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君尧舜”：试论贞观谏风的形成

林云鹤

摘  要：“致君尧舜”作为一个固定用法，至唐初内化为人臣的政治理念。在唐贞观君臣的政治实践中，这一理念对贞观君臣从谏如流、直言极谏的“贞观谏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唐太宗处处效仿尧、舜，以“禹拜昌言”为榜样。同时，有着精深儒学素养的贞观群臣，身比稷、契，也找到了一条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以“谏诤为心”为手段的政治路线，最终促使以直谏为标志的贞观谏风形成，影响极为深远。

关键词：致君尧舜；贞观君臣；贞观谏风

虞、夏、商、周是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中的理想时代，其君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等也被历代认为是明君的典范，后经儒家的不断形塑，尧、舜最终因其立身治世，“垂衣裳而天下治”，“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而成为“圣王”的最高代表和历代君王学习的最高典范。“致君尧舜”作为一个固定用法，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然而直到唐朝贞观时期，才内化为人臣的政治理念。[①]我们认为，在唐贞观君臣的政治实践中，“致君尧舜”的政治理念，对贞观君臣从谏如流、直言极谏的“贞观谏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试以此为题，讨论贞观谏风的形成，祈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谏，西汉刘向云：“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②]王夫之亦云：“谏者，谏君也，征声逐色，奖谀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几而必范颜以诤。”[③]可见，谏的对象是君王，谏的目的是匡正君王的过失。王权时代，君王“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至治之君不世出，君王有贤与不贤之分，即使是贤君，也有不贤之时，例如唐太宗，新唐书史臣褒奖他“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但同也指出其缺点“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④]相传古代贤君为防己过，很早便有求谏的做法，[⑤]至唐朝以前我国也早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谏诤制度。然虽有制度，但为谏仍难，不然也不会只有“贞观之风，到今歌咏”了。

为谏之难，从君王方面来说，若非明主，护短拒谏，臣下自不敢进谏，唐太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总结隋亡教训时，唐太宗与群臣有这样的对话：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⑥]

隋炀帝“恶直言，仇谏士”，是有名的刚愎自用之君。炀帝曾对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汝其知之！”[⑦]在这种情况下，大臣“诚亦实难犯忤”，因此太宗以为虞世基在隋时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有为他开脱的意思。贞观六年，唐太宗又有言：“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⑧]在唐太宗看来，人臣能否“尽诚规谏”，遇明主是必要的前提。因此，要营造适合谏言的政治氛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必然要站在形同桀纣的隋炀帝的对立面，以尧、舜等明君形象出现。爬梳史料，太宗效仿尧、舜与贞观初年的政治形势、太宗的自我期许以及贞观初年的施政方针息息相关。

第一，太宗以舜的姿态践登帝位。众所周知，唐太宗并非合法继承，而是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夺得皇位。史载玄武门之变前，太宗“迟疑未决”，似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旧唐书·李元吉》载：

众又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也？”曰：“睿哲文明，温恭允塞，为子孝，为君圣，焉可议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鱼鳖之毙，焉得为孝子乎？涂廪不下，便成煨烬之余，焉得为圣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于是定计诛建成及元吉。[⑨]

武德年间，政治形势纷繁复杂，夺嫡之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玄武门之变。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玄武门之变前，唐高祖李渊倾向于太子李建成，当时的秦王府僚以舜穿井而出的故事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反映了秦王府僚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精准把握。而以舜浚井而出的典故，[⑩]经儒家形塑早已成为孝的榜样，也打消了李世民发动政变的顾虑。

第二，太宗效仿尧、舜的自我期许。太宗以舜的姿态践登帝位，自然要效仿尧、舜之君。首先，尧、舜成为“圣王”的最高代表，在唐代已是普遍的共识，《旧唐书·孙伏伽传》载：“上古以来，何代无君，所以只称尧、舜之善者何也？直由为天子者实难，善名难得故也。”[11]其次，作为皇帝，太宗只能取法尧、舜。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说：

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12]

《帝范》一书不仅仅是唐太宗的反省之作、自鉴之作，更是唐太宗晚年留给太子以及唐王朝的一份政治遗嘱。[13]唐太宗告诫太子，“择哲王以师”当“取法于上”“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唐太宗取法尧、舜，甚至认为自己比德尧、舜在史籍中屡见不鲜，贞观六年，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14]他还曾说：“朕闻尧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纣之主，独智而添愚，故异顺逆于忠言，则殊荣辱于帝道。”[15]甚至还在教戒太子诸王时提到他曾梦见虞舜，“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16]

