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的“诚信”思想与张浚的“诚信之道”

骆正军

（广东湛江科技学院，广东 湛江524094）

摘  要：南宋宰相、主战派领袖张浚深受虞舜“诚信”思想的影响和启迪，无论是为学、为文、为官、为民，领兵勤王平乱，督帅千军万马，抵抗金兵入侵，秉国理政，集聚生息，爱民惜民，但一生命运多舛，起落不定，先后被贬福州、潭州、连州，闲居永州达十三年之久，却始终初心不改，无怨无悔。他四起四落，无论顺境、逆境，都将“诚”字作为自己毕生信奉的美学哲理和审美追求，内化于心和意，外化于言和行，执着为志，从而升华为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诚信之道”，给后人留下永久的借鉴与参照。

关键词：虞舜； 张浚； 紫岩易传； 诚信之道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原会长陈仲庚先生，在他的《“诚”之用:内涵的拓展与价值的提升》一文中，率先提出，舜帝之“诚允”，是一种“政治公信原则”的观点；他认为，“允”与“信”相通，与“诚”也是相通的。《尚书》提出的 “纳言惟允”与“允执厥中”，是相互配合的治国理念[1]。虞舜的“诚信”思想，是一种较为完整的思想载体，既包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伦理、“政治公信原则”和“治国理念”，也蕴含着“以孝为主、以诚为本”的大德大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一生坚守“诚信”，无论是在家为子、为兄、为夫、为友，在外为农、为渔、为工、为商，还是日后为官、为君，始终言行诚笃，表里如一，非诚无孝，真孝必诚，大孝大成，因而孝感天下，成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对后世千秋万代的影响都极其深远和不可估量。

南宋宰相、主战派领袖张浚，深受虞舜“诚信”思想的影响和启迪，无论是为学、为文、为官、为民，领兵勤王平乱，督帅千军万马，抵抗金兵入侵，还是秉国理政，集聚生息，爱民惜民，虽然一生命运多舛，起落不定，先后被贬福州、潭州、连州，闲居永州达十三年之久，却始终初心不改，无怨无悔。他四起四落，无论顺境、逆境，都将“诚”字作为自己毕生信奉的美学哲理和审美追求，内化于心和意，外化于言与行，执着为志，从而升华为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诚信之道”，给后人留下永久的借鉴与参照。他所信奉的虞舜“诚信”理念，完整清晰、务实可行，具体剖析如下：

一、张浚对虞舜“诚信”思想的认识与阐述

张浚对虞舜“诚信”思想的认识，非常深刻，脉络清晰，理论阐述，独具特色，且概括性非常强，集中体现在他精心撰写的《紫岩易传》之中。

该书共有10卷，其卷一《上经》，从解释“乾卦”开始，到“履卦”结束；卷二《上经》，从解释“泰卦”开始，到“观卦”结束；卷三《上经》，从解释“噬嗑”开始，到“离卦”结束；卷四《下经》，从解释“咸卦”开始，到“益卦”结束；卷五《下经》，从解释“决卦”开始，到“归妹卦”结束；卷六《下经》，从解释“丰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卷七是“系辞”上，卷八是“系辞”下，卷九为“说卦”——解说卦象的意思；卷十为“读易杂记”——是张浚在习读易经过程当中各种有关想法、思考的问题等等方面的记录。

（一）有关虞舜的阐述：

《紫岩易传》十卷，其中涉及虞舜的达54处之多（卷一14处，卷二7处，卷三12处，卷四3处，卷五9处，卷八4处，卷九1处，卷十4处）。

如：卷一“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张浚对这一卦爻的剖析，非常详细，认为“说之筑岩，尹之耕野，望之钓渭，顔子之陋巷，大舜之深山，皆勿用也，而虞舜之徳正配干，周文实法舜。”^[2]——傅说筑岩，伊尹耕田，吕尚垂钓，颜渊身居陋巷，虞舜早年住在深山，都是“潜龙勿用”的实例。由于舜的大德大孝，与乾卦的天象相符合，所以后来“天下归心”；周文王的做法，实际上是参照与借鉴了虞舜的路径。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张浚的解释是，“舜三徙成都，利见于尧，其此时乎。”——张浚借舜三次迁移、百姓自愿跟随的事例，来证明舜的德行，既符合天时，也有地利与人和的因素。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张浚对此加以解释，认为“舜由仁义行闻，善言善行，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乾乾也”——舜践行仁义，善言善行闻于天下，如同江河奔流，一泻千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与乾道相符。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张浚的解释认为，“庄子谓受命于天，惟舜独也，正或跃在渊也”——庄子说“受命在天”，唯独舜能够这样，就像龙在深渊，方能大显身手。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张浚对此的解释，较为深入，“虞舜于是不得巳，而绍尧之统矣。舜岂以得天下为心哉？有若飞龙，势莫可御。夫徳同于天，然后能霈天之泽，圣人脩徳于身，积非一日，时至徳行，孰不观化而被恵邪？禹稷契臯陶之徒，相与出而辅舜，见大人之利，莫尚于此。”

