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世以信到治国以诚

——试论舜帝的“内圣外王”之道

张映华

（九嶷山舜文化研究会，湖南 宁远 425600）

舜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被奉为孝祖德圣、民师帝范。他毕生的修为在于以至信而处世，以至诚而治国，登临到至高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与帝尧一道谱写出了古代中国的第一部盛世华章——“尧天舜日”。

一、以至信处世，平民虞舜因此成功“救败”

尧舜禹时期，古国遭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大洪水泛滥期，出现了“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之类的社会危机，因此，挽救世风之“败”既成了身居大位者的当务之急，也成了民间精英分子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岁以孝闻”的虞舜该出手时就出手，自觉自愿地担当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民间“救败”工作。

关于虞舜“救败”，《韩非子·难一》里有较具体的描述：“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这段话的意思是：历山一带的农民以扩张自己田界的方式侵夺他人的田产，虞舜得知情况后前往那里耕作，以榜样的示范作用改变那里的不良风气，结果是一年之后，那里的田界恢复了正常，侵夺他人田产的恶劣风气得以扭转。河滨的渔民纷纷争抢有高岸的水塘，虞舜得知情况后前往那里围堰养鱼，以榜样的示范作用改变那里的不良风气，结果是一年之后，那里的人们自愿把好水塘让给年长之人。东夷烧制的陶器粗劣不耐用，市场充斥着陶器的残次品，虞舜得知情况后前往那里投身陶器制造销售行业，以榜样的示范作用改变那里的不良风气，结果是一年之后，那里生产的陶器变得精美耐用，人们不再以次充好，产品的销量也有增加。

《韩非子》里的描述为我们复原了虞舜作为民间人气王的高大形象，这个形象可与日月争辉，光照千秋万代。

身处家中以“至孝”待亲，人在家外以“至信”待人，这就是青少年虞舜的本色为人和为人本色。

平民虞舜之所以能够成功“救败”，得益于他道德模范加劳动模范产生的人格魅力，得益于他“至孝”“至信”产生的辐射效应。

我们先来谈谈虞舜“至孝”的晕轮效应。百善孝为首，虞舜身处“父顽母嚚弟象傲”的问题家庭，采取了积极的“救败”行动，“烝烝治，不格奸”。虞舜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使家风转向，让家庭变得安宁祥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至孝”的榜样，悦纳这位“至孝”的榜样，愿意走近他，接受他良好思想言行的熏陶感染。遇到争执不下的纠纷冲突时，马上想到请他出面，希望他能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纷争让大家认清了这样的道理：家风与世风是相辅相成的，良好家风的外化放大就是良好的世风，良好的世风进门入户就是良好的家风。这就是说，民间早尧帝一步“求忠于孝子之门”，推动虞舜走上社会大舞台，把“忠”“孝”的业绩做强做大。

接着，我们谈谈与信义结合的道德模范加劳动模范表现产生的品牌效应。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及年轻的虞舜从事过的职业：“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他在农业、渔业、制陶业和商业活动中自如转身，可见是一个多面手。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是一位备受众人钦敬的超级劳模。

出色的劳动本领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发于畎亩之中”的虞舜勤奋、刻苦、公正、务实、诚信、友善，无论是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还是贩于负夏，灰于常阳，都能恪守职业道德，发挥自己的示范指导作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使讲求信义成了人们的处世原则，使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蔚然成风。就这样，虞舜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处处为他人考虑，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用实际行动去感化别人。《鲁连子》云：“舜耕于历山而友益，陶于河滨而友禹。”《尸子》里说:“舜事亲养兄，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皆一国之贤者。”《吕氏春秋·慎人》中介绍：“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他把民间英才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组建了自己的英才团队，形成了团队作战的优势。虞舜志在利民，有服务于民的热情。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因此虞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成了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样一来，信义的雪球越滚越大，礼让的民风普遍形成：“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淮南子·原道训》）以至于人人择舜而居，“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中庸》里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平民虞舜“明乎善”，“诚乎身”，“顺乎亲”“信乎朋友”，追求至善、至信、至诚，将至善、至信、至诚内化为道德品质，外化为实际行动，因此获得了普遍的信任，为接替尧帝治理国家造福民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担当体现价值，信义就是力量。《韩非子·难一》里说：“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这是孔子对虞舜信义担当发出的由衷赞叹。善意以待、极尽诚信、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道德精神成就了虞舜，使他从凡夫俗子发展成了光芒万丈的“圣人”。得益于早期家里家外的大量“救败”实践，执政以后的虞舜“敬敷五教”，其实就是将家庭文明建设与乡风民俗改造工作扩大化，普及化。

