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实的对接：

从“天人合一”理念到“生态文明”建设

郑运生[①]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既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这是从舜帝时代开始，一直贯穿下来、盛行了四千多年的一种理念。延至现代，“天人合一”的理念上升为习近平“生态文明”的思想并深入人心，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的生态奇迹，让“天人合一”从古代的理想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一、优秀的文化传统：从“神人以和”到“天人合一”

在《尚书·舜典》中，记载有一段舜帝经典的话：“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的“神人以和”，其直接含义是指“神”与“人”的和谐相处。这一理念与西方文化中强调人与神的对立截然不同，在西方《圣经》中，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无知无识地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人与上帝关系是和谐的；但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人类有了智慧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就对立起来了。在这里，上帝所代表的是自然，人与上帝的对立，也就是与自然的对立。因此，西方文化只强调战胜自然，只注重向自然索取人类生活的所需。到了现代，无限度的开采与索取，造成了环境的极度污染、生态的严重失衡之后，才回过头来检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从一开始就强调“神人以和”，其实质也就是“天人合一”，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舜帝为中华文明开创的一个优秀传统。

到了周代，“天人合一”的理念则落实到了具体的保护措施：“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聚篇》）东周的管仲不仅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主张对山泽林木实行国家管理，提出“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管子·立政》）的观点，而且把保护山泽林木作为对君王的道德要求，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立为天下王”的思想（《管子·轻重》）。周文王时期还颁布了《伐崇令》，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秦朝则制订了《田律》，它有一部分专门讲述资源与环境保护,包括古代生物资源保护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环境保护法律文献。

在思想意识方面，道家最崇尚自然，尤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道德经》中所阐发的崇尚和顺应自然的思想，是古代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主张:道与天地万物并生而共存。他认为，人为万物之灵，王为万人之首。人因与物均有私情，故应取法地之至公的自然之德，地应取法天无不覆的无为之道，天应取法大道虚无清静真一体性。道本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他指出人应该效法天地之道，对万物“利而不害”，辅助万物成长，增进和维护自然的价值，而不应违背道的“自然而然”的特性。一切过度的事情都不能持久，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比老子稍晚一些的思想家庄子曾曰：“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善恶等判断实际上都是人的主观“我见”，用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为不安宁。只有崇尚和顺应自然，才能达到“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最高境界。

同样，儒家在提高人的地位的时候，号召人们不要漠视自然。儒家讲人类要“赞天地之化育”，要“与天地参”。它时时提醒人们，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的时候，也应该同样意识到人要与天地“并存共荣”。 孔子把“人”作为万物之灵长与“天”“地”并列，称“三才”，组成宇宙的三大要素。他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周易·系辞下传》)他还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传》)另外，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也记述了孔子对天、地、人的论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道也，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帛书·要》)。在这里，孔子从《易》道讲到了天道、地道、人道，以及四季的变化规律。

另外，儒家很早就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和人类需求的无限之间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原则出发，儒家提出了“取物不尽物”的生态伦理道德，主张有限地利用自然资源，反对破坏性地开发生物资源。《论语》中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之语，是说孔子钓鱼时，不用大网横断流水来取鱼；他打猎时用带生丝的箭射鸟，但避免射归巢的鸟。因为用网打鱼就会把大鱼小鱼一网打尽，如果射杀归巢的鸟，就会将鸟赶尽杀绝。这种生态节用观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反对毁灭野生资源。这体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思想和可持续利用的崇高思想。

