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形成中的文化认同

——以虞舜文化为视角*

王杰 邓丽琪**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摘要：以虞舜文化为视角，结合早期文献来探讨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先民逐渐取得的文化认同。其中，虞舜观念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在虞舜观念熏陶下的道德价值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则；虞舜天命与国家认同则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观念-道德-天命”文化认同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虞舜 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先民已在长江、黄河流域繁衍生息。一般来说，秦汉帝国阶段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最终形成时期。但在此之前，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在长期的历史阶段，观念的形成往往要先于事实的发生，故文化观念往往是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先决条件。晁福林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观念认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神灵世界里的最早主宰的观念以及伦理道德观念。”[①]今以虞舜文化为视角，结合早期文献，来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认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献中关于虞舜的记载未必都是事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人叠加的成分，也就是顾颉刚先生认为的层累地造成[②]。但是，正如王国维先生所指出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③]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对于古史传说“不应因混有神话而全盘抹杀。”[④]两位先哲的说法洞察明理，诚为卓识。其实，对于文化观念的探讨尤其如此。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记忆总具有选择性、叙事性及建构性。后世文献中的记载未必属于信史范畴，却凝结者后人对虞舜形象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民族文化中圣人形象的寄托，其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下文我们从“观念认同”“道德价值认同”以及“天命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探讨虞舜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张力。拙文论述适当与否，以求教于与会高贤。

一、观念认同：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

先秦时期，华夏域内政权星罗密布，夏鼐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⑤]。早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氏族部落-古国-王国三个阶段。不同的国家与政权之间，由于有不同的背景和历史，在先民中形成了不同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在其熏陶之下，各地人民的社会道德观念也有较大的差异。上古时期，随着各地政权之间的交往，基本的观念认同逐渐定型。“天下之善恶，一也。”[⑥]远古时期，域内各族人民就有了天下好恶、善恶一致的观念认同。这在涉及虞舜的文献中有较多记载。如《尸子·分》曰：“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财。夫至众贤而能用纸，此有虞之盛德也。”虞舜时期，民众有向善之心，这首先归功于舜帝的教化。如《管子·轻重》曰：“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当是其时，民无温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帝王世纪·五帝》载：“舜立诽谤之木。”《新语·术事》记录的更加详细，“舜弃黄金于斩严之山……将以杜邪淫之欲。”先秦时期，追慕圣贤之风盛行。如《尸子》卷下载：“舜事亲养老，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续身、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皆一国之贤者也。”《绎史》引《鲁连子》载：“舜耕于历山而友益，陶于河滨而友禹”。虞舜的高超德行，赢得了当时贤者的认可，也获得众人追随。慕贤思想盛行的同时，是举贤思想成为共识。如帝尧之时，洪水横流，民不勘其扰，为治理水患，舜咨之于众人，以鲧治水失败，“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史记·夏本纪》）。虞舜治国，没有刚愎自用，而是问政于众臣。如《古今注·舆服》曾说，舜“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也。”《古今注》的说法渊源有自，《尚书·尧典》载“舜格于文祖”“咨十有二牧”“咨四岳”，舜先后得到了大禹、弃、契、共工、益、咨、、龙等贤者的辅佐。由于虞舜治国厥功至伟、鞠躬尽瘁，故深得民心，民众将其视为父母。据《尚书·尧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二、道德价值认同：民族形成的基本原则

各个氏族、部落或早期国家在不断交往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基本相似的道德观念和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早在五帝时代，天下各政权之间已经有基本一致的道德评价标准。

反过来，唯有基本一致的伦理道德标准，诸国及各民族间才能进行更高级别的交流。“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也只有如此才会形成和谐共融的局面。这在虞舜的身上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虞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人文始祖。从早期文献来看，虞舜是君子人格形象的浓缩，也是对理想君王形象的凝结，更是先民追慕的圣人观念的化身。虞舜身上浓缩着孝道、礼乐、仁义、智慧等杰出品质。

