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走廊摩崖石刻中的舜文化内涵及其传播方式初探

肖献军 胡娟

[摘要]  《史记》载：“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虞舜文化对整个南岭走廊地区本土文化影响是巨大的。虞舜文化在南岭地区的传播最初是以口头方式进行的，这一方面使得虞舜成为了箭垛式的人物，但也由此导致了早期虞舜文化传播的缺失——文化核心区域模糊不清。南岭地区众多的摩崖石刻弥补了虞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缺失，丰富了虞舜文化的内涵，基于交通、风景、城市等因素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虞舜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南岭民族走廊；摩崖石刻；舜文化；传播

学术界对南岭走廊摩崖石刻研究较多，如熊传薪等编著的《浯溪碑林》、桂多荪著的《浯溪志》、中国书法院编写的《永州石刻》、唐粉玉主编的《东安石刻荟萃》、王春法主编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张京华等主编的《道州月岩摩崖石刻》、胡国铤主编的《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廖国一等编著的《独秀峰摩崖石刻》、曹腾騑等主编的《广东摩崖石刻》、杜海军主编的《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等。在摩崖石刻中，有关于舜文化的石刻较多，有的已经形成了石刻艺术群，如玉琯岩石刻、紫霞岩石刻、虞山石刻等，然而学术界却研究较少。摩崖石刻中舜文化内涵怎样，其传播方式与传统方式有何不同，对于南岭走廊本土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论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进行创作的。

一  口头文化影响下舜文化传播的缺失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①]除《史记》有载外，另有其他文献对于舜帝崩、葬之地也有记载。如：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

在长沙零陵界中。” [②]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③]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④]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⑤]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⑥]

   《列女传》：“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⑦]

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两个地名：“苍梧”和“九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史记·苏秦列传》载：“（楚）南有洞庭、苍梧。”洞庭、苍梧为楚国在长江以南的两大郡，然而，《山海经·海内南经》、《水经·湘水注》亦载：“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流山，西流迳九疑山下，蟠基苍梧之野。”可见，九疑山乃为苍梧之一部分。然《后汉书》载：“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新广。属交州。有离水关。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县十：广信，莽曰广信亭。谢沐，有关。高要，有盐官。封阳，临贺，莽曰大贺。端溪，冯乘，富川，荔蒲，有荔平关。猛陵，龙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猛陆。”显然，至汉武帝时，苍梧郡在不断缩小，但先秦之时，苍梧这一地名至少包含了湘南、桂北和粤北地区，也即处于南岭走廊核心地带上。

南岭从地理空间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南岭包括武夷山以东、横断山脉以西，赣南、湘南及粤、桂、黔全部地区；狭义的南岭是指横亘在湘、桂、粤、赣交界处的山脉，主要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故又称为五岭。南岭虽整体上自东向西走向，然各岭却大致呈南北分列。五岭最高峰都在1500米以上，山势险峻，难于翻越，但在各岭之间，有狭长的通道，各通道南北均与水道相连，形成了“走廊”。南岭地区分布着瑶、苗、壮、彝、侗、土家等多个少数民族，故南岭走廊又习惯上称为南岭民族走廊。南岭不仅是一条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它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南越文化的分界线。南岭民族走廊在很早就已经形成，《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⑧]]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出入岭南的交通路线有五条：“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南下岭南路线有五条，至《岭外代答》创作时（1178）也有五条，近1300年时间里有四条几乎完全重合。仅《汉书·武帝纪》第五条和《岭外代答》第一条不同，且此两条与狭义南岭无关。除去此两条，四条路线均为夹在五岭之间的狭窄通道，可见南下岭南的通道最迟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舜帝南巡发生在上古之时，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这四千多年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缺乏文字记载，即使后来产生了文字、但在先秦之前多刻于龟甲、竹简或书写于帛书之上，只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对于文化缺失的南岭地区，影响更是微小。故舜帝南巡之传说多在民间口头流传。当某件具体事情发生之时，他应该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舜帝南巡应该有非常具体的路线和时间，但经过长时间民间口头流传，舜帝南巡的具体情况便开始逐渐模糊，甚至于无法辨别。人们对于舜陵、对于九疑山便有了疑惑，这种疑惑并不只是当代有，在中古时期就已经产生。比如舜陵，由于上古时期“不树不封”，陵墓没有做明显的标志，自然而然便难以寻找，再加上人们口头传说，导致舜陵难以寻觅。元结在《舜祠表》中就写道：“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宫，帝葬之陵。”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影响到舜文化的传播，相反还可能助长了舜文化的传播。南岭地区是一个文化缺失的地区，舜帝南巡就仿佛是一个箭垛，人们不断丰富、加强其文化内涵，南岭各地，只要是和九疑、苍梧能够沾上一定地域关系的，都纷纷把舜帝当作崇拜对象。故在南岭地区，不仅有众多的地名如舜峰山、舜皇山、舜岩、舜源水、舜溪等与舜相关，而且在南岭地区普遍建立了舜祠、舜庙、舜坛等，这都与南岭地区民族对舜帝的崇拜有紧密关系。

