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舜子变》与“猪耕鸟耘”*

刘啸虎

摘要：唐五代时期变文《舜子变》中的“猪耕鸟耘”，背后反映的可能是极为古老的以象、猪等动物“踏耕”，属上古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的普遍性元素。此种猪耕至唐宋五代时期仍有存在，则或与当时常见的牧猪有关。牧猪兼而踏耕，或许正是“猪耕鸟耘”背后的唐宋社会真实情况。但是随着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后世逐渐对“象耕”和“猪耕”不再有认识，顾名思义将其理解为以象和猪就轭拉犁而耕。这样的不可能之事，自然只能成为文学的讽喻。这是历史发展中对既往记忆的遗忘，同样是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舜；《舜子变》；陆龟蒙；踏耕；牧猪

舜帝行孝传说，其源自《尚书·尧典》[①]，为人称道千古。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为后人所传承和丰富，直至今日具有了鲜明充沛的民间文学色彩。经过代代流传和“层垒”，如在东汉王充、西晋皇甫谧、东晋左思和北魏郦道元等人的笔下，皆有“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的说法。后世遂有成语“象耕鸟耘”，可指上古尧舜禹时之淳朴民风。在这一传承、丰富和“层垒”的过程中，存世于敦煌的唐五代时期变文《舜子变》尤为重要。本文对此探讨，就教于学界。

一、《舜子变》“猪耕鸟耘”说的流传

有关于《舜子变》在舜帝传说流变中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影响，前辈学人的研究已相当充分。[②]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象耕鸟耘”，《舜子变》与其它文献皆有不同。《舜子变》言，舜数度逃脱父母兄弟的暗害，黯然离家至历山后：“见百馀倾（顷）空田；心中哽噎。种子犁牛，无处取之。天知至孝，自有群猪与觜耕地开垄，百鸟衔子𢱍田，天雨浇溉。其岁天下不熟，舜自独丰，得数百石穀来。”[③]这远非“象耕鸟耘”，而是“猪耕鸟耘”。

更有研究者归纳指出，“猪耕鸟耘”仅见于《舜子变》，其他无论前代还是后代文献中，皆为“象耕鸟耘”。其它文献中，“猪耕鸟耘”分别发生在舜和禹两人身上，且为两人故去之后；《舜子变》中“象耕鸟耘”则仅发生在舜一人身上，且为舜“躬耕于历山”之时。[④]这种独特性，颇值得玩味。

首先，《舜子变》在敦煌文书中有甲乙两卷，其中乙卷后题“天福十五年岁当己酉朱明蕤宾之日蓂生拾肆叶写毕记”[⑤]。“天福”是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942年（天福七年）六月晋出帝石重贵即位沿用之，直至944年（天福九年）。后晋灭亡，刘知远建立后汉，于947年（即天福十二年）二月至十二月重新沿用天福年号，至928年（即天福十三年）正月改元“乾佑”而止。向中原正统称臣的南方诸政权，如吴越、马楚和荆南等，也用此年号。彼时敦煌属曹氏归义军时期，同样向中原正统称臣，亦用天福年号。但是敦煌远在西陲，与内地音讯阻隔，显然对928年正月后汉改元“乾佑”了解滞后。所以后汉改元后，敦煌继续沿用了一段时间的“天福”年号。这在敦煌文献中并不鲜见，如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代表之一、雷延美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落款年代便是“天福十五年”，即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与《舜子变》为同一年。

不同于“象耕鸟耘”的“猪耕鸟耘”之说，十世纪中叶已随《舜子变》在敦煌流传。此说显然来自中原内地，而且影响至少延续到北宋。如2003年出土的北宋晚期河南登封高村墓壁画，其中孝子故事图专辟一幅大舜，展现“象耕鸟耘”故事。壁画中，舜握鞭而立，背后有两头白象，空中有七只飞鸟，画面左侧却又有两头黑猪。[⑥]1985年河南孟津张盘村出土的北宋崇宁五年（1106）张君石棺画，绘有舜子象耕图，画面中舜右手执鞭，驱策一猪一象为其耕田。象之前多了一头猪，有学者认为这是“传说中没有、多了也无妨的内容”，是刻工出于想象而随意添加的。[⑦]亦有学者认为，这是唐宋时期帝舜神话发生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黄淮流域大象已经灭绝、宋人因此对大象耕田的可能性产生质疑有关。[⑧]