首先，虞舜的德行首先是孝。如舜的母亲早亡，父亲瞽叟双目失明，宠爱后妻及其子象，而忽视了舜。但舜却始终恪守子道，侍奉父母。《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虞舜孝的品德，遍布于早期典籍，如《越绝书》卷三：“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后妻，常欲杀舜，舜不为失孝行，天下称之。”《帝王世纪·五帝》载“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年二十以孝闻。”《太平御览》引《抱朴子》载：“有虞至孝。”《琴操·思亲操》：“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虞舜在当时以孝闻名于天下，以至于赢得了帝尧的认可，甚至“以天下传之。此为王天下。”（《越绝书》卷三）

先秦时期，礼乐文明繁荣。礼乐文化的盛行也是国家走向富强的标志。这一点在虞舜身上也有体现。虞舜的庶弟象千方百计想要置舜于死地，但舜均能一一化解，而且没有怪罪于他，并且，“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不失孝悌之礼。即使在虞舜继承帝位之后，依然没有打击报复，而是将其父、弟优待，以德报怨，堪称楷模。如“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为诸侯”（《史记·五帝本纪》）。同样，尧的儿子丹朱曾阴谋谋害舜，以阻挠其顺利即位，但舜在荣登天子之位后，委以大任。如《太平御览》引《尚书逸篇》曰：“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作为天子，除自身品德卓越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化民众，以德化民，使民知礼。《管子·轻重》：“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时盛行禅让之礼。晁福林先生认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禅让制是古代早期国家构建的重要标识。关于尧、舜、禹之间的领导权的传递，《尚书》所载言之凿凿，无可置疑。”[⑦]帝尧在晚年时，没有将王位传给其子丹朱，而是传位于舜。如《吕氏春秋·求人》曰：“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史记·五帝本纪》：“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但是，帝尧过世之后，舜也仍然遵守禅让的古风，退让三分，直至得到众人拥戴之后才登帝位。“尧崩，三年制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据传，虞舜有子九人，舜在晚年，传位于治水有功的禹，而非其子，遵守禅让之礼。此外，舜还曾作乐，据说《韶》乐就是在舜南巡途中所作。据《春秋繁露•楚庄王》载曰：“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淮南子• 齐俗训》载，舜“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儒家观念中，圣人才有资格制礼作乐，以展现德行，教化民众。《吕氏春秋•古乐》载：“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古代诗乐合一，除了制礼作乐外，虞舜还作《南风》诗。《文选琴赋》注引《尸子》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治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治财兮。’”《礼记疏》曰：“《南风》，孝子之诗，舜以教天下之孝。”除了乐曲、乐谱之外，舜还改善了乐器。如《吕氏春秋• 古乐》曰：“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琴。”《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作为帝王，虞舜心存仁爱之心，爱民如子，得到众多臣民的拥护。舜因心存仁爱，得到了尧的赏识。尧死之后，“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舜“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衰服”，授予官职之后，“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虞舜征伐蛮夷，后巡行天下，最终“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史记·五帝本纪》）。

儒家理念中，信是君子最基本的修养，也是孔门“四教”之一。信不仅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准，更是治国的根本理念，如孔子曾认为“信”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充足的粮食，和足够的兵源。《论语•子路》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帝尧曾询问虞舜的治国理念，舜曾说：“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帝尧听说虞舜很贤明，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了他，并指派许多大臣辅佐，甚至将帝位也传给了他，对虞舜深信不疑。《吕氏春秋•求人》曰：“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虞舜即位之后，对大臣们推诚相见，每遇国之大事，必咨之于朝中重臣，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例如，《尚书•舜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儒家非常重视时机的重要性，如孔子在看到山梁雌雄翔集时，说“时哉时哉。”孟子也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先秦儒家中，荀子对“时”的理解最为透彻，如《荀子·宥坐》篇谓：“夫遇不遇者，时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作为君子要抓住机遇，但在得时之前，要耐得住寂寞，拒绝不良诱惑，也不能自怨自艾，不思进取。先秦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甚至认为，“时”是孔子的思想的两个核心之一（另外一个是“中”），“中”也是从“时”派生出来的。[⑧]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十简“《樛木》之时，《汉广》之智”。简文将“时”与“智”结合在一起，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君子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这样才是明智的选择。虞舜治国有方，中国在其治理之下，人民安居乐业，四夷宾服，河清海晏。舜自己感叹道“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孔安国解释道“奉正天命以临民，惟在顺时，惟在慎微。”《吕氏春秋·慎人》载：“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三、天命与国家认同：民族形成的关键因素