虞舜成功“救败”的范例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第一，信义无价。立身、立业、立市都离不开诚信。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就是拒绝虚伪与欺诈。其中的“诚”就是真诚、诚实、诚恳，“信”就是讲信义、守信用。信义的小修炼场在家庭，大修炼场在社会。讲信修睦，得道多助。内诚于心外现于行，拥有了立身的资本，个体才容易被社会悦纳，人生才会获得更多更好的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机会，将自我价值最大化。舜帝“救败”成功，属于“仁者无敌”，属于“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第二，能力优先。做人自然要“品德为先”，但干事一定要“能力优先”。“想干事”“能干事”和“干成事”之间，“能干事”显得尤为重要。本领赢得机遇，超强本领是超越发展的前提。办法多、效率高的人才往往深孚众望，成为大家的仰望和依赖。我们要向多面手虞舜学习，静得下心来，埋得下头去，苦练经世致用的过硬本领，争取成为行业的领跑者，让世界敞开它那一重重紧闭的大门。

第三，精诚协作。共同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单打独斗不如团体协作。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而整体的力量常常大于部分之和。人多出智慧，群团作战可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可以接力替换，使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得以放大，办事效率与运作能力得以提高。舜帝“救败”和大禹治水成功的奥秘是善于把问题转化成目标，把个体的力量凝聚成群体的力量，然后齐心协力改造自然，改良社会，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

二、以至诚治国，帝王虞舜因此“和合万邦”

虞舜在三十岁时被“四岳”举荐，进入物色接班人的尧帝的考察视野。考察三年，他被调入内阁担任要职。后来他接受尧帝禅让，即天子之位，执政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他在从政、执政过程中，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打造了“尧天舜日”的盛世辉煌。

舜帝以诚治国，首先表现在以诚敬天。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史记·五帝本纪》）。通过观察天象，祭天帝，祭六宗，祭山川，祭群神，秉承上天意志，调整施政措施，并且将治国举措告知于天地四方、各路神灵，实现“天时地利人和”。传说舜帝制作《韶乐》用以祭祷上天，平和德音竟然能够使“凤凰来仪，鸟兽化德”。古语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黄帝内经》）舜帝敬天是以诚治国的舆论准备，看起来是做给冥冥之中的天帝看的，其实是做给自己看的，那就是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使自己坚持修身养德，臻于知天、事天和天人相通、天人感应的尽善尽美的境界。也是做给普天之下的人们看的，为的是争取民心，启动民智，调动民力，争取上下一心成步调一致。

舜帝以诚治国，更多地表现在以诚待下。他“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他选择良辰吉日，将五种质地的玉石打磨成的象征五个权力等级的信符颁发给四方诸侯，授予他们分管的权力，调动他们管理的积极性，确保地方管理和中央集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他将尧帝执政时期的天下九个州调整为十二个州，任命十二牧各负其责，走活管理一盘棋。他制定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见《尚书·皋陶》）的为官九德，要求官员宽容而又严肃，温和而又有所建树，谨慎老实而又事业心强，能办事而又尊敬上级，顺从而又坚毅，耿直而又和气，简省而又廉洁，刚强而又博学，勇敢坚强而又通情达理。他用这九种美德为标尺，实行五岁一巡狩的官吏考察制度，为官吏评定等级，按照等级决定升降去留。这样的操作，既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和凝聚力，也加强了中央与方国、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协调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有效巩固了中央集权。这样一来，“八恺”“八元”被委以重任，邪恶势力代表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等“四凶”被严厉惩治，官场正气满溢，政坛运转高效。

