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的杰出典范 古文运动的英勇旗手

——悟读柳宗元的“人物传记”

杨荧郁

柳宗元，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

元和八年（公元813），柳宗元40岁。40岁是人的不惑之年。“不惑”者，对纷繁的世事能有一个清楚而深刻的认识也。柳宗元在他的不惑之年，曾作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在谈到散文的写作时，他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毫无疑问，这是他在自己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得到的不断深化了的认识，也是他对自己长期写作经验的一次总结和升华。

“文以明道”本是秦汉散文的基本方法，是古代文章的优良传统。但到了六朝，这些传统却被内容空虚的骈辞丽句所淹没。为了克服六朝浮靡文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扫除文坛上的形式主义，恢复、传承和发扬古代文章的优良传统就显得特别重要。

作为“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当时的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基本方法，强调的不单是要克服形式主义，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文章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功能，要求文章应当发挥其固有的社会作用。他的这种主张，这种观点和见解，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十分地难能可贵的。因为这种观点和见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揭示了文学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文学不是文字游戏，文学应该而且必须要关心社会、干预生活。

心中有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所以，写起文章来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柳宗元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他必须要带头践行。以他的“人物传记”为例，每篇作品都反映出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容。首先，在为文的题材取舍和立意构思上，就下了一番大功夫，其取材都是封建社会里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然后，从不同的视角，选取其重要的事件，用他独到的史笔，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具体记述，去反映中唐时期广大人民的苦难，揭露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并寄寓自己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共有七篇，下面就逐篇去看一看。

一看《种树郭橐驼传》。《种树郭橐驼传》传的是一个外号叫郭橐驼的植树造林者。按照传记文学的写法，文章应当着力记述人物植树造林的辛劳和经历，用较大篇幅把人物植树造林的方法过程、劳动技艺和主要业绩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文章并没有这样写。文章只在开篇用简短的文字，交代和勾画了人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业绩之后，接下去便以占全文四分之三的篇幅，采用人物对话的方式，通过人物之口，大讲种树如何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作者在文章后面作了清楚的回答：这样写，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是要 “传其事以为官戒”。可见，该“传”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传”那个所谓的“种树郭橐驼”了吧。其真实意图在哪里？联系其写作背景看，本文写于“安史之乱”之后，针对的是官府苛政扰民，百姓疲敝不堪的社会现实，是有感而发。所以“传”这位植树造林者只是一个题目而已。其真实意图是要借“种树”喻“养民”。是要通过植树造林者“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种树之法，规讽唐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让百姓休养生息，才能稳定社会。文章的构思是多么新奇而又巧妙——可谓精妙绝伦！

二看《梓人传》。《梓人传》传的是一位名叫杨潜的木工师傅。虽说是“传”，但也只是在文章前面用短小的篇幅对其进行记述。当然，由于作者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即使在短小的篇幅内，也把这位木工师傅“善度材”和“善用众工”的技术才能和活动过程，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不管是对其作者还是对其木工师傅，都会拍案叫绝，发出艳羡和惊叹。但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并非在此。作者的真实意图何在？读了文章的后半部分，你就会发现，其真实意图是要通过对其“类于相”的“梓人之道”的记述，去阐明治理国家的道理。作者认为，治国要“知体要”，识全局，顾大体；要“条其纲纪”，“齐其法制”；要选拔人才，安顿百姓；要知人善任，“不侵众官”；要依靠群众，“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等等——概括一下，就是那位木工师傅的“善度材”和“善用众工”！所以，文章到后半就展开议论，并成了写作的重心，其篇幅比起前面的记述来，自然也大得多。这种前叙而略、后议而详的结构布局，完全是从为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而出发的。读罢此文，你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匠心所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政治才能。

三看《宋清传》。《宋清传》记述了一位名叫宋清的药市商人。宋清做药市商人40余年，靠买卖“善药”而致富。他慈善为怀，从不见利忘义：对前去买药者无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对一些穷苦人家一时半会拿不出钱来打个欠条也卖药，并且到了年底就把那些无力偿还的欠条全部烧毁，从不怨天尤人，更不趋炎附势。表现出了一位商人少有的高尚品格。作者写这位药市商人，是否有什么寄托呢？读文章的第三段吧。作者在文章第三段的开头写道：“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可见，作者写这位药市商人，目的是要反衬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的趋炎附势，是要鞭挞上层社会那种一味见利忘义而趋炎附势的卑劣风气。多么巧妙的构思，多么深刻的寓意！

四看《李赤传》。《李赤传》这篇作品的构思更为独特。“李赤，江湖浪人也”，一介狂士。照理说是没有什么值得可记可传的。然而，作者偏要为他作“传”。这是真的吗？读完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为他作“传”是题，“借题发挥”为真。作者为他作“传”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对李赤其人一系列“狂”的言行的描写及其悲剧结局，讽刺和嘲笑社会上那些不自量力者、狂妄自大者，并为一些有类似“病心”的文人学士提出警告：凡事要修身养性，“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更不要取笑李赤其人！另一方面，李赤之所以“狂”，是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的不公平。作者写李赤之“狂”，实际上也是在鞭挞当时不平的社会现实。这就间接地表达出了作者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也含蓄地表达出了作者正直为人而又牵制于人的难言之隐。如此等等，都是作者为文的苦心所在和匠心独运。文章笔力透纸，读来令人心酸！

