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深的回归守正

  ——舜文化之诚信内涵及影响与时代思考

唐太培

（宁远县政协，湖南 宁远 425600）

诚信是一种美德。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诚即天道,天道酬诚”，即言行须循天道，说真话，做实事，反对虚伪。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解释“人言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可见，“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诚实可靠。“诚”主要是从天道而言，“信”主要是从人道而言。故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诚”是内凝于心的赤诚之道，“信”是外化于行的处世之基。

时空游弋到今天，或者说人类进化到今天，文明发展到今天，社会演化到今天，人们越来越觉得诚信渐渐远离，印证了舜帝告诫大禹的真言“人心惟危”。

一、舜帝道德文化的精髓：至诚至信

舜帝以毕生倡导并践行的“孝老笃亲、倡兴五典”的伦理道德、“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宽容和谐、乐于助人”的社会道德、“天下为公、合和万邦”的政治道德、“尊崇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道德，成为中华人文始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人。舜帝道德文化与炎帝农耕文化、黄帝政体文化并列为中华古文明的三座里程碑。

窥探舜德文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清晰脉络，那就是诚信。

人子之诚——孝。舜帝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开拓者，为古代二十四孝之首。舜从小在逆境中长大，“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通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云：“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年二十始以孝闻。”舜年三十岁，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完婚后，舜马上带着二妃与尧帝的赏赐探望家人，把尧帝赏赐的谷物、牲畜、细葛布、麻纺等作为礼物送给父母弟妹。舜白天帮父亲干农活，晚上弹起尧帝赏赐的五弦琴为父母解闷，二妃帮着母亲做家务，丝毫没有当大官和帝女的骄奢，得到了邻居父老的一致称颂。至于后来，历经“纵火焚廪”、“穿井逃生”之厄，仍不改初心，孝顺父母、友爱弟弟更加殷情、更加周到。这种对父母兄弟的至诚成为众生楷模。

职业之诚——信。舜年轻的时候从事过多种职业。“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舜在历山耕作，把耕种过的熟土让给别人，以至于历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土地；在雷泽捕鱼，把修建好的渔场让给别人，以至于雷泽的人都能让出便于捕鱼的位置；在黄河岸边制做陶器，讲究质量没有次品；在寿丘制作家用器物，非常精美耐用；在负夏做生意，童叟无欺。舜帝“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赢得了大家的追从和爱戴。这种至诚铸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归属，以至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为政之诚——公。“公天下”，是舜帝为政的准则。“公”之义其中就有“公信”。公信也称为公共信用（诚信）或公众信用（诚信），是人类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是社会主体（政府、社会组织、个人）间认同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行为准则。纵观舜帝“践帝位三十九年”，“践”的就是“帝位”的公信力。他以孝推德，建立了社会伦理的公序。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五典”，也称“五常之教”“五教”。提倡做父亲应该仁义，做母亲应该慈爱，做兄长应该友善，做弟弟应该恭敬，做儿女应该孝顺。他广辟言路，力求达到治理上的公明。“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之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咨有十二牧。”（《古今注》）“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尚书·尧典》“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国语》）“立诽谤之木”（《邓析子》），“明通四方耳目。”（《国语》）。正是因为舜帝通过各种方式广开视听，从善如流，“稽于众舍己从人”，“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于是，“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大禹谟》）。他选贤任能，勉力做到吏治上的公正。任用皋陶、伯夷、垂、益二十二个人，辅政都有出色的政绩。让“八元”向四方百姓传播“五常之教”，让“八恺”管理土地，指导农事。在官员管理上，舜帝以实绩论英雄，实行“班瑞”制，这一举措对于部族管理、激励惩处官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位禅大禹，“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篇》）真正体现了“天下为公”！他谆谆告诫大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一个“允”字，体现了舜的中诚公正，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