上古时期，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将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通通归结为鬼神在作祟。久而久之，在民众的意识中，神灵不仅可以主宰自然现象，而且也充当着本氏族或地区的保护神的角色。由于早期政权分布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故各地将自己的保护神作为主宰一切的神灵来祭祀。随着各地区民众交往的加强，各部落、各氏族或部落联盟集团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的神灵祭祀，这在客观上也说明各族的观念有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结合先秦文献典籍，在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先民比较认可的神灵主要指“天”或“帝”。我们发现现存最早比较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的存在时段可追溯到商代前期。迄今发现的甲骨文中虽没有表达天的字样，但出现多处与其语意相近的“帝”（或“蒂”）字。一般认为，西周早期的文献中，“帝”仅表示天帝之意，尚没有人间帝王的含义。表示上天或天神的“天”字最早出现在周代。[⑨]早期文献中，一般以“昊天”来指称，如《尚书·尧典》：“钦若昊天”，《诗经·雨无正》：“浩浩昊天”，《巧言》：“悠悠昊天”，《雝》“燕及皇天”。商周鼎革，周公制礼作乐，宣扬天命转移之说。故此，从西周初年开始，盛行天命观念。比如《诗经·文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墨子·天志下》的引《诗》说法更明确：“帝谓文王，予怀而明德”。怀，《毛传》释作归。而，李锐先生认为可通作尔，孔颖达解释成：天帝告语此文王曰：我当归于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归之。[⑩]这是早期宣扬君权神授的典范。《礼记·中庸》曰：“故曰配天，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有。”同样，在文献中钩沉索隐，虞舜的记载也是如此。如《搜神记》卷三载：“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搜神记》成书时间较晚，但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五帝本纪》记载较为详细，但与《搜神记》不同的是，舜得知自己受天命，时间在尧过世之后。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尚书》。《尚书·舜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这里的命出于尧，而非天地，但后世文献中，却出现了“天命”。《史记·五帝本纪》又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可见，即便是尧舜帝位交接，也需要得到上天的认可。结合《史记》的相关记载，天命往往体现在民心的向背上，其实这是早期原始民主主义思想的反映。

与天命观念相关的是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国家认同”是天下诸民对于中心权力或中央王朝合法性的认可，而其核心理念则是中心全力或中央王朝治理天下的权力来源于天命。同样，在涉及虞舜文献中也有所体现。虞舜德行高超，深得民心，百姓纷纷来投奔。如《吕氏春秋·慎之》载：“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这一说法在后世很有影响力，如《史记·五帝本纪》，舜所居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尸子》卷下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帝王世纪》也载舜“家本冀州，每徙则百姓归之。”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权核心，而政权的长治久安又需要政通人和。虞舜在当政期间，惩治不法分子，任用贤明之士。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此外，虞舜又任用贤士。《古今注》载舜“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据《尚书》《史记》载，舜谋于“四岳”“咨十二牧”，任用禹、契、弃、益、伯夷和龙等贤人，“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此外，他又南抚蛮夷，安定南疆，最终“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虞舜以孝行闻名于天下，以德报怨，不计前嫌，不仅获得了民众的赞赏，而且获得了帝尧的认可，最终传位于舜。《越绝书》卷三载：“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后妻，常欲杀舜，舜不为失孝行，天下称之。尧闻其贤，遂以天下传之。此为王天下。”《吕氏春秋·求人》：“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国家政权在圣贤间传递，中原地区出现了强大的政权。既保证了施政措辞的连续性，又孕育了中原地区早期的文明，使得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和影响力不断传播。文明如滚雪球般的不断壮大，最终在秦汉时期勾勒出中华民族的基本轮廓。

四、结语

西哲柏拉图曾说：“理念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11]在漫长的历史阶段，观念的形成往往要先于事实的发生。文化观念的认同往往是民族交流、融合与形成的先决条件。结合早期文献来看，以虞舜为代表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虞舜文化的观念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在虞舜观念熏陶下的道德价值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则；虞舜天命与国家认同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观念-道德-天命”文化认同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王杰，男，博士，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讲师，湘潭大学“出土文献与秦汉文明研究中心”成员。邮箱：shxrwj@sina.com；电话：1347603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