相传尧舜时期，舜还没有成为首领之时，为了避开丹朱，又不愿民众相聚,因此三度逃走，迁移躲避。但由于他一心为公，孝感天下，天下归心，深受百姓们的拥戴。他第一次搬迁时，跟随他走的人有一个乡邑那么多，第二次搬迁时，跟随他走的人有一个城镇那么多，到第三次搬迁时,从者十万，足有一个国家那么多，所居之处，自成都邑。因此，舜是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之下，才不得不继承了尧的大统。

张浚觉得，舜哪有“得天下”的用心呢，但如同龙翔天空，势不可挡。他的德行感动天地，受到天地的眷顾；他修身集德，日积月累，顺时而为，岂能得不到天地的恩惠呀？而且还有禹、后稷、契、臯陶和伯益他们，这些贤人出来辅佐舜，因此，事业的顺利，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效果了！

张浚的《紫岩易传》，初稿写成于连州的灌缨堂；绍兴二十年（1150）八月，张浚第二次谪居永州，除了读书尽孝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紫岩易传》的编定工作中，天天埋首写作，闭门谢客。

绍兴二十八年(1158)四月六日，《紫岩易传》10卷本及《读易杂说》完成定稿，这是张浚一生对易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对易学理论的充实丰富。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二》，《提要》中说：臣等谨案，紫岩易传十卷，宋张浚撰。紫岩者，浚自号也。其曾孙献之《跋》云：“忠献公潜心于《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其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绍兴二十八年)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3]

他在乾卦中提到的“说、尹、望、颜子”，都是中国古代的名流贤士。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是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做苦役，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后来被殷商高宗武丁起用，以傅为姓，曾经辅佐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辉煌盛世，留下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至理名言，被后世尊称为“圣人”“贤相”。

据史籍记载，伊尹生于洛阳伊川，是商朝的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华厨祖。他年轻时聪明颖慧，勤学上进，在有莘国(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有莘国 )耕种田地，并且以研讨尧舜的帝王之道为乐。经过成汤三聘之后，担任右相，辅佐商汤打败夏桀。商朝建立后，他担任尹(相当于秦朝时期的丞相)，“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治理天下，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为商朝的兴盛富强，立下过汗马功劳。晚年隐居在伊芦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境内）采药，沃丁八年(公元前1550年)去世，卒年100岁，以天子之礼，陪葬于亳都(今河南省商丘市) ，奉祀为“元圣”，甲骨文中还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

《毛泽东早期文稿》对他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伊尹之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可以效法)。生于专制时代，其心实太公(与姜太公类似)也。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4]

望是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又称“吕尚”。此外，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吕望”、“太公”、“尚父”等，后世则俗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国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军事宰辅，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功勋；他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封国之一-齐国的开国始祖，因此，史料中说他“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颜子即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鲁国都城人(今山东曲阜市)，春秋末期鲁国的思想家，孔门七十二贤之首。颜子故居，相传在滋阳县署前小巷(今山东兖州城内文庙小学)。《论语》、《家语》、《史记》等书中说，颜回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身居茅屋陋巷，用竹筒子当碗盛饭，用木瓢来喝水，但他人穷志不穷，安贫乐道。

他十三岁拜孔子为师，终生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对颜回称赞有加，夸奖他好学仁人。公元前481年，颜回先孔子而去世，年仅30岁，葬于鲁城东防山前。孔子对他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天要灭我）!”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他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观点一致。历代文人学士对颜回推崇有加，配享孔子、祀以太牢，陪祭于孔庙。后世尊他为“复圣”、“亚圣”。

张浚当时，虽然离开朝廷将近20年，处在被贬赋闲的时期，形同被监视居住的“罪人”，但仍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初心，以古代的贤相、圣人，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勉励自己，为国进取不息，期冀尧天舜日重现，家国安定，的确令人十分钦佩！

（二）有关“诚信”的阐述：

《紫岩易传》中，有关“诚信”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他对《易经》64卦的阐析，涉及到“诚”、“信”或“忠信”的，有34卦，占比达53.1%。

如：卷一“乾卦”，“天以诚运，其行至健，生物大功，自是流出。君子法天，去伪存诚，求以自强，自强而后能不息，记曰，不息则久，久则悠逺，悠逺则博厚，博厚则髙明，且夫君子之所不息者，何道？曰善道也。君子勉于为善，生物之徳，可以配天，功用大矣。”