然而，一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能过度虚化，文化必须有核心区域，并且以核心区域为圆心，向四周扩散开去，这样的文化才能既不失去该文化本身具有的特征，同时也能够不断扩大其影响，这样的文化才更具生命力。很显然，地面建筑虽然在短时间里能够聚集其人气，但也有一定缺陷，那就是经不起时间的侵蚀。元结在《论舜庙状》中就写道：“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庙在太阳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阳溪今不知处。秦汉已来，置庙山下，年代寖远，祠宇不存。”又山、水在短时间里虽然名称也许不会发生改变，但山水涉及的地域广大，实际上也难以成为圆中的圆心，如此一来，南岭摩崖石刻在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也就变得特别重要。

二  摩崖石刻与舜德化蛮

摩崖石刻因摹刻承载体为天然石壁而得称，具有不可移动性，是与活碑相对应的一种石刻。南岭走廊（包括湘南、桂北、粤北、赣南、黔东南等地区）摩崖石刻主要以文字（含铭、诗、词、文、赋、颂、赞、题名、题字等）为主，另有少量造像、图画等。南岭走廊摩崖石刻地处风景秀丽的喀斯特地形区，适合于摩崖石刻的地方很多，故摩崖石刻分布广泛。南岭摩崖石刻的开创者为唐代文人元结，他也是第一个把摩崖石刻和舜文化结合起来的文人。据清代李镜蓉、盛赓等编修的《道州志》引《舆地碑目》载：“虞舜庙在州学西。唐元结作《舜庙状》及《舜祠表》，俱江华令瞿令问篆刻石上。”至清时“庙废，二碑尚存山壁，俱磨灭不可辨，今存‘虞山’二大字。”在元结的影响下，南岭走廊地区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摩崖石刻艺术群主要有浯溪碑林、朝阳岩石刻、玉琯岩石刻、阳华岩石刻、虞山石刻、碧落洞石刻、叠彩山石刻、龙隐岩石刻等。这些石刻影响深远，不少已列入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些摩崖石刻艺术群中，不少石刻艺术都提及了虞舜文化，其中尤以玉琯岩摩崖石刻和虞山摩崖石刻最为集中。

南岭地带在古代属于蛮荒之地，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中原文化的歧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个最终归葬于湖湘地区的上古帝王，最终是被轩辕打败，而不得不被迫与属于中原部落的黄帝结盟。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从《后汉书》者段话中，不难看出中原地区对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鄙弃。而这一看法在后来的正史中一直沿袭下来，在后来的南蛮列传中，地处南方的零陵蛮、道州蛮、桂阳蛮、西原蛮等，他们是动乱的制造者，无论从风俗、习惯，还是经济、文化都予以鄙弃，并且对这些少数民族从各方面进行盘剥。

也正是以为如此，导致了南岭地区民众不断的反抗。《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旧唐书·王翃传》：“翃凡百余战，禽首领七十，覃问遁去。复遣将李实等分讨西原，平郁林等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讨处置使。会哥舒晃反，翃命实悉师援广州，问因合众乘间来袭，翃设伏击之，生禽问，岭表平。”[[⑩]]自上古直至近代，历朝统治者对南岭地区少数民族反叛的镇压就没有停止过，这可以在南岭走廊摩崖石刻中可以找到证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余靖撰写《大宋平蛮颂》刻于桂林镇南峰，元至正十年（1350）杨廷璧撰写《平僚纪实》刻于肇庆七星岩石室洞，明万历六年（1578）庄国祯撰写《右江北三平寇记》刻于桂林龙隐岩等，都记载了平蛮之事。从这些石刻可以看出历朝统治者对南岭地区反叛的镇压多么残酷。

但很显然，镇压并统治者最终目的，只不过他们的手段罢了。从根本上说，统治者希望国家的疆土日益宽广，希望统治下的老百姓安定和平。战争有时并不能达到统治者需要的效果。有时镇压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有时会持续数十年，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西原蛮的反抗就是如此。《旧唐书·王翃传》：“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自号‘平南十道大都统’，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城邑，据容州。前后经略使陈仁琇、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11]]这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朝廷对南岭地区的统治日益加强，以德化蛮便提上了日程。毫无疑问在南岭地区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便是舜帝了。舜文化便承担了更多教化的责任，因为以德化蛮也是舜帝所推崇的。《吕氏春秋》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12]除建舜陵、修舜祠、立舜庙外，利用摩崖石刻进行道德教化也成了常用的方法。这一点，南岭地区的虞山石刻和玉琯岩石刻尤为突出。

