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人以和”到“协和万邦”

——舜文化和谐理论的当代价值

乐  虹*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当今世界，族群之间、信仰体系之间、经济形态之间冲突不断，加之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个人与群体疏离感加剧，由此引发种种社会问题，正严重腐蚀人类社会。所幸，东西方有识之士，一方面警觉到现代文明面临的衰退，另一方面也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逐渐意识到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或许能建构起新的文明系统作为全人类协作的根本。本文立足于挖掘舜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对中西不同文明体系的比较，探讨舜帝开创的“神人以和”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可能贡献，共同建构一个没有偏见和冲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文明危机；神人以和；协和万邦；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最好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①]21世纪，世界冲突越发激烈。究其原因，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解读广受关注：国际冲突的主体将会是不同的文明，正是文明带来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信仰体系。[②]书中观点虽有失偏颇，但依旧值得警醒。全球化的潮流下，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但遗憾的是，此种拉近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亲密无间，不同文明间的摩擦、不满和误解反而更加常见。全球化带来了趋同倾向，不同国籍、种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渐渐消弭；与此同时，个性身份的丧失也随之而来，加剧了社会的群体焦虑。这些现象的产生，背后原因是：“文明”是个复杂的体系，包含了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神、个人和国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等，涉及了人类生活中最核心也最深层的内容。近百年来，西方文明强势推进，让本就矛盾重重的各种文明间的冲突更加激化，况且，今天西方正面临急剧改变：近代社会经历了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原来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资本主义脱离宗教本色，呈现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信仰；个人主义高涨，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漠不关心，社会近于涣散，曾经辉煌的西方开始老化，摇摇欲坠。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虽然也出现了诸多“现代病”，但中国文明经历万年存在与千年变化，因其独特特质成为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扩大的复杂系统，长久以来都是其成员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讲到，唯有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在于此。”[③]许倬云先生也说：“凡此种种危机，如果从源头看，西方文明本身很难有解除这些困境的资源。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的特性，以及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也许可以当作他山之石。将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或可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④]持此种观点的大家不乏少数，不胜枚举。诸位大先生无一例外看重的都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和谐”，视之为化解当今世界种种冲突和矛盾的一剂良方。追根溯源，舜帝开创的“神人以和”是中国“和谐”思想的发端，并作为中国道德文化的源头绵延不断传承了四千余年。中华民族尊崇的三皇五帝中,颛顼、帝喾、太昊、少昊的事迹不多，黄帝大战炎帝、蚩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攻伐，禹则“有苗不服,禹请攻之"(《吕氏春秋.尚德》)。尧舜不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契主司徒，百姓亲和”（《尚书.尧典》），无疑是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开创人物。风云突变之际，重新认识舜帝思想极具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狂妄，贬低其他文明来独大中华价值，不同文化各有闪光之处，在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借鉴中才构成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文章秉承诸多大先生们观点，试从伦理道德、精神准则、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分析舜帝对其的影响，并进行中西方文明的比较，寻找“神人合一”对世界文明的可能贡献，共同建构一个没有偏见和冲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伦理道德：舜帝“神人以和”与西方“神人对立”

与建立在犹太——基督教系统的基础上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社会建立在一种源远流长的道德文化谱系上。“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史记.五帝本纪》），如果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人的“血缘”之根，确证的是中国人的生物性来源，舜文化则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明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⑤]中国和西方这一根本差异，导致了两个文明系统在处世、为人、安身立命的立足点上都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化传统素来围绕着“人”展开，与西方文化以“神”为主的取向迥异。

《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宵之，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中国文献中，“神”与“天”相通，“神人以和”即“天人合和”。这段话除表达音乐与诗歌的美，还指明了对立德性的统一所构成的道德美。文中虽没用“中”字，却表达出“中和”之道，这种“中和”之美包含了对立合和的几层含义：多样性的合和、变与不变之合和、动与静的合和，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⑥]由此，中国文化沿袭这一核心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

反观基督教体系，处处充满了神与人的对立。基督教由犹太教演化而来，犹太教义认为只有犹太人是上帝认定的“选民”，但上帝独断，并非根据是非功过，而是随心所欲挑选“天选之人”。这个过程中个人意志无济于事，个体和全人类的命运完全交到了上帝手中。基督教信仰体系建立的道德伦理，反映的是上帝与人的关系、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陈仲庚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基督教眼中，上帝与人是善恶的两极，上帝是绝对的善，人是绝对的恶，人必须信仰上帝才能获得完善；人只有遵守基督道德伦理要求，才能在‘最后审判之时’作为升入天堂、打入地狱的根据。”[⑦]

几百年来，西方在基督教信仰的庇护之下，发展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文化力量。西方文明内部，个人本来可以同等蒙受神的眷顾结合为人类的整体，但在现代科学不断冲击下，上帝被放逐，以至于尼采发出哀叹：“上帝已死。”[⑧]个人与个人间失去了神作为联结，变得唯利是图，人性中的贪欲无穷膨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难有和谐。西方文明带来了现代人类生活的一切，可是也带来了独断、利己和个人主义，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皆因于此。

二、精神准则：中国的“和而不同”与西方的“严斥异端”

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源点，也是中国人必须遵循的精神准则。对舜帝事迹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其思想行为对后世的影响：“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史记.五帝本纪》）“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舜居妫纳，内行弥谨。”（《史记.五帝本纪》）“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而天下之民归之。”（《管子.治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子.难一》）“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禹平水土，弃播百谷，契敷五教，臬淘作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伯夷典三礼。”（《史记.五帝本纪》）等等，这些记载都传递着同一信息：舜行为的目的是要达到“神人以和”，只不过“神”是指自然宇宙的大法则,“人”既包含了人类、国家、种族,也包括了某一个个体，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应该“和而不同”，和谐相处。这是舜永恒的精神内核。[⑨]

