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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官与视民:“舜帝巡狩”影响下的监察变迁与调研之风 《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与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加入时间:2023/9/28 8:59:00 admin 点击:145 |
治官与视民:“舜帝巡狩”影响下的监察变迁与调研之风 邓昱全 湖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湖南永州 425199 摘要:“天子巡狩”是舜帝作为上古圣君的标志性治国制度,它得到大量经典著作的记录,也被后世君主不断仿行。虽然从汉代开始,不断出现关于这一故事的争议与质疑,却并不影响历代在仿行这一制度时,不断创新出诸如封禅、朝觐、巡行刺史、抚按等新形式。使得这一圣君故事,成为古代国家治理模式中思考如何“治官”与关注“民生”的制度滥觞。舜帝巡狩故事代表着古代国家机器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展现出各自的差异与变动,同时也代表着古代国家在调研之风中的历史经验。 舜帝作为古代圣君之一,关于围绕其人其事的史实与传说,自先秦时代就层出不穷。比如宰我(予)、万章都是儒门名士,却分别向各自的老师孔子、孟子请益过舜帝的德政。[①]所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②]正因舜帝深厚的文化含义,使得如何辨析舜帝的史实与传说,从汉代开始已有不少争议,而当代学术届的研究成果更是客观。[③]尤其是近年来不断逐渐透过考古学、神话学研究,让这些历史“从传说里面走出来”,实现历史性的还原。[④] 这种历史性的还原,本身也是希望将传统的内容,透过现代学科的方式进行科学的整理。这样的视野与方法,也多将舜帝相关的其人其事进行分类,包括家事孝道,禅让得国,巡行天下等。[⑤]其中关于巡行天下的讨论与研究,也体现出这种分类方式,一是关注舜帝逊位,或者娥皇、女英殉葬等相关传说流布;[⑥]二是透过考古出土,与史籍记载互证其客观性。[⑦]对于巡行故事本身,并未有过多的着墨。[⑧]可以说,长期以来的研究关注点,多放在了从文化层面解析舜帝形象之上,是相对忽略了它在制度沿革方面的深远影响。故而,本文以舜帝晚年巡行天下的史实传说内容展开,讨论其作为理想设计落到实处后的制度沿革,圣君治国经验也是当代调研风气的历史镜鉴,反映总书记所说“文化不断流”的“再传承”意义。[⑨] 一、监察与民生:巡狩制度的内核 关于“巡狩”制度所指为何,如汉代《白虎通》所言,所谓“巡”,意为“循”,“狩”,是“牧”之义,合起来则是“为天下循行守牧民”。[⑩]虽然按照《史记》、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舜帝并非是最早的巡狩制度创建者,而是黄帝、尧帝等更早圣君。[11]然而,舜帝巡狩无疑是其即位后最早的重要活动,也是最有标志性的政治行动,如《尚书大传》所言“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12]因此,包括《文献通考》等文献在内,则认为黄帝或者尧帝时期,多是“召会征讨之事”,只有舜帝时期才开始出现“巡守朝觐之事”。[13] 至于舜帝巡狩制度的程序,一如《史记》中所详细描述:[14] 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巡狩并非简单的巡行、祭祀,其基本程序包含有“柴”、“望秩于山川”、“觐群后”以及“协时月正日”四大内容。[15]上古时代的制度比较简单,巡狩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所包含的程序和意义,就远比后世想象的要丰富。 圣君的巡狩并非只是强制规定即可执行,仍是需要上下沟通、交流合作,不是简单的独裁制度体现。一如左传所言,“天子非展義不巡守”。[16]这份政治内涵的厚度,也成为后世君主模仿的动机。比如殷商开国君主成汤就曾经东巡,所谓“成汤东巡,有莘爰极”。[17]到周朝时,君主的巡狩更是常见,从出土器物来看,就包括西周中期的《裘卫盉》,铭文提到“王爯旂于丰”,即周王巡狩至丰,在此处理政务;[18]另一份《义盉》,则记载了周王在鲁国召集诸侯、邦君举行大射礼。[19] 或许也正是因为流程繁琐、时间紧凑,使得从秦汉时期开始,巡狩的周期时间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按照《尚书·虞典》,以及《白虎通》等,大都认为当时五年巡狩一次,甚至还解释了其由来:[20] (不足五年)为大(太)烦也,过五年为太疏也。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三年小备,二伯出,述职黜陟。 从周代开始,似乎巡狩制度的周期,被修改为十二年一次,如《大戴礼记》所载,“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21]但是在《礼记》之中,仍旧认为是“天子五年一巡守”。[22]至于其中的缘由,即使是东汉大儒郑玄在注经时,都没能合理解释,只强调这是虞朝(指尧舜时期)与周朝的区别。[23] 不过,就汉人理想中的天道政治视角来看,之所以不断提倡巡狩制度有着特别的含义。所谓“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24]因此,巡狩作为圣君对各地进行官僚考察与关注民生的制度,它本身是合乎天道的。 二、巡狩制度的泛化与异化 关于巡狩制度的政治意义,西汉时期的贾谊作为政论大家,揭示最为彻底,所谓“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25] 巡狩不只是形式,而是实用制度,同样体现在周秦之际。齐国是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最早借鉴巡狩制度推动行政治理的国家。比如齐景公即位后,齐国刚经历过“崔、庆之乱”,连续两位君主齐灵公、庄公相继去世,君主权势衰微。在这样的背景下,齐景公联合名臣晏子借鉴天子巡狩制度,重新恢复君主权威:[26]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 可以看到,虽然晏子并未用“五年一巡”、“柴祭天帝”等舜帝巡狩的程序,却透过“巡所守”的制度内涵,达到了实际的政治效果。这并非是齐国君臣的一家之言,另一个春秋强国楚国的名臣薳启强同样如此认为,这是真正壮大国力的圣君治国之举:[27]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进入战国时代后的齐国,国力蒸蒸日上,所谓“国家富强,威行敌国”、[28]“诸侯东面朝齐”,[29]具备争霸天下的实力,一度与秦国共同称帝,史称“齐秦互帝”。