秦汉以后，历代思想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理念。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代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辨证思想（《天论》上），认为天人之间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北宋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正蒙·乾称篇》），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人类要尊重万物，友善对待自然。宋明理学的程朱学派、陆王学派都提出过“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认为人与万物、自然处于和谐、均衡与统一之中，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天人协调是最高的理想境界。总之，“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既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人还提出了土地养护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较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土地又是农业的根本，因此，中国古代许多农学家非常重视土地的养护，提出了种地与养地相结合，合理使用土地，维护土壤养分平衡的理论主张。《吕氏春秋》就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土壤肥力辨证观。儒家从“仁民爱物”的核心价值观出发，要求统治者按季节节律来役使民众，避免对土地的超负荷使用。汉代王充提出土地的肥瘠不是固定不变的，“性恶”的土地需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此后的许多农学家进一步发挥了种地与养地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因地制宜，实行农牧结合、豆谷轮作、农林牧相结合。另外，古人还提出过要保持资源再生能力的思想，反对采取灭绝性的方式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吕氏春秋·义尝》中写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指出：“孕育不得杀，壳卵不得采，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其年不得食。”这些颇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要建立在维护资源再生能力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文明思想。

总结以上的内容，“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归纳为三层内涵：一是崇尚和顺应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生养万物的大自然要存敬重之心，只有崇尚和顺应自然，才能达到“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最高境界。二是倡导“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和合”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它是被普遍认同的一般的原则，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论，即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自然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意义。要充分认识到人的活动会引起自然环境的变迁，自然的变迁将会对人类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三是要确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共同进化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协调，是以人为主体的，要求人们自己去协调与自然界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损害，甚至应该创造性地发挥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作用。

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从“环境治理”到“绿色生活”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升，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向大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环境恶化、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仅以长江流域而论，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长江岸线、港口乱占滥用、占而不用、多占少用、粗放利用的问题突出。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长江经济带内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源地周边5公里范围内，生产、储运区交替分布。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超过250种，运输量仍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同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加剧，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为了治好“长江病”，习近平总书记开出的“处方”是：“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②]。很显然，这是一个“中国式处方”，是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典型例证。

由舜帝奠基的“天人合一”理念，开创了中华文明的一个优良传统，影响了中国数千年，至今仍然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中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记述。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③]显而易见，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天人合一传统，不仅强调了“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还强调了“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习近平“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④]。为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全局性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深入实施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大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同2013年相比，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下降22.7%，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下降39.6%，北京PM2.5平均浓度从89.5微克/立方米降至58微克/立方米；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增加到67.9%，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8.3%；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左右。

其次，绿色发展行动坚决。我国率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2017年，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中国不仅有意愿、有决心，而且重行动、建机制。目前，中方同有关方签署了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同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32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产能及装备制造合作，建立绿色金融和绿色贸易体系，这些实际举措掷地有声、稳扎稳打，让中国与共建国家建立起“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理念引领不断增强，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肯尼亚蒙内铁路沿线，中国公司修建了大型动物通道，长颈鹿也能轻松穿过铁路桥；巴基斯坦旁遮普太阳能电站，光伏板下能长草种瓜。生动的场景，展现着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成果。

再次，我国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土空间布局得到优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省区市和宁夏等15个省区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划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大批高污染企业有序退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空前。能源消费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我国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

尤为重要的是，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后，习近平又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他认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⑤]绿色发展之所以昭示着未来，这是由“生命共同体”的必然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方面有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⑥]

