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舜文化与诚信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津彰

摘  要：“新时代舜文化与诚信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29篇，主要涉及舜文化和舜文化对当前诚信社会建设的启示两个方面。舜文化的研究内容有舜商文化、虞舜诚信和虞舜生平事迹，其中以虞舜诚信研究为主。舜文化启示研究内容有理论启示和实际案例两个方面。这些论文多方位、多层次地对舜文化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对于发掘舜文化的历史价值、促进诚信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舜文化；诚信社会；启示；综述

2023年6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在湖南省宁远县举行了“新时代舜文化与诚信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共计29篇。这些论文主要研究舜文化及其对当前诚信社会建设的启示。本文对这些参会论文做简要述评，就教于学界。

一、舜文化研究

参会论文对舜文化的研究，主要讨论舜商文化和虞舜诚信两个问题。

1.舜商文化

舜商文化就是虞舜诚信思想在商业领域形成的一种以诚信为原则、互利共赢为目的的商业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了虞舜诚信文化的发展。

唐之享《商业文明之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动力源》认为舜商文化起源于虞舜早年家庭生活的“让”理念。这是一种和谐家庭建设理念，虞舜将其应用于商业领域，发展为注重道德、精益求精的商业文化。唐之享认为“让”的本质就是“互利共赢”，推广于商业领域以后，便形成了合作共赢的经商理念。

陈仲庚《舜商精神内涵：诚信赢天下，精品拓市场》以龙山文化的精美蛋壳黑陶为切入点，将其与“舜陶于河滨”的古代文献记载联系起来，认为舜商文化有“精品拓市场”理念。精品代表着诚信、公平的交易态度，也是互利共赢理念更深层次、更高水准的实践结果。

杨增和《虞舜商业文明论》从产生原因、文化内涵和商业实践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舜商文化。虞舜生活的时代，社会分工渐趋明显，出现了物物交换，这是虞舜从事商业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舜商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虞舜以其出色的经商能力参与商业活动，促进了商业发展，这是舜商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舜商文化的内核就是虞舜构建的商业诚信体系，这是虞舜经商才能的集中表现和经商成功的主要原因。虞舜通过发展农业、征收赋税、以商促城三条路径发展商业，开创了繁荣的商业文明。

可见，对舜商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舜商文化内涵的研究。

2.虞舜诚信

参会论文对虞舜诚信的研究主要讨论中国古代诚信理念、虞舜政治诚信、虞舜社会诚信和虞舜诚信品德四个问题。

（1）中国古代诚信理念

舜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儒家诚信观来源于虞舜诚信文化，因此，研究虞舜诚信文化，必须先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对于舜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传承关系，以及儒家文化中诚信理念的形成过程，确有梳理的必要。

郑国茂《＜中庸＞与舜帝十六字心传——诚信文化探源》、王瑞华《虞舜政治诚信研究》、王杰《溯古叙今：虞舜“信”理念及其现代价值》和唐太培《历久弥深的回归守正——舜文化之诚信内涵及影响与时代思考》探讨了诚信的内涵。郑国茂将《中庸》提出的“至诚之道”作为中国诚信文化的源头，从待人、处事、立业三个方面论述了“至诚之道”。他将舜文化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以阐释“诚”字为例，论证舜文化为儒家文化的来源之一，认为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

唐太培认为虞舜道德文化的精髓就是“至诚至信”，包括人子之诚的“孝”、职业之诚的“信”和为政之诚的“公”，“至诚至信”是儒家“至诚之道”的来源。

王瑞华也对中国古代诚信理念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古代诚信理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诚心诚意，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心理状态；（2）天道与人道之“诚”，赋予“诚”以世界本体的涵义；（3）中国古代道德之“诚”，指诚实不欺、真实无妄，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

王杰对“信”字的字形和本义进行了探讨，认为“信”字的本义是言语可信，有多种引申义和假借义，诚信就是一种引申义。他认为舜文化的“信”有以下内容：（1）处理朋友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2）对别人表示充分的信任；（3）治国的重要原则；（4）“信”亦即德。

