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中的舜帝记忆

向薛峰

（湖南科技学院 宣传统战部，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近世以来，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特别是尧舜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经历了从信古、疑古再到释古的发展阶段。舜帝时代作为“四代”文明的滥觞，对中华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领域都深远且持久地产生以影响，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的“舜帝记忆”，这种“舜帝记忆”的发生和分化在民国时期尤为突出，一方面是因为信古与疑古力量的激烈碰撞，另一方面则因为报刊时代的到来，使“舜帝记忆”得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面貌。研究民国报刊中的“舜帝记忆”，有利于为探源中华文明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同时有利于借鉴历史、服务社会，进一步推动舜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舜帝；舜文化；民国报刊；历史记忆；文献记载^[1]

一、民国以前“舜帝记忆”研究的历史走向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且延续至今不曾断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其中“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源头在“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所处的时代。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2]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加有效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舜帝时代既是“五帝时代”的高峰，又是“四代文明”的滥觞。“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四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四代文明”是虞夏商周，别称“姚姒子姬”，其在“五帝”部落时代的基础上，创举政治制度、开端社会伦理、发源学术思想。^[3]可以说，舜帝时代连接了“五帝”与“四代”，这一时期的古史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关键，具有重要地位。虽然通过对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的研究，舜帝时代还有大量遗迹、文物乃至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待弥补，但从实际而言，有关舜帝时代的论述、学说、掌故却是真真切切历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舜帝记忆”，对历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学说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提出，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又“即对符合形式的建构、理解和运用，都是和其他社会事件一样的社会事件。”^[4]P5就此而言，“舜帝记忆”是一种文化解释，历史性决定了“舜帝记忆”的价值观念及感情取向的主导方面，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历代学者从神话传说、地域民俗、文物遗迹等方面，对虞舜其人其事进行全面梳理和诠释，实现了舜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价值转换。^[5]P48

关于“舜帝记忆”，从先秦至清末一直为信古阶段，受到古人推崇。《论语》曰：“唐虞之际，于斯为盛。”^[6]P84又“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7]P119《史记》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8]P43实际上，舜帝时代是古代王政道统的开端，历朝历朝皆以其为理想社会的标尺。而岁至清季，西学东渐之风潮骤起，改良革命之风波频发，关于“舜帝记忆”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其他构成，则开始走向“疑古”时期。自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1909年提出“尧舜抹杀论”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疑古派则更认为包括尧舜禹在内的古史人物，都是神话人物，经过“层累”而一变为历史人物。^[9]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打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儒家道统谱系的核心，然而顾颉刚的“疑古”并未能够进一步实现重建中国古史。^[10]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舜帝记忆”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出现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热潮。

实际上，在“疑古”的同时，“信古”思潮依然存在，几乎与此同步，“释古”思潮也开始萌芽。顾颉刚等人“疑古”的初衷，是以其为手段打下“释古”的基础，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疑古派在重建信史方面建树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柳诒徵、吕思勉、钱穆、张荫麟等著名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而且“舜帝记忆”乃至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其他构成方面也在此时喷涌激发，一时间，大兴国学热潮，学界开始对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正是走向“释古”的必然之路。

由此而言，在民国时期，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信古”“疑古”“释古”相互攻伐，而以“舜帝记忆”为研究中心，则可一窥其时学术之风格面貌。

二、民国报刊中有关“舜帝”的记载

要论述民国时期的“舜帝记忆”，那便离不开与其相关的报刊资料，这些报刊资料如实记载了当时“舜帝记忆”的呈现载体、手段和面貌。晚清之季民国之初，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书籍、报刊、新式学堂、剧场等开始大量出现，社会信息媒介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兼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被视作重要的工具或舆论平台，这定义了历史意义上的时空体验维度及其与传播的关系。^[11]就此意义而言，以民国报刊中有关“舜帝”的记载为中心，研究“舜帝记忆”具备可行性。且更为重要的是，报刊资料可以把握个体主义的微观视角和整体主义的宏观视角，这对历史事件的勾勒不可或缺。^[12]因此，关于“舜帝记忆”的研究，应该愈加重视民国报刊资料中关于“舜帝”的记载。

实际上，笔者所谓民国报刊中有关“舜帝”的记载，乃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进行检索而得，以“舜帝”为检索词，共22条，去除无效信息3条，得19条。且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对以“舜帝”为检索词所得的结果进行研究，仅为典型案例的学理研究，以斑见豹，不代表完整收集了民国报刊中所有涉及“舜帝”的记载，若以“舜”为检索词，则共得结果5170条；以“重华”为检索词，得结果805条；以“虞舜”为检索词，得结果94条；以“大舜”为检索词，得结果114条。其中无效信息甚多，但依然存在除却“舜帝”检索词之外的有关“舜帝”内容的记载，未能样本完全，舍上取下、以点带面，此憾受限于笔者学识精力，整理发掘之工作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及，而此研究内容与方向尤为重要，只得留待能者为之，则舜文化研究又一幸也。

由上文可知，笔者以“舜帝”为检索词尽力搜寻，依据民国时期的报纸、期刊、目录等进行统计，可以认定此时期内，涉及“舜帝”的近代报刊资料至少有19条，这19条资料即是“舜帝记忆”的直接呈现，以此为代表加以论述，能够求得部分新识。相关信息见下表：