孝子故事图之大禹，北宋晚期墓葬壁画，2003年河南登封高村宋墓出土。

舜子象耕图，北宋崇宁五年（1106）张君石棺画，1985年河南孟津张盘村出土。

二、由“象”到“猪”的流变

对大象耕田的可能性产生质疑，其实早在晚唐便已存在。由此便可探寻不同于“象耕鸟耘”的“猪耕鸟耘”说出现之渊源。在后题“天福十五年” 的《舜子变》乙卷出现前近一个世纪，晚唐文坛大家陆龟蒙便撰写名篇《象耕鸟耘辨》，对古史传说中“象耕鸟耘”的真实性予以质疑，并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世谓舜之在下也，田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圣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异术也，何圣德欤？孔子叙书，于舜曰浚哲文明，圣德止于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鸟耘之说，吾得于农家，请试辨之。吾观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兽之形魁者无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举手务疾而畏晚。鸟之啄食，务疾而畏夺。法其疾畏，故曰鸟耘。试禹之绩，大成而后荐之于天。其为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为疾且畏，非得于鸟耘乎？不然，则雷泽之渔，河滨之陶，无一感召何也？岂圣德有时而不德耶？孟子曰：尧舜与人同耳。而好事者张以就其怪，怪非圣人之意也。吾病其书之异端，殴之使合于道。人其从我乎？虽不从，吾亦不能变其说。[⑨]

在陆龟蒙看来，所谓“圣德感召”之下的“象为之耕，鸟为之耘”，不过口耳相传的怪异之说，并非确有其事。如果这等“异术”属实，反而有损于舜之“圣德”。陆龟蒙认为，耕者行走端正而步履徐缓，掘翻土地力求深厚，乃是效法大象这一“兽之形魁者”，故曰“象耕”；除草者用手拔草力求迅速而惟恐慢，乃是效法“鸟之啄食”，即“务疾而畏夺”，故曰“鸟耘”。所谓“象耕鸟耘”，只是一种比喻，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启发。陆龟蒙的解读，直接否定了“象耕鸟耘”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众所周知，陆龟蒙不但在晚唐文坛负有盛名，而且被视为农学家。其《耒耜经》是中国古代鲜有的古农具专志，其人更于渔具、茶具乃至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诸方面多有著述，《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蠹化》《禽暴》《记稻鼠》《南泾渔父》等诗文皆传诸千古。正如其所言 ，“吾得于农家”，故有资格“辨之”。如此人物都认为“象耕鸟耘”断不可能，这一观点在民间的影响力便可想而知。

何况彼时中原地区鲜少大象，时人的想象资源本身即匮乏。于是，时人用据说外形神似大象、平日最为常见的家畜猪，取代传说故事中本无直观印象、更不能真正用于耕田的大象，便成为一种合理甚至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北宋张君石棺画中的舜执鞭驱策一猪一象耕田，以及河南登封高村北宋墓壁画中的白象与黑猪皆有，应并非刻工出于想象而随意添加，反而应是一种将真实与想象并列、甚至以真实取代想象的尝试。正如有学者在对《舜子变》的分析中指出，猪与象均为大耳长鼻，《舜子变》又是古代说唱文学的俗讲底本，表演讲唱时把象替换成近似而常见的猪，便是自然而然。[⑩]

三、以猪“踏耕”的实质

《舜子变》的表演讲唱中，“群猪与（以）觜（嘴）耕地开垄”。此处所指，有两种可能。其一，即现实中猪有以鼻拱地之习性，可将泥土拱到松软，从而收“耕地开垄”之效。其二，猪以长鼻挽套就轭，如牛马一般拉犁耕作。河南登封高村宋墓壁画中的舜握鞭监督两猪两象耕田，北宋张君石棺画中的舜执鞭驱策一猪一象耕田，皆见鞭而不见犁，很可能正是第一种。

