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八记”“八愚”原址位置的考察与思考

杨金砖

柳宗元因革新失败，于永贞元年10月被逐出长安，贬永州司马，从此，在永州困居十年。但是，柳宗元并没有因身遭贬谪而沉沦，而是于孤独中奋起，于寂寞中前行，于困厄中崛起，由一位失意仕子进而成为影响中国思想进程和人类文化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不仅成为有唐一代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与韩愈一道名列唐宋八大家和中国十大文豪之中。

柳宗元的民本哲学思想一直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日本户崎哲彦教授认为柳宗元就是亚洲的卢梭，并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位思想家中。柳宗元于永州，“投迹山水间，放歌咏《离骚》”，写下了25篇山水散文，尤其是《永州八记》等篇章，开创了中国游记散文文体的先河。宋代大文学家汪藻于《柳先生祠堂记》中慨然赞曰：“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由此可见，一是柳子文章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二是零陵山水对柳子心身濡染滋养之深切。

自唐宋以降，柳子居住过的愚溪，便成为湖湘大地上的一条熠熠生辉的文化之溪，成为天下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成为永州地域的文化符号。自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于柳州任上去世，从其好友刘禹锡起，千百年来，对柳子踪迹，特别是对永州八记、八愚原址寻觅者可谓是代不乏人。如北宋至和三年（1056）永州知府柳拱辰、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永州知府陈辉、翰林学士汪藻、南宋隆兴九年（1173）诗人范成大、明崇祯十年（1637）徐霞客、蒋本厚、许虬，清初钱邦芑、，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龙震球、陈雁谷、何书置、赵民伊、刘继源、张绪伯、唐忠元、赵卫平、吕国康、户崎哲彦、蔡自新等等，均对柳宗元笔下的八记、八愚旧迹进行过实地指认和文献对览，但也由于各人的视角不同，对原文的理解差异，从而导致对“八记”“八愚”的原址指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为此，永州柳宗元研究学会自2001年以来，先后十余次从东山到愚溪沿岸，以及珍珠粮子二岭、南津渡一带进行田野考察、对照柳宗元的原文一字一句的解读与实地勘订，零陵区文物所唐青雕、邓少年、唐森忠等曾于2010年左右对愚溪“三记”进行过考古探掘，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前期成果。

为了进一步保护愚溪，保护柳宗元笔下的“八记”“八愚”原址，为当下和未来很好地展现柳子笔下的美丽山水和灿烂文化，2020年6月，在零陵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柳学会不仅将近40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愚溪、对“八记”“八愚”原址的考释文章，进行了搜集整理，汇编成了《永州八记、八愚原址勘定资料汇编》一书，并于7月18日，蔡自新、翟满桂、吕国康、杨再喜、周玉华、赵仁万、杨中瑜、杨金砖、尹华君等，再次对照柳子原文，对“八记”“八愚”原址进行田野考察。7月25日—26日，又通过无人机从愚溪口开始，沿愚溪而上直至潘家坝止，来回进行高空拍摄，然后通过电脑反复比读，同时对各类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得出以下认知，供方家参考。

一、对西山的勘认

在研究文献中，过去对西山的认定，共有3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龙震球、陈雁谷老先生认为自来水厂所在的粮子岭即柳子笔下的西山。理由是《钴鉧潭记》中有“钴鉧潭在西山西”。

第二种观点：徐霞客、何书置、刘继源、赵卫平、户崎哲彦、唐忠元等认为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应为“珍珠岭”，而非“粮子岭”。理由是与柳子笔下所描摹的景物吻合度高。

第三种观点：易三接《山水记》认为西山与城内东山相对，“山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而北，长亘数里，皆西山也。山列如带，石如散花，以类相从，分结为队。矗为青壁，叠为苍磴，窍为深洞，布为疏林，秀色郁蒸不已，而云生焉。”即自朝阳岩而下，粮子岭、珍珠岭、黄茅岭、芝山，以及到潇湘二水汇合口连绵十里的河西山脉，皆统称为西山。见《康熙永州府志》《零陵县志》等文献。

