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政治诚信研究

王瑞华[1]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 永州425199）

摘要：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虞舜政治诚信主要体现在由集体性狩猎活动形成守信诉求，对天神敬畏表现诚信宗神观，自然对人立法体现诚信的权威性构成的“敬天崇神”的虔诚精神；虞舜“内诚外信”的道德品格主要体现在虞舜以诚信修身、虞舜躬行诚信美德；虞舜“为政以信”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允执厥中”的诚信理念，以诚信为选贤任能标准，惩处无诚信官员；虞舜“以德治夷”的诚信外交主要体现在以诚信对待蛮夷，南巡以德化三苗，以“协和万邦”和谐共处。

关键词：虞舜；政治诚信；研究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是虞舜治国为政的一项重要文化资源，舜用其诚实言行获得政治客体的信赖以建构自己的信用，维持和规范政治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诚信是执政者重要行为规范的立人之道、政治道德的立政之本、是族群交往的重要原则，具有重要的政治道德内涵，政治诚信是政治稳定的伦理支点。本文主要研究下面几个问题，虞舜政治诚信主要体现在由集体性狩猎活动形成守信诉求，对天神敬畏表现诚信宗神观，自然对人立法体现诚信的权威性构成的“敬天崇神”的虔诚精神；虞舜“内诚外信”的道德品格主要体现在虞舜以诚信修身、虞舜躬行诚信美德；虞舜“为政以信”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允执厥中”的诚信理念，以诚信为选贤任能标准，惩处无诚信官员；虞舜“以德治夷”的诚信外交主要体现在以诚信对待蛮夷，南巡以德化三苗，以“协和万邦”和谐共处。

一、虞舜“敬天崇神”的虔诚精神

（一）集体性狩猎活动形成守信诉求

诚信在远古社会氏族成员之间存在的最基本、最简单的道德调节关系，是氏族内部成员的起码道德要求。诚信观念在人与自然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完善，诚信根植于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人们推崇的道德品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就采取了部落氏族集体生活的模式，在这种服从和维护共同利益的生活状态下，群体成员需要团结互助，要求成员共同行动，遵守约定，这就形成了导致了人们对道德规则的诉求，诚信是维系部落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纽带之一。在《信任论》一书中，郑也夫认为“血缘群体中有着天然的信任纽带”^[1]，民众对自然界的天生绝对忠诚的崇信和敬畏而产生诚信道德。狩猎是一种基本的集体性的生产劳动，成员共同劳动就有守约和守信的基本要求，只有大家都诚实守信，才能保证大家在打猎时按照约定一起合作，才能获得到更多的食物。《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表达先人在远古社会生存环境下对诚信精神的追求。

维持部落禁忌的社会精神因素包含了“诚信”的因素。原始共同体中存在一种“允诺”的基本规则。部落内部的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原型建立的，“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社会基础与特征的社会形态的生存发展和繁衍，催生着共同体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 ^[2]氏族或部落共同体内部，合作与容忍是群体成员应信守的必要准则，早期人类群体成员要履行群体所赋予义务。

文献典籍记载了上古时期帝王“重信”的故事。传说中的黄帝重信高辛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尧帝时期，曾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揖五端，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尚书·集解》）。马融曰:“揖，敛也。五端，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南山经》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翼文曰德,具文曰义，背文曰礼，鹰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食自然，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舜帝巳具有“德”、“义”、“礼”、“仁”、“信”的品质。

（二）对天神敬畏表现诚信宗神观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在氏族社会就已存在。上古时代的诚信源于部落的祭仪规范，是初民彼此交往过程中，从茫然无措到秩序化整合积累的社会经验。上古社会的恶劣生存环境，人类对大自然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充满“真诚”的敬畏和信仰，开始崇拜和祭祀自然而形成虔诚敬畏的权力话语系统，对当时无法解释的神秘自然现象畏惧而对天神信仰和迷信，通过祭祀、巫卜、敬天等仪式表达对对自然力量以及诸神迷狂的信仰。“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都是远古氏族社会部落联盟政治生活的遗存，各部落定期所举办的一种仪式活动，是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集体参与的仪式情感表达，以此营建讲仪节、重享献、息战事、有敬畏的社会秩序。

