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道德文化对现代诚信社会建设的借鉴

杨金砖

（湖南科技学院 柳宗元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99）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马斯科脑机接口的突破与火星计划的推进，不仅让人类个体的知识储备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让游历星际的梦想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变成人间的现实。智能制造时代的开启，将人类文明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人们在为科技进步而狂欢时候，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幸福！在各种利益集团和强权政治的裹胁下，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地缘局势愈益紧张，社会环境越发恶劣，经济发展如履薄冰。那么，如何才能在这种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趋利避害？让科技与人文并举，经济与社会繁荣，唯有讲诚守信，恪守契约精神，寻找最大公约数，方能平息社会矛盾，凝聚民族信心，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立诚信，就是立法治；立诚信，就是立社稷。

一、社会信用伦理的迷离与崩塌

诚信是人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角逐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所谓诚信：诚者，真诚、诚实也。信者，遵守承约，坚守信用也。因此，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守诺践约，童叟无欺。它是人类社会所孜孜追求的一种美德和社会范式，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和谐稳定的基石和底线。在传统文化中道家讲“道德”，儒家讲“品德”，释家讲“功德”，而道德、品德、功德都离不开“诚信”二字。

但是，人类社会自20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在集团利益与政治寡头的操控下，人性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不仅自然环境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创，人类生存空间愈发显得逼窄；而且丛林法则甚嚣尘上，不以弱肉强食为耻，反而以强凌弱为荣。礼崩乐坏的结果，便是无休止的相互残害。

不说因诚信迷失而爆发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仅是我们的拜金主义所引发的行为的失范，而给国人造成的心理恐慌与身体灾难，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从苏丹红到瘦肉精，从毒奶粉到塑化剂，从毒生姜到镉大米，从毒胶囊到地沟油，从澎大剂到甜蜜素，从添加剂到防腐剂，从注水肉到甲醛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法治不全，诚信失范的社会，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则必有江湖；有江湖就必有各类不讲武德的荒诞阴招，去坑害那些不知情的百姓。

但是，任何对社会诚信的藐视和践踏，必将为诚信而付出血的代价。譬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让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国产奶业一夜间出现断崖式塌方，跌入最寒冷的冬夜。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知道，奶粉事关婴幼儿的健康成长，系关社会家庭的幸福，系关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可是，三鹿集团则是利率熏心，不顾天下儿童的身体健康，在奶蛋白偏低的情况下居然通过添加违禁的三聚氰胺的方式，虚假抬高牛奶中的氮含量，结果造成众多小孩无缘无故地患上大头症和肾结石。随后国家质检总局对所有奶品进行全面检测，发现除三鹿奶粉外，蒙牛、光明、圣元等22个厂家69批次的产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一时舆论乍起，不仅诸多国家禁止销售中国奶品，就是国人也不纷纷跑到域外超市购置，偌大的三鹿奶业被关停，国内所有奶业因此而普遭影响。就是十五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谈而心背发凉。三鹿奶粉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不仅是企业的诚信问题，更是暴露了我们当时政府职能部门对食品质量检测监控的无力，以及司法体系的不健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有国产奶粉居然打出“新西兰奶源，美国技术，欧盟标准，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广告词，这是一个逻辑混乱的笑话，但也无不说明当下百姓对国产奶品的不信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企业诚信缺失的一个缩影。但是2022年湖南长沙湘雅二院急诊室主任刘翔峰事件的曝光，不仅揭开了医疗产业的一条黑链，更是将人性之恶演绎到了极至，将原本紧张的医患关系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作为一名省城大医院的医师，其天职原本是救死扶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救人患难的天使，为榨取病人的钱财，不惜通过虚开病历，误诊误导的方式，让人无病患病，随意给病人手术，使病人小病变大病，大病被治死，弄得人财两空，哭诉无门。以往听说过天使中有庸医的情况，但自福建莆田系曝光之后，我们还以为是私人医院的个案，未想到像湘雅这样的堂堂公立医院，也出现了刘翔峰这样的人间恶魔，真是直毁世人三观。

