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学，一个崭新的人文学科*

吉成名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将其命名为“陶寺遗址”。从此，陶寺遗址闻名于世。陶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属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延续时间为400年。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多次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有许多重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遗存，同时也有很多未解之谜，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我们创建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的学科，开展系统、深入、持久的研究。笔者拟将这个新学科命名为“陶寺学”。本文对陶寺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就教于学界。

一、研究对象

陶寺学是研究陶寺时期国家历史的学科。根据考古材料，陶寺时期就是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陶寺时期的国家有陶唐古国、唐虞古国和夏朝，均属于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对于这段历史，古代文献虽然有一些记载，但是比较少，而且有些记载不是很明确，甚至还有一些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交织在一起，不容易理解，考古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不足。因此，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主要依靠考古材料。如果将考古材料与古代文献材料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期大致就是尧舜禹时期，国家形态经历了部落国家——部落联盟国家——王朝国家的演变过程。陶唐古国是目前我们知道的、古代文献所载最早的部落国家，唐虞古国属于部落联盟国家，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就是在唐虞古国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在5000多年中国文明史上，这个时期虽然处于开篇阶段，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涌现了很多的杰出人物，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建立了很多重要制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陶寺文化，对数千年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国家历史有很多独特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二、学科属性

陶寺学研究陶寺时期的国家历史，其学科性质为历史学。从学科大类来说，属于人文科学。陶寺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属于中国国家历史的开篇时期。当时陶寺社会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因此，这个时期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个时期毕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段落，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这是从时间来说的。从空间来说，陶寺学以研究陶寺国家的历史为主，兼及周边国家（部落古国和部落联盟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陶寺时期，建都于陶寺的国家有陶唐古国、唐虞古国和夏朝，这些国家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当时这些国家的地域范围比较小，无法与今天中国的疆域相比。但是，今天中国的疆域就是以这些国家为中心逐步扩展开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地融入这些国家，古代文献所载“中国”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人口不断地增加。因此，从学科属性来说，陶寺学属于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陶寺学的学科属性可以列表如下：

陶寺学学科属性示意表

人文科学有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历史学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历史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中国历史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专门史等学科，中国古代史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西夏史、元史、明史、清史、陶寺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学科。陶寺时期的历史虽然属于先秦史，但是，由于这段历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段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像建立敦煌学、简帛学、甲骨学等学科一样，创建新学科——陶寺学。

三、研究内容

陶寺学有哪些研究内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大块：

第一，唐部落的历史。

陶唐古国的建立者是唐部落，先秦文献将其称为“唐人”。当时我国各地这样的部落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古人一般将这些部落称为“×人”。考古材料证实了这一点。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四五千年以前的文化遗址，其中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尤为集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次之。唐部落是怎样兴起的？为什么能够发展为强大的部落？其发展过程如何？唐部落的社会组织如何？“唐人”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唐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如何？唐人活动的地域范围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解答。关于唐部落的历史，有很多未解之谜。

第二，陶唐古国的历史。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陶唐古国是真实存在过的部落古国，陶寺遗址早期后段的五座王级大墓以及同时期大量的中小型墓葬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陶唐古国是何时建立的？陶唐古国是怎样建立的？陶唐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如何？这些问题也是迫切需要学术界回答的。对于这些问题，尽管文献材料比较少，但是，考古材料已经有不少了。考古材料需要解读。解读这些考古材料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

第三，唐虞古国的历史。

唐虞古国属于部落联盟国家，其最高统治者就是唐尧和虞舜。由于这个国家是在众多部落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联合体，既与以往统治集团由本部落成员组成、军政合一的部落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后来各种制度基本完备、有比较完善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实行王位世袭制的王朝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处于由部落国家向王朝国家过渡的阶段，而且最高统治者只有出身于唐部落的唐尧和出身于有虞氏部落的虞舜两个人，因此，为了区别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国家，笔者将其称为“唐虞古国”。对于这段历史，古代文献主要记载唐尧和虞舜两个人的事迹，其他情况较少。但是，考古材料非常丰富，陶寺中期城邑、大型宫殿遗址、原始观象台、板瓦、圭尺、大量墓葬等文物就是这个时期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有望将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梳理清楚。

第四，夏朝早期历史。

夏朝早期仍然以陶寺为都，从夏禹时期一直延续到了太康时期。研究夏朝早期历史，离不开陶寺遗址。至于何时迁都、为什么迁都以及新都城的具体地点等问题，有待研究。关于夏朝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比较少，研究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陶寺遗址考古材料。

第五，陶寺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陶寺时期我国各地有不少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国家。例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石峁古城、郑州西山古城等国家，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石家河古城、良渚古城等国家。这些古城遗址面积从数十万平方米到数百万平方米不等，都有较为发达的文明，属于部落国家或部落联盟国家。也有一些地区尚未出现国家，仍然处于氏族或部落阶段。研究陶寺时期的国家历史，虽然以研究唐部落、陶唐古国、唐虞古国和夏朝早期历史为主，但是，也要研究同时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陶寺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要搞清楚唐虞古国为什么率先发展为王朝国家。

从以上五大块来看，陶寺学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四、研究意义

陶寺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人文科学，研究陶寺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建立陶寺学是文明探源工程的迫切需要。