“诚”源于对待上天和鬼神的态度。表现为虔诚和敬畏，人们在祭祀时为了渴求生命和安全，祈福避祸而竭尽诚意，获得心理安慰，这种诚信蕴含着宗教神秘色彩。诚信就是要遵从天命，人们诚心诚意相信自然万物皆有神灵，人们依赖大自然和以狩猎为生，本能地畏惧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相信万物有灵。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的：“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依附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3]人们诚心诚意地相信万物有灵，只有遵从万物神灵的指示，才能得到申领的庇护，部落种群才能世世代代繁衍生存。

舜帝时代，人与天帝神之间也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意味。诚的观念为宗神之诚，表现为对自然力量以及诸神迷狂的信仰，诚与敬并置，诚从敬始，敬成为诚的心理逻辑起点。唐代史学家杜佑曾说：“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通典·礼一》）虞舜对自然神灵的祭祀归属祭礼，是五礼之一。虞舜虔诚地祭祀六宗之神，即帝位之后，祭祀天神、地祗和人鬼，封伯夷为礼官，主持整个祭祀的仪式和典礼。《尚书·舜典》记载：“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些记载显示了虞舜祭祀祈求神灵庇佑的原始信仰，对我们认识虞舜时代的诚信内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三）自然对人立法体现诚信的权威性

诚信具有天命、帝命的权威性或合法性。^[4]氏族部落组织畏天崇神的心理，通过祭祀、歌舞、图腾等传播活动表达来，敬畏和忠诚上天与鬼神能得到上天与神灵的保佑。《尚书·太甲下》篇中记载，伊尹对太甲说：“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们祭祀上天和祖先，要以诚意相信上天和祖先神灵能够庇佑和恩泽自己和所在的部落。如果没有相信上天和神灵祖先的诚心，祭祀起不到作用，同时，还要及时兑现对上天和祖先神灵的承诺，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遵守诚信。人们之所以崇拜神灵和祭祀神灵，是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比如，保佑劳动丰收、部族繁衍和战争胜利等，“在对神的崇拜中蕴含着崇拜者对神的祈求。” ^[5]还有，选拔官员也体现出诚信思想的天命观。《尚书》记载:“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主是代天行事的，选拔官员要公平诚信，不能用天官私授无才能的亲信，这样才能得到人们拥戴和上天的信任。^[6]

失信者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人们的敬畏之情往往通过祭祀及态态度体现出来，如果“敬”不是真“敬”，就是对上天与神灵不“诚”，会遭到惩罚或丧失政权。人们把帝王看成是代天管理和养育黎民的，帝王对天与黎民都要克敬克德，不能欺骗，更不能食信于民，否则，就会失去民心而失去天下。欺骗天地视为大不敬，也会丧失天下。蚩尤统领三苗之民，以天帝之命掠夺他人财富，被黄帝当作讨伐的口实之一。商汤攻打夏的就是“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尚书·商书》）。

二、虞舜“内诚外信”的道德品格

（一）诚信的内涵诠释

从语义上诠释，《说文》中解释为：“诚，信也。”“信，诚也。”“诚，实也。”（《孟子字义疏证·诚》）

“诚”就是诚心诚意，主要指主体自身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心理状态，因此古人说“诚者自成也”。“信”被列入“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诚”与“信”基本意思相通，它们在词典里可以互训。而“信”着重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做人必须要做到言语真实可信，即人言而有信。诚信结合就是诚实而不欺，遵守诺言与道义。

“诚”为天道与人道之“诚”。“诚”为“天道之诚”，孟子的《孟子·离娄上》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宇宙的自然规律，是做人的基本规律，诚是认知自然的道德本体论，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诚”是天道之源，是自然的本性，是世间万物的根本属性。“诚”也是“人道之诚”，“诚”为人处世的前提，讲求真实无妄，忠实于自己真实的状态，不做自欺之事。“诚，实也。”（《孟子字义疏证·诚》）