然而,此时的齐国君臣,对于天子巡狩制度的理解却日渐僵化,反而因此在外交上屡屡碰壁:[30] 齐闵王(即齐湣王田地)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合一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子,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于管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 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任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 夷维子是前文所引晏婴的同乡,但二者在认识巡狩制度时,却有着天壤之别。曾在晏婴时代推行“纳卫受鲁”而复霸的齐国,却在一统天下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鲁、卫等小国的外交羞辱。这是因为齐闵王的执政团队,将巡狩制度的内核从“勤政爱民”,变成了“敬奉主上”,用狭隘的君主制抹杀了圣君治国的理想。 前文提到过巡狩制度本身跟天道思想的关系,论述不断被放大成型之后,巡狩这一国家治理的制度,又逐渐跟展示“太平世”密切相关。如《白虎通》所言,“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31] 这样的理解其实是符合秦朝的巡狩之举的。秦始皇的巡狩是非常频繁的,几乎数年一巡,最终身死巡狩道路之中。他身处这一制度的理解,则是并非自己的意愿,“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32]将巡狩从治理模式转变为表演行为,跟秦始皇实际上希望达到的封禅目的,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为达目的作为,也影响到了此后进行封禅的历代皇帝,包括汉武帝、光武帝等。 值得一提的,王莽对于巡狩制度的理解,同样非常僵化。王莽在建立新朝后,将恢复古制作为自身鲜明的执政风格,在即位五年后,接续施行了巡狩制度。但是将巡狩制度的内涵,局限在了奖励农耕等方面,失去了考察官僚的重要内涵:[33]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偽。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盖藏。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 王莽开始巡狩的目的,除了宣示太平之外,可能还跟汉武帝一样,将巡狩作为寻求封禅的一部分政治表演。[34] 如巡狩制度最初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随着其他相似制度的不断替代,使得它逐渐成为一个跟“太平”等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象征。而当太平、甚至封禅的目的混入到这一制度中后,巡狩制度就更多地脱离了名义上的控制,而成为了政治表演的代称。 但巡狩制度原本所具备的实用主义功能,则被转移到其他的制度之中。只是这样的转化,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代天子巡狩的身份扩展。 三、代天子巡狩的制度化 巡狩最早由远古圣君创立,却得到夏商周三代君主的不断模仿。值得注意的是,巡狩制度本就不是天子专享,而是同天子等级的政治人物,也可以行使的权力。比如关于舜帝在即位之前的巡行之举,就是通过“摄代天子政”的身份所带来。[35]在此之后,具有摄政身份的人,诸如实际掌握朝政的周公,就曾在“管蔡流言”时期,执行过巡狩制度,所谓“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36]与周公同样摄领国政、分陕而治的召公,也运用巡行制度,不过他的目的是管理民政,[37]因此留下了《诗经》中著名的《甘棠》篇。 在进入春秋战国后,逐步在各诸侯国国君层面进行推广实践。从圣君到天子的历史变化,是“绝地天通”的祭礼改革,再从天子到国君的时代背景,也是“礼崩乐坏”的等级坍塌。无论是圣君时代的部落政治,还是三代推行的“封建”制度,巡狩制度能够一直继承的原因,一如明代名臣丘濬所言“” 还有王莽摄政时期,王太后也曾得到“巡狩”的资格,只不过这个巡狩的范围非常的狭窄,仅仅限于都城四郊:[38] 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游篽宿、鄠、杜之间;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飨饮飞羽,校猎上兰,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太后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 可以看到,无论是天子巡狩,还是代天子巡狩,都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地被削弱了其作为国家治理首单的实用性,逐渐沦为了单纯的政治表演。而实际上的巡行百官、考察民生的政治功能,则逐步移交给刺史与钦差大臣。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开始设置部刺史之职:[39] 漢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除了刺史之外,汉武帝还会派遣隶属于侍御史的“绣衣直指”,前往各地,“出讨奸猾,治大狱”。[40]以往多将刺史制度视为先秦观风使者的延续,其实不然。从部刺史和侍御史在之后的时代中,权力迅速膨胀,最终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成为固定官职来看,它显然是“代天子出巡”的象征。[41]而十三州刺史,在此后成为古代省制的滥觞,代表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代天子巡行的制度,使得主其事者的权力不受官阶影响,凌驾于地方诸官之上。就会出现像唐代的御史出巡时,时常会发生“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作此威福”等现象。[42]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在伤害制度本身,因此唐玄宗会感慨:“向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43] 这样的制度变迁,也使得原本代天子巡狩的历史故事,反而成为现实的注解,比如前文提到的召公西巡的故事,成为明代文人口中的巡抚典范,所谓“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44]这样的变化,也说明衍生制度与原本根源之间的直观感受,以及相通的政治运行逻辑。 