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虞舜政治公信与社会诚信观念

李斯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舜帝首创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治来感化百姓、治理国家，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在治理国家方面，舜帝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舜帝勤政爱民，以民为本，致力于实现“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舜帝以身作则，以诚感化世人，树立起了诚信为本、诚信为荣的社会风尚。传世文献已有相关记载，近年公布的一些简牍材料也有所反映，或可增进关于虞舜政治公信与社会诚信观念等问题的认识。

一、“明则保国”：依法行政与政治公信观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收录了七部文献，其中称为《举治王天下》的文献记载了尧舜等古圣王传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称为《舜王天下》篇中提到：“明则保国，知贤政治，教民美服。”又记载：“尧舜之行，爱亲尊贤”。所谓“明则”，应指舜制定法律，安定国家的功绩；而所谓“爱亲尊贤”，则体现出依法行政与政治公信观念。因此，《荀子·王霸》说：“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从另一方面阐明了依法行政实为“人主之职”，也是“一天下”的必由之路。

在治理国家方面，舜帝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孔子家语》说道：“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後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这就说明，自孔、孟以降，虞舜便作为圣德君主的典范加以宣扬，而其事迹与理念之所以能够垂范世人，首先便在于一个“仁”字。正如《礼记·大学》所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孟子·离娄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其中提到“舜为法于天下”，则有明白彰显舜的施政理念的意味。

《尚书·舜典》开篇便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随后，又记载了舜试行摄政的具体治绩：“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由此可见，舜继位后的措施首先是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祭祀天地、巡狩四方，然后是划分区域，按自然、地理概念将其疆域分为若干州，并在每州确定一座大山；另外舜还制订刑法，除掉了共工、欢兜、三苗、鲧这四凶。

关于舜所定刑法，即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五种刑罚。“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指赦免过失犯罪的人，对犯了罪却始终不悔改的严加惩罚。反映了刑法重教的特点。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因为四个罪人受到惩罚，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了，体现出依法量刑与惩恶扬善所取得的良好社会效应。

根据《尚书》记载，舜在位时还选举贤能，并根据他们的专长给予一定的职务：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弃为后稷，负责种植；契为司徒，负责布教；皋为士，负责刑法；垂作共工，负责百工；益为虞官，负责山林、川泽、鸟兽；伯夷为秩宗，负责祭祀；夔典乐，负责音乐；龙为纳言，负责传达命令、调查民意。他们各有职掌，各司其职。这体现出舜知人善任的政治才能。

此外，舜还规定了考核这些管理人员的办法，即“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每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后根据任职者的功绩，表现好的、长期累积有善政的得到提升；反之，降职并加以处罚。这种依据具体政绩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核办法，彰显法治理念，有助于政治公信的建立和巩固。

《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舜帝让位给大禹时说的一段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爱非民？众非无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统治者只有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没有根据未经考查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过意见的谋划不能采用。君主接受了百姓的批评，就自然得到百姓的爱戴。君主不接受百姓的批评，批评的声音反而会越来越多。如果天下人都批评君主，还怎么叫民众爱戴君主呢？而君主若不合理教化百姓，民众又怎么会联合在一起保家卫国呢？统治者一定要端正态度，慎重对待自己的位置，诚心为百姓谋福利。如果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那么上天带来的福祉官爵、俸禄也将永远终止了。

有关虞舜文化的法治理念的表述，还见于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古人相当重视法令规范朝政的垂范作用，主张上至皇帝下至百官，“拘迫国宪，上行下不敢逆”。依法施政是治国安邦的前提。建国治邦必须“稽古宪章,大厘制度”。“明宪直法”被古人视为建立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工作。“顺其宪则”,“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矣”。

二、求取“中道”与社会和谐

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保训》篇，其主要内容为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即周武王）的遗言，其中提到了两段历史故事，一则便与虞舜有关。简文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所谓“求中”与“得中”，李学勤先生认为便是“中道”，并且“与《论语·尧曰》、《礼记·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家道统说的滥觞”。[1]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虞舜处事公平，中道而治天下。他提倡并践行中庸之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对于我们当今构建公正公平的和谐社会，也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什么是“中道”呢？《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亦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论语集注》：“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故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中”与清华简《保训》含义相同，就是中道；“执中”就是执政时应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执两用中[2]。刘宝楠《论语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礼记·中庸》又提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熹《集注》：“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由此可见，《保训》简文说的是舜怎样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不断努力以求取中道。

“中道”内涵十分丰富，就伦理层面而言，表现为孝悌、谦和、诚信和仁爱；就政治层面而言，表现为重民、尚贤、尚德和法治。所谓“中”，即言行合乎准则。就个人而言，是要克己复礼，合于规范；就社会而言，是要制礼定法，依法施政。一个人只有先从自身求取中道，进而家庭和谐，才能最终使得社会和谐。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舜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治、行教化、主张入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坚持以德化民、依法施政。

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史记·伯夷列传》：“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3]舜试行摄政时间之长，历任职务之多，处理事务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以想见舜勤劳本职、兢兢业业的历史事迹背后，应有许多不足为人道的艰辛与磨难。

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注重公平公正。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但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此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三、以诚化人与社会和谐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诚信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除了满足氏族成员的生产生活基本需要外，有了不同程度的产品剩余。氏族部落的酋长等上层人物，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剩余产品据为私有，氏族内部因而产生出拥有私有财产的贵族阶级，私有观念逐步形成。一些人为了占有社会多余产品，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甚至杀人越货，导致社会不得安宁。一些氏族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占有更多的他人产品，也需要建立起新的道德体系。舜帝顺应社会需要，大力倡导诚信理念，以自己的诚信行为给大家树立榜样。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简文所谓“亲耕于历丘”，应该是能够得到传世文献印证的历史事实。“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4]他的诚信行为，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韩非子·难一》记载了孔子的感叹：“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教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籍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孟子·公孙丑上》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与人为善，自耕稼渔陶，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舜帝将诚信的理念灌输给人世，树立起了诚信为本、诚信为荣的社会风尚。

舜帝首创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来感化百姓、治理国家，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

孔子总结舜帝治国经验，将这种教化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议来约束民众，让老百姓有羞耻心因而遵守规矩。“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施行德政，就象北斗星一样位于天空的中央，老百姓自然就象群星一样环拱在四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道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标志。有道德始成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舜帝的道德教化，首先是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陶，舜帝都是这样做的。处处为他人考虑，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用实际行动去感化别人。因此“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尚书·大传》）《中庸》里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获得君王或朋友的信任，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来证实；内在的道德品质需要外化为道德行为来表现。“明乎善”“诚乎身”，将“善”与“诚”内化为道德品质，外化为实际行动，才能获得普遍信任，进而治理好民众与国家。

《尚书》载舜帝将治理国家的十六字秘诀授予了大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关键是“允执厥中”，即只有诚信地治理国家，才能保证人们的道德向上，以致社会平稳和谐。舜帝强调自己发出的政治命令要诚实、诚信，也要求别人在传达时也必须讲究信用。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这样赞颂虞舜文化：“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5]虞舜作为“五帝”的最后一位，处在中华文明逐步建立并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舜帝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治、行教化、注重政治公信、追求社会和谐，坚持以德化民、依法施政，主张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虞舜文化所提倡的“中道”，不仅对儒家文化的主体思想及理论体系有着直接影响和塑造作用，而且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值得我们更加努力地加以研究、宣扬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