“诚”为中国古代道德思想中之“诚”，指诚实不欺、真实无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朱子语类》）。“诚”是道德之本，笃信于道之实践；“诚”是“圣人之本”，《通书》记载：“诚是人类“纯粹至善”的本性，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标准。一方面，“诚者，圣人之本也”，是圣人最完美的人格和思想品质的反映，另一方面，“诚”又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同时，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诚构成了道德价值的主体，成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诚信，在古代人们看来，就是保持诚信恭敬的态度来祭祀先祖和上天，同时，内心也应做到诚实不欺。诚信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前提，孔子强调“言忠信，行笃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缺乏“信”，那么他就无法立身处世。诚信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被视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个体要求，相信“内诚”才能“外信”，诚信建构了从个人到人际交往，再到政治统治多层面道德行为调节体系。

（二）虞舜以诚信修身

诚信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所在，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王安石断言“人无信不立。”（《论语·为政》）“诚”之于虞舜就是“内诚于心”，是虞舜完美人格品质的体现。《尚书》记载:尧帝“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尧帝对舜禅以帝位，希望舜能够继续发扬躬行诚信之美德。尧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其中的“允”，就是诚信，即躬行诚信之道。舜在继承尧帝作了首领之后，始终坚持以诚信做人为本。“诚”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道德是一种“自为为他”的自律结构，个体主动进行自我道德教化，使精神空间得到扩展、涵厚和化通，从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真实无妄到人性本身的内在要求，“诚”体现了人生价值的本原。舜注重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和自我道德的自觉性，以个人的人格自律为基础，内在道德约束达到讲诚信的目的。诚信注重道德主体的功能实现，凭借主体的内圣的理想境界，确保以主体的道德感和自身品德的完满来实现，达到诚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说的：“诚者，圣人性之也。……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圣人，至诚而已矣”（《复性书上》）。虞舜的诚信强调个体内心品德修养，来源于其仁爱的道德境界，“仁”是人的思想素质和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博施济众，“诚”是真实的内心态度和品质，内在的道德因素和身心自律的重要目标，是古时君王修为的必备要素，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前提。唯有言行一致，诚实无欺的完美德性，才能达到“止于至善”境界。“仁”体现出“己欲立而立人”的社会价值认同，舜倡导施行仁政，把仁看成首领的治邦之宝，基业之佐，施行仁政，天下才会归心，万民才会归附。正如孔子所言：“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升人格境界以内化为个人品质，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借助内心德性的“仁”做出符合社会诚信的价值判断。

（三）虞舜躬行诚信美德

舜注重自己的德行，躬行诚信美德。古籍中最早出现的“诚”字，见于《尚书·舜典》：舜帝“五载一巡守，郡后四朝。敖奏以言，明诚以功，车服以庸”。诚信是政治主体的德性之源，《易传·系辞上》记载，“言出乎身”，就是言语是从人身上发出的，人说话要算数，要身体力行。《易传·系辞下》也记载，“君子上交不馅，下交不渎。”就是国君要诚挚待人，严守信义，为民示范。虞舜恭敬诚信，以身作则，百官“德允元”，崇尚厚德，信任善类。虞舜把讲诚信的品质看成是得天下的重要条件，《荀子》记载：尧问于舜曰：“致天下，为之奈何？”舜回答说:“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虞舜把讲诚信这种内在生的政治德性作为求政治主体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的重要品质。在儒家看来，舜帝之所以能躬行诚信之德，就是因为他诚恳待人，具有与人为善的品格特征。所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虞舜诚信品德源自圣人境界成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化人物，又能将内生性的政治诚信“外显”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

三、虞舜“为政以信”的治国理念

（一）“允执厥中”的诚信理念

舜作为部落首领，以诚信为治理原则。诚信是为政之道，“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诚信作为一种为政之道，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基本遵循，宋朝司马光所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7]