他认为，上天因诚而运行，从无到有，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君子效法于天，去伪存真，奋发图强，经久而不衰，其道悠逺，器识渊博敦厚，其作为光明且髙尚，这是什么缘故？因为这是一条绝好的途径，君子勉励自己终身为善，其德行可以化生万物，与天道相符，所以功效和作用非常大。

“人道以徳业为大，忠信则不欺于天人，故徳进修辞立诚，则有以感动天下心”；“至诚不息，以应于天”——六爻之中，由下而上，分别归属于地道、人道与天道。张浚认为，为人之道，德行最为重要，只有忠信才能上不欺天，下不欺民，通过修身积德，凡事皆诚，才可以感动天下的人心；至诚而不息，方能符合天道。

“坤卦”：“天以诚运，地以诚应，天地合徳，万物以生，因时而行，动不违道，然则坤所谓顺，顺于道，非顺于事也！”——在张浚看来，上天因诚而运行，大地也以诚回应，天地相合，化生万物，依时而运行，其生死存亡的变化，都不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所以，坤卦中蕴含着的“顺”，是说顺于规律，而不是只说事情的顺利与否！

张浚对虞舜的“诚信”思想，不仅完全接受，而且融入自己的思考，加以提炼与拓展，升华为独具特色的“诚信之道”。《紫岩易传》中，有关“诚信之道”的提法，达4处之多（讼卦、巽卦、小畜卦）；说“至诚之道”的有5处（随卦、观卦、蒙卦、无妄卦、杂记乾坤说）。

如讼卦：“夫讼，必思求其所以讼，诚信之道亏，而上下之情不通，讼所由生也；惟复诚信，以杜絶其原......自天子至庶人，有敌必有讼，兵争辩诘，小大不同，为讼一也。”“诚信之道，格其非心，讼可息焉。”“充吾诚信，以行其政，令使四方，莫之敢侮，讼其入于师矣！”

他在解释此卦时，分析比较透彻——遇到争讼，必定思考其中的原因，由于诚信之道有所欠缺，上下或者彼此之间的情况不够了解，因而滋生争讼；只有双方恢复诚信，方可杜绝问题产生的根源。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只要有敌对的一面，就必然会产生争讼，无论是战争还是民事官司，虽然矛盾的大小不同，但产生争讼的原因是一样的。对立的双方如果都能以诚信为本，出以公心，排除杂念，这样争讼就可以平息下来。君臣都能坚守诚信，以此来处理政务，号令四方，没有什么敢来侵侮的事情（或力量），那些争讼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

比卦：“先王合天下之心以诚，惟精神心术之间，审而后动，动必中理，天下用是顺。”“比而至诚，审慎若此，其有失乎？”“天下未有不诚不信，而可以比人，且于人之比已，其理必不久合也！”——先王以诚信赢得天下民众的心，遇事反复筹划，审视前因后果，谋定而动，凡是有所行动都必定符合事理，如此治理天下必定顺利。处事这样审慎，而且诚信至极，怎么会出现失误呢？天下没有不诚不信的人，可以大顺其道，对人对己都一样，只可蒙骗一时，而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

如：“卷二”“泰卦”，“何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志在天下，而不在身，是为志同。上下交云者，君之心即臣心，臣之心即君心，相与以诚，谗邪莫闲，是为交。”

他认为，泰卦所讲的“上下交而志同”，是指君臣的志向，同为天下平安，百业兴旺，国强民富，而不计较个人自身的得失，这才叫“志同道合”；“上下交”是讲君臣同心同德，同向而行，互相以诚而待，谗言佞人都无法离间。

再如：蒙卦，“尤于身者，不过诚实而已。惟君子以实徳行，已亲君子，而复性之诚，蒙可脱也。若小人邪伪，虚诞不幸，而与之处，日积月改，浸随以化，困其免乎！”——对于君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诚实。由于君子德行充实，与同道相近，再加上诚实的秉性，就可以脱离蒙昧。若是邪伪的小人，言行虚假，与其相处厮混，时间一长，因其影响而潜移默化，免不了受到连累。

（三）有关“家道”的阐述

张浚从小受到母亲计氏夫人的悉心教育和家学的熏陶。他4岁时，父亲张咸病逝，母亲计氏夫人年仅24岁。张氏族人劝计氏改嫁，但其不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她身挑慈母和严父的双重职责，不但从生活上悉心抚养儿子，而且像古时的孟母一样，精心地教育和培养儿子成人。母亲计氏夫人不仅教诲张浚如何继承先祖的学问，尤其注意对他进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教育。^[5]