为了勘定西山，2005年曾组织专家召开过一个论证会，专家们经过实地勘察，登上珍珠岭，四周辽望，其情与景与柳子文中所描述的：“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非常契合。在粮子岭、黄茅岭或是芝山上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故此，认为徐霞客、何书置等的观点理据充分。会后，在《永州日报》上发表过一个《会议纪要》，公布了柳学会的观点。

7月16日，在蔡自新先生的带领下，为进一步勘定柳宗元笔下的“八记”“八愚”原址，专家们再次来到法华寺，认为柳宗元当年所构西亭的位置应该与现在法华寺里的钟楼位置差不了多少。于是，大家登上钟楼，面西而望，潇水辽阔，愚溪隐约，珍珠岭不仅与法华寺正对，而且雄居群峦之上，非常显目。与柳文“望西山，始指异之”十分切合。

然后，大家过潇水，沿愚溪而进，来到柳子街120号处。这里怪石嶙峋。认为柳宗元当年可能于此舍筏上岸，攀登而上，席地而坐，倾壶醉。也唯有此处，才有“四望如一”，“了无际涯”的观感。因此，大家再次认定“西山”为珍珠岭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钴鉧潭的勘定

钴鉧潭所在何处？也有三种说法。

一说在节孝亭以西的顺水湾处，二说在钴鉧潭石刻处，三说在柳子街120号处。这三说的理由在柴焕波教授的《永州山水千古颂，柳子遗迹何处寻》一文里分析得非常详细，于此不再赘述。

但“顺水弯说”由何书置先生提出，虽然与柳文的《钴鉧潭记》所描述有一定的相合度。此处的愚溪正好“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但是在顺水湾以上的愚溪地段，则两岸多为田地，岸为泥土，河床也不再是全石以为底。张绪伯先生提出的在“柳子街120号处”，亦存在相同的问题，难以与接下来的《小丘记》《小石潭记》相印证，不能自圆其说。蒋本厚《山水纪》云：“今之所纪在柳侯祠前者，非是。柳《记》云：‘钴鉧潭在西山西。’又云：‘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今潭在柳祠前数步，岂柳《记》所云云耶？大抵愚溪之妙，愈深入愈幽奇，桥后一带居民溷扰，宁有佳趣耶？”

而唯有“钴鉧潭石刻”处，与柳文描述的文本内容相合度最高。即“钴鉧潭在西山西”“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但清初钱邦芑在其《游愚溪记》中并不赞同“钴鉧潭”在石刻处。认为“钴鉧潭”石刻三字“流俗不学，妄为付合”。而又认为“繇溪溯洄，愈进愈奇。溪中皆平石布底。两岸卷石错出，墙立峰峙，为堪，为屿，为坻，为峦岫洞壑。若柳子所谓‘牛马熊罴’，苏子所谓‘虎豹虬龙’者，盖无不备矣。”认为“钴鉧潭”应在愚溪的更深处。不过，由钱邦芑的文字，无一不是“小丘”“小石潭”之景观记录，这恰恰反证“钴鉧潭”石刻处的合理性。

站在“钴鉧潭”石刻处，对照柳宗元的《钴鉧潭记》，发现此时柳宗元此时笔下所言的“西山”已不再是《始得西山宴游记》所攀爬的珍珠岭，而是相对于东山而言的“西山”，此时应是包含“粮子岭”在内的整个西山山脉。

其实，早钱邦芑而来的徐霞客，在其《楚南游记》记曰：“钴鉧潭三大字，古甚，旁有诗，俱已泐模糊不可读。”徐霞客历经千山万水，见过万千金石，所到之处，必穷其考究之力，普遍认为徐霞客的判断有其道理。

龙震球先生在《柳宗元永州行迹考》一文中也是确指出：“现存钴鉧潭三字，系后人模刻，其帝所题诗句，亦非柳宗元所写；但为钴鉧潭原址，则毋庸置疑。”并提出三条理由：“一是潭的位置，与柳文所叙符合；二是此处溪流面积较宽，与‘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的话，虽不相等，但千余年来，陵谷变迁，无复曩时旧观，亦是情理中事；三是潭上今尚有泉。”