舜为实现部落利益需要而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要求从政官员诚实守信，共同遵守秩序下的“游戏规则”，以期实行其政治为的稳定性。

“允执厥中”是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公平公正地处理一切事务。《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尚书》中，“纳言惟允”与“允执厥中”是相互配合的治国理念。诚信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诉求，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保障，全社会上下的信任关系是形成政治凝聚力的基本前提，可巩固政权和社会的安定。舜帝的执政理念是“允执厥中”，虞舜时代的治国理念，与“诚”相通的词就是“允”，“允”字，就是“诚信”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允，信也。从儿，吕声。”《方言》说:“允，信也。”《尔雅》也说:“允，信也。”可见，“允”字的本义是表达诚信的意思。这一政治规则是舜帝部落治理系统中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部落官员遵守的原则和规范。政治诚信体系中的诚实守信是诚信美德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与延伸，是对政治主体行为的道德约束与规范。

舜要求百官“撑德允元”（《尚书·舜典》），崇尚厚德。倡导氏族首领与成员平等和相互信任关系，强调欲致天下，必须“执一无失，形微无怠，忠信无倦”。（《荀子·尧问》）《史记》记载，舜帝“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委托伯制作“三礼”之教，培养百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正直清廉的理政作风，表现出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讲诚信体现在信息传达要“惟允”，真实可信。舜派皋陶去蛮夷做官时，一再叮嘱他“惟明克允”，明察案情，处理事情要诚信公正。舜命龙为纳言官时，希望他如实传达下面的意见，“惟允”，诚实守信，要及时转达下情，要讲究诚信。《尚书·舜典》记载:“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作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这里的“惟允”，指上传下达要真实可信。

（二）以诚信为选贤任能标准

舜依据政务需要设立职能部门，因人授职，以尽其责。舜摄政后，深思熟虑治国方略，大胆改革任贤机制。尧用贤人，是聚贤于一体，作为首领的臂膀，没有明确分工和专职官员，只是经常勉励他们勤于政事。舜上任后，依据政务的需要，设立部落联盟管理职能部门，对贤能仁人，因材使用，分工负责，专职管理。舜将禹、皋陶、益等贤者召到朝中，舜让契担任大司徒，管理行政教育；禹为大司空，管理工程；后穆为大司农，管农业；仲管百工；皋陶管司法。对朝中其他近二十多位贤者，也都因人授职，以尽其责。如对农事管理的专业分工，即禹主管平治水土，为农业生产提供先决条件；后稷主播时百谷，管理谷物的种植生产；益为虞官，管理山川林泽……对官员职责的明确划分。由于分工明确，职能专一，这些官员都很负责任，劝民众渔、木、牧、农，地尽其力，人尽其能；规范社会秩序，百业俱兴，万事有序。舜的直接垂范下，百官大臣纷纷效仿，“惟己惟康”，“庶尹允谐”。（《尚书·皋陶谟》）百官大臣相互讲诚信的局面。

舜的政治诚信表达公共意志。“允恭克让”就是诚心恭敬，做到天下为公。五帝时代的社会进入了“公天下”时代，提倡群体本位和社会公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要求人们“举公义，去私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形成了重公益轻私利的公私观，舜的政治诚信表达公共意志，反映公共领域的道德要求，代表了公共利益。舜当时提出与在实际中实施治国理政思想，是政治意识诚信与行为诚信的执行者。《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告诫过君臣要“同寅协恭和衷哉。”所谓“和衷”，就是要互相信任，团结一心，人们面临的自然威胁减少，应对军事、经济、生态威胁增多，劝诫君臣间要和善相处，才能应对各种挑战，共同治理好国家。《尚书》极力歌颂尧舜禹讲诚信的品质，如舜禅位给禹，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胸怀，选定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帝舜年老传贤不传子。《五帝本纪》载：“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在舜的垂范下，百官大臣效仿，呈现出“庶尹允谐”，百官大臣相互信任和谐的局面（《尚书·益樱》）。虞舜君臣关系融洽，舜帝与君臣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彼此关心，体现一种平等和谐的思想感情。禹治水有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舜帝一再表彰他的成绩，请他在大家面前说说自己的工作，君臣之间感情融洽，表现了比较平等的关系。舜把大臣们看做是最亲密的人，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君臣之间彼此关心、推心置腹的基础上的。

