相对于五帝历史本身来说，要珍贵得多。换句话说，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叙述的“大一统”的爱国主义情感比带给后世的历史真实性要有价值得多。从儒家的道德立场上来说，五帝其实就成了人们的道德精神偶像，这种“道德偶像”的存在，对于培养和熏陶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尽管司马迁在记录《五帝本纪》的时候，更多是依据人们的传说和“道听途说”，而非考古学材料。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情感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五帝历史本身材料的真实。这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之中，贡献给儒家和每个时代中国人的最大的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熔铸了这种“大一统”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他在评论秦的统一的时候这样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卷一十五）司马迁尽管对秦朝的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的苛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对秦完成“大一统”的历史功绩却是积极肯定的。同时，司马迁也高度评价了西汉的大一统。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对历史情感的追溯和对历史事实的追溯一样，是没有止境的。也就是说，历史没有尽头，犹如宇宙没有尽头一样。但是，爱国主义情感，就是在这种追溯中慢慢培养起来。对于儒家来说，历史情感的追溯迄今为止主要奠基在五帝时代。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阐述“道统”精髓的时候，就把源头追溯到了五帝时代。这就是朱熹说的“道统”。“道统”就是“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法。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中庸章句序》）而这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统“心法”，经过了尧、舜、禹、汤、武、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等延绵下来，形成儒家特有的“道统”谱系。朱熹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句序》）

因此，从这样的道德谱系延续下来，儒家忠德的故土情结，既有了历史叙事的真实，又有了道德情感的真实，那么爱国爱家，情系故土的道德情感就有了历史真实和道德真实的历史依据。在儒家这样的“大一统”的道德语境下，华夏和四夷，就共同出现在一个“中国”的历史感情之中了。

第三，儒家的“天下一统”是一个包括四夷在内容广大的中国地缘政治和价值意识。在先秦文献中，这个“大一统”的“天下”的面积大概就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夏书·禹贡》）

在先秦，“天下”概念，是包括中原地区即“中国”和四夷在内的广大地区。《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的国家，西夷，指中原地区周边的广大地区。《礼记》这里显示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四方，其实是一体的。“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同时，周边都是学习儒家道德的，“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正是因为儒家具有这样的“大一统”民族意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就从理论上的必然，变成事实上的实然。所以，贾谊在《过秦论》中一边指责秦朝对民众的残暴和肆虐，一边又不得不对秦朝民族统一，社会“大一统”的历史意识和心理需求，表达出由衷的赞美。他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而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正，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新书·过秦论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无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馀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新书·过秦论下》）本来天下臣民渴望大一统，秦国也做到了，但是建立秦朝之后，秦政府却实行残暴的统治，导致天下寒心，所以老百姓只有揭竿而起，推翻暴秦。

董仲舒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这里的“天下”，指是国家疆域上的大一统。因此，这个意义上说，“天下”这个概念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的疆域面积，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谁要是破坏了天下统一的疆土和“天下一统”的价值系统，谁就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罪人。如石敬瑭，他千百年来成为“儿皇帝”和“卖国贼”的代名词。他为了向契丹求援，竟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他称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资治通鉴》记载：“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气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资治通鉴·后晋纪一·天福元年》卷第二百八十）石敬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秦桧、洪承畴、吴三桂等人[12]。

近代历史学家夏曾佑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始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时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3]947夏曾佑谈到了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对于中国大一统作出的贡献是有道理的。

总之，“今日，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与文化上高度发展，各民族相互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富强国家，就迫切需要发掘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资源，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今日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中，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立起自己民族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和强大自信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品牌。”^[2]245-246儒家维护大一统之忠，是民族气节，也是民族意识，这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历史上凡是卖国的行为都必将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儒家忠德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绵延和发展，至今还在现实生活中闪烁着时代的道德光芒，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马平安.走向大一统[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3］夏曾佑.夏曾佑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学术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欧阳辉纯.朱熹忠德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欧阳辉纯（1976-），男，湖南永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广西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科研团队学科带头人。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聘教授兼永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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