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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有意 叙中含情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永州新堂记》串读
 
柳宗元研究第24期  加入时间:2022/12/2 15:48:00  admin  点击:551

 言外有意 叙中含情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永州新堂记》串读

 

吴同和

 

唐代的永州相当荒僻,并无“山水来归黄蕉丹荔”的好景致,也少“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的好官员。这里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加之官贪吏虐,政事不理,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百姓特别期盼政治清明,官廉吏正。柳宗元谪贬永州,一心想满足百姓要求;但“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无法救民于水火。尽管有困境中寻找立身行道的勇毅精神,有为民请命替百姓干实事的愿望;无奈英雄失路,报国无门。正因为如此,柳宗元才特别赞赏那些关心民瘼的人,鄙视骄奢淫逸不顾惜民隐的官僚作风。

永州十年,百无聊赖。为排解心中郁悒,柳宗元常同龙兴寺住持重巽和尚参禅悟道,打坐念经;或与老友新朋“放浪形骸,移情幽远”,游历永州奇山异水、野地荒村,释放心中垒块,回归真实自我。

久而久之,“老友新朋”之相知薛存义,“野地荒村”之奇观永州新堂,成了柳宗元寄托政治理想的绝好载体。作年相近、体式不同的《送薛存义序》(全文略)和《永州新堂记》(见附录),均言外有意,叙中含情,成为他寄托政治理想的同类作品。

《送薛存义序》是柳宗元民主性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之一。文中所提出的“官为民役”“民之役非以役民”等主张,暗示百姓有黜罚官吏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以为,“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三》评价:“子厚《送薛存义序》乃《封建论》之铁板注脚也。两文相辅而行,如鸟双翼,洞悉其义,可得于子厚所构政治系统之全部面貌,一览无余。约而言之,《封建论》明势,秦皇以情诎之,成为由秦达唐之残余局面;《送薛存义序》明势,子厚以理掎之,徐待将来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愚以为,《送薛存义序》思想深邃,立意高卓,寄托了柳宗元的政治理想;笔法曲直抑扬,自然成文,展现了唐代清官廉吏的感人形象。

薛存义,唐元和年间名闻荆楚的良吏。元和七年(812)春,永州刺史韦彪力荐其任零陵代理县令。《送薛存义序》曰:“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其政绩,深得州府赞赏,县宰竞相效仿,百姓由衷拥戴。柳宗元称赞他是有革新思想的循吏,“官为民役”的典型。

柳宗元与薛存义同乡,年或相若,志趣相投,过往甚密。受柳宗元影响,薛存义任职期间,曾于东山南麓,铲除藩篱,疏导水流,建“读书林”“湘秀”“俯清”等三亭,与民同乐。作为挚友,柳宗元乃撰《零陵三亭记》,阐发修亭造景是“为政之具”的观点。认为山水胜景,既可美化环境,也可使为政者开阔心胸,从而消除忧烦;其天然的造设,可以使人清明宁静,心境平和;而长期在舒适安逸环境中为官,思路会更加通畅清晰,办事更有效率,从而奏“理达而事成”之效。

经柳宗元提点,薛存义茅塞顿开,接受了柳宗元“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二人的交往、惜别,及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应韦彪新堂落成而作的《永州新堂记》,与《送薛存义序》异曲同工,是一篇言在此而意在彼,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反映柳宗元伟大人格,予读者以深沉思考和审美愉悦的山水佳构,也是一篇夹叙夹议、极有政治见解的散文华章。

文章起笔极其奇突。清·李扶九选编、黄仁黼纂定之《古文笔法百篇》以为:“劈首翻起,最为出色,有悬岩万仞之陡峻……柳公山水诸记,大抵自吐胸中丘壑,此独关照政治,为太守作不得不尔。”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古文评注补证·卷七》评曰:“奇特在起笔。”寥寥60余字,包含三层意思 ,转而又转,折而复折,起伏跌宕,妙不胜言。先述“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之万般艰苦,虽“疲极人力”亦不可得;次写倘能因势赋形,“求天作地生之状” ,造作或有希望,但事实上却“无得焉”。转折至此,山重水复,不免令人黯然神伤。而就在此时,柳暗花明,忽露亮色,因韦使君善“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一座新堂奇迹般突现于斯,“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矣!这个精心构制的开头,可谓精彩无二:一是极现永州山水之诡奇怪特,亦贬亦褒,寓造作新堂之艰难;一是明述“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之奇迹,暗刺统治者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之罪愆;一是对韦使君“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之理念表示首肯推崇,一是点明题旨,为文章展开张本……起笔如此奇崛华美,堪称“凤冠”也!