良好的家教传统，代代相继，连绵不绝。张浚的《紫岩易传》中，涉及到“家道”、“家教”方面的内容，也有许多。

如：卷四，“家人卦”，“君子于家，必诚其言行，非礼仪法度不言，行又践之诚，故着着，故不息，礼行一已，化成天下”；“汉唐女后之祸，率由家法不立”。“夫祸变一起，上而君，下而臣，宗族室家，不复相保。向之阿媚谄谀，欺诳诞谩，以败法乱常者，真吾之害，而吾亦有以害之也，岂若勿恤，而交相爱乎？”

张浚认为，君子在家中，必定要言行诚实，不符合礼仪法度的绝不乱说，行动中又践行于诚，因此步步为营，勤奋不息，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教化天下的民众；而汉唐时期那些皇后女主的祸乱，大抵都是皇室的家法不严所致。及至祸乱一起，上自君王，下到大臣，皇室亲眷，都不能自保。过去那些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败坏纲纪的乱臣贼子，真是害人匪浅，而且也连累了自身，岂能以爱的名义，轻易放过他们呢？

又如：卷九，“序卦”，“嗟夫！父子君臣夫妇之道，不明于天下，天下不流入于夷狄禽兽者，几希矣。嗟夫！有父子君臣夫妇之名，而钦之不至，诚之不尽，忠之不竭，信之不立，和之不生，其与无之何异哉？治道之不兴，所由来久矣，不有君子获用于时，而得行其道，风俗岂易变欤？”“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张浚感叹，父子君臣夫妇之间，都有相处之道，由于天下的人不怎么明白，很多地方的习俗与夷狄相似，形同禽兽，民风淳朴之处太少。有的人顶着父子君臣夫妇之名，而不钦不敬，不忠不诚，不立德立信，怎么和睦相处？其状况跟没有相差不多。不讲究治理的途径，问题由来已久，因为君子不能于时获用，其道无法施行，要想移风易俗，的确非常困难。夫妇之道，必须长期坚守，因此用“恒卦”来加以阐述，所谓的“恒”就是“长久”的意思！

“德之昬明，自家始，家道正而明，家道不正而昬，明德之伤，不反诸家，其能治乎？”——道德的明暗，从家庭开始，家道风清气正就能为人光明磊落，家道不好心理阴暗，就会伤风败俗，祸及子孙，道德不明的伤口或根源，不从家庭寻找，能够彻底根治吗？

再如：卷十，“杂记乾坤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明坚氷之祸，本自夫所积善不善之间，而臣子之为大恶者，实由夫君父之心有以启，而致之于先也。不然彼安得而在吾君之左右，以养成其病，以窃盗其柄邪？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亦有意夫，使知辩之于早者也！”

张浚认为，行善积德的人家，必定会经常有喜庆的事，积恶太多的人家，往往会招来不少报应。要明白冰冻非一日之寒，区别只在于积善与积恶之间，而臣子之所以成为大恶之徒，其根源在于君王的内心，有了缝隙令其可钻，因果相系。不然的话，那些奸佞的小人，怎么能在君王的左右，养虎为患，被窃盗权柄呢？先秦古诗《小旻》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这话的原意，就是告诉人们，知人处事，都必须小心谨慎、提早设防！

二、张浚有关虞舜“诚信”思想的传承与践行

俗话说，“察其言而观其行。”言语是花朵，行动才是果实。看一个人是否“诚信”，不在于他平时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关键看其的行动，遇到关键时刻，往往仅凭一件小事，就能测试出其人的真实面孔。张浚对虞舜的“诚信”思想，不仅打从心底倾慕，深入探究，而且加以借鉴与拓展；他并非坐而论道，自己口中说说而已，无论身在何地，处境如何艰难，都能切实地践行“诚信之道”，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子孙后代，以及周围的人。通过如下一些事例，可以充分体现他是如何真心实意地传承与践行：

（一）“三省堂”与短文

张浚于绍兴七年（1137）十月被贬，绍兴八年二月抵达零陵。他将母亲计氏夫人和妻儿们全部接来，在自己住所的东边，修建了一个草堂，取名为“三省堂”，供母亲及家眷居住。

他还特地写了一篇126个字的短文《三省堂记》，其中写道：“其省谓何？思吾之忠于君，孝于亲，修于己者，恐或未至。”“省”是“反省”的意思，张浚所要反省的是什么呢？一是自己在忠君为国方面，做得怎样？二是在孝敬父母和长辈方面，做得怎样？三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做得怎样？他要求自己像曾子一样，经常从“忠”、“信”、“习”三个方面，反省自己的举止、言谈，人生的所作所为，有何得失，以求不断地完善；他从严要求自己，必须具有谦虚谨慎、为人诚信、不断学习和成为有道之人，唯恐尚未达到最佳标准。全文简明扼要，中心突出，题旨鲜明。

