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与“佐世”

——论《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

倪   缘

尚永亮在为《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所作序中说：“学术观点是需要坚持的，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即使遭遇异议，也不轻易改变或放弃，才能于不断完善后成一家之言。”^[1]张勇对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的关注是从博士阶段开始的，《新论》是在其博士论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探讨。深根结硕果，《新论》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书既有“史”的详细考据，也有“论”的缜密推演。这一独特之处来源于作者宽广的跨学科背景，于文史哲之间游刃有余。

从安史之乱醒来的中唐，面临着如何处置儒佛道之间关系的时代课题。柳宗元、韩愈提出了相异的看法。柳氏认为要以儒为本融合佛道两家，提出了以“中”为纽结统合三教的观点。张勇沿此思路，对柳宗元眼中的儒教之“中”、道教之“中”以及佛教之“中”展开考察，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先对该著“三教”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儒教”是在“‘教化’意义上使用的”^[2]，“道教”则是“兼指道家与道教两方面而言的”^[3]。“佛教”，既包括宗教意义上的“佛教”，也包括学术意义上的“佛学”，这在该书中也有明确论证。于宗教，柳宗元肯定佛教的佐世功用，这在其净土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于学术，柳宗元接纳与吸收佛学以构建儒家系统的形而上哲学。

本书结构完整，围绕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娓娓道来。从柳宗元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出发，分别对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道教观进行阐释，最后讨论其三教融合观及影响，附录两篇文章《柳宗元的孔子观》《柳宗元的孟子观》是对第二章《柳宗元儒教观》的重要补充^[4]。

张勇对观念的研究始终以现实为依据。第一节详细交代时代背景，梳理三教的发展状况和文化格局，力求返回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为接下来的论证奠基。同时，不惮繁琐的交游考、材料考使论证有理有据。这样的考证工夫在张勇的文字中俯拾即是。严密考据是思辨的起点。融通“考古”与“释古”，不仅是“柳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亦是观念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

总体而言，该著以“儒教”“中”“佐世”三方面为轴，其中“儒教”是柳宗元处理三教关系的身份本位，“中”是柳宗元处理三教关系的方法，“佐世”是柳宗元处理三教关系的目标。现分三节分别阐述。

一、“儒教”本位

张勇指出，柳宗元在处理三教关系时始终秉持着“儒教”本位，“托迹儒门”^[5]的自白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身份意识。以“儒教”为本融合释道思想，首先需要保证前者的活力。而唐代以来，作为统治者正统思想的“儒教”却隐伏着多重危机。鉴于此，柳宗元开始反思“儒教”。张勇也正是顺着此理路讨论柳氏三教观的。

张勇认为，柳宗元视野中的儒“道”主要分为“四个维度”：基本精神、实践方法、教化形式、理想人格。这四个维度紧密相连。从“大公之道”落实到“生人之意”，在其中拒斥了传统儒家的天命神学，“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6]。所谓“天人不相与”，将主宰者“天”排除于决定论的范围，认为生民由生民自身决定，“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7]，这就使“生人之意”具备了合法性。

更能帮助理解柳宗元儒“道”观的，是其对“儒教”道统的取舍。张勇指出了周公与孟子在柳宗元“儒教”谱系中的缺席。他认为，柳宗元忽视周公的原因在于“道”与“法”的分歧；孟子缺席的原因则在他多讲义理。复杂的现实和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柳宗元太多空间思考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在附录中，张勇对柳宗元的孟子观作了更为详细的阐释，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事功儒学这脉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安史之乱不仅标志着盛唐的结束，更隐含了一个问题——夷夏之争。安禄山等人作为夷族已经破坏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从政治映射到观念，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就不得不引起世人的反思，何况夷夏之别古来便是争论的焦点。柳宗元在面对佛教时表现得颇为宽容。张勇指出柳氏持有融合佛教的观点，在统合南北禅宗、禅教以及儒释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柳宗元不是一位信佛者，他对佛教宗派某些观点的肯定，如“借经悟道”、净土信仰，依然是建立在“儒教”本位的基础上。该点表现得最清晰处即是在柳宗元对“儒教”宇宙观的建构。

