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明德”与和谐社会构建

李  斯 陈晓东*

舜帝有虞氏，是中华远古传说中三皇五帝的最后一位，尧禅舜，舜禅禹，开创了上古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明王圣主治世典范，而舜帝尤其以社会道德教化闻名，对于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辉煌至关重要，因此备受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称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舜帝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治、行教化、主张入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坚持以德化民、依法施政，主张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而虞舜文化所蕴含的和谐理念，对于我们当今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以德化人的圣王典范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治理国家之时，如果单纯用政法来引导人民，使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使用礼乐来教化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舜帝以身作则，以仁德感化世人，树立起了亲亲爱人的社会风尚，开创了以德化人的国家治理模式。

儒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而舜帝的一生则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3]舜帝的父亲偏爱后妻之子，竟然经常想要杀死舜帝，而舜始终不抱怨父亲、后母、异母弟的迫害，尽力维持“亲亲”的关系，最终感化了他们。“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4]“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5]舜帝继位后的以德化人执政理念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于自己的早年切身经历，他在处理自己的家庭内部事务之时，以孝悌之道对待父母兄弟，在治理国家之时只是将自己的亲亲爱人之道推而广之而已，一个人只有先从自身求取正道，进而家庭和谐，才能最终使得社会和谐。

舜帝在接受尧帝禅位之前，作为平民与百姓生活在一起，将谦让互亲的风尚推广开来：“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6]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以至于很快便会发展成为大都市。

尧舜时期的治世之道历来被后世称道，特别是儒家，往往将其尊为君王治世的极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说：“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7]此处的“唐虞三代之道”当然也就是“唐虞之道”或“尧舜之道”，孔子因“闵王道将废”而“述唐虞三代之道”，很明显“唐虞三代之道”主要是指尧舜的治世之道。

在治理国家方面，舜帝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孔子家语》说道：“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8]这就说明，自孔、孟以降，虞舜便作为圣德君主的典范被加以宣扬，而其事迹与理念之所以能够垂范世人，首先便在于一个“仁”字。正如《礼记·大学》所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9]

《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帝禅位给大禹时说的一段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无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10]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统治者只有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没有根据未经考查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过意见的谋划不能采用。君主接受了百姓的批评，就自然得到百姓的爱戴。君主不接受百姓的批评，批评的声音反而会越来越多。如果天下人都批评君主，还怎么让民众爱戴君主呢？而君主若不合理教化百姓，民众又怎么会联合在一起保家卫国呢？统治者一定要端正态度，慎重对待自己的位置，诚心为百姓谋福利。如果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那么上天带来的福祉官爵、俸禄也将永远终止了。

《韩非子·难一》记载了孔子对舜帝德行的感叹：“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11]《孟子·公孙丑上》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12]

道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标志，有道德始成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舜帝首创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来感化百姓、治理国家，最终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

二、选贤与能的理想政治

尧帝禅位给舜帝之前，曾对他进行了系统的长期考察，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13]舜试行摄政时间之长，历任职务之多，处理事务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以想见舜勤劳本职、兢兢业业的历史事迹背后，应有许多不足为人道的艰辛与磨难。

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通过选贤举能、罢黜恶佞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舜帝所启用的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此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尚书·舜典》开篇便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14]随后，又记载了舜试行摄政的具体治绩：“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5]由此可见，舜继位后的措施首先是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祭祀天地、巡狩四方，然后是划分区域，按自然地理概念将其疆域分为若干州，并在每州确定一座大山；另外舜还制订刑法，除掉了共工、驩兜、三苗、鲧这四凶。

舜帝在位时选举贤能，并根据他们的专长给予一定的职务。《尚书·舜典》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16]

关于这段材料所提到的“汝二十有二人”，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明确的是：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弃为后稷，负责种植；契为司徒，负责布教；皋陶为士，负责刑法；垂作共工，负责百工；益为虞官，负责山林、川泽、鸟兽；伯夷为秩宗，负责祭祀；夔典乐，负责音乐；龙为纳言，负责传达命令、调查民意。他们各有职掌，各司其职，这体现出舜知人善任的政治才能。此外，舜还规定了考核这些管理人员的办法，即“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每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后根据任职者的功绩，表现好的、长期累积有善政的得到提升；反之，降职并加以处罚。这种依据具体政绩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核办法，无疑也蕴含着较为鲜明的法治因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收录了七部文献，其中称为《举治王天下》的文献记载了尧舜等古圣王传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称为《舜王天下》篇中提到：“明则保国，知贤政治，教民美服。”又记载：“尧舜之行，爱亲尊贤”。所谓“明则”，应指舜制定法律，安定国家的功绩；而所谓“爱亲尊贤”，则体现出尊重和任用贤才的法治理念。因此，《荀子·王霸》中说：“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17]从另一方面阐明了依法执政实为“人主之职”，也是“一天下”的必由之路。

有关虞舜文化的法治理念的表述，还见于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18]

古人相当重视法令规范朝政的垂范作用，主张上至皇帝下至百官，“拘迫国宪，上行下不敢逆”，依法施政是治国安邦的前提。建国治邦必须“稽古宪章,大厘制度”。“明宪直法”被古人视为建立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工作，“顺其宪则”,“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矣”。

选贤与能和完善法治同样是舜帝治国的基本方略，将以德化人的道德教化与之相结合，也正符合“允执厥中”的精神，是虞舜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启发。

三、历史意义及其现代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道德教育和完善法治体系缺一不可。纵观历史，立法历来为执政者所重视，中国古代凡是长治久安的时期，执政者都高度重视依法施政。早在神农炎帝时期，就出现了《政典》、《黄帝四经》等法律文献。自尧舜至夏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断出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其中如《尧典》、《舜典》、《大禹》、《皋陶谟》等，有学者认为都是具有“宪法性意义”的法律文献。[19]

另外，法律的重要功能还在于惩恶扬善。所谓“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通过法律的规定,人们可以知道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舜制定刑法，却不主张滥用刑罚，而是以赦免和教化为主。同时，对犯了罪却始终不悔改的严加惩罚，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因为量刑得当，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如今重新阐明虞舜文化蕴含的法治理念，对于我们当今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推进依法治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舜帝的以德化人、选贤与能精神是虞舜文化的重要核心之一，不但对后世儒家治国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大意义。与人为善、亲亲爱人的思想可以极大地缓和现代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更加努力地加以研究、宣扬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