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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书写与诗风嬗变 ——柳宗元柳州风土诗创作的变与因 柳宗元