（二）冒死上疏遭再贬

绍兴十六年（1146）七月，西方天空出现彗星，天象异常，皇帝下诏求言；张浚打算上书论事，又怕引起母亲的担忧，寝食不安。母亲见他格外瘦弱而感到惊讶，追问缘故，张浚实话相告。母亲背诵他父亲张咸科考对策中的话：“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作为臣子，宁可因为谏言而死在刀斧之下，也不能忍而不说辜负了皇上。

张浚这才下定决心，冒死上疏，请求“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事后张浚果然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等官爵，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的身份，贬居连州。《张魏公行状》说：“独絮子侄住，日夕读《易》，精思大旨，述之于编，亲教授其子栻。”[6]那年重阳节前六日，张浚携子侄抵达僻远的连州郡境之后，寓居在城东南光孝寺附近的泗洲堂。张浚借“洗脚浴冠”之意，将那所居室，易名为“濯缨堂”。这屋宇虽然有些破败，但附近景致清幽，四周林木环抱，十分宜于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张浚处变不惊，逆来顺受，在这里从早到晚习读《易经》，思考其中的精粹之处，述之于编，并且亲自教授他年仅13岁的儿子张栻。

张浚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临危不惧，知难而进”的做法，对子侄和亲友们来说，的确有着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张栻此后的学业大进，精研理学，执教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与恩师胡宏一道，成为弘扬湘学的奠基人；他跻身“东南三贤”，而且也曾撰写《南轩易说》，留传于后世，可见明显受到了其父家学的影响和熏陶。

（三）邀撰《新学门铭》

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永州知府彭合重修府学。12月，府学南门落成，再度谪居永州的张浚，应邀撰写《新学门铭》。其中说道：“人不知学，莫適褆身；学而不行，不学为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诚。孝弟忠信，本之于性，守之以仁，日积月化，粹然其醇。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发为辞章，德人之文；施于政事，君子之名；其道甚大，与天地并。凡尔为士，勿替于勤。钦之勉之，无愧此门。”[7]

他认为，人如果不知晓学习，就没法安身立命；光学而不行动，等同于没有学过；行动的标准，唯有一个诚信。孝悌忠信，是人的本性；坚守诚信和仁义，日积月累，人的品格和素养，都能得到提升。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以感动天地神明，可以影响和感化他人。如果提笔为文，那就是道德高尚、充满正气的辞章；如果从政处理国务，必定政声卓著，获得君子之名；其前途远大，能与天地共久、日月同光。希望到这里来求学的学子，都要勤奋努力，不断勉励自己，无愧于此门。

人贵于学，学贵于行，行贵于诚。他的这篇铭文，仅有100个字，非常简明，四字一句，格式工整，情韵俱佳，读来朗朗上口，颇见功力；其中内容，渗透了自己多年治学、为政、为人的心得，对学生、教师乃至世人的成长，都具有很好的启发与教导作用。

（四）闭门思过与提携后进

作为抗金派领袖，张浚在如何识人、用将方面，有过许多建树，他曾奖掖和提拔过的岳飞、韩世忠、刘錡、吴玠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抗金名将——岳家军威震敌胆，几乎攻破金兵的老巢，直捣黄龙；韩世忠每次出征，其夫人梁红玉均亲自擂鼓助战，取胜良多，名垂青史。张浚对他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独具慧眼”。

在贬居零陵期间，张浚经常“闭门不出”， 其目的有四个——“闭门思过”、“闭门消灾”、“闭门修炼”、“闭门育才”。他经常反躬自省，从富平大战、淮西兵变等失败的惨痛中吸取教训，为日后重担朝廷要职，统军大战江淮，稳定南宋动荡不安的局势，筹划隆兴北伐，图谋恢复中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紫岩易传》中，卷五“困卦”：“君子处险以说，其修身砺行，无愧天人，身虽在险道自亨也”；“夫小人布列于上下内外，以是为非，以正为邪，当是时，其可以口舌争邪？天实为之，尚口则穷，君子修道待时可也！”——他认为，君子应该处险为乐，而且要更加勉励自己，修养身心，言行无愧于天下民众，因此，身居险境亦可转危为安；而小人尽管一时得势，盘踞在朝廷的上下内外，他们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正邪与黑白，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去与之口舌相争呢？君子必须认清现实，不去难为自己，惟有修道进业，待时而行。

张浚在相当于被“软禁”或“监视居住”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闭门谢客”，生怕让那些无辜者受到牵连，给客人和自己的家人带来“无妄之灾”。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初出茅庐的杨万里，被朝廷任命为湖南永州的零陵(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县丞。时年22岁的杨万里，曾经三次登门拜访，张浚都没有接见他。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浚为了不使杨万里受到牵连，终于想出了巧妙的办法，他带着儿孙们悄悄地去浯溪游玩，以便掩人耳目，就在浯溪接待了杨万里，并勉励他要“刚正不阿，正心诚意”。

