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修炼贵始终

——诚信义利浅咀

吴同和

（湖南科技学院·舜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 舜帝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以“诚意、正心、修身”治理百姓万民，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的“诚”、家庭道德的“孝”和社会道德的“仁”，成为内圣外王的典范。“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利”“情”，既能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同时又相互排斥、对立。倘拥有“在义与利之外”的“情”，且修炼始终，则无论“有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都将忧乐咸去，意兴悠然。“诚”与“情”，或可交通。

关键词  诚信；义利；修炼；始终。

参详虞舜帝内圣外王玄奥，披阅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感言，俯仰人生修炼行旅，磨研诚信义利内涵……久之，似有所得。

一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信也，敬也，纯也，真实无伪也。《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 )曰：“唐虞时未有诚字，《尚书·舜典》允塞卽诚之义。至‘伊尹放太甲’[1]，始见诚字。”参《尚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读大舜《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变化莫测，道心中正入微；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地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最后使人心与道心和合，执中而行），知“允”即“诚”；吟《易·乾卦》“闲邪存其诚”，诵《左传》“言鬼神不系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知“诚”即“允”也。

尧舜禹是儒家推崇的三大“圣人”，舜帝居“圣人”之中，承尧传禹，地位尤为特殊。《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舜帝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创建了中国最原生态的道德文化，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尚书大传》赞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孟子·公孙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由于舜帝与人为善，舍己从人，故能感化一大批人。《孟子·尽心上》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

从修身的角度看,舜帝是躬行修身的典范。舜认为,是否具有讲诚信品质,是决定能否取得天下的重要条件。《荀子·尧问》有段对话，非常经典。尧问：“致天下,为之奈何?”舜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做了首领之后,舜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并要求百官“惇德允元”（《尚书·舜典》），亲厚有德之人,信任善良之人，故而“天下自来”，内平外成。

从齐家的角度看，舜帝是躬行孝道的楷模。舜之孝悌德行，天下闻名。他出身低微，其父瞽叟心地狭窄，后母言不及义，嚚（yín愚蠢，顽固，奸诈）悍卑劣，同父异母弟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象，常欲杀舜。汉代著名学者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云：“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顽，母嚚，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处境如此艰难，舜仍宽容大度，不记仇恨。“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故曰：大舜笃亲尽孝、宽厚仁慈，乃孝之化身。

另一方面，大舜坚持用完善的人格熏陶人，感化人。20多岁就得到先民拥戴，被东夷氏族部落推举为首领。《吕氏春秋·慎人》曰：“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鲁连子》云：“舜耕于历山而友益，陶于河滨而友禹。”

舜帝尚善行讲诚信的品格影响广远，人神共仰，《孟子·万章上》曰：“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颂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荀子·富国》曰：“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孔子感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崇高啊!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夺过来的，而是以德化人，民望所归啊！

由此可知，舜帝是遵守人伦的杰出代表，是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孟子·离娄》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后继者纷纷效法，无不以求美德、讲诚信为荣。《尚书·虞书·皋陶谟》曰：“彰厥有常吉哉！”意思是，发扬并保持这些美德，办事就会顺利，吉昌。由于百官大臣纷纷效仿尧舜，“惟几惟康”（《尚书·益稷》），力避微小过失出现，防微杜渐，确保社会安定康泰，故朝野呈“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尚书·益稷》）之象，社会上出现了讲诚信的良好风气。正如《礼记》所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舜帝行仁政笃信诚而成就之“内圣外王”煌煌伟业也。

内圣外王者，内具圣人才德，外行王道君权也。“内圣”，求修身为人之完美；“外王”，谋治国安邦之谐和。“圣”，被认为人格理想之最高境界。《庄子·天下》曰：“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通俗地讲，“内圣”者，修身养德也，要求人首先有道德；“外王”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虞舜乃“人上人”，堪称践行“内圣外王”之楷模。其“内圣”之德，已臻至境；其“外王”之功，亦可彪炳千秋！虞舜穷其一生，殚精竭虑，恭谨劬劳，惟“解愠阜财”之是务，故获百姓万民崇仰、膜拜。《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孟子·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尚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kuí宰相或相当于宰相之职），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稽考得知，舜帝是古往今来最早推行“仁政”的一代圣王。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首先，他大胆启用有德才的人为官，荐贤崇德，便是诚信之高格。《左传》记载：“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管理，掌管）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荀子曰：“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