第三，贞观元年，唐王朝承隋末大乱之弊，百废待举，唐太宗采用魏征的建议行尧、舜之政。《贞观政要》载：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17]

案：此次唐史上著名的讨论，《贞观政要》系于贞观七年，必误。考诸史实，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18]则此番讨论定是贞观元年六月前事。

此次讨论的核心是贞观初年唐王朝当采取何种政略治国。魏征主张行帝道、王道，封德彝等人则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行帝道、王道，恐败乱国家。最终魏征考之载籍，指出黄帝、颛顼等贤君都是乱后致太平，关键在于“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最终，太宗力排众议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并付诸实施。贞观年间，以帝道、王道治国，是落到实处的，史载“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19]“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20]后来太宗回忆说：“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城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力也。”[21]将功劳归于魏征一人，不与臣下争功。实际上，若太宗没有效仿圣哲之心，这项政略自然也不会出台。

概上言之，贞观初年唐太宗以舜的姿态践登帝位、又以尧、舜自许，并且力行尧、舜之政，这是贞观谏风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贞观六年，太宗与魏征的一次对话，便揭示了这一前提。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22]贞观十五年，太宗与魏征的另一次对话中说：“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23]可见，直到贞观十五年，太宗仍以“禹拜昌言”为榜样，力行求谏。

二

贞观年间，唐太宗以舜的姿态践登帝位，以尧、舜自许，力行尧、舜之政，长期以“禹拜昌言”为榜样，是贞观谏风的形成的前提条件。然人臣进谏，多有顾忌，担心触怒龙颜，小则官位不保，大则身形陨没。魏征曾对唐太宗说：“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24]白居易以左拾遗充翰林学士时也曾说：“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25]我们认为，解决人臣进谏的后顾之忧，是贞观谏风形成的必要条件。为此，唐太宗曾与群臣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26]

唐太宗常能换位思考问题，“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27]深知人臣进谏的担忧。贞观六年的这番话中，太宗对龙逄、晁错进谏而被桀、汉景帝诛杀废书叹息，并表示群臣“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以做到君臣之间互相保全。同年，韦挺、杜正伦等进谏称旨，唐太宗设宴赏赐时又也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28]再一次提起龙逄、比干被孥戮的故事，实际也是向群臣传达自己绝不是桀、纣之君，而是要效仿尧、舜之明君，从而彻底打消人臣“不避犯触，各进封事”的顾虑。

以上详述了贞观谏风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从贞观群臣的特点来看，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其一，贞观谏风的形成得益于贞观群臣有精深的儒学素养。此以数宰相为例，史载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29]又“以载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30]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31]王珪出自以诗书传家的名门太原王氏，王珪季叔王颇是当时通儒，点评王珪时说“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贞观十一年，王珪还当时诸儒正定《五礼》，无疑具有精深的儒学素养。[32]房玄龄，父彦谦，好学，通涉《五经》，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33]杜如晦亦“少聪悟，好谈文史。”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34]长孙无忌亦“好学，该博文史，”[35]此外，太宗朝所用宰相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温彦博、褚遂良也皆是“聚学属文”“涉猎书记”之人，此不再赘引。由此我们看到，贞观群臣在向太宗进谏的谏文和谏疏中，对于儒家经典的引用信手拈来，对尧、舜等明君案例也运用自如。

其二，以谏诤为心，致君尧、舜的政治理念，是贞观群臣的共同追求。在唐代以前，尧、舜时代被看作是无法重现的理想时代，但是贞观君臣没有秉承前代的退步史观，认为尧、舜那般的治世可以再现，太宗也同样可以成为如尧、舜一样的君主。如魏征在建议太宗行帝道、王道之政时便说：“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力谏太宗“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36]贞观十四年，魏征在上疏中又说道：“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37]再次告诫太宗，只要君臣上下同心，追三皇、俯五帝，超越夏、商、周、汉是可实现的追求。我们认为，正是这样的政治思潮催生出了贞观群臣以谏诤为心，致君尧、舜的政治理念，《旧唐书·王珪传》载：

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征。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不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38]