杨万里对他的指教终身尊重，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诚斋”，用来明确自己的志向；为官零陵期间，体察民情，表彰时贤，荐举人才，成为被零陵百姓世代纪念的好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写作水平，杨万里曾经焚掉自己前期诗作千余篇，重新起步，开始诗歌创作之路，并且注重保存手稿。他以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后跟的开拓创新精神，苦读勤写，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

    张浚虽然闭门不出，还是有不少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拜其为师。据《零陵县志》记载，张浚的儿子张栻，在零陵有不少的好朋友，其中许多人都曾拜张浚为师，尤以严昌裔、张纡、吕陟（zhì）、蒋昺（bǐng）、黄彪等数人，出类拔萃。在张浚的精心培育之下，蒋昺后来中了进士，曾经当过宾州的签判；吕陟被杨万里发现，招到府学，帮助管理学生，后来调到常德做官，累迁为监司。由此可见，张浚在零陵期间，为当地人才的成长，起到了极好地助推作用。

杨万里，曾经在浯溪聆听过张浚的勉励与教诲，他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弊，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且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杨万里酷爱零陵山水，写下许多精美的诗文，为古郡增辉添彩，因此，很得张浚的赏识。

隆兴二年正月，张浚刚刚复任右相，立即荐举杨万里为临安府教授，但他未及赴任，即遭父丧，不得不辞官回到老家，守孝三年。杨万里的一生写作勤奋，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相传有诗作20000余首，现留存于世的诗4200首，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

（五）隆兴北伐之勉为其难

宋孝宗赵昚（shèn），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在位27年，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的皇帝。宋孝宗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上，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史称“乾淳之治”。

孝宗即位，召见张浚，亲口对他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久闻您的大名，如今朝廷所能依仗的唯有您一个；我依赖您如同长城，无论什么闲言碎语，都不会动摇。

赵眘急于兴兵北伐，收复失地，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隆兴元年（1163）正月底，朝廷以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天时、地利、人和，从主帅、将军到士兵，包括武器装备、粮草马匹，缺一不可，战争的胜败，既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

《紫岩易传》卷一“师卦”：“何师凶事也？师若毒药治病，于元气不能无少损，惟丈人知。夫元气在国，当谨养而保全之，不得已用师，将以同民而去其害，不残民以逞欲也！”——他认为，为什么说战争是凶险的事？战争如同用毒药去治病，对患者的元气来说，不能没有损害，位高权重的人必须知晓这个道理。对于国家来说，必须注重保全元气，休养生息，只在迫不得已时才能用兵，军民同心，通过战争祛除祸害，而不是为了满足君主的欲望，去逞强显能，炫耀武力。

张浚持有的这种战争观，可见非常清醒，而且有一定的先见之明。他对当时的敌我态势，虽说未能了如指掌，但也心知肚明，当年那些抗金强将，岳飞、韩世忠、刘琦、吴阶、吴璘兄弟等，都已先后离世，可供大用的主将太少，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

隆兴二年五月上旬，张浚在陈俊卿、张栻等人的陪同下，渡江亲临前线，视察各部，运筹帷幄，誓师北伐。主帅李显忠所部虽然旗开得胜，侥幸取得宿州大捷，但金兵卷土重来；副帅邵宏渊获令之后，以天气炎热为由，按兵不动，致使军心开始涣散。李显忠所部犹自孤军奋战，三番五次，将金军射杀击退……

金兵不惧生死，突破防线；邵宏渊之子邵世雄及周宏、刘侁等人，各以所部兵将，率先逃遁。李显忠所部，独木难支，前功尽弃，不得已率着亲兵们，趁着夜色，弃城而去。金兵重新攻占宿州，追杀至符离；宋兵大溃，有的跳进淮河逃生，淹死者不计其数；金人乘胜，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宋军的辎重、粮草、器械等，几乎丧失殆尽……

宿州之战先胜后败，败讯传到临安，士大夫主和者鼎沸，醴泉观使兼侍读汤思退，右正言尹穑等人，个个口诛笔伐，非议张浚擅自用兵，因而铸就大错。皇上赵眘，不推不诿，主动揽责，下诏罪己。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浚虽然历经挫折，但他生性耿介，忠贞不二，宁折不弯，八次上表，引咎辞职，乞请退休，而且说辞就辞，不顾孝宗的再三挽留，授予任何职务都一概推掉，毫不恋栈(zhàn)。