吕国康《从舜文化的诚信内涵谈现代诚信体系的构建》和潘雁飞《从礼“敬”到履“信”——“诚信”源流考论》梳理了诚信内涵的演变过程。吕国康梳理了虞舜诚信理念的发展脉络，认为虞舜诚信理念的源头就是虞舜传授给夏禹的“十六字方略”，其中蕴含着浓厚的“中道”思想。后来，孔子将“信”作为君子的必备品德之一，推行于国家政治，认为取信于民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子思将“诚”上升至世界本原的地位，认为“诚”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必要条件。董仲舒将“信”正式列为“五常”之一。柳宗元提出“明而诚”的观点，将作为君子品德必备的“信”推及普通百姓。可见，吕国康把儒家当做虞舜诚信理念的继承者。

潘雁飞考察了中国诚信观念从上古信神时代到今日社会主义时代的演变过程，认为其中有一个从信仰、忠信、信义、盲信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内涵演变的动态过程。他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诚信”。

周甲辰《儒家诚信观刍论》揭示了儒家诚信观的本质特征，分析了其对中国诚信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认为，儒家诚信观具有内在性、自省性和政治功利性，一方面促使中国历代重视培养诚信人格，国家拥有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诚信的社会规范和评价标准，崇尚“内圣外王”理念，导致道德话语权（包括诚信话语权）落入统治者之手，致使中国的社会诚信建设不足，社会诚信规范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际互信较差。

欧阳辉纯《论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阐释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体系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主要内容及其重要价值。他认为舜文化是先秦文化中较早的一种，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研究舜文化就是探寻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体系的形成过程。他还认为，自成单元的地理条件、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治水文化认同模式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体系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体系的主要内容，该体系发端于尧舜禹时期，基本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对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与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赓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对中国古代诚信理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诚信”内涵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周甲辰、欧阳辉纯的宏观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史背景。

（2）虞舜政治诚信

政治诚信是虞舜诚信的主要表现，不仅与虞舜在该领域创建甚多、影响至深的历史事实有关，而且与后世主要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学传统有关。

蒋波、夏艺真《上博楚简＜容成氏＞释读及舜帝的诚信思想》和李斯《简牍所见虞舜政治公信与社会诚信观念》通过释读简牍拓宽了对虞舜政治诚信的认识。蒋波、夏艺真通过释读《容成氏》有关舜帝的简文，认为舜帝的诚信思想可能还有诚信施政一条，因为虞舜严格遵守自己发布的政令。李斯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舜王天下篇》记载的“爱亲尊贤”体现了依法行政和政治公信观念。该篇曰：“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这就是说，要兼顾“爱亲”和“尊贤”，如果能够兼顾，则说明选举过程遵循了诚信原则，选举结果能够使人信服。

王瑞华《虞舜政治诚信研究》和刘啸虎《巡狩、典刑与举贤：浅析舜文化与政治公信》也对虞舜政治诚信进行了研究。王瑞华认为守约守信的狩猎诚信文化和“敬天崇神”的宗教虔诚精神是虞舜政治诚信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虞舜将自己优秀的诚信品德推广至治国理政，形成了“为政以信”、“取信于民”和“以德治夷”的诚信执政理念。“为政以信”主要表现为“允执厥中”的政治诚信理念、注重诚信考查的选贤任能标准和惩处无诚信官员的惩戒制度。虞舜将“取信于民”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为了“取信于民”，虞舜实行顺从民意、讲信修睦和推动民众择善而从三大政策。“以德治夷”则是虞舜在“协和万邦”的目标督促下形成的诚信外交理念。刘啸虎从巡狩、典刑和举贤三项措施研究虞舜政治诚信，将舜帝巡狩目的解释为保障言路畅通，从而“取信于民”。他认为“象以典刑”就是“明正典刑”，不仅百姓、官吏要以此为准则，帝王也要以此为准则，“象”的目的就是让官吏、百姓对帝王进行监督，虞舜在政治公信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分亲疏地举贤任能，甘于让贤。他强调统治者应该通过以身作则、立身垂范建立政治公信。

张映华《从处世以信到治国以诚——试论舜帝的“内圣外王”之道》分析了虞舜“内圣外王”的执政方式，认为虞舜以诚治国，主要表现在以诚敬天、以诚待下、仁民爱物、“和合万邦”四个方面。