此种耕作方式，所暗示的其实应是极为古老的“踏耕”。有学者认为，踏耕系百越民族首创，早期踏耕分布于浙东至闽、粤、滇及云南红河下游、泰缅南部等处。百越先人起初或利用野象践踏的泥泞地播种稻谷，或自养象驱之入田反复践踏。如唐代樊绰《云南志》（即《蛮书》）记今云南边陲事，言其地“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11]；又言“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12]这些象自然不是用于挽套拉犁的耕作，而是用于“踏耕”。“象耕鸟耘”的初始来源，正在于此。东汉王充《论衡》卷四《书虚》曰：

鸟田象耕，报祐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13]

一般认为，“踏耕”后来发展到利用饲养的牛群，模仿象耕稻田，驱赶牛群到放水的田块中来回踩踏，把杂草压入土中腐烂，使之起到绿肥作用，更将土壤踩成泥浆，便可播下稻谷。这就是俗称的“牛踩田”之法，至晚近在西南地区以及缅甸、泰国、越南等国部分地方仍有存在。[14]有学者指出，直到最近数十年，仍有人在广西、云南的水田地带见过牛群踏耕的场景；云南怒江的傈僳族更在播种旱地之前，先撒少量玉米粒于地中，然后放入猪群，猪群寻食玉米而拱土，土壤被拱疏松，一定程度上便达到了“耕”的效果，便可播种谷物。[15]如此，则“猪耕”之说呼之欲出。

此种“猪耕”至今在东南亚国家及我国西南地区的民间故事中留有痕迹。如越南高兰族民间故事中有“狗与猪争功”：猪和狗原本都得主人喜爱，农忙时节主人差猪和狗同去耕地。狗躺在田垄边睡觉偷懒，等猪将全部田地耕完，狗便爬起来在猪耕过的田垄间来回奔跑，踩掉猪的脚印，留下自己的脚印，随即向主人报功。猪深感冤屈，赴玉皇大帝处喊冤，得玉帝主持公道。玉帝痛斥狗有懒惰、欺主和欺友之罪，罚其为主人额外背负看家护院和猎取鸟兽之重担，以此将功赎罪。[16]我国亦有此传说，并将其与壮族风俗中不能与狗肉祭祖相联系，称猪与狗发生争执后，猪要求狗去祖先面前发誓，狗不敢去，从此狗便不可见祖先，狗肉也不可用于祭祖。[17]猪能耕地，恐非故事的凭空想象，而是有上古真实的耕作方式作为基础。

又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设想：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猪耕”阶段，即在河谷地带猪践踏田地的阶段；后来发展出“牛耕”阶段，即在河谷地带牛践踏田地的阶段；再后来才发展出“犁耕”。今河南洛阳西郊谷水镇西王湾村的王湾遗址第二期曾出土大量猪骨，第三期出土大量牛骨，也许意味着“猪耕”向“牛耕”阶段的转变。[18]显然，以猪“踏耕”并非仅存在于西南边陲之地，亦见诸中原，属上古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的普遍性元素。这与《舜子变》中的“群猪与（以）觜（嘴）耕地开垄”全然符合。

四、“牧猪兼踏耕”与历史条件之变

这种“群猪踏耕”的场景，若唐五代北宋时仍有存在，则有些令人费解。在此提出一种猜想：或与牧猪有关。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牧猪历史久远，养猪方式一直是放养与圈养（或曰放牧与舍饲）皆有。早在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的古滇国遗址中，便出土过带有放养与圈养图像的青铜贮贝器。贮贝器上的放养图像，是二男子手执长杆，牧猪八头；圈养图像则是有人手捧盘盂，将其中饲料倒入木槽之中，一猪在木槽旁等候进食。[19]中原内地，牧猪极为常见。西汉卜式以牧猪羊致富，东汉梁鸿曾“牧豕于上林苑中”；南北朝时，南朝鲍照作《代东武吟》，悲叹“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更是对猪的放牧与舍饲结合的饲养方法等经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20]及至唐代，牧猪规模仍相当庞大。《新唐书·卢杞传》载：“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21]地方官府养猪三千头，皆放牧在外，显然是踩踏农田、啃食庄稼，遂为“民患”。沙苑属同州（今陕西大荔），与虢州（今河南灵宝）相邻，“徙”之法自然是以野牧的方式大群驱赶。再如唐代诗人王绩吟《田家》三首，其中有名句：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