六月初，张浚离开平江（今苏州），特意绕过临安，准备经严州（今浙江桐庐县、淳安县和建德市）、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豫章（南昌）、宜春，返回潭州，与家人团聚。张浚去国离朝，主战派偃旗息鼓，主和派喧嚣尘上，朝廷因此决议，采取弃地求和之策。据史料记载，“浚既去，犹上疏论尹穑奸邪，必误国事，且劝上务学亲贤。”——张浚临走，还上书说，尹穑这些小人奸邪无比，过分倚重必将耽误国家大事，并且劝皇上，务必亲近贤良，远离小人。

有人劝勉张浚，“既然去国就道，何必再以时事为言？”但他心胸坦荡，毅然回答：“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日虽然去国，犹自每日祈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皇上若想复用愚臣，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此等壮言，其心何诚，使得所闻之人，个个耸然起敬……

（六）遗葬宁乡之义薄云天

张浚于隆兴二年（1164）八月二十八日去世，留下亲笔手书：“栻、杓二子：吾当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父即日，手书。”——他将自己的死，与家国的平安相联系，遗憾身居相位，职高权重，却不能恢复中原失地，一雪“靖康之耻”，因此，自觉无颜回归四川老家，陪伴在祖先的墓旁；遗愿葬在衡山脚下，以表自己的耿耿忠心。

张栻肝肠欲断，在亲友们的陪护之下，扶灵返回潭州；十一月，葬父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今湖南宁乡县的官山）。朝廷闻报讣讯，皇上赵眘十分惋惜，特准为张浚举行国葬，停止视朝两日，恩赠张浚太保；诸多臣子，有的派人，致礼献祭；有的捎寄诗文，表达哀思、伤悼之情。朱熹曾经作诗称赞他：“忠贯日月，孝通神明。勋存王室，泽被生民，威镇四夷，名垂永世。”杨万里当时在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老家，为父亲守孝期间，突然闻听张浚之噩耗，特地请人送去两幅挽联，上书：“三圣无多学，千年仅一翁；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

《紫岩易传》中，卷五“震卦”曾说：“为臣当一心诚意，上应于君，忠嘉乃着，不然名实俱丧，为天下后世罪人矣！”——他始终认为，作为大臣，必当一心一意，上忠于君，下信于民，勤于职守，不然的话，名实俱亡，就会成为天下后世的罪人，遗臭万年。

张浚的死，践行了发自内心的“诚信之道”，一个人的肉体虽然无法永生，但他的名节可以永垂史册，他的业绩可以跨越时空，精神可以流芳百世，与日月同光。张浚所坚持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应该拥有的忠君爱国的理想和情怀，体现了一个士大夫心无旁骛、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

三、张浚弘扬虞舜“诚信”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虞舜的“诚信”思想，伴随着他人生坎坷之路的艰难跋涉、不断感悟、逐渐积累、反复实践、最终而成型，称得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以诚为孝”、“以诚为业”、“以诚齐家”、“以诚为官”、“以诚为政”，广开言路，广纳贤才，不断提高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度，从而实现政治清明，百谷时茂，百姓亲和，民心和悦，社会和谐，社稷和稳，百事莫不时序，内平而外成，被后世誉为“尧天舜日，四海清平”，令人仰慕和憧憬。

张浚的“诚信之道”，虽然受制于时代与社会的局限，无法全面推行，得以再现和重光，但对于当今的时代和社会，同样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有如下几点启示，可资参考：

（一）“以史为鉴，以人为镜”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8]《紫岩易传》中，既有“尧舜禹汤文武”之类帝王，亦有“傅说、伊尹、吕望、孔明”这样的王侯将相，还有孔孟、颜子等圣贤名流。卷一“小畜卦”：“诚信之道行，无复可忧事也！”——张浚认为，为人在世，必须坚守诚信之道，方能万事无忧！

他的这个“诚信之道”，观点新颖，视野开阔，所涉及的范畴更广，既包括“天地人”三才，还包括君臣、父子、夫妇；既有日月星辰、鸟兽草木、弓矢车马，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也有龙虎风云、先祖鬼神，鹿鸣小雅、饮食宴乐；其思想内涵深邃，说理透彻，论据充分，从古至今，先秦、春秋和汉唐，旁征博引，功力深湛，逻辑严谨，既可当作为人处世的信条，也可作为治国理政的圭臬。

（二）“天下为公”

卷二“同人卦”：“君子至明之德，上同于天，故能同天下；而天下心归之，曰同人，大同无私，若天之公。”“泰卦”：“泰治之时，君臣各得其志，为大臣者，孰不以天下为心，且以天下为公哉！”——君子的品德明达之后，与天道相符，因此可以与天下的民众同心同德，大家都没有私心杂念，才能达到像上天一样公正。国政清明的时候，作为大臣，绝对不能惦记天下，计较自身的得失和荣辱，而应该“以天下为公”，时刻提醒和勉励自己！