以虞山石刻为例，虞山石刻分布于韶音洞及虞山上，共计54方，从内容上看，除少数纯为祭祀性的庙堂作品外，多数为歌颂舜帝南巡事迹，也有部分赞美风景和吊古怀今之作。其中比较重要的石刻有唐建中元年（780年）韩云卿撰文，韩秀实隶书，李阳冰篆额的《舜庙碑并序》、宋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撰文《虞帝庙碑》、宋淳熙四年（1177年）张栻手书的《韶音洞记》、元至正二十三年（1365年）刘杰撰文《帝舜庙碑》、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沈秉成撰《重修虞帝庙记》。这些石刻大多称赞虞舜之德及对后世的教化，如韩云卿撰《舜庙碑并序》：“帝舜有虞氏，姚姓，讳重华，帝颛□□□□□□□瞽叟之子，廿以孝闻。卅尧□□□□受尧之禅，丁酉法尧禅禹，在位五十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一百一十有二筭，圣德垂□□□灵魂游于无方，南人怀思，立祠祷祭，历夏殷周秦，拒乎有国，凡更十姓，享奠不替。”[13]朱熹撰《虞帝庙碑》：“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义礼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妇、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夷,失之豪分,穹壤易处。惟帝躬圣，诚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与善，从容钜细，各极其极,如规之圆，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后世之为人伦者，莫不取则。高明博厚,化育竝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苍梧野,谓帝所藏。”[14]张栻《韶音洞记》：“嗟乎！有虞氏之德甚盛，蔑以加矣。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彝性，天之命乎人者。孰不俱是哉！帝之所以为盛德，亦尽吾性之所同然者耳。是则帝之泽流洽于人心，固将与天命并行而不可泯，夫何有今古之间哉？”[15]从此数段中，可以看出摩崖石刻者利用舜帝南巡之事，把舜帝之孝德、政德引入到南岭地区，进而对南岭地区百姓进行道德上的教化，这样，以武镇蛮和以德化蛮就成了历朝统治者常用的手段。

三  摩崖石刻与舜文化的传播

相比起南岭走廊舜文化其他传播方式，摩崖石刻对舜文化的传播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摩崖石刻和书法艺术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其对南岭地区百姓的熏陶是在审美中完成的，因而更具感染力。南岭走廊摩崖石刻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与书法结合在一起，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受人关注并长久流传后世，摩崖石刻者会延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书写。元结的作品就是这样，他的《舜祠表》就是请当时篆刻大家瞿令问书写；朱熹的《虞帝庙碑》也是延请当时著名书法家吕胜书写。这样作品的文学性和书法的审美性完美结合在一起，无疑能加快摩崖作品的传播。极具艺术性的摩崖石刻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了珍贵的艺术品，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本身会吸引更多的民众为之驻足。南北往来的人们面对古人留下的遗迹，会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从而写下大量咏怀作品来。一些作家在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把作品摹刻于崖壁之上，成为后来人凭吊的对象，这样虞舜文化相关的摩崖石刻艺术群便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具有文化和艺术双重属性的艺术宝窟。

南岭走廊摩崖石刻处于交通要道，其所蕴含的舜文化更易于向外传播。南岭地区多山地，陆上交通十分不便。但南岭地区由于有潇水、湘水、漓水等相沟通，水上交通变得极为便利，至唐宋至近代，自湖南乃至中原等地南下岭南士人大部分都经历此道，而且随着唐宋以来对岭南地区统治策略的改变，统治者多任用文人为官，南岭地区因贬谪而为官的文人就特别多，而且随着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岭南道在全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文人入幕南海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故此水道相对而言较为繁忙，把与舜帝相关作品摩崖于该地，不仅可以对南岭本地百姓起到很好的教化，而且随着行人的南来北往，作品还易于向全国各地甚至是东南亚地区流播。

而风景奇绝的幽奇岩洞及峻峭石壁则成了文人石刻的绝佳场所。特别是岩洞，因其幽邃，充满着神秘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岩洞不仅景色奇绝，与地表自然景色有着显著不同，能带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而且岩洞因处于地表之下，外界气温与气候的变化对其影响不大，故岩洞之中，冬暖夏凉。这对于冬天寒冷、夏天炎热的南岭地区而言，无疑是个极佳的休闲之所。故之唐宋以来，以舜文化著称的紫霞岩、玉琯岩就成了人们聚集之地。而另有一些摩崖石刻，如虞山摩崖石刻，则不仅处于风景秀丽、交通便利之所，还处于城市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人们要获得基本的生存物质或者要把生产的物质销售出去，或者说要得到某些物质文化的享受，都离不开城市这个中心。很显然，把作品摹刻于城市附近的崖壁和岩洞之中，能够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自然就能达到最好的教化效果。而且，因为摩崖石刻的存在，人们容易寻找到文化之根，舜庙、舜陵、舜祠也开始在摩崖石刻附近重建，这进一步扩大了舜文化的影响。

时至今天，南岭文化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文化圈中，这其中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与南岭摩崖石刻中舜文化长久对该地的熏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统治者以德化蛮，利用舜文化对南岭本土民众进行教化，才使得南岭本土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主体文化中，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