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

“闲田且牧猪”，自是蔚然成风。这种“牧猪”之目的，可能也隐含着为“闲田”而“踏耕”。如此也解释了河南登封高村宋墓壁画与北宋张君石棺画中舜执鞭的形象，其恐并非只是驱猪耕地，同样是在牧猪放养。及至北宋，连皇家禁苑之中仍有牧猪。宋僧惠洪撰《冷斋夜话》卷一“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远略”条曰：

陈莹中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后苑，见牧豭豘者，问何所用，牧者对曰：“自祖宗以来，长令畜之。自稚养以至大，则杀之，又养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诏付所司：禁中不得复畜。数月，卫士忽获妖人，急欲血浇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远略亦及此。[22]

牧猪兼而踏耕，有可能正是《舜子变》之“猪耕鸟耘”说背后所反映的唐宋社会真实情况。至于陆龟蒙对“象耕”真实性的否定，则是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给“象耕鸟耘”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将“象耕鸟耘”作为精细耕作的一种形象说法。[23]陆龟蒙应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对此做出的解读。后人在此基础的上理解，则更进一步反映出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变化。随着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后世逐渐对“象耕”和“猪耕”不再有认识，顾名思义将其理解为以象和猪就轭拉犁而耕。这样的不可能之事，自然只能成为文学的讽喻。明初宋濂便有明文《商於子驾豕》传世：

商於子家贫，无犊以耕，乃牵一大豕驾之而东。大豕不肯就轭，既就复解，终日不能破一畦。宁毋先生过而尤之曰：“子过矣！耕当以牛，以其力之巨能起块也，蹄之坚能陷淖也。豕纵大，安能耕耶？”商於子怒而弗应。宁毋先生曰：“《诗》不云乎，‘乃造其曹，执豕于牢’，言将以为殽。今子以之代耕，不几颠之倒之乎？吾悯而诏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

商於子曰：“子以予颠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颠之。吾岂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犹牧吾民者必以贤？不以牛虽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贤则天下受祸，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宁毋先生顾谓弟子曰：“是盖有激者也。”[24]

时人看来，耕地必须用牛，因其力大能翻起土块，蹄坚硬能克服烂泥。作者让商於子以猪代牛就轭拉犁而耕，结果“大豕不肯就轭，既就复解，终日不能破一畦”。这种驱猪耕田的可怜可笑，乃是喻上下倒置之理，以抒心中激愤不平。正如商於子直接以反问作答，质问为何任用无德不贤不称职之人为官，如此则好比驾豕耕田，结果“天下受祸”。显然，彼时对“群猪踏耕”已经不再有认识，只能想当然将其理解为猪拉犁而耕。这是历史发展之中对既往记忆的遗忘，同样是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必然。[25]

五、结论

存世于敦煌的唐五代时期变文《舜子变》，其内容中不同于“象耕鸟耘”的“猪耕鸟耘”之说颇为独特。晚唐文坛大家陆龟蒙曾撰《象耕鸟耘辨》，否定了“象耕鸟耘”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何况彼时中原地区鲜少大象，时人遂用据说外形神似大象、平日最为常见的家畜猪，取代传说故事中本无直观印象、更不能真正用于耕田的大象。但这背后所暗示的，其实应是极为古老的以象、猪等动物“踏耕”，属上古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的普遍性元素。而此种猪耕至唐宋五代时期仍有存在，则或与当时仍极为常见的牧猪有关。牧猪兼而踏耕，有可能正是《舜子变》之“猪耕鸟耘”说背后所反映的唐宋社会真实情况。但是随着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后世逐渐对“象耕”和“猪耕”不再有认识，顾名思义将其理解为以象和猪就轭拉犁而耕。这样的不可能之事，自然只能成为文学的讽喻。这是历史发展之中对既往记忆的遗忘，同样是历史条件与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