在柳宗元的愚溪三记中，钴鉧潭的位置最重要，也是实地勘定的关键所在。“钴鉧”，究为何物？有两种说法：一曰烫衣用的熨斗，二曰农家做饭烧水用的釜锅（鼎锅）。站在“钴鉧潭”石刻处，愚溪恰在这里触抵山石，由南而折，向东缓缓流去。

要标志钴鉧潭的位置，还有两条信息，一是《钴鉧潭西小丘记》开篇说的“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二是《游袁家渴记》里所说：“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可以想见，第一钴鉧潭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第二钴鉧潭是愚溪上十里之内风景最美的地方。

那么“山口”位置在哪？何谓“山口”，其与“溪口”“河口”有何区别？所谓“口”，是一个象形文字。《说文解字》：“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其本义：人嘴。后来衍义：引申为容器出入必然通过的地方或关卡等。“河口”“溪口”是指某一河流或溪水汇入到另一河流或湖泊的地方，那么，所谓的“山口”则是山的关隘处。

从整个西山的地形地势看，柳子街口的位置最低，两边隆起，那么，街口的位置就应该是西山口，也正是愚的溪西北道。从街口至“钴鉧潭”石刻处，大约为340米，接近唐代的200步。唐代里程的计算方法：以唐太宗李世明的跬步为尺寸标准，单脚迈出一次为一“跬”，左右脚各一跬才为一“步”，并规定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旧唐书》亦载：“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如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百亩为顷。”“开元二十五年（773）令重申：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为亩，百亩为顷。”唐代的一尺折合成现代长度为0.303米，一步为1.65米，那么，柳宗元所说的200步，即330米。

在钴鉧潭的石刻处，据唐青雕等人的考古探掘，其路基下原来还有水沟和桥梁，这说明千百年来，这里的地质地貌已发生变化，已无法返回到柳宗元时代的景况。

三、对小丘位置的指定

西小丘的位置随钴鉧潭的位置的变动而变动。亦有三种说法：其一在钴鉧潭前面愚溪的拐弯处。1981年曾立碑于此。其二在继续前进50米，即现在立碑的地方。其三柴焕波教授赞同张绪伯先生的观点，则认为在废弃的电站坝基下。经过实地认真勘察，认为：第一种说法与第三种说法均有些机械。原因是第一种说法，将钴鉧潭视为一个点，即就在石刻处，于是往西走50米即为西小丘。此处刚好位于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也是愚溪由南而来，遇石而折道的地方。其不知道钴鉧潭不是一个点，而是其大小有十亩余。因此，从什么地方开始计步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应该是从钴鉧潭西边的边缘算起，而不是从钴鉧潭的中心位置算起。其第三种说法也同样存在无法说清的问题，就是认定钴鉧潭在柳子街120号处，向前移“二十五步”为“西小丘”，再接下来，“小石潭”的位置就变成了西山道口的位置。则与原文无法卒读下去了。因为柳宗元在《小石潭记》是“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这明显地是在其发现钴鉧潭之后的又一发现，而非是得钴鉧潭之前的游历。假若此处就是小石潭，那么柳宗元在《钴鉧潭记》的开篇所记“抵山石，屈折东流”就应该说明柳宗元在发现小石潭前就已到过此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无以圆说。因此，张绪伯先生的说法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若此说成立，应该是先有《小石潭记》，而后才有《钴鉧潭记》，否则，逻辑上不成立。

钴鉧潭的位置确定，西小丘的位置是很容易确定的。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载曰：“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第一，西小丘距钴鉧潭的距离是唐代的二十五步，换算成现在的里程就是41.25米左右。第二，愚溪中有一道鱼梁，溪水在这里非常湍激。第三，鱼梁之上有一块小空地，地里长满了篁竹和树木。第四，在竹树间怪石嶙峋，形状各异，或若牛马之饮于溪，或似熊罢之登于山。

并且柳宗元在其下文中进一步指出：“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这就再次告诉大家，其竹木怪石不在水中，而是在西小丘里。沿溪而上，发现在愚溪两岸目前已很难找到一片像《西小丘》里描摹景致。不过，钱邦芑的《游愚溪记》中则明确指出：“繇溪溯洄，愈进愈奇。”也就是说在清初年间，愚溪石刻至节孝亭一带的危岸怪石，的确如柳子文中所写。近四百年来，可能是建筑取材，或是其他原因，两岩的怪石已荡然无存。此外，也许柳宗元原本就是用的一种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笔法，真真假假的梦幻之境，现实中根本就无法一一坐实对应。