贞观年间的宰相群体多“才兼文武，出将入相”，又各有所长。王珪品鉴众宰相是指出了各宰相的最优长之处，切不可以为每一项长处为某一人所独有，这从王珪话中数个“不如”即可见得。以纳谏来说，魏征在贞观初年便进谏二百余次，无疑是贞观时期诤谏的最佳典范，又经后世不断形塑和宣传，魏征的谏臣形象越发光芒万丈，从而也掩盖了贞观其他谏臣的光芒。应当指出，“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非魏征所独有，而是贞观群臣的群体追求，如王珪任谏议大夫时曾对太宗说：“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太宗也尝谓珪曰 ：“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39]戴胄在隋末便“抗言切谏”王世充，而遭外放，在唐时仍以进谏知名，太宗曾对左右说：“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40]温彦博亦是“国之利害，知无不言”，其死后，太宗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闲逸，致矢性灵。”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41]再有，虞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曾对侍臣说：“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后又对魏王泰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42]

其三，致君尧、舜，身比稷、契，从而力行直谏，是贞观谏风的显著标志。唐制谏议大夫掌侍从賛相，规谏讽喻，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风以言之，谓之讽谏；谓其所不可，不敢逆而谏之，则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谓之顺谏；陈其规而正其事，为之规谏；致物以明其意，谓之致谏；直言君之过失，为之直谏。[43]直谏即古之伯谏，伯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厉志忘身，为君不避丧身，义之性也。[44]因此，唐制还规定，直谏是“必不得已然后为之者”。[45]唐初对谏议大夫的选任，多以能言敢言者居之，例如唐高祖时的苏世长，《旧唐书·苏世长传》载：

后于玄武门引见，语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谓谄佞耶，正直耶？”对曰：“臣实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为背世充而归我？”对曰：“洛阳既平，天下为一，臣智穷力屈，始归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据汉南，天意虽有所归，人事足为勍敌。”高祖大笑。尝嘲之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封侯；臣以山南归国，惟蒙屯监。”即日擢拜谏议大夫。[46]

苏世长隋时旧臣，隋炀帝死后，仕王世充，为太子太保，武德四年归唐，李渊虽责其晚降，但念是故交，未将其杀害，但仅授其玉山屯监一职。唐统一天下后，李渊跟苏世长的对答中，竟敢说“向使世充尚在，臣据汉南，天意虽有所归，人事足为勍敌”，实在是敢言，也正是因其敢言，李渊当日就擢拜其为谏议大夫。贞观群臣中，魏征亦是如此，《旧唐书·魏征传》载：

（魏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及败，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征曰：“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47]

玄武门之变前，魏征是太子建成一党，曾多次劝建成“早为之所”，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发难于他，魏征直言若建成早听他的意见，“必无今日之祸”，正因其敢言，为太宗所器重，太宗登基后，也立即擢拜为谏议大夫。

值得指出的是，贞观著名谏臣多有担任谏议大夫的经历，除魏征外，王珪、马周、褚遂良等都曾任此官。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不论担任谏议大夫与否，都以直谏而知名。如《旧唐书·魏征传》载：

太宗谓长孙无忌曰：“魏征、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48]

魏征“性抗直”，“知无不言”，直言极谏，有时难免与太宗意见相左，或引起太宗不悦，使太宗下不了台面，因此有时太宗建议魏征“当时且应，更别陈论”，使双方都有台阶可下，但魏征“无所屈挠”，多沉默应对，并且以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故事回应太宗，自己要如稷、契事尧、舜那样直谏。魏征以直谏知名，唐史臣在评价魏征时，引汉朝“极言而不顾祸患”刘更生与之比对，也不由发出“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前代诤臣，一人而已”的感叹。再如王珪曾对太宗说：“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也以前代诤臣“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为榜样。旧唐书王珪传还记载王珪与温彦博直言进谏，受到太宗指责，珪独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不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第二日，太宗向房玄龄反省自己时说：“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矣……吾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49]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谏臣以身直谏，也感染了非为谏臣之人，如姚思廉“以藩邸之旧，深被礼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无隐。”其本传载：“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史载其“言甚切至”，[50]无疑也是以致君尧、舜，身比稷、契，而力行直谏的代表。

综上所述，贞观时期唐太宗以舜的姿态践登帝位，以尧、舜自许，力行尧、舜之政，以“禹拜昌言”为榜样，为贞观谏风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有着精深儒学素养的贞观群臣，身比稷、契，也找到了一条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以“谏诤为心”为手段的政治路线。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最终促使以直谏为显著标志的贞观谏风形成，因而也打造出了为后人所仰慕的贞观之治。贞观朝后，唐代士人不断称颂太宗从谏如流、群臣直言极谏的“贞观故事”，且毫不掩饰地认为贞观时代已然超越前代。[51]贞观君臣作为当世“尧、舜”和“稷、契”，不仅为历代君臣树立了现实的榜样，还提供了可行的政治路线，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