文明探源工程是研究文明起源的科学。文明起源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研究文明起源工程浩大，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尽头。我们常说：“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史。”“5000多年文明史”仅仅指国家历史。在此之前，还有文明起步等阶段。陶寺学研究陶寺时期的国家历史，即由部落古国经过部落联盟国家阶段发展为王朝国家的历史。具体来说，主要研究陶唐古国、唐虞古国和夏朝早期的历史，这些国家都属于早期国家，后来的中国就是这些国家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因此，陶寺学属于文明探源工程。文明探源工程既要对全国各地的早期国家进行整体研究，也要对每个地区的早期国家进行个案研究，陶寺学便是对晋西南地区的早期国家开展个案研究。这种研究有利于深化早期国家研究，揭示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规律。

第二，建立陶寺学是补写中国早期国家历史的迫切需要。

古代文献所载最早的“中国”就是陶唐古国和唐虞古国。“中”是先秦时期的最高哲学范畴。人们崇尚“中”，把“中”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于是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国”，这是一种俗称。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陶唐古国和唐虞古国缺乏研究，这两个国家数百年的历史一直被埋没。关于陶寺时期的国家历史，当前学术界主要研究尧舜禹禅让和夏禹治水。对于这段辉煌的历史来说，这样简单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很不公平。在中国历史上，陶寺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是古代文献所载中国国家历史的开端。430万平方米的遗址、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邑、56万平方米的早期城邑、1万多座等级分明的墓葬、6座王级大墓、彩绘龙纹陶盘、原始观象台、各种乐器、文字、圭尺、板瓦等重要文物，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当前学术界所撰写的中国国家历史仅仅写到了夏朝，留下了一段较长的空白。只有建立陶寺学，对陶唐古国和唐虞古国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补写这一段历史，完成撰写中国早期国家历史的重任。

第三，建立陶寺学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迫切需要。

陶寺遗址有很多出土文物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如城邑、文字、圭尺、板瓦、乐器、观象台、彩绘龙纹陶盘、大型宫殿遗址等。从城邑的平面布局来说，有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功能分区明确，布局比较合理。与偃师二里头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安阳殷墟商朝晚期都城遗址等早期国家都城平面布局基本相同。显然，后来的都城平面布局都是在参考、借鉴陶寺时期国家都城平面布局的基础之上规划和建设的。板瓦、原始观象台、大型宫殿遗址等文物的出土，说明建筑学已经产生。陶寺遗址已经发现了四五个文字，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这些文字基本上都可以辨认和释读，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体系。显然，陶寺时期文字已经产生了，甲骨文就是由陶寺时期的文字发展而来的。中国崇龙习俗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8000多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大型龙型雕塑——石堆龙。6400多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蚌塑龙。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玉猪龙。42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早期后段王级大墓出土了彩绘龙纹陶盘，这些龙口衔禾苗，寓意着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说明龙有掌管雨水的功能。这种文化含义是以往出土的龙没有的，此后成为重要文化含义，传承至今。大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绿松石龙。大约3200年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玉雕龙。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说明中国崇龙习俗源远流长，而且说明陶寺时期是中国崇龙习俗发展的重要阶段。陶寺中期大墓出土了圭尺。圭尺是测日影的工具，历代沿用。原始观象台由13段短墙构成，人们利用短墙之间的缝隙观察一年四季太阳的运行规律，据此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是最早的天文观测设备，后来有些天文观测设备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制定历法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观象台和圭尺的出土说明陶寺时期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数学知识，天文学和数学都已经产生。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乐器，如土鼓、石磬、铜铃等，这些乐器都是后来同类乐器的原型，有些乐器（如石磬等）沿用了两千多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夏、商、周三代以后很多文化元素都可以在陶寺遗址找到源头或中间环节。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所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离不开对陶寺时期国家历史的研究。

第四，建立陶寺学是当前经济、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从文献记载来看，陶寺时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如唐尧、虞舜、夏禹、皋陶、契、弃、伯夷、夔、垂、益、夏启等，他们都具有杰出的才能，取得了卓越的政绩，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开创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夏禹、契、弃分别是夏朝、商朝和周朝三代最高统治者的始祖，说明陶寺国家对于从夏朝建立到周朝灭亡将近2000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我们必须把这段历史讲清楚。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不太久远的将来，我们完全有条件把这段历史讲清楚。43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的考古材料是揭开唐部落、陶唐古国、唐虞古国和早期夏朝神秘面纱的可靠材料。目前已经取得的很多重要考古发现，如文字、圭尺、板瓦、王级大墓、原始观象台、大型宫殿遗址等，足以震惊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陶寺时期国家历史的认识，引起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2017年12月，我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座谈。我问：“这个地方还要多少年才能挖完？”他们回答说：“还要几百年。”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尚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考古工作者根据墓地面积推测大约有1万多座陶寺时期的墓葬，目前仅仅发掘了1300多座，大约为墓葬总数的十分之一。可见，陶寺墓地考古发掘潜力巨大，今后还会有很多重要发现。毫无疑问，陶寺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对于这个遗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起来，然后科学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再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赖于陶寺学的指导和推动。我们应该在这里规划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把他们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实践教学的课堂，以便人们学习和研究陶寺时期的国家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提升文化自信。古代文献所载唐尧、虞舜、夏禹等重要历史人物在陶寺遗址附近活动的地方属于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开发为旅游景点，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工作也有赖于陶寺学的指导和推动。

总之，对于陶寺时期国家历史，仅靠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音乐学、古文字学等学科单兵作战是不够的，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的学科，以历史学为主，将各个学科联合起来，协同作战，坚持不懈，长期奋斗。从某种意义来说，陶寺学比其他历史学三级学科更加重要，是一个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意义重大的人文学科，因为陶寺时期国家历史是中国国家历史的早期阶段，陶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陶寺时期的国家在中国文明史上起到了龙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