四、 小石潭地理位置的指认

柴焕波教授认为小石潭的地理位置在目前所标记的“钴鉧潭”位置，并提出了4条理由。这一观点最早由民间学者张绪伯先生提出，杨荧郁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与柳文的最大契合度是：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都在东西方向上，符合柳文《小丘记》中的从钴鉧潭记“西二十五步”得小丘。《小石潭记》中的“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下见小潭”。但是，其最大的问题是必须将钴鉧潭定在柳子街120号处，而若这样，“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之语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无论从那一个山口出发，到柳子街120号都没有330米的距离，显然，这是一大硬伤。

其次，零陵区考古发掘的“小石潭”的位置，本人认为有其合理性。在愚溪里虽未见其潭，但“隔篁竹，闻水声”者，则依然犹存。溪石怪特“为坻、为屿、为嵁、为岩”，溪中小鱼“往来翕忽”，与文意完全吻合。

五、 柳子故居

反复研读柳子文章，柳宗元在永州的居处大致有四处：

其一是龙兴寺，见《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与杨京兆凭书》等文章。柳宗元在其文多次谈到他在龙兴寺居住情况：“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其二是法华寺西亭，见《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西亭》《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法华寺西亭夜饮》等诗文。“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剪蔫。……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永州法华寺新西亭记》）

其三是愚堂，见其《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序饮》《愚溪诗序》《愚溪对》等文章。

柳宗元从《钴鉧潭记》中的“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到《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发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余怜而售之。”再到《序饮》：“买小丘，一日锄理，二日洗涤，遂置酒溪石上。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离坐其背。实觞而流之，接取以饮。乃置监史而令曰：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垣，不沉于底者，过不饮。而洄而止而沉者，饮如筹之数。”又从《愚溪诗序》中的“八愚”的景观的建设，到《愚溪对》中与愚溪神的对话，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和生活场景链，说明柳宗元自元和四年十月初购买愚溪小丘之后，便“崇其台，延其槛”，迁至愚堂为居住。

愚堂的位置，《愚溪诗序》曰：“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而在愚溪两岸，在柳宗元眼里，其风景最佳者，莫若钴鉧潭。其《袁家渴记》：“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

其四是愚溪新居，见《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溪居》《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等诗文。其妻弟杨诲之于元和年间贬为临贺县蔚，路过永州，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写道：“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与杨诲之书》的写作时间，可以由其《与杨诲之第二书》反推出来。其文曰：“张操来，致足下四月十八日书，始复去年十一月书，言《说车》之说及亲戚相知之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第二书》说来永州七年矣，而柳宗元是永贞元年十一月贬为永州司马，那么由此可证其写此信的时间为元和六年，那么由“始复去年十一月书”则知《与杨诲之书》的时间是在应该是在元和五年十一月。此信中写道：“方筑愚溪东南为室”，意思刚刚在愚溪的东南方向建了一个新的住处，并且还耕种了别人废弃的野田和菜地，生活甚感足够的乐趣。此外，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亦曰：“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那么，此处的居处，显然不是《愚溪诗序》中所说的“愚堂”。因为柳宗元说，新居是建在愚溪的东南方向。而愚溪是一条总体上由西而东的长带，在这条长带上去确定一个东南方向，难以界定。柳宗元是以什么样的坐标体系来确定其在愚溪东南方向的呢？柳宗元这里所依据的坐标应该是“钴鉧潭”。“愚溪东南为室”即就是“钴鉧潭东南为室”。亦有学者认为柳宗元是以愚堂为坐标，新居草堂在愚堂的东南方向，或是小丘的东南方向。我认为理据不足。因为柳文直说的是“愚溪”而没有说“愚堂”或“小丘”“东南为室”。因此，柳宗元的新居应该可以确定在愚溪南岸无疑，并也在钴鉧潭周边的位置上。