除了启用贤才为官和对百姓实施教化外，舜帝还通过惩罚恶行来弘扬善德。舜为尧帝之臣时，开辟四方城门，把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个凶恶的家伙赶到四边荒远的地方。继承尧之帝位后，对作恶多端的共工、驩兜、三苗采取惩戒措施，对治水不力的鲧也毫不留情面。《孟子》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 正是这些惩戒恶行的措施，弘扬了善行诚信的品德。

值得一提是，虞舜非常重视通过音乐、诗歌的熏陶，塑造庄重高尚人格，最终达到治理社会的目标。舜帝设官分职，除四岳、十二州长官外，还设有两个职位：一是司徒官契，令其“敬敷五教”，施行家庭伦常教育；一是典乐官夔，令其以歌诗舞蹈形式教育青少年。史载，帝舜执政期间，派臣子到各地采风，汲取民歌源流营养，亲自制定箫律、《南风》《九韶》等乐舞，歌颂太平盛世。《淮南子·泰族训》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古乐篇》云：“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十二弦之琴。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史记·夏本纪》载：舜命“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均描绘了虞舜时代“神人共和”“天人合一”的大同美景，形象再现了虞舜重视音乐熏陶人性的作用。     

在初步创立国家制度，扩大疆域，统一众多分散氏族，改善部落民众生活的同时，舜帝制定了礼乐，教化百姓。他所创制的音律、乐歌，成为上古时代盛世国乐。传说屡征不服的三苗，因崇仰帝舜之德政而终于归服。《淮南子·齐俗训》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

稽考虞舜之内圣明德，品赏《南风歌》之远古幽情，可知二者之内在联系：虞舜道德修为，《南风歌》之内力储蓄；内圣外王之伟业事功，《南风歌》之大同愿景也！

二

周国平是深受当代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哲学家。他的作品，深蕴哲理，文采飞扬，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在义与利之外》就是这样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

欲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苦苦修炼，无嗔无喜，无欲无求，不计较义利、得失、荣辱、沉浮……似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他们活得也累，过禁锢，太压抑。清心寡欲，唱诗诵经，晨钟暮鼓，年复一年；人生便“匆匆”而逝了。调查得知，皈依我佛的得道高僧，如弘一大师李叔同者，毕竟少数。更多僧人，落发之前，或看破红尘，或心如止水，或命乖运蹇，或大恶大奸；遁入空门，为寻解脱而已。到头来，终因熬不下去而还俗的，大有人在：此非“义”“利”所驱，惟“情”使然也！

泱泱华夏，是否出现过“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不得而知。《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意思是，古之天子无“利”可图，仅为履“义”而为。因此，送个皇帝给某人，他未必感恩涕零。

然而，《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先生考证：

后代的史家之所以用“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正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战国以后的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就更加激烈了。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就奇怪了。帝舜至德至圣，中华道德之始祖，何以为践帝位而大开杀戒？难道仅为蹈大“义”，丝毫也没有营“利”的因子？

看来，无论圣人贤士、凡夫俗子，无论“大义灭利的真君子”“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而忘“义”。惟其如此，“在义与利之外”的“真性情”，才值得弘扬光大。

何谓“真性情”？仁孝诚信是也。舜虞内圣外王，真性情也；郑板桥(1693～1765)“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伴其一生，官品、人品、文品俱高，“一枝一叶总关情”，真性情也；当今华夏，天旱水涝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来袭时，亿万中华儿女闻风而动，用各种方式支援灾区人民，其大爱大美，真性情也；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有个细节，一对青年夫妇从城市来到山乡，面对蓝天白云、田畴原野，兴奋得狂呼大叫，忘情的滚作一团，释放着融入大自然的愉悦和淳真，真性情也……这些人，情商（EQ）明显高于常人，既能认识客观世界的律规，又能释放主观体验的情性。无论群居独处，治学从政，都能“率性而行，适情而止”；同甘共苦皆可友，举手投足总关情。

史书记载，宋代儒者开始注重义利之辩，他们以义利观解读“和而不同”。基本认定：君子“和”，“义”的结果；小人“同”，“利”的诱惑。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扬州学派”杰出代表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由“和而不同”推导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的格式，与宋儒观点一脉相承。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是否认同刘宝楠的观点，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今时代，阐析“君子和而不同”，似应规避“义”“利”，而上升至思想方法和历史哲学的高度。