舜帝“选贤任能”，舜谨守诚信治国理念，并将诚信纳入任用官员的选拔标准中。虞舜把诚信作为用人之道的标准，充分的信任贤才能人。虞舜政治言论反映其治国理念，倡导官员们在治国理政讲诚守信，督促官员们恪尽职守、真诚地“敬天”“养民”。要求属下官员团结和睦、相互信任，“讲信修睦”舜帝在考察百官时，要求他们“明诚以功”“惊德允元”即崇尚厚德，信任善类。舜派遣皋陶做官时叮嘱他“惟明克允”（《尚书·舜典》），处理事情要诚信公正。《尚书·尧典》中的“允厘百工”（《尚书·尧典》）也是按照诚信原则来治理国家。

用“九德”考核官员的业绩。《论语·颜渊》如是评价：“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舜时，挑选有才德的人，选举出皋陶后，无仁义之心的人远离舜。皋陶将诚信作为做人准则的官员代表，他还提出用“九德”来检验人们的行为规范，九德中就包含诚信之道。皋陶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在辅佐帝舜治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尚书·尧典》记载，舜为帝后，重用人才，舜帝知人善任，对皋陶予以高度信任和重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皋陶列为舜十大臣的第二位，仅次于禹，而前于商祖契、周祖弃“帝舜申之”，帝舜肯定了他的谋略，一再表扬他的工作成绩。

（三）惩处无诚信官员

舜对于官员失信于民的政治失信行为予以惩处。舜要求部下“维明能行”、“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虞舜对官员诚信品质的要求非常明确，他执政伊始，就惩办了没有诚信品质的“四罪”。走访民间，咨询十二牧长，宣示“信”德的重要。舜执掌大权后，“流四凶族”。针对政府官员实施诚信奖惩措施。舜帝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黑昏熏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各项事业都兴旺发达起来了。如对“五过之疵”的“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等违法行为的惩罚，^[8]其诚信思想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又如九疑山地方性民间传说《舜帝审案》，相传舜帝时代，九疑山产金银，两个大臣到九嶷山来搜刮金银财宝，百姓开采出来的金银进了他们的腰包，百姓联名向舜帝告状，舜帝勃然大怒，革除二人官职。^[9]

四、虞舜“取信于民”的政治基础

（一）重民意以取“信”于民

虞舜把取信于民作为治国的关键。治理国家，无信不立，无信不威，信为政基，巩固政治统治的基础在于取信于民，“民信”贯穿了诚信与政治统治，确保民众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对臣民要讲信，“明主贤君必于其信”。古代有学者将唐文献记载的“辟草昧而致文明”(清·李渔《闲情偶寄》)，表示古代中国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新的文明时代，而这个就开启于“执中正”的五帝时期，“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尚书·舜典》)“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同人》)这时的中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明新时代，政治诚信表达了公共意志，为民众公共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讲诚信就要广开言路以取“信”于民。掌握权力的人有义务将真实的情况告知公民，所有公民都有权了解政切真相。《传》：“谋政治于四岳，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广致众贤。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其中，“广视听于四方”是畅通言路的基本保障，舜帝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史记·五帝本纪》）舜帝尊重民意，只有这样，百姓才会说真话，才能保证传达的信息属实，如果只听一人的上传下达，会造成言路“壅塞”，从而失“信”于民。

（二）推动部落“讲信修睦”