六、八愚原址的梳理

关于八愚原址问题，大约有3种说法：一是吕家冲说；二是钴鉧潭北侧说；三是柳子街120号附近说。吕国康先生在《千古之谜——八愚遗址今何在？》一文中曾进行过非常周详的梳理。

关于吕家冲说，始于陈雁谷先生。他以柳宗元的《愚溪诗序》：“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之句中的“二三里”为依据，吕家冲刚好从愚溪口溯流而上，大体上有三里路的距离。而“钴鉧潭”石刻处则没有二三里。

零陵区考古所对吕家冲进行过探掘，赞同陈雁谷的观点。2018年3月新修订的《柳子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采纳了这一观点。

因为在《湖南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020）2013修订》中没有提及“八愚”景观点的问题。认为“柳子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为东至潇水东岸、南于永州七中北墙南50米并沿等高线向西，西至古木塘节孝亭以内的愚溪转弯处，面积14.98公顷。”

而在2018年3月新修订的《柳子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则将“八愚”景观点作为其核心保护范围的南过标志点：“北至柳子街两进院落，南至八愚景观点，西至古木塘节孝亭西近100米愚溪转弯处，东至潇水西岸愚溪桥处。包括柳子街及沿街院落、古木塘节孝亭、愚溪沿岸及其历史性自然景观，面积14.98公顷。”

显然，这里是认同了八愚景观点在吕家冲的说法。

然而，若将“八愚”原址认定在吕家冲，而“八愚”中的“六愚”随“小丘”而定，“小丘”又随“钴鉧潭”而定。若是这样，《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之说中的“西北道”应该是“西南道”。在吕家冲处，亦没有愚溪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的现象。也很难找到《愚溪诗序》中所描述的“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

因此，陈雁谷老先生的“八愚吕家冲说”存疑之处很多，需要进一步辨识与破解。

认真研读柳子原文，发现八愚是一个严密的系统，相互关联，互相印证。首先有愚溪，然后有钴鉧潭，再便有小丘，即“愚丘”。再然后，“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意思是说，愚丘东北60步，即100米的地方有个泉眼，为愚泉。泉水弯弯曲曲地向南而流，形成一条小沟，即为愚沟。在沟的狭窄处用石头和土垒起来，形成一个小池，即愚池。愚池的东边为“愚堂”，愚池的南边为愚亭，愚池的中间有一个小岛，即“愚岛”。

有鉴于此，本文观点则偏向于刘继源、张绪伯、柴焕波等人观点，“八愚”中的部分景观应该在柳子庙西侧以西至“钴鉧潭”石刻以东的这段愚溪北岸上。

追求真理，明辨是非，每一次辩论探讨，都会发现新的证据，开启新的思维，都会离真相更近，离谬误更远。论争与探讨，不强求观点的一致，但一定保证论辩诸人有充分表达己见的权力，不诛心赞美任何似是而非的论断，亦反对各种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的诡辩。主张为学术而求同存异，为真理而鼎力前行，为事实而据理力争。有争执，才会有高见；有融通，才会有创新；有坚守，才会有真理，有存异，才会有新的愿景。论争的目标是汇聚民间智慧，聚焦社会疑难，破解千年疑案，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支撑，为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提供有高度有热度的措施与方案。

正当苦苦寻觅柳子笔下的“八记”“八愚”原址时，忽然读到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其文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吟读再三，仿若有所悟：柳宗元笔下之八记景观，或多或少定有其自己所造之境的成分。正如陶公笔下《桃花源记》所述说的桃花源一样，除了武陵渔人得以遇之之外，郡太守及南阳刘子骥等高尚之士，均欲往而不得其路。柳子之“八记”“八愚”又何不相似哉？存其胸襟之中，诉诸毫端之末，万千思绪，牢宠百态，万物漱涤，万化冥合，此乃理想与现实之混杂，其有而无，其无而有，有有无无，乃至混沌。这就是柳子山水的高妙之处，也是千百年来寻迹览胜者接踵而至，而用肉眼之法去度柳子山水文章，或过于付会穿凿，或沉湎于字句考证，皆无法走进柳子的心灵世界，也许这就是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