上古时代的尧舜，出以公心，禅让天下。而《礼记·礼运》中也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张浚作为封建时代的大臣，以尧舜之道为自己效仿的楷模，着重强调“天下为公”，而且一生践行“诚信之道”，无论宦海浮沉，历尽坎坷，为政始终清廉，从不贪赃枉法，一心一意为朝分忧、为民解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言行，对当代的人来说，其教育和激励的作用，的确非同小可。

（三）“自强不息”

卷三“坎卦”：“盖济险莫大于教化，礼乐刑政，均教事也，君子持不息之心，内诚其身，外勤其教，出险之功可期！”——面临危险、危难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教化的作用，礼乐刑政，都跟教化的事情相关，君子坚守自强不息之心，修身诚意，内强素质，苦学进取，殷勤于事业，脱困出险的时候，必定很快到来！

张浚的儿子张栻，将父亲的“诚信之道”，着力践行并发扬光大。他在父辈身体力行的教育和影响下，重教兴学、为国育才，精研与弘扬理学、不遗余力。张栻提出“传道济民”的理念，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大器的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的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的陈琦，理学重臣魏了翁、真德秀两位宰相等等。他们都是张栻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四）“家治而天下治”

卷四“家人卦”，“盖家道以礼为本，而礼先正已，已正则有以化服。其心不敢私毫违犯礼义，若天地鬼神临之，是为威如威，如而家治，家治而天下治矣！”——张浚认为，家道必须以重礼为根本，重礼首先要正己，己正就能教化和影响好子女亲友。（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行得正、做得端，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好自己的后代）；因此，君子应该时时处处谨慎，私毫都不敢违犯礼义，如同有天地鬼神在头顶一样，始终保持自己个人的威望，治家齐家，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大治。

卷五“鼎卦”：“圣人以天下大器，不可付之匪人，而辨之宜早，丁宁力言之，使后世知以取训，不然祸至徐图，为社禝百姓忧，莫可悔矣！”“鼎治自家人始，然则正身以齐家，齐家以治天下，真古今不易之道欤！”——圣人以为，天下大器，不能付给歪门邪道之徒，而且选人用人识人必须提早进行；圣人反福提醒这件事，以便让后世明白，吸取教训；不然等到祸乱发生，让江山社稷受到影响，百姓受到危害，那就追悔莫及了！鼎卦提出，治理必须从自家开始，身正才能齐家，家齐方能治好天下，这真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啊！

“家风”又叫门风，指的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家风是给家中后人们树立的价值准则，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链上的某一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因而为家族其他成员所宗仰追慕，其懿行嘉言——便成为家风之源，再经过家族子孙代代接力式的恪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从而所形成的一个家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

天下之本在于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建设方面的问题，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作出过一系列的相关重要论述。他曾经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9]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家道与家风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一定要将此作为重要的切入点，以弘扬家庭美德为抓手，自觉筑牢抵御贪腐的“防火墙”、树立起清正廉洁的“风向标”。

“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10]。虞舜的“诚信”思想，以及张浚的“诚信之道”，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品质，也是华夏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源泉之一，必将被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继承与发扬光大。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努力并且必须学习虞舜的“诚信”思想，以“张浚与张栻父子为镜”，一定要在弘扬家庭美德、传承优秀文化的践行中，做好表率，发挥好“头雁”的作用，让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基因”，得以千秋万代，绵延永续。

基金项目：湛江科技学院汉语写作教学团队（PPJH202105JXTD）研究成果

注  释：

[1]陈仲庚.“诚”之用:内涵的拓展与价值的提升[DB/OL]舜文化研究与交流.2018年2期

[2]、[3]张浚.紫岩易传[DB/OL]中华典藏www.zhonghuadiancang.com-快照

[4]伊尹[DB/OL]https://baike.so.com/doc/5397764-5635113.html-快照

[5]陈谷嘉.张栻卷[M]天地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第4页

[6]晦庵集、卷九五下.张魏公行状[DB/OL]中华典藏www.zhonghuadiancang.com-快照

[7]吕国康.骆正军等编著.永州古代诗文选[M]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8]旧唐书·魏徵传[DB/OL]www.ynpxrz.com>范文>论文-快照-易贤网

[9]杨明.领导干部的家庭美德[DB/OL]《光明日报》2018年04月23日 15版

[10]周敦颐.周子通书[DB/OL]www..360doc.com-快照-360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年8月，男，汉族，湖南永州宁远县人，硕士，现任广东湛江科技学院教授，地方文化研究，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员、湖南省评论协会会员、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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