二、舜帝诚信精神的影响及时代意义

舜帝的诚信理念与实践在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巨大的影响。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做人处世及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形成了其独具特色并具有丰富内涵的诚信观。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做成事）。他倡导：“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君子不亮，恶乎执？”（《告子章句下》）意为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够有操守呢？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德经·二十三》）意即统治者的诚信不足，百姓自然不会相信他。“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四十九》）《周易》传经“人之所助者，信也。”以至于后来阐述诚信的文字如汗牛充栋：如“推人以诚，则不言而信矣。”（王通《文中子·周公》）“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小信诚则大信立。”（韩非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信不足，安有信。”（《管子》）“祸莫大于无信。”（傅玄）“以信接人，天下信人;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杨泉）“人背信则名不达。”（刘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程颐）“凡人立于天地间，遇事必当之以诚”，而后人始信其为人，乃得有为人之价值。尚诈术者，何能立名建业。”（吕鹏搏）“知行合一”（王阳明）“诚信为人之本。”（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人的品行的集中阐述和要求，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和“忠、孝、廉、耻”。这些表达，究其实质就是“诚”：仁是对人诚、义是对情诚、礼是对行诚、智是对学诚、忠是对国诚、孝是对家诚、廉是对物诚、耻是对心诚。这就集中概括了人的做人处世之道。尤其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来说，“诚信”的表达更易于理解、接受和尊崇。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能够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在全球化进程中，诚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影响逐渐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诚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讲信修睦。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要求“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全过程，实现德法融合、德法兼治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互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三、现世中诚信问题的表象

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是诚信缺失在政务领域的体现。一段时期以来，在经济、司法、干部及人才选拔任用等领域存在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以权代法、任人唯亲、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突出的腐败问题，反映了诚信在政务领域的缺失，甚至异化、堕落。其根源在于政治理念的构筑，是为了太平盛世的粉饰还是黎民百姓的福祉？是为了流芳百世的政绩还是基于现世的实绩？是为了利益集团的苟且还是天下苍生的未来？其危害是辜负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防不胜防的商业欺诈，是诚信缺失在经济活动中的具象。

商业活动中的合同陷阱、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以及形形色色的“老赖”等等，表面上是人们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其实是人们无诚无信的具象，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秩序，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恶化了市场环境。

人际关系的日渐微妙，是诚信缺失在人的心灵和行动中的映照。现实生活中，对倒地老人扶不扶的尴尬、对无钱病患救不救的迟疑、对急需用钱借不借的犹豫、对困难亲友帮不帮的纠结、对老人养不养的考量、对贫困学生助不助的彷徨，竟然成了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讲诚信受到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呆子傻瓜、落伍吃亏的代名词，这种心灵在行动上的映照，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为一些人的处世信条，完全背离了助人为乐、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这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莫大悲哀。不可否认，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潜规则”，偏离了诚信文化的正向认同。

层出不穷的造假剽窃，是诚信缺失在学术科研界的“伤疤”。近年来，各种学术不端的问题愈演愈烈，学术上的抄袭、剽窃、伪造、虚构，科研项目、课题申报、结题及评审、奖励的暗箱操作等等，反映了学术上急功近利、攀比虚妄的不良风气，与实事求是的学风格格不入，与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格格不入，这是刻在学人脸上的一道醒目的“伤疤”，也是触碰最应该讲诚信的学术领域底线最后形成的不朽“伤痕”。

四、诚信社会的构建思考

诚信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对诚信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同时也体现了构建诚信文化和诚信社会的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构建诚信政务体系。政务诚信是诚信建设的关键，各类政务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必然要贯穿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各个环节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

政务行为主体的诚信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往往抱有较高的道德期待，是否诚信也是评价政府行为的基本标准。政府工作人员应当自觉讲诚信，成为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因此，建立政务诚信机制，形成政务领域诚信规范至关重要。要把诚信作为领导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考察任用、考核奖惩的重要标准，增加诚信权重，制定具体的诚信指标，让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虚报邀功、哗众取宠者没有市场，让脚踏实地、诚实守信者脱颖而出。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广泛宣传、大力弘扬诚信传统，在全社会培育诚信精神，强化社会成员在诚信方面的道德自律。推进诚信教育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进家庭、进机关、进工厂、进网络、进银屏、进音乐，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各种方式将诚信精神内化到社会成员的人格结构中，使诚信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自觉，使诚实守信成为人人崇敬的社会风尚。

构建诚信制度体系。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诚信精神和诚信原则固化为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即制度化。诚信的制度化设计应当具有普遍约束力，让人们获得为人处世和对他人评价的客观性依据。一方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使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诚信情况清晰透明，无可规避。另一方面要完善守法诚信褒扬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诚信者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成为时代的引领者。使不讲诚信者增加失信成本，失去失信渠道，从而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同时，还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政府要发挥监管的主导作用，鼓励媒体和互联网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信息服务并发挥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推动诚信机制落实到位。

构建诚信法治体系。从目前来看，对于失信的行为存在界定模糊、处罚过宽过软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针对失信领域的法律法规。对见利忘义、不讲诚信的违法行为，要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或规章制度的界定，使人们能够准确地识别失信行为特征，并在涉及诚信问题的民事纠纷中容易找到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依靠法治手段通过公正的程序对失信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经济制裁和司法惩处，让失信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联系电话：1397464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