第二段摹状永州自然环境。就文脉而言,此段为一“伏”,为韦使君登场浚理和华美新堂落成蓄势。如前所述,唐代的永州十分荒僻。君不见,“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纵有茂树嘉葩,也只能与恶木毒卉为伍,在秽墟之中竞相疯长,自生自灭……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作为地方官员,贤太守韦彪百思不得其解:早在千年以前已被秦王朝“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贾谊:《过秦论》)的辖地,怎么至今还仿佛没有被开发?历朝历代的父母官们除了会鱼肉百姓,还会干什么呢?

现在有必要简单介绍韦使君其人。韦使君名彪,永州刺史,为官比较清廉,能顺应民情,关心民众疾苦,颇受百姓拥戴。柳宗元《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曰;“骄阳愆岁事,良牧念菑畲。”意思是说,久旱炎日误农事,良吏系心难耕田。在烈日当空,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的大旱之时,韦使君深为农田的收成心焦,毅然前往祈雨。祈雨是否有效,无须研究,而其忧民之所忧的情感,确乎难能可贵;这与他建造新堂“逸其民,因其地,全其天”的治政理念是一脉相通的。

第三段,叙新堂修建之始末。韦使君来到永州,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处穷山恶水、巨谷断崖、恶木毒卉、蛇虺狸鼠,虽闻之失色,临之颤栗;但对于立志改革、愿为百姓干点实事的父母官韦彪来说,恰恰是磨励心志,大展鸿图的有利条件。他于是组织能工巧匠构制蓝图,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合形辅势”,“土则因其胜,植则因其美,流则择其清,居则望其远”(《古文笔法百篇》);兴土木,历冬春,用最少的人力财力,使一座美仑美奂的华堂拔地而起,令人赏心悦目而又思绪万千。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且又回归自然的佳构,既荟萃了永州山水胜景,又寄托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好情怀,更蕴含着韦使君“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治政理念,可予后世“经纶世务者”以更多的思考与启迪。无怪乎柳宗元对华堂如此垂青,不惜用墨如泼,大加渲染。

新堂建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也就是柳宗元被贬至永州的第八年。据传,落成之日,韦使君大宴宾客,请人观赏,与僚属同庆,并娱乐数日,几乐而忘忧。

第四段。由韦使君新堂引发联想。柳宗元借宾客之赞贺,吐胸中之丘壑,寄“福我寿民”之夙愿;假新堂之造作,讽当朝之官吏,蕴家国之深忧;进而阐明其《送薛存义序》“官为民役”的政治主张。全段连用四个反诘句,且赞且贺,层层深入,步步逼进;论说韦使君建新堂,事情虽小,却反映出其高尚的人格操品,可奏“视其细知其大也”之奇效!于此,柳宗元把“新堂”的华美景观和韦公的贤明吏治贯连,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韦使君的政绩,并对贤太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另一方面,无情地鞭挞了更多的官吏们不能“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倒行逆施。

联想至此,更令人深思:中唐以后,多数官吏不遵古训,不顾惜民隐,不懂得“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道理,结果画虎不成,以致民怨沸腾,甚而动摇了日趋衰败的唐王朝的统治。造作如此,为政治民修身养性何尝不相类?如果父母官懂得“因俗以成化”的道理,采取“除残而佑仁”的措施,施行“废贪而立廉”的条律,百姓何有倒悬之难,州治何至于如此混乱,国家何至于危如累卵呢?新堂已使“草木土石水泉”得其所,难道当政者不能从中得到启迪?这几句话,即事生发,小中见大,化无为有,虚实相生,抒发了柳公忧国忧民的深情。

文章最后十数字,表述了柳公的夙愿:“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为什么要镌刻在石板上,编入书中?做刺史的究竟要“楷法”什么,行政治民要达到何等境界呢?永州柳庙门前有一副由清代五州知事杨翰撰写的楹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这应该是古今官员“楷法”先贤,孜孜以求的和合之境吧!

纵观全篇,方悟“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乃为文眼,行文无一处不现此理,无一语不蕴其玄。造作应如此,修身应如此,治家应如此,治国平天下亦应如此!故此文是一篇充满哲理,寄忧国忧民之苦心于其中的佳作名篇。至于本文立意之高卓深邃,哲理之辩证多维,描述之形象生动,意境之邈远幽深,用语之雅致精妙,音韵之平仄和谐,亦可为学子们“楷法”也!

 

 

 

 

【附录】                        

永州新堂记

 

柳宗元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

  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