很显然，刘宝楠的命题失之客观：诸多情境下，“义”“利”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和”可因“义”而起，也可因“利”而起。即使仅为求“利”，也须有“和”做背景和前提；否则，难以言“义”达“利”。一般情况下，“义”可致“和”，“利”同样能致“和”；动机虽异，结果却同。只不过，前者自觉主动，后者消极被动罢了。

事实上，无论是圣人贤君，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抑或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忘“义”，迷失自我；差不多每个人都在沉思，“义”“利”之外，应该还有另一个因子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理念都已发生质的变化，对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思考。比如界定“义”“利”，人们也许更愿意接受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提出的全新命题：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事实上，许多问题，“义”“利”是不能解决的，而以“情”致“和”，却事半功倍。“义”“利”“情”三者既能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同时又相互排斥、对立。诚如周国平所言：“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当选择和甄别陷入“二难”时，唯有“情”，能使人彰显自我，回归本心，跳出“义”“利”之外，使其心灵世界得以净化，进而渐入“和合”之境。

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人，一旦拥有“在义利之外”的“情”，且修炼始终，则无论“有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都同样忧乐咸去，意兴悠然——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价值取向，一种植根于诚信仁孝诸德而获得的审美愉悦。

三

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舜帝用“明德”治理百姓万民，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的“诚”、家庭道德的“孝”和社会道德的“仁”。他严格约束自己，坚持修炼“诚意、正心、修身”品德，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创建了中华民族最原生态的道德文化，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

一介文人周国平，议辩“义”“利”，从人生态度视角切入，在“之外”，找到了“情”。他以为：

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

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 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 “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 ：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

——周国平《只有一个人生·在义与利之外》

两相对照，周国平之“情”，与舜帝之“诚”，或可交通。

古往今来，无论帝王将相、百姓草民，入世处世，都特别崇仰修身积德，养性致和的高人。殊不知，“德”之养成，“情”而使然。而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谦让等诸德之中，“诚”“信”乃“情”之原始，不仅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典籍记载，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诚信之德早在原始社会已然存在；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出现在殷周之际（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256年）。此德沿袭至今，少说也有3000年！千百年来，“诚”“信”二德，相互依存,既可以互释,互训，又各有侧重。一般认为，“诚实、守诺、践约、无欺”是其定义；而待人处事是否真诚老实，是否讲信用守承诺，是检验人品操守有无、优劣的标尺。因此，有人说：“诚信是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这个命题或可成立。

诚信与忠义仁孝等道德规范的关系千丝万缕。古人认为，仁义是做人根本，诚信植根于仁义：仁即诚，义需信。如此，修德之人，必须让“诚信”真正根植心灵，持之始终，人生过往才更完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友善，社会文明才更进一步。质言之，人生如能跳出“伦理的人生态度”“功利的人生态度”等苑囿，孜孜以求于更为广远的诚信仁孝礼智等情境的修炼，对准目标，“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那么，其“人生态度”及“人生状态”肯定会有所改观。

因“情”所驱，舜帝修炼“诚信”，孜孜不已，终成正果。大舜践帝位39载，修身治国，内圣外王；恭谨劬劳，兀兀穷年。“观风俗之盛衰”，究治国之大要；入蛮夷而察民风，制良策，逢寝食仍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终使三苗臣服，万民拥戴。他的“诚信”，为成百上千继踵者实现“内圣外王”的煌煌伟业，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因“诚信”所驱，周国平苦苦寻找、推衍，终于收获了“义利”之外的人生态度：“情”。他以为：“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他的发见，为处于矛盾彷徨“迷不知吾所如”（屈原《涉江》）的当代青年打开了一个通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人，尽管“未来吉凶难卜”，但只要以一颗“诚信”之心终生修炼，以“别样的人生态度”生活工作，处世为人，相信此后的生命状态及生命过往，都将极其灿烂光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Z〕.岳麓书社，1988.10

〔2〕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Z〕.岳麓书社，1991.8

〔3〕万里、刘范弟辑录点校. 虞舜大典（古文献卷）〔Z〕.岳麓书社，2009.7

〔4〕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10

〔5〕周国平.只有一个人生〔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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