表一：民国报刊中有关“舜帝”的记载

根据上表可以得知，民国报刊中关于“舜帝”的记载主要围绕呈现载体、呈现手段、呈现面貌等三部分展开。

（一）呈现载体

依据上文所列表格，以“舜帝”为检索词所得的19篇典型文献呈现为期刊、报纸两种不同的载体，载期刊者，如《震旦》《英文杂志》《生活教育》《家庭周刊》等；载报纸者，如《时报》《新闻报》等。其中，《震旦》《时报》《新闻报》等皆为知名报刊，如《新闻报》，其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20世纪20年代，《新闻报》的销量还一度超过《申报》，成为上海销量第一的大报纸。窥斑知豹，这揭示了在民国时期报刊新闻业迅猛发展为媒介信息传播带来的变革，通过出版周期短、发行数量大、覆盖范围广的报刊，不断提高着“舜帝记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二）呈现手段

上述19篇典型文献以多种手段呈现，包括理论文章、消息、新闻、照片、插图、书法、译文等等。比如刊登在《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第5期第2页的《帝舜有虞氏（附图）：[书法]》一文就以“漫画”加“书法”的形式呈现，极具艺术性和时代性，附原图如下，以作鉴赏：

图一：《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第5期第2页《帝舜有虞氏（附图）：[书法]》

此图从传播“舜帝”形象的角度来看，是极为成功的，其大胆采用当时的新颖形式广泛传播“舜帝”形象，以图配文、以文释图，有书法“帝舜有虞氏……”^[13]呈现为受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又如刊发于《真光》杂志1927年第26卷第11、12期合刊发表了《济南历山舜帝庙及娥皇女英三偶像：[照片]》，随文刊载了一张当时济南历山舜帝、娥皇、女英三者塑像的照片，时至今日，这已成为十分宝贵的原始资料。除却这些呈现手段以外，在以“大舜”乃至其他相关词语为检索词时，还呈现为诗词、歌曲等，包罗万象，例如堵述初、张煌在《抗建通俗画刊》1940年第2期第30页刊载了名为《大舜歌：[歌曲]》的曲谱，如下：

图二：堵述初、张煌《抗建通俗画刊》1940年第2期第30页《大舜歌：[歌曲]》

此曲谱各要素齐全，殊为难得，“受尧禅，作国君，全国政治放光明，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道德真精神。”^[14]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借之感受到民国时期有关“舜帝”歌曲的风采。诸如上述种种，皆从呈现手段方面揭示了民国时期“舜帝记忆”的鲜活性、时代性。

（三）呈现面貌

实际上，在上述19篇典型文献中，即呈现了“信古”“疑古”“释古”三种理念思潮的面貌。例如张灵清发表在《蜀镜画报》1928年第1卷第23期上的《帝舜牀珡：[画图]》等皆是对“舜帝记忆”的“信”，以历代典籍记载为创作的基准，无论是撰文还是绘图，不言外物，不擅自发挥；而鸣波发表在《效实学生》1933年第4期第1-6页上的文章《从尚书尧典舜典论语孟子及史记五帝本记证明传说中的尧舜之放大并判断各书时代的先后》则很好的代表了“疑古”思潮带来的影响，此文结尾言“总之，尧舜之传记在战国的当儿，放大得再厉害再厉害。”^[15]又结尾言参考书为“尚书、论语、孟子、史记及顾颉刚古史辨”，即可见当时“疑古”思潮对“舜帝记忆”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不同，“释古”思潮综合了对古典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指导，如《家庭周刊》1936年乙种109第40-42页上刊载的《模范儿童：帝舜》和吴公退发表在《新闻报》1939年4月16日第23版上的《中国历代名人的儿童史略四三帝舜》，将“舜帝”故事加以发挥、重构再进行话语诠释，吴氏此文刊载在《新闻报》的“儿童专号”栏目，已经对“舜帝记忆”结合时代进行了重新阐释。

三、“舜帝记忆”对现实的指导和参考

（一）理论指导方面

通过民国报刊中有关“舜帝”的记载，特别是19篇典型文献的示例，揭示了“舜帝记忆”对现实的理论指导作用，即不能简单的持“信古”“疑古”或“释古”思想，应该回归文献、回归本源，还原“舜帝记忆”的本来面貌。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不断提高追求真、善、美的文明程度。^[16]追求《中庸》“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的精神境界，真正继承舜文化的精髓和瑰宝。^[17]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文化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P6立足现实，即破除“信古”“疑古”“释古”等思想的简单一元论或二元论，真正意识到历史的多元，从“舜帝记忆”出发，激发旧邦新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二）实践参考方面

笔者梳理了历代“舜帝记忆”尤其是民国时期“舜帝记忆”的流变与衍化，从中能够获得一些实践参考方面的经验。例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作为舜文化研究的专门人员，就必须要避免“长于诠释，短于文献”，应该广而博、专而精的开展研究工作，开阔科研视野、善于利用资源，抢先展开对学界尚未利用的文献的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存在的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在实践中，身处新时代，要不断创新研究的传播形式、手段和面貌，要以民国时期有关“舜帝的记载”为参考，采取理论文章、诗词、歌曲、书法、动画乃至利用短片、VR等新形式、新手段、新方法，使舜文化传播呈现出新面貌、新气象；笔者作为一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要不断探索推动“第二个结合”，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纵览自源头一脉相承、不断演变的“舜帝记忆”，其中蕴含的“诚”“孝”“中”“仁”“和”等重要范畴可以与现实相结合，体现在个人奋斗与国家治理的共同目标中，以“诚”修身、以“孝”齐家、以“中”治国、以“仁”平天下，以“和”育万物^[18]，且能够不断提高包括当代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群体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19]，从而实现固本开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成功建设，以古为鉴、古为今用，不断发挥舜文化的当代价值，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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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堵述初,张煌.大舜歌:[歌曲][J].抗建通俗画刊,194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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