虞舜把诚信看作治理国家和实现统治者利益的首要基础。强调欲致天下，必须“执一无失，形微无怠，忠信无倦”。（《荀子·尧问》）诚信是维系人们交往关系的重要链条，其部落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信任。司马迁也说，舜帝“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成员对部落的忠诚与信任，成员之间团结和睦、相互信任。“讲信修睦，人不独其亲而亲，不独其子而子”。^[10]尧舜广施仁政，“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礼记·大学》，虞舜时期是五帝时期最辉煌的时期，舜主张对民众诚实守信，才能得民心，进而得天下。把诚信当做治事之本，天地不诚不能化万物，圣人不诚不能化万民。虞舜以巡狩强化社会诚信意识。《尧典》载，帝舜巡狩“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他在部落联合体着力塑造制度文化。《尧典》的“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舜巡狩中运用礼仪、礼器，如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黑色蛋壳陶杯也是一种礼器。在良渚、山东龙山、河南龙山等文化中大量发现玉璧和玉琮属重礼器,良渚文化最为集中，^[11]这就折射出虞舜巡狩活动中通过仪式形成社会秩序。虞舜对平民的诚信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虞舜进行的“五教”，大都从政治的角度去匡正黎民，认识到教化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策，虞舜实施“典乐教胃子”的政策，培养“直而温，宽而栗”的品质。舜带头讲诚信，要求民众讲诚信，劝教民众向善，舜为了让民众行善举，专门设立“告善之族”，发现善举之人，表彰其善举。境内风气大变，民风淳朴忠厚，受到四方蛮夷赞扬。^[12]

（三）推动民众择善而从

舜帝勤政为民，以民为本。推动社会生活的动力在于利益诉求，“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 ^[13]《礼记·礼运》总结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舜所做之事都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利益，择善而从，以民为本。用道德规范使民众厚德敛性，改善生产工具使民众增加财富，这样民众才能感怀恩德。康有为说：“尧舜为民主之圣”。（《孔子改制考》卷十二）薛福成也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鲜明的民众为本和民主思想。

虞舜诚信是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体现出浓郁的情感特征。宗法血缘基础上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情感和道德制约。这就决定了诚信道德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精神” ^[14]诚信既要立足自我道德，又要取决于个人主体对他人道德人格的判断，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政治伦理诉求。虞舜诚信思想是于以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封闭的熟人圈为基础的，是注重熟人关系的忠诚，诚信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模式构成传统诚信观的核心，诚信对国家和民众的作用至关重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政治诚信和个体诚信都是将道德原则放在首位，尤其以政治诚信置于政治实践中。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古代是以血缘来建构社会秩序的，其政治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依托点也是血缘关系，血缘联结组成家族，家族成为政治的基础，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也随之扩张为政治关系，形成君父权威相得益彰的政治体系。^[15]舜有孝亲之德，《舜典》中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他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讲诚信完全是忠、孝、仁、义这样的事。忠就要是真的忠，孝就要是真的孝，言语发自内心，言行一致，这就是诚信。君主和臣民之间的互相信任要讲诚信，只有讲诚信，才能国泰民安。

五、虞舜“以德治夷”的诚信外交

（一）以诚信对待蛮夷

虞舜以德治夷的对外关系政策。虞舜时代，外族威胁到华夏民族的生存，虞舜探索以德治夷的方略。据《尚书·舜典》记载：“柔远能迩，悖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16]舜帝亲厚有德而令边远的蛮夷服从舜帝，所谓“德，得也。” ^[17]虞舜认为，外族之所以侵扰边境、抢掠财物、杀害百姓，是因为在这些蛮荒之地还没有实行华夏的礼仪文明。虞舜对皋陶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18]虞舜时代“以德治夷”，是对四夷的主要外交政策，以诚信对待蛮夷。虞舜以会盟仪式强化对外关系。最有约束力的道德伦理就是诚信，关系到人心向背，正义与非正义。氏族部落之间需要互相取信，缔结协议，形成强制性甚至威胁性的约束力而举行会盟或结盟仪式。“会盟成为中华民族诚信文化、和谐文化发祥的重要表现。” ^[19]舜和平共处，仁德宽厚的民族政策，采取安抚措施，间用和亲、结盟的方式来处理民族关系，许多部族都主动前来朝拜，表示臣服。“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优待远宾，四方的少数民族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人就会敬畏依顺。舜强化各民族形成共同体，形成凝聚力。虞舜以治水惠及各个部落。抗洪治水是部落联盟最重要的公共职能，是真诚为各阶层民众减灾造福的大事，范围涉及众多部落，是部落联盟最广泛而持久的公共服务。舜帝因禹公而忘私、治水有方禅让，禹部落联盟的继任者。