可见，虞舜政治诚信研究主要集中在虞舜政治诚信观念和政治诚信实践两个方面。

（3）虞舜社会诚信

李斯《简牍所见虞舜政治公信与社会诚信观念》认为虞舜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开创道德教化的先例，希望以此营造出诚信为本、诚信为荣的社会风尚以及和谐、包容的社会秩序，虞舜推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措施是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其基本理念是求取“中道”。

吴同和《诚信修炼贵始终——诚信义利浅咀》对虞舜推进社会诚信的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虞舜是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开道德教化之先河，通过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方式带动社会诚信建设，实际上是通过人格引领的办法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可见，这些论文主要讨论虞舜开展社会诚信教化的途径。

（4）虞舜诚信品德

骆正军《虞舜的“诚信”思想与张浚的“诚信之道”》通过研究南宋名臣张浚对虞舜诚信思想的认识与实践，发现虞舜诚信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张浚将“诚信之道”与“家道”结合起来，首先重视家庭内部的道德建设，再由家而国，这是张浚对虞舜诚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张浚受虞舜诚信思想影响至深，无论为学、为文、为官、为民，无论贫贱富贵，无论人生遭际如何，他都不改初心，将诚信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内化于心和意，外化于言和行，从而升华为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诚信之道”。

郑国茂《＜中庸＞与舜帝十六字心传——诚信文化探源》将虞舜奉为至诚至善的诚信始祖，认为虞舜创造了“六德”——个人道德、家庭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宇宙道德，并且着重探讨了职业道德。他认为职业道德的表现就是职业诚信和敬业精神，这就与舜商道德中“打造精品”的理念联系在一起，找到了虞舜诚信品德和舜商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瑞华《虞舜政治诚信研究》论述了虞舜“内诚外信”的品德。他认为虞舜以诚信修身，将“允”“诚”“仁”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允”就是“诚”，“诚”源于“仁”，从“诚”的角度对儒家仁学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论述虞舜躬行诚信美德，认为其中蕴含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式：将内在的政治德性（“诚”）作为政治主体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内外一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德治”色彩和“圣王”思想。

吉佩《虞舜诚信美德的启示》认为虞舜诚信美德主要有以下表现：（1）孝敬父母，恪守子道；（2）友爱弟弟，恪守兄道；（3）治家有方，恪守夫道；（4）尽忠职守，恪守臣道；（5）励精图治，恪守君道。

吴同和《诚信修炼贵始终——诚信义利浅咀》以虞舜修炼成几近完美的道德境界为例，提出在传统的“义”“利”之争外还有一种“至人喻以情”的审美人生态度。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义”或“利”，只能是死板的伦理、功利的人生态度，不能体现人的本位；唯有以“情”，回到人最本初的情感和理想，追求人生的审美体验，才能有最充实、最真实的生命状态，才能修炼出摈弃了矫揉造作和私人利益的高尚人格，才能有真正的“诚信之道”；虞舜为“情”所驱，修炼“诚信”，真正做到“内圣外王”，全心全意以天下太平、百姓幸福为个人的最大审美追求。

夏艺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释读与舜帝的品德》通过释读简文《唐虞之道》，总结虞舜具有爱亲、尊贤、利天下的思想和仁、孝、悌等美德，可补传世文献对虞舜记载之不足，为研究虞舜美德提供了新材料。

可见，对虞舜诚信品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虞舜诚信品德的内涵及其表现。从以上论述来看，虞舜诚信研究以中国古代诚信理念、虞舜政治诚信和虞舜

诚信品德研究为主，社会诚信研究较少。这种状况不仅与虞舜的实际建树有关，而且与儒家重视伦理和政治的传统密不可分。

3.虞舜生平事迹

刘啸虎《唐代舜帝宗族的渊源认同——以＜唐代墓志汇编＞为中心》对唐人墓志中以虞舜为始祖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发现唐代有很多大姓以虞舜为祖先，如吴兴姚氏、南安姚氏、颍川陈氏、安定胡氏等，其中有不少汉化之胡族和没落之大族强行上溯祖先至虞舜者，由此既可以看出唐代重视门第的社会风气，也可以看出虞舜在唐人观念中的崇高地位。