相比于佛教，传统儒家往往疏于形而上的建构。柳宗元摒弃了具有主宰性意味的“天”，而提出了“惟元气存”的命题。张勇敏锐地发现柳宗元“元气”观已经显示了明显的本体化倾向。这种本体化尝试是出于“儒教”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虽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柳宗元否定了前者的“空”观。事实上，这里或许隐藏了一个阐释问题。柳宗元对“天”的否定，既可以理解为肯定人的主体性，也可以阐释为要求人承担道德责任。如果“天”决定了尘世状态，那么众人便可以将世道沦落的责任推卸给“天”。柳宗元对佛教“空”的反对也可以顺此思路阐释。在此背后的，正是张勇指出的柳宗元对儒家事功精神的继承，而对形而上哲学建构的尝试已然隐现出宋明理学智慧的光芒。正如张勇所言，柳宗元的宇宙本体论“既是对佛教批评的回应，又是在内化佛道超越追求的基础上对儒家现实关怀的强调与复归”^[8]。他的根本指向还是在儒家的世俗层面，即“佐世”目的。

柳宗元对道教理论的吸收与发展，以“元气论”、“自然论”、“冲虚”心性思想为主。柳氏借鉴并改造道教“元气”以补充儒家在宇宙论上的不足，对“造物主”的否定一定程度上顺承了原始儒家对神鬼等的刻意忽略。张勇接着说：“柳宗元把道家‘天道自然’论引入社会政治领域而大力提倡‘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9]儒家精神在这里似乎薄弱了许多。然而事实上，联系到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柳宗元对“无为而治”的提倡意在反对恶吏苛政，依然与儒家的“生人之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二、“中”的方法

对柳宗元汇通三教方法的关注，是《新论》的独特之处。第五章明确阐释了“中”在柳宗元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建立在对儒佛道三教哲学的深刻把握之上的。张勇详细梳理了《柳集》的“中”，同时点明“中”在不同哲学语境中的内涵。从方法论视野重新思考柳宗元的“中”，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柳氏的三教融合观，而不仅仅停留在“中”的内涵界定上。

张勇尝试将柳宗元儒“道”的全部内涵统摄于一个“中”字。他指出，“在柳宗元的思想体系中，‘中’既可指形而上的‘大公之道’，也可指形而下的‘生人之意’；既可指伦理道德上的仁义礼智，又可指方法论上的‘唯当所在’。”^[10]“中”在儒家哲学表现为强烈的中庸精神。囿于篇幅，仅举一例。柳宗元强调“经”与“权”的不可分离性。“当也者，大中之道也。”^[11]当，即浑然不分的相宜精神，它强调原则要视具体情况而作出调整。这也就为柳宗元融合三教提供了儒家精神资源。他在现实基础上以儒“中”作为三教融摄的方法前提，又在佛道二教中拈出“中”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张勇以“中”为三教思维之纽结，确为明见！

佛教之“中”，意在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肯定超越性、圆融性。柳宗元对此“中”的深刻理解贯穿于诸多观念之中，以中道为方法的实践就显现出对佛教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张勇发现柳宗元在《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故意忽略了南北禅中最具争议性的“顿悟”和“法衣”，其目的在于会通南北，统一禅宗。不论是南北、禅教、体用，偏执任意一方都远离了中道。张勇对柳宗元佛教观这般归纳：“以体用不二、空有互融的思维方式，一面把佛教引向自由，一面又把它引向秩序，自由与秩序圆融统一。”^[12]可见，柳宗元对中道精神的理解和运用贯穿其佛教观中。同时，在对韩愈排佛的驳斥里也充满了强烈的中道精神。

张勇指出，柳宗元对道家之“中”的强调，侧重于“以静驭动、以虚运实的治世方略与处世之道”^[13]。道教之“中”，为柳宗元的生存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法。“知雄守雌”，作为《老子》的独特智慧，在《柳集》中出现多次，这鲜明地反映了柳宗元对道家精神的吸收。

三、“佐世”目的

在儒家传统意识形态中，“佐世”观念始终是主干。张勇指出，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需要重估，原因之一，柳氏对以“外王”为特征的事功儒学的贡献被抹煞。与“外王”相联系，柳宗元三教观紧扣现实“佐世”目的，而不仅停驻在观念的建构。

从张勇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有意识地将观念与现实结合，从观念出发，以现实佐证观念。本书既在观念层面顺应儒家本位，为融通佛道二教提供支撑，又在现实层面紧密沾粘柳氏的行动以免陷入单纯的想象。