两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无疑是习近平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创新性发展。在这里，不仅仅是“和谐共生”的问题，而且是“共存共亡”的问题；以前的文化传统，对“共生”的问题很重视，对“共亡”的危险性则重视不够。习近平正因为重视了“共亡”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三、永州实践及成效：从“生态优先”到“绿色永州”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亡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一场深刻的革命，已经在中华大地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而且成效显著。永州则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绿水青山是永州的一片亮丽名片。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实施生态优先战略，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件接着一件抓，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全市生态优势进一步凸显，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湘江源头区域获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全市建成8个国家级、4个省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湿地试点公园，4个国家级、2个省级、34个县级自然保护区，活立木蓄积量6902万立方米，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843.7万亩，森林固碳、制氧、储能、蓄水、保土保肥等生态效益总价值达320亿元。2018年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境内江河湖库水质按水环境区划要求达标率97%，森林覆盖率达到65.33%。全市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重要河库水功能区达标率、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全年水质达标率连续5年保持100%，出境水监测断面水质连续多年常年保持在Ⅱ类水质，位居全省前列。空气质量常年保持优良，2018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4.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成为人民群众入脑入心、耳熟能详的“金句”，润物无声地融入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态观念和实践之中。2014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永州被评为全国20个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这其中最显著的成绩，是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凯歌高奏。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市之本、发展之根、安民之基。2017年6月5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动员大会，吹响了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冲锋号。近年来，新田、宁远、双牌、蓝山、江华、江永、道县、东安8县被列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江华、宁远和蓝山湘江源头区域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双牌、宁远、蓝山、新田列入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东安、江永、江华列入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江华2014年成功创建全省第一个省级生态县，2017年9月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双牌荣获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和“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称号。祁阳县获得第八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18年8月，冷水滩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和新田工业园集中区批准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示范园区。随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永州蓝”“湘江绿”成为常态，绿水青山、蓝天白云，飞鸟成群、鱼翔浅底的画卷逐步实现，人民群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地更洁，城市更宜居。

山更绿了。全市以绿色永州建设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主线，先后实施“绿色永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启动“锦绣潇湘十大工程”。五年来，全市共完成新造林面积259.3万亩，封山育林面积179.78万亩，提升、新建河流绿色廊道面积2.7万亩，建设公路、铁路等绿色通道5176公里，完成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修复面积17.3万亩。截至2017年底，全市国家级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数量高居全省第一；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覆盖率达到90.5%，水岸、道路、村庄林木绿化率分别达到92.4%、86.6%和33.7%。

水更清了。全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持续接力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率先在全省构建、推进“政府河长+民间河长”双河长制，全力守护湘江源头的绿水青山。编制了《永州市湘江流域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设置及矿业权退出方案》（永政发〔2015〕12号），将境内潇水、湘水两条干流，白水、祁水和石期河等9条支流纳入湘江流域保护区。2013年以来，以湘江保护和治理两个“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投入42亿元，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矿山复绿等项目440个，取缔湘江流域中心城区段（宋家洲）水上餐饮13家、网箱养殖189户26.5万平方米。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的297家畜禽养殖场全部淘汰退出，退养栏舍面积16.4万平方米。“民间河长”典型做法在全省推广，被国家水利部提名为“十大基层治水经验”之一。“湘江北去、漫江碧透”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为湘江全流域生态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天更蓝了。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守护永州的蓝天白云，空气质量常年保持优良，“气质”趋好，“颜值”变靓，“永州蓝”成为主打色。2013年以来，全市削减二氧化硫2908吨、氮氧化物4602吨，削减率分别为10.1%、15.48%。全市7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全部实施低氮燃烧技术和SNCR脱硝治理，滩头湾储油库和65座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改造，中心城区铁腕整治建筑用砖厂35家。淘汰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117台191.26蒸吨，注销淘汰黄标车及老旧汽车37025台。2017年1月1日起，中心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2018年中心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比2015年提高4.8个百分点。2018年7月，省环保厅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评价，永州排在全省第三位。

地更洁了。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战役。截至2015年底，全市共淘汰关闭涉重金属污染企业34家，涉重金属企业个数比2008年减少58%，六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削减65.6%，完成了7个乡镇110个行政村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试点任务，试点面积近5万亩。持续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按照“六个统一”的模式，制定农业技术规程85个，建设规模农业标准化基地51个，农业标准化基地430个，“三品一标”生态产业获证总数达410个。全市专业化统防统治总面积450万亩，测土配方示范建设28411亩，农药对土壤水体的污染明显减少。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2018年全市完成120个省、市美丽乡村和1000个环境治理重点村建设任务，完成1000个村污水治理，新增卫生厕所28.8万户。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68%、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95%、保洁制度覆盖率达到99%、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8%，农村人居环境大为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凝心聚力,高位推动,全市生态优势进一步凸显，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永州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