舜帝以诚治国，突出表现在他的仁民爱物。尧舜政府上马了当时最大的民生工程——治理大洪水。尧帝和舜帝一代接着一代干，终于消除水患。《史记·夏本纪》里记载：“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壅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一成一败，其治不同也。”尧帝任用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而无功”，目标没有实现。舜帝任用大禹治水能够成功，取决于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深刻教训，采用了“决川”疏导的有效办法之外，还取决于虞舜与大禹的彼此关系，他们毕竟是由朋友发展起来的君臣关系，更具民本情怀，更容易紧密配合，同心同德。

仓廪实，天下安。安澜除患之后，虞舜政府把粮食生产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他指派大禹的治水大军恢复和开垦农田，安排弃担任后稷一职，专事天下的农业生产。弃精心调集和分配种子等资料，督促人们按节令种植和收割五谷，实现了粮食的丰收。舜帝本人勤民事，苦忧人，为改善民生而竭尽全力。《南风歌》就是他表达的爱民心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在帮助百姓丰衣足食的同时，舜帝还上马安居工程，大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竹书纪年》中说：“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

舜帝一手推动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他和他的团队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用礼乐教化百姓，清除陋习。他所推行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的基本要求是：做父亲的检点言行，讲求一个义字；做一个母亲爱护子女，拥有一颗慈爱之心；做儿子女的顺遂父母，孝敬父母；做兄长的对兄弟多加关爱，彼此亲近友好；做弟弟的要谦恭有礼，尊重兄长。孝、悌、慈爱是家庭伦理法则，与侍奉君长、对待民众的道理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有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慈爱子女的基础，忠事其君、敬事其长、仁爱于民也就自然而然。家国同构的基础就是孝、悌、慈爱，家庭伦理法则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规范。虞舜本人先教化自己，身体力行，再教化别人，以身示范，是倡行“五教”的标杆。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的推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也就应运而生，两相作用，促进了华夏民族亲情的融洽，风习的改良，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提高，“尧天舜日”的美好景象就由设想变成了现实。

舜帝以诚治国，还表现在他的“和合万邦”的邦交实践上。舜帝和为贵，修文德，与邻为善，和合万邦，妥善处理了与部族和周边方国的关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针对挑衅滋事的南方苗蛮集团，舜帝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教育感化相结合的策略。“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韩诗外传》）大禹主张武力解决，舜帝认为“以德可也”。结果是文武兼备，一方面通过军事演习宣示强大国力，用以震慑三苗；另一方面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用中原的先进文明教化引导三苗。最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德化三苗。其他远方氏族部落见状，也纷纷捐弃敌意，主动修好与虞舜朝廷的关系，臣服于虞舜朝廷。

以诚治国的“诚”就是“尽吾敬”。舜帝说：“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爱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且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惟以敬也。故欲明道为忠为服之。”（《新书·修政》）重视修身养德、讲求信义的舜帝以诚敬天，以诚待下，纳言听谏，励精图治，仁民爱物，和合万邦，故成天地之间的完人，“内圣”之德才臻于至境，“外王”之功勋达成了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目标。

“修身齐家”的经验可用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的生长点在于“修身齐家”。其中的道理可以互为参照，互相借鉴。欲成大事者可从“内圣外王”的舜帝的治国经验中取法的是：第一，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竭诚尽忠，广纳贤才，不仅要有识人之明，还要有用人之胆。第二，取信于人，以德服人，严格自律，广施恩泽，把利他的文章做足做精彩。第三，善于谋势，巧于布局，勇于担责，精于运作，靠前指挥，干出业绩。

（2023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