余论 从宋明时代开始,对于巡狩制度是否存在的疑问就不断出现,早在东汉王充就认为巡狩制度不过是虚言,并举例吴国在古代长期作为“断发文身”的“裸国”,是如何逃过大禹巡狩时的会计。[45]宋人邵博也质问道,“舜一歲而巡四嶽,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46] 这种类似的疑问越积越多,以至于大儒朱子都曾在给弟子讲经时,连做几种可能性的解释,加以缓颊:[47]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岁间行一遍,则去一方近处会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卽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舜巡狩,恐不解一年周遍得,四岳皆至遠也。巡守,只是去回禮一番。 这虽然是从现实环境来考量舜帝南巡为代表的天子巡狩制度,希望透过维护制度内核的方式来作出解释,而不像齐闵王和夷维子等人僵硬地执行巡狩中的等级制度。如果仅仅从等级制度出发,的确可以看到巡狩制度在先秦之后,仍然零星的存在于部分皇帝身上,比如封禅,比如下江南等等。[48] 若从更宽阔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上古圣君推行巡狩制度目的出发,就能看到更多不同的制度衍生形态。一如《荀子》曾记载过“鲁哀公问舜冠”的故事,[49]讽刺后人仅仅模仿祖先的物质小道,而不问精神大道的行为。如果只拘泥于舜帝时代的固有形象和历史遗存,而忽略掉舜帝作为圣君的德政理想与制度影响,那么就会陷入鲁哀公一样“不先其大”的迷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曾经指出,在面对我国古代历史的未知领域,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空白领域中,如何将其证实为信史,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客观来说,即使目前通过考古挖掘,已经发现了秦汉以前就已存在的舜帝祭陵,[50]但当时距离舜帝生活的时代也已是千年以后了。在考古手段之外,如何看待舜帝巡狩在中华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实现总书记所提出的“在历史长河中,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以及其所孕育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从巡狩本身的制度价值来理解,同样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比如巡狩在当时的国家治理,及其作为后世监察、巡检制度的滥觞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它作为古代圣君调查民情的方式,也提供了在政治工作中进行民情调研的历史经验。 [①] 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卷5《五帝德第二十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175頁;阮元等:《十三經注疏》第13《孟子注疏》卷9《萬章章句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946頁 [②] 司馬遷:《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3頁 [③] 早期可参考郑慧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与传说时代:黄帝等人为女人辨》,《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较近可参考王田葵、何红斌:《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最新的总结参考柴春椿:《舜帝传说与信仰研究》,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 [④] 林栩:《“五帝”历史走出传说》,《潇湘晨报》2004年8月14日 [⑤] 参考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巫瑞书:《舜帝传说与道德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⑥] 何长江:《湘妃故事的流变及其原型透视》,《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严纪华:《娥皇女英的民间传说与文学书写》,《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⑧] 最新研究中,比如谢乃和关注到了巡狩制度与先秦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后世君主游玩天下的影响,见氏著:《先秦君主如何巡狩地方》,《人民论坛》,2017年第19期。;而王子今在《秦汉历史记忆中的帝舜“巡狩”》一文中,关注到了秦汉时代的天子巡狩制度,对于帝舜巡狩的模仿性质,参考氏著:《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附录,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但王先生主要是从交通角度解释巡狩,从天子层面讨论制度,与本文的视角有所不同。 [⑨]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第001版,2023年6月5日。 [⑩] 班固:《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669頁。 [11] 按《史记》记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见司馬遷:《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一》,第6頁)。这样前往四至的走法,很像巡狩,但司马迁并未直言这是巡狩制度,因此不能作过多推测。按《竹书纪年》记载“五年,初巡狩四岳”,见郝懿行:《竹書紀年校證》,济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3822頁。