五看《河间传》。《河间传》在其开头交代说：“河间，淫妇人也”——难道“淫妇人”也值得记传？非也！作者记传这个“淫妇人”依然是别有用心的：他要借由河间这个人物的一生遭遇和性格命运变化，去讽刺和揭露人世间的朋友之恩难持、君臣之义不长。并启示读者：世间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河间，出嫁之前“有贤操”，出嫁之后则“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贞顺静专”——对家人对丈夫可以说是忠贞不贰。但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具有传统道德的忠贞女子，“一自败于强暴”，便把握不住自己，“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甚至为了达到与“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的丑恶目的，不惜使出毒计把丈夫“笞杀之”。读者请看：夫妻之情如此，那朋友之恩呢，那君臣之义呢——大家去想想吧。文章既寄予了对河间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对人物的惋惜和感叹；既揭露了社会的糜烂和腐败，也批判了自私的芸芸众生。描写鲜明生动，立意巧妙深刻。

毋须赘述，还有《段太尉逸事状》和《童区寄传》两个作品就此从略了吧。

总观柳宗元这些“人物传记”的立意构思，你就会认识到：作者写“人物传记”，决非是为了“传”人。而是以“传”人为借口，找一块抒写孤愤的领地，以暴露现实和针砭时弊！

柳宗元有关“人物传记”的这种构思和写法，在我国记传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是独树一帜，是别开生面。表现出了记传文学在中唐时期的新发展和新风格。但如果把这种“新风格”和“新发展”放到当时“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去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柳宗元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带头恢复“文以明道”的古文传统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

　　“人物传记”属于记传文学。我国文学史上，记传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左传》和《战国策》两部史传散文中一些写得比较完整的人物故事。从那时起，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到《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就已经完全成熟了。

柳宗元的记传作品虽然别有洞天，独具特色，但通过阅读和比较，你就会发现，他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实践中，不仅继承了史迁记传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发扬光大了其现实主义的精神。

说他继承了史迁记传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因为他在对人物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既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又渗透着自己对社会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说他发扬光大了其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因为他的记传作品不仅普遍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记传的对象和写作的目的意图上，比之于史迁，有了新突破，表现了新特征。

当然，这又与作者的身份有关。

司马迁是一位“史官”。史官的职责必然是记录历史：“述往事”（《报任安书》）。而记录历史的目的和意图也很明确，那就是“思来者”（同前）：要使后人有所思并从中能得到某些启发。所以，史迁要记传的人物对象，必定是一些历史伟人，如帝王将相。当然，也记传些他人，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文人学士等。但都是一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也因此，不管是记传什么人，作为史官来说，他都要“实录”其人其事。虽然也要作一些艺术处理，但决不会作过多的比附和引申。

柳宗元是一位“流放者”。作为“流放者”，他没有职权也没有必要去写“史”。他整天想到的是，自己为什么“生则不遇”（《与友人论为文书》）。因而，他必然要抒发心中那份“生则不遇”的孤愤，而抒发孤愤的最好办法就是作诗为文。在柳宗元看来，自己如果能有几篇可读可鉴的诗文流传于世，也许会“死而垂声”（同前）。这样，也好弥补由“生则不遇”所带来的种种遗憾。因此，当他想要写几篇人物传记的时候，就必定要选择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作为记传的对象，为自己找来一个抒发孤愤的窗口。并通过对人物的某些典型化描写，去暴露现实和批判现实！

柳宗元，这位平生“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文学家，他的全部作品，无论诗歌与散文，都流露出了种种怨愤与忧伤。而这些怨愤与忧伤又多与国家的时事政治有关。他的“人物传记”就是其散文系列的最优秀代表。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记传”的故事和形式，“寓言”的写法和效果，篇篇都暴露现实，记记都针砭时弊。与他的寓言小品诸如《捕蛇者说》《观八骏图说》《罴说》和《蝜蝂传》《三戒》《鞭贾》等等一样，读之耐人寻味，品之震撼人心。可以说，把文学的社会功能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无疑，他的“人物传记”在文学史上是记传文学的不朽之作，是“文以明道”的杰出典范。这不仅为当时，也为后代学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如何传承和发扬古代文章的优良传统，给出了启示，树立了样板。

柳宗元在贬谪前，到他门上求教的就“日或数十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贬谪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他）子厚为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为何如此地受人景仰？因为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了古文运动。他的文章，不仅语言锋利简洁，形式多样新奇，更重要的是内容上散发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所以，尽管他从来“不敢为人师”（《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还是有许多人要拜师于他！

在此，难免想起了韩愈。韩愈与柳宗元同时，长柳宗元五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古文运动”的领袖。一个“奋不顾流俗”“抗颜而为师”的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苏轼曾夸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然则，在韩愈的创作实践中，却读不到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而向封建统治势力“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之类的倒有不少，如《上宰相书》《复上宰相书》和《三上宰相书》等。当然，文学史上他也有几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如《原毁》，如《师说》，如《进学解》，如《杂说四》，如《送孟东野序》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等——这些文章只不过气盛言宜、文从字顺，至多也就“鸣”了一下“不平”而已，并无暴露现实和针砭时弊的锋芒与气概。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了。把柳宗元和韩愈两位对比着读，你就会发现两位的思想性格和情感世界是何等的不同：一个是“中正不惑”，“秉正抗世”，一个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虽然同为“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但在传承和发扬古文传统的实际行动上则表现出了几近对抗的情怀。

践行、传承和发扬优良的古文传统，柳宗元才是一位真正的旗手，一位英勇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