柳宗元对天台宗的评价最高。张勇认为，这是因为柳宗元的佛教理想与天台宗的思想最为契合。首先，天台宗强调融合南北教派，这与当时禅宗的南北争斗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后者，柳宗元批判道：“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14]其次，天台宗要求净土信仰与戒律并重，因为此二者发挥了宗教维护人心不乱、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柳州，柳宗元向政府建议修建寺庙、扶持佛教，以安定一方。对戒律，柳氏言：“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15]柳宗元认为，“礼与律在深层的理论根据上是一致的”^[16]。最后，柳宗元也颇为欣赏天台宗圆融出世间与世间的做法。入世与出世的对象不同，入世的同时也自然承担起一份对世人的责任。两个向度的融会，既离尘世，又不离尘世，既不悖佛训，又联系了“儒教”。柳宗元对天台宗的这般理解充分显现了其“佐世”目的。

较于佛家，柳宗元对道教宗教实践活动表现出排斥的态度，“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17]这是由于后者的修仙炼丹等术带有浓郁的神异色彩。《新论》仔细梳理了柳宗元对道教“真经”的评价，换句话说，张勇是从柳宗元对道教经典的接受与阐释入手来剖析其道教观的。他不是对柳氏思想作静态的研究，而是将其看作动态演进的建构对象，思考参与到观念的生成过程中，从而使研究成果具备了呼吸感。但观念不等于评价，最终还是要返回到本身。张勇认为，柳宗元对道教的吸收主要在两个方面：治国修身之道与儒学的形而上建设。柳宗元对无为之道的赞同完全是从世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强征的赋税徭役给劳动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无为之道恰恰要求统治者任由人民自由发展。柳宗元对传统儒家“性”的突破在于其围绕“心”与“明”来讨论，而这正是涵容了三教心性资源所形成的。心性论针对的是个人生活，而来自道家那一部分则强调个人的自然。这对当时士人的指导作用一针见血。由此可见，柳宗元的“佐世”目的不仅从社会与人民出发，还着眼于个人生活层面。

在“佐世”目的论视野下，该书的整体逻辑犹如枝蔓般展开。在信仰层面，柳宗元以佛教安顿人心的宗教功能为主，注重发挥律与礼相辅相成的作用，而抵触道教神仙灵异的修身工夫；在世俗层面，道家的无为而治使民生安息，正切合了柳宗元的“大公之道”。

结语

以“儒教”“中”“佐世”三个关键词来理解《新论》，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张勇对柳宗元儒释道三教观的研究，显然不是简单的“儒教”本位、“中”的方法与“佐世”目的三个环节所能概括的。深邃的哲学思辨、翔实的史实考证，使得《新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哲学高度。在讨论中，柳宗元仿佛恢复了鲜活而复杂的生命。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又显现出温和的文化品格。在笔者看来，观念史的研究应当达到这样的效果：不是研究者在阐释，而是研究对象在娓娓述说。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不论是历史距离还是理解距离都令研究者深感身陷真空之中。该书是个成功的范例！从现实出发，以材料考据为索引来探讨柳宗元的三教观，这是对以材料印证观念方法的大胆尝试，也是观念史研究的一次新实践与新收获。

The Confucianism, The Mean, The Salvation

Ni Yuan

Abstract: New Discussion About Liu Zongyuan's View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s a new harvest of Zhang Yong's “Liu Zongyuan” research. The study on Liu Zongyuan's view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the standard of “the Confucianism”, the method of “the mean” and the goal of “the salvation”. Seeing these as clues, the autho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and pushes the research of Liu Zongyuan's academic thoughts and even the research of the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Mid-Tang Dynasty to a new height.

Key words: New Discussion About Liu Zongyuan's View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Confucianism; the mean; the salvation

注释：

[1]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序言第1页。

[2]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43页。

[3]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192页。

[4] 近日，张勇又发表《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东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沿着该著继续深入，足见其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

[5] 《柳河东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614页。

[6]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3页。

[7]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1页。

[8]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274页。

[9]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215页。

[10]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70页。

[11]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8页。

[12]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189页。

[13]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256页。

[14]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28页。

[15]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30页。

[16]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第256页。

[17] 《柳河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