“和而不同”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中国宗教的“三教合一”。“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一个多神共治的世界，儒家的孔子、佛教的观音、道教的太上老君以及关公、吕洞宾、土地神等，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放在一个寺庙里面祭祀。”[⑩]中国本土长期以来儒家独大，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催生出本土道教兴盛，儒学开始吸收佛道教的思想，由最初的儒、道、释三家相互攻讦的“三教并立”，到宋代就演变成为“三教合一”：佛学修心性、道教求养身，儒学治国民。三者相济，显示出中国文化中的宽容和熔融的强大生命力。

西方人的行为精神准则来自宗教。与中国多种宗教相互融合共生共存不同，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教，坚信只有自己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因此西方历史上常发生不同宗教间的迫害和战争。中世纪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以神的名义残忍迫害“异端”——“女巫”、犹太人、持不同宗教见解者等，用种种酷刑折磨人的肢体剥夺人的尊严，完全是人类兽性淋漓尽致的展现。宗教争端最著名的莫过于耶路撒冷之争。公元前1004年，大卫王建都，移置约柜于此，后其子所罗门王又在这里建了犹太人的第一圣殿，从此确立了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成为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的中心。之后3000年的漫长岁月中，耶路撒冷历尽沧桑，几经兴衰。今天，这种复杂的情况不仅反映在不同宗教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不断冲突上。“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派别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11]

三、价值观：中国的“协和万邦”与西方的征服世界

价值观产生于文明的自有基因，体现了文明的高度和格局，反过来也会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进程与走向。中西文化中明显不同之一就在于此：中国人从“神人以和”出发，由此追求“协调万邦”；西方人信奉征服自然，由此热衷征服世界。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舜使禹“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朝”，《尚书》记载，舜使夔“击石
拊石，百兽率舞”。这些生动的记载都表明，舜帝的“神人以和”追求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以及超自然力量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由此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规律，又因其契合中国人信奉的性命之理，进而发挥出内圣外王、协和万邦的思想。

“协和万邦”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在舜帝处理三苗时的态度。三苗是活跃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以及江南广大地区古部落，不时侵扰中原。“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尧在位时，虽“战于丹水以服南蛮”，但并未取得胜利。后来舜辅佐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尚书.大禹谟》），才暂保南方安宁。舜即位后，刚开始也遣派大军征战，但败三苗却无法服其心。舜于是明白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制止了禹“请伐之”的要求，行德喻教，终以化民，不仅免去百姓战争之苦，还实现了北方华夏族东夷集团与南方苗族的大融合，使南边疆域直扩大到五岭以南，“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嗨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西王母来朝、息慎氏来朝、有苗氏来朝、玄都氏来朝”（《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出现了“九族亲睦”“合和万邦”的安定局面。
西方的自然观与中国人不同，《圣经》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在自然之外，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人要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得生存。[12]这种认为人高于自然，只要依靠科学和理性便可征服自然的思想，从西方早期哲学家的态度中可见一斑。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二为一，通往人的力量的道路和去向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康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看做一种立法关系，“人为自然立法，自然的最高立法必须存在于我们心中，即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中，我们不必借助经验从自然中去寻找自然的普遍规律，而是相反，我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普遍规律从存在于我们感性和理智中经验可能余件里去寻找自然。”黑格尔则兴奋写到：“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并且是从自然界本身获得这些手段，利用自然界来对付自然界本身。”[13]这几位都是近代西方哲学发轫时期的思想巨人，对西方的影响极为深远。

西方征服自然的同时，是对他国、他民族的征服，此类情形比比皆是，无需在此细数。陈独秀曾说：“西洋诸民族好战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14]中国文化深受舜帝影响，信奉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和谐”二字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肌体，少有诞生于海洋文化的西方那种侵略和扩张的本能，以及对占有财富和征服世界的野心。

工业社会，人类与自然原始的和谐关系不复存在，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和欲望越来越强，扩张的脚步遍布全球，甚至迈入了地球内部和外层空间。大规模、粗放式、无序的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5]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等多种危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刻不容缓。 2013 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发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传达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预判：“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6]这种新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乃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17]

“共同体”意指在这个共同体之内，不仅互相容忍，而且互相支持、共蒙福祉。[18]从耕种、打渔到治理天下，舜所接触到的人无论身份、地位、修养、趣味都各不同，但是舜都能相处得十分和谐；舜即位后，皋陶、伯夷契、夔、禹、后稷等来自不同氏族，性情不同，各怀所长，但都能为舜所用；舜巡狩四方，各个氏族都乐于接受他的统治。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舜帝的“神人以和”绝不是意味着要强求一致，而是各种对象和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辅相成。这是矛盾的协调，是多样化的统一，是创造力的源泉。[19]舜帝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天下”：“中国人”的观念之内，有许多存在差异的族群，直到今天，各省的方言、各地人群的体质依然有着显著的南北之分、西东之分。中国的“三教合一”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多元并存，也没有阶级割裂，更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进行内在的调适。同时，中国人大体上居住在同一地区，内部区间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的人群有混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经过不断融合，使“中国”的观念长期维持。如果要建构一个人类共同体，舜帝留下来的数千年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文章最后，再次借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我们盼望，今日科技文明、工业生产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范围的民主政治，能纳入中国文化的以仁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以补救其失去‘上帝’之后的困窘；能纳入印度文化众生平等的观念，以矫正人类的妄自尊大；能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以匡正人类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这一重要的志业，有待全体人类的自觉与合作。”[20]人们应有信心：舜帝的“神人以和”正越来越被世界看重，它所开创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其开包容性、开放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或许能成为消弭和化解当今各种文明冲突的一剂济世良方，中西方两者融合，营造出“协和万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