诚信缺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世上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假若阳光温暖不了大地，又势必在阴暗中寒潮来袭。不要因为事不关己就可以高高挂起。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如果一个人为了钱犯法，那这个人有罪！如果一个人为了面包犯法，那这个社会有罪！如果一个人为了尊严而犯法，那世人都有罪！”仁者，诚也。诚者，信也。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是我们群体的一分子，我们必须以仁相待，以诚相交，以善相友，救其饥寒，尊其人格，这样才能拥有人间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否然，当愤怒无处发泄，当诚实被视为愚蠢，当强横上下通吃，无底线的压迫必将出现雷霆般的反抗。正如毛泽东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其实，对社会的冷漠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曾说：“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为：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无辜。因为崩塌之前的漠视，必须承担崩塌之后的创痛。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上帝面前，权力与责任从来就是一张纸的两面。关注他人，关爱他人，多给社会一点奉献和温暖，人世间就不会出现崩塌式创痛。事后忏悔再多，也于事无济。

譬如2001年山西晋中胡文海旷世恶案，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独自杀害14人、重伤3人。其起因非常简单，只因村里煤矿承包问题而引发与村干部间的矛盾，随后又因揭发村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反而遭到无厘头的打击报复。在正义迟到，公平不再的情况下，胡文海决定自己解决。在2001年10月16日晚，提着猎枪和斧头将村里的多名干部及其家人残忍枪杀，酿成举世罕见的刑事大案。

又如北京杨佳，因2007年10月5日在上海骑行一辆租借来的无证单车准备回旅社时，遭到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警的盘问，并被带至派出所羁留6个小时，听说还遭到所里民警的殴打，杨佳当时向公安局督察支队投诉，并未得到令其满意的结果。随后，杨佳上访，闸北分局虽经多次调解也未获被杨佳认可，并将其视为“无理取闹”而未再放在心上。谁知在2008年7月1日，杨佳提刀闯入上海闸北分局内，导致六名警察死亡、四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受伤的重大袭警刑事案件。杨佳在解释作案动机时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是一句扎心话，但也是一句大实话。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拿别人的诉求与权利不当一回事。

再如：2021年10月10日，发生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上林村灭门案，亦是一个典型的凌辱弱者而引发的大案。凶手欧金中因在自家的宅基地盖房而长年受邻居的刁蛮阻拦，多次上访申诉无果，还遭到无厘头的打击报复，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刀将邻家灭门，造成果2死3伤的重大刑案。

而这种恶性大案，在2023年的前6个月，据媒体报导就有五六起之多。为何社会戾气如此之重？有人分析说，这主要是由于前几年的疫情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再加上我们几十年的改革已进入到了深水区和关键期，内外矛盾交织错杂，利益纷争刀光剑影。显然，若不是十八大以来，反腐之剑高悬，惩腐之令日严，我想这种恶性事件更是有增无减。要营造出一个“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清朗乾坤，仍任重道远。

所发生的一桩桩血淋的惨案恶案，无一不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诚信缺失的社会是何等的可怕！《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谁都不是强者，谁也不是赢家。无诚信，必然互残；而互残一旦开启，社会必将危矣。上一秒还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下一秒就有可能成为地府幽灵。佛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方的示弱，不是说明弱人好欺，而是对方的宽容罢了。《道德经》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致坚。”譬如：水与空气，皆为至柔之物，而却能穿石运物，蚀金化石，排山倒海，摧毁万物。社会之中的芸芸众生也是一样，一旦突破其宽容的心理底线，所暴发出来的歇斯底里的愤怒与反抗，那必将是一场山崩地裂式的愤怒。

如何才能安顿那在黑暗的渊面上飘浮的幽灵，如何才能熄灭普罗大众心中的郁闷怒火？让整个社会焕发出蒸蒸日上的生机，让黎民百姓的面上露出灿烂祥和的笑容，不妨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可供借鉴的方案，尤其是从虞舜的道德文明里寻找破解的药方，用诚信的烛光照亮黑暗的渊面，给飘荡的幽灵以光亮的温暖。

二、虞舜道德文明的启示与借鉴

虞舜时代，虽然非常遥远，它处于由原始部落向国家演进的一种原始社会形态，但是，由于虞舜的仁孝、诚信，进而构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唐虞盛世。《史记▪五帝本纪》赞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虞舜为何如此圣明？原因就是以孝示亲，以仁处世，讲诚守信。完满地实现了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然后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治。