（二）南巡以德化三苗

虞舜为使三苗臣服而“以德化之”，舜加强民族团结，避免民族间相互残杀。生产力的发展持续推动频繁的商品交换，华夏与夷、狄、蛮、戎之间壁垒被持续不断的族群间的战争打破，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景象，民族关系日趋密切、民族冲突激烈尖锐、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舜四方巡狩，对民族首领封赏授爵，加强与其他民族的联系。

舜重教化和尚礼乐。当“苗民逆命”时，舜派禹义征三苗。舜征三苗将部族战争转变为温和的德化过程，《吕氏春秋·上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部族战争被赋予道德感化的精神内涵，舜帝制定礼乐以教化百姓，其音律、乐歌成为一代盛世国乐。屡征不服的三苗因崇尚舜之德政而归服。《淮南子·齐俗训》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舜帝执政时，三苗部落不肯臣服，排除了用兵的想法，继续广施仁政感化百姓，命令士兵持兵器起舞以昭示和平诚意，三年下来，三苗部落表示归降。《史记，五帝本纪》曰：“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帝南巡，以德化民、移风易俗的传说，在民间获得强大的生命动力与认同。湘江流域流传的舜民间传说，有大量舜帝南巡教民制茶、治水患、稼穑、办学堂、演韶乐的故事情节。民间传说就更神奇：舜帝南巡到湖南湘乡一带，突然被手执武器的苗民包围，危急之下，虞舜命人奏起《韶乐》，苗民便自动放下武器而跳起舞来，避免了一场战争。^[20]舜帝的德行逐步形成华夏文明的和合理念。舜帝传说建构的政治礼仪文明，体现了民族和合的精神境界，把和合精神气质延伸到在政治文化领域。

（三）以“协和万邦”和谐共处

炎黄文化的核心是华夏诸族同根共祖的观念，是兼容并包共同开创未来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民族精神的源头所在，虞舜以诚信态度，兼容并包的胸怀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构建天下“大同”《孟子·公孙丑上》的世界秩序，《周易・系辞下》中就有黄帝、尧、舜“王天下”、“教天下”、“治天下”、“威天下”之说，《孟子・滕文公》等篇中有尧舜“为天下”、“治天下”等。

“协和万邦”，是指邦国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协和万邦”的理念出自《尚书·尧典》,其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明德”的社会功能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明德”以求世界普遍和谐，求得内部的和谐,即“亲睦九族”，求得外部各国之间的和谐，即“协和万邦。遵守部落关系的规则，部落之间就可以实现和谐。舜把天下划分为十二个州，大禹治水时调整为九州。舜和禹把天下一统的观念灌输给各个部落，部落联盟的权力开始向国家权力过渡。九州承担组织治水、土地等级划分、贡赋征收和运输等公共管理职能。借用家族血缘辈分关系设计“五服”的社会管理构想，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和本人五代，推广到社会管理方面，，尝试行政机构层级划分，五个居住圈起名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

参考文献

[1]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刘凌霞.先秦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5]蒋华.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体现[J]，社科科纵横2009（08）

[6]王公山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页.

[8]王公山.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9]陶阳.中国民间故事大观[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0]李建军.中国古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1]李凯.五帝时期的巡狩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3）.

[12]秦建华.虞舜文化说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14]吕方.“诚信”问题的文化比较思考[J],学海[J]，2002（04）.

[15]杨增和.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J],船山学刊，2017（05）.

[16]尚书·舜典，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7]广雅·释诂[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

[18]尚书·舜典，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9]李建军.中国古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0]欧利生等,九疑论道[M]，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