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争议,参考程平山:《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北京:《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 [12] 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卷2《虞夏傳》,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3頁。 [1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60《分封之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078頁。 [14] 司馬遷:《史記》卷1《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 [15] 赵世超:《巡守制度试探》,北京:《历史研究》,1995 年第3 期。 [16]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莊公二十七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200頁。 [17] 王闿運:《楚辭釋》卷3《天问》,长沙:岳麓書社,2013年,第68頁 [18]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北京:《文物》,1976年第5期。 [19] 张天恩主编:《陜西金文集成(西安卷:长安)11》,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 [20] 班固:《白虎通疏證》,第669頁。 [21]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12《朝事第七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7頁。 [22] 阮元等:《十三經注疏》第6《禮記正義》卷11《王制第五》,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74頁。 [23] 郑玄:《礼记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 [24] 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卷5《滅國上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33頁 [25] 賈誼:《新書校注》卷5《輔佐》,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06頁。 [26] 阮元等:《十三經注疏》第13《孟子注疏》卷2《梁惠王章句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819頁。 [27]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沈阳:遼海出版社,2008年,第434頁。 [28] 桓寬:《鹽鐵論校注》卷2《論儒第十一》,中華書局,1992年,第149頁 [29] 司馬遷:《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第2343頁。 [30] 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卷20《秦围赵之邯郸章》,中華書局,1990年2月,第1版,第737頁。 [31] 班固:《白虎通義•卷第五•巡狩》,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 [32] 陶弘景:《真誥》卷11《稽神樞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97頁。 [33] 班固:《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33頁。 [34]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据说王莽当时已经提前预制封禅所用的祭祀玉牒,参见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转引自王艺:《王莽巡狩封禅制度新证》,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 [35] 司馬遷:《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一》,第38頁。 [36] 袁康:《越絶書校釋》卷3《吴内傳第四》,中華書局,2013年,第86頁。 [37] 司馬遷:《史記》卷34《燕召公世家第四》,第1550頁。 [38] 班固:《漢書》卷98《元后傳》,第4030頁。 [39] 班固:《漢書》卷6《武帝紀》,第197頁。 [40] 班固:《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第725-726頁。 [41]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 1985年,第16页。 [42] 王溥 撰:《唐會要》卷62《御史臺》,中華書局,1960年,第1083頁 [4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2,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768頁 [44] 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11頁。 [45] 王充:《論衡校釋》卷4《書虚篇》,中華書局,1990年,第177頁 [46] 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5頁。 [47] 朱熹:《朱子語類》卷78《舜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99-2000頁。 [48] 谢乃和:《先秦君主如何巡狩地方》,《人民论坛》,2017年第19期。 [49]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20《哀公篇第三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42頁。 [50] 国家文物局:《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龙军:《最早的舜帝庙显露结构和轮廓》,《光明日报》,2004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