虞舜虽为黄帝后裔，但自其高祖敬康而下，已日渐式微，沦为庶人。其父瞽叟朝廷乐官，有一份朝廷的俸禄，虞舜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幸福。然而，好景不长，虞舜出生不久，其母去世，随后舜父瞽叟再婚，生下弟象。后母生性毒狠，为了让弟象独得家产，对舜百般刁难，处处加害，轻则打骂，重则置其死地。而父亲瞽叟不但对此不闻不问，进而还合伙设计，叫其种豆、修廪、掘井，意欲弄死虞舜。虞舜就是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一次次凭其智慧和果敢，逃脱了瞽叟与后母设下陷阱，化险为夷。最令人敬佩的是舜对父母依然不离不弃、孝敬如初，对弟象照旧慈爱不变、友善如常。对此《尚书▪尧典》记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五帝本纪》载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2]

虞舜不仅父母仁孝，其实，他对邻里也是恭诚礼让，厚以待人。无论是在历山耕种，还是雷泽捕鱼，抑或是在河滨作陶，十里八村的人都愿意前来跟着他一起居住，一起干活。更有意思的是，不仅虞舜行仁孝之道，而且跟着一起干的黎民百姓也能诚信待人。譬如：历山百姓在舜的带动下，也非常乐意于去帮助那些不会耕作的农夫，将自己耕熟的部分田土让与他人，自己再去开垦新荒；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渔民没有了以住的争斗，还能主动地将能捕到鱼的好地段让给那些新来的渔民；他在河滨制作陶器，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制陶技艺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制作出来的陶器精美而又实用。虞舜的仁厚之心与诚信品质，使其身边的民众越来越多，以至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虞舜二十岁时就名声鹊起，由东夷而传四海，其三十岁时被四岳首领一致荐举而成为唐尧的继承人，实现了从庶民布衣到庙堂天子的华丽转身。

虞舜的可贵之处，他并没有因践天子位的高贵而阔脸不认人，依我保持往昔那勤恳忠厚的品德，广开言路，垂听民声。通过“慎徽五典”“纳于百揆”“宾于四门”，内举八元八恺，“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让贤能者得以重用。外放四凶，“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使作恶者得到惩罚。尤其是虞舜晚年，并没有将帝位传给自家的儿子商均，而是传给了囚徒之子禹，国不以私利而国之，权不因私利而授之，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非血脉姻亲关系间的权杖平稳移交，其意义之深远，可谓开百代之先风，成万世之楷模。

因为尧舜之间权杖移交，虽亦可算为异族间的禅让，但尧舜之间毕竟还是姻亲关系，尧之二女嫁与虞舜为妻，舜为尧之女婿。古人说：“婿当半子。”因此，尧舜之间的权力移交，其实际还是同一个家族内部的移交，而不纯粹意义上的禅让。在舜与禹之间则完全不同，舜与禹之间不但没有姻亲关系，而且禹父鲧治水不力，还被舜杀于东夷羽山，可谓仇家一对。舜的高明在于举贤不避亲、任能不计仇，大胆启用鲧之子禹去继续担当排除水患的重任，最后在其大功告成之机，还将国家社稷也委任于禹。这种“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就了虞舜的道德标高和诚信内涵。

在民间流传舜歌《南风》的故事：“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其实，虞舜的德行何尝不就是歌中的“南风”？南风是一种信风，南风更是一种诚风，南风是一种生机之风。南风吹拂，大地回春，阳气上升，万物萌动，草木勃发。南风正是虞舜仁政爱民、福佑天下的写照。因此，南风歌既是虞舜治国理念的高度概括，也是其对后世国君的政治嘱托！

在其权杖移交给大禹之后的虞舜，本可以安享暮年之乐，可当听闻南方苗瑶并不诚服于禹，禹多年征战也未平息下来。虞舜不顾年高，带领昔日主管礼乐的旧部，毅然辞别京城，不远万里，亲自南巡来到南岭腹地的苍梧山区，以礼乐之声，宣扬德政，以诚信之言，感化苗瑶，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为大禹之朝免去一场征伐之苦。而虞舜终因南巡劳累过度，客死苍梧，尸葬九疑，化为九疑山上的一朵白云，化为南岭群山中的一座高峰。