吉成名《虞舜与运城盐池》对虞舜与运城盐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虞舜与运城盐池有以下重要关系：（1）驻守蒲坂，保证池盐生产顺利进行；（2）创作《南风歌》，祈盼池盐生产获得丰收；（3）经营运城盐池，为夏禹治水筹集经费；（4）移交盐池管理权，为夏朝奠定经济基础。他认为运城盐池在唐虞古国和夏朝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地位，这种观点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该文还对虞舜去世地点进行了考证，通过分析《尚书》《国语》《孟子》《史记》等文献记载，否定了虞舜“卒于鸣条”的观点。

宋翔《“舜目重瞳”考》对“重瞳”这一特殊体貌特征的文化内涵及其象征意义的演变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就文化内涵而言，主要有从审美角度出发的“恶形恶相说”和能知人之长、荐举贤才的“重明说”两种含义；就象征意义而言，则有血脉连接和圣人异相两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前者用来解释虞舜具有承“天命”之资格，后者则被人们比附为虞舜的品格，用来构建政治神话。

可见，对虞舜生平事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虞舜形象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

二、舜文化对诚信社会建设的启示

舜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如何发掘和传承舜文化，如何赋予舜文化以时代内涵，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1.理论研究  

唐之享《商业文明之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动力源》和陈汝财《讲好舜帝诚信故事，远扬舜商诚信文化》认为应该将舜文化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唐之享提出将仁学三原则作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同时要推向全世界，促进世界和平。陈汝财从舜商诚信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要讲好舜商诚信故事，发挥舜商文化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中的教化功能；梳理舜商文脉，将孝德文化作为主流商业文化；弘扬舜商诚信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进程中打造全球舜商品牌。

吕国康《从舜文化的诚信内涵谈现代诚信体系的构建》、唐太培《历久弥新的回归守正——舜文化之诚信内涵及影响与时代思考》、杨金砖《虞舜道德文化对现代诚信社会建设的借鉴》和周玉华《论舜文化对商业诚信的启示》对当前社会普遍的诚信缺失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从舜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吕国康、唐太培呼吁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吕国康重视建设全社会的诚信网络，营造诚信氛围。唐太培重视行政、司法、教育等政府职能部门诚信体系的构建。杨金砖认为当前改革的所有阻力均来源于各种利益集团对职能部门的利益输送，源于权力寻租和公器私用造成的社会诚信缺失。他从儒家文化出发，提出应该防范“十恶”。周玉华从舜文化中为市场经济找到两条建议：（1）恪守孝道，诚信赢天下；（2）宽厚谦让，诚信治天下。

可见，舜文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当前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诚实现象所进行的反思以及从儒家文化出发提出合理建议，其中对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呼吁，说明传统儒家诚信观的局限已经被现实生活打破，人们正在寻找医治自身痼疾的良方。

2.案例研究

张淑华《诚信至上：从“淄博烧烤”到“万商朝舜”看中华商业文化智慧》通过分析“淄博烧烤”和“万商朝舜”所蕴含的商业智慧，认为这种智慧具有普适性，进而探讨“舜德善商”的核心精神，认为舜德带来的商业智慧就是五个坚持之则、六个层面之念和七个商业之道。

成少华《规避应试写作中“不诚实”文风摭谈》指出高考应试文章有比较严重的“不诚实”文风。他认为，应试写作胜出的根本之道在于考生基于真实的生活情境，切实提升自己的思辨素质，而非千篇一律、矫揉造作，规避应试写作中的“不诚实”文风，就是诚实做人、本色做人。

俞一见《诚以修身与园林建设的内在联系》将虞舜诚信文化创新性地应用到园林建设工作之中，提出以“诚”的态度对待工作。职业修诚就是要传承虞舜职业禀赋，优化知识结构，深入调查研究，谋求发展。

案例研究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传承舜文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从舜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本行业的不良现象寻找古老的道德良方，对本行业做出具体的敬业规范、精进方向，以诚信精神贯彻始终。

此外，还有刘国胜《德孝之源与诚信本位》、李鼎荣《百业街上思舜帝》和易军《中华商业道德创始人：舜帝》三篇文章，均强调虞舜具有诚信美德。

舜文化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来源，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诚信是舜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此次研讨会以虞舜诚信文化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说明学术界高度认可虞舜诚信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弘扬诚信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