虞舜从庶民布衣而登天子位，享锦衣玉食而思民生艰苦，重教化而崇仁孝，讲诚信而重践约，民愠解而百兽舞，国富足而生机发，少征伐而四海亲。这一和谐社会，被孔子尊之为“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

虞舜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家族伦理，上升为国家制度，使“仁政”的道德规范得以实施和发挥，并以此构筑起国家伦理和社会诚信体系，进而成为儒家文化的根源所在。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认为人有“恭、宽、信、敏、惠”五种道德品行，而这五种道德品行皆源之于虞舜的“仁”，而“仁”的核心又可以归纳为“诚”“信”二字。“人也无信，不知其可也。”^[4]而诚者，则又为一切常理之本源。《孟子▪离娄上》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5]139在《孟子▪离娄下》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5]160至有宋一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继往圣之绝学，更是将“诚”提到了“圣人之本”的高度。其于《通书》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6]自虞舜，经孔孟，至濂溪，由德仁而礼义，由礼义而诚信，形成了中华民族伦理图谱发展脉络与社会熵势的运行轨迹。

而春秋时期的老聃则提出了另一观点，认为社会矛盾四起，主要是圣贤之弊。是因为圣人有智慧，有主见，有思相，有追求，而将世界弄得愈来愈坏。又由于人的逐利避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地位与名誉，从而便不断地推出适合于权力阶层的社会规范，其名之曰公序良俗，实则贼心也。《老子▪德经》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7]对此，老子提出“弃圣绝智”的举张。

不过，从老子的观点，从另一个方面更加证明了虞舜仁义道德对诚信社会构建的重要。

三、社会诚信体系的恢复与构建

在全国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征程中，如何让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错综复杂环境下，坚定信仰，心无旁骛地引领民众，去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持之恒、不遗余力地去恢复和构建我们的诚信体系，以此恢复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诚信不立，社稷难宁。动荡不安，必生祸端。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里，自西周以来，就无不将诚信作为国之根本。《说文解字》里对“诚信”二字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信之意就是讲究信用，不伪不欺。宋代袁采于《袁氏世范》曰：“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周易正义》之“比”卦注疏曰：“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若无诚信，祸莫大焉。必有诚信而相亲比，终始如一，为之诚信，乃得无咎。”可见，诚信为立命之本，失之，必遭祸殃。

譬如：秦瀛政在征伐六国之时，多用阴谋攻城掠地，而统一六国之后，仍然不讲诚信，大开杀戒，使天下儒生不是死于非命，就是仓皇而逃，沦落为山野草民。在满朝文武的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不再有一丝半点的异议杂音，思想不会不高度集中，天下没有了读书声，也不再当心任何不利的歪理邪说来妖言惑众，那么，这样的帝国家业传至万世还有何困难？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是不读书。” 不到二十年时间，就被不起眼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一波毛贼的折腾中，威震六国的秦皇朝化为过眼云烟，成为后世笑柄。这就是国家失信的悲剧。一句“天下苦秦久矣”火星，便立即燃起倒秦的熊熊大火。“戍卒叫，咸谷举”，羽项一把火，将其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顷刻间化为焦土。成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的一大脚注。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5]69这里孟子所说的“道”，其实就是指的国家诚信。而国家“诚信”，即是否将黎民百姓的利益置于心头？若是苛捐杂税取之尽锱铢，朝廷挥霍用之如泥沙，百姓生息无空间，良俗公序被践踏，严法重律甚嚣尘上，必将官逼民反，形如水火，势如沸汤。

反观我们当下不少之怪现，无一不是由缺诚失信所致。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职能日趋淡化，而政府职能无限扩大，再加上政府公职人员依法行政的理念不时出现偏差，监督监管机制时常未能到位，致使缺诚失信，损坏民众三观的事不时发生。

譬如：海南海花岛几十栋高楼，说炸就炸事件，充分反映了有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不作为与乱作为、胡作为现象。海花岛填海建岛造楼，我想没有政府部门的默许，谁也不会去花费上十年的时间，投入数以百亿的资金，去建造几十栋高楼？然而，当高楼建成，有关部门却说围海建楼没有得到许可，属于违法，必须炸掉。像这样楼刚建好就被炸的，放眼望去，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并非海花个案。这炸掉的不仅是亿万百姓的民脂民膏，更重要的凉透了百姓的心。国土资源卫星时时刻刻在天上巡视，为何不在事件发生之初就予以制止，而非要等到建成之后再来强令拆除呢？这是集团勾联的使然？还是权利搏弈结果？局外人不得而知。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分干部，不是将心思用在所服务的人民身上，而是一门心思寻找快钱、热钱，大搞项目建设，尽做麻袋上绣花之类的表面文章，美其名曰弯道超车，腾笼换鸟，跨越发展，实则是自我折腾与杀鸡取卵。无序的建设，弄得地方财政寅吃卯粮，负债累累，好端端的日子被折腾得苦不堪言，百姓怨声于途，再加上司法上的一些问题，冤假错案屡禁不止，执法底线，常被触碰。政府对其职能部门失信失公个案的处理又多遮遮掩掩，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积聚，群体性事件逐年急增，任何一个事件，都会引起一场海啸式的巨浪。

又譬如2022年6月10日河北唐山烧烤店陈继志的寻衅滋事打人事件，由于唐山警方出警不力而引发舆论关注，成为舆情热点。又如2023年5月下旬河南南阳唐河收费站为了一己之利，置国家绿通政策与夏粮抢收于不顾，刁难农机人员，让数百辆收割机滞留在高速路上，结果因耽搁最佳收割时机，而致使成片小麦烂于土里，百姓欲哭无泪，天下群情激愤。而同样是农机下高速，在山东淄博，则完全是另一副场景。不但绿通全部放开，没有滞留一台收割车辆，而且还有交警车为其牵开道，并给予全面贴心的送茶送水服务。同样一个国度，山东淄博与河南南阳为何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明眼人一看便知：诚信之别也。

诚信的好坏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与社会风尚的标志。而社会诚信体系通常由政治诚信、政府诚信、司法诚信、教育诚信、商业诚信所构成。其中政治诚信是核心，政府诚信是关键，司法诚信是底线，教育诚信是基础，商业诚信是支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对诚信的重要性早已明察秋毫，并在十八大以来重要报告中也多有论述，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并步步为营，加紧实施。

譬如：从四风整顿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提出，到全民小康的顺利实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无一不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加强了政治诚信、国家诚信、司法诚信、商业诚信的体系建设。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其实，我们改革的所有阻力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源于各种利益集团与职能部门的利益输送，源于权利寻租和公器私用而带来的社会诚信的缺失。假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诚信就是经济基础中的适配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敢于进深水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猛药治疴的决绝，敢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体制机制中的一切弊端，去构建一个政治清明、政商清亲、政民亲和的诚信社会，让天下苍生享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文明光照。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对社会的各种现象，提出了“十恶”之说：即“没有人性的政治，没有思想的崇拜，没有人文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良知的知识，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幸福，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制约的权力。”而这些恶行也恰恰是我们构筑诚信社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须规避的恶行。其实，在虞舜时代对人心的阴暗光怪就早已洞析觉察，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与孟德斯鸠的“十恶”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如何防范人的“十恶”的出现，儒家文化里提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八德的源头是虞舜的德政。譬如：虞舜命令“弃”去做管理农业的官，任务是“黎民阻饥”“播时百谷”。虞要契去做司徒，教化百姓，叮嘱他要“敬敷五教，在宽”。命令皋陶主管司法：“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唯明克允！”命夔作主管礼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虞舜的仁政爱民思想，在周敦颐的《通书》里被称之为“诚”，亦即“圣人之道”。

中华诚信文化源远流长，根据社会诚信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和时代要求，把虞舜道德文化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诚信体系建设加以融会贯通，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诚信理论深度结合，同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互鉴包容，推陈出新，以形成我们诚信文化体系的鲜明特色与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1] （战国）曾参，（战国）子思著；梁海明译注：《大学▪中庸》，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出版。

[2]司史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20年版，第7页。

[3]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上）《礼记▪礼运》，岳麓书社出版社 2002年版，第513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5]熊海英，佳仁译注：《孟子》，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6]王晚霞校注：《濂溪志》（八种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7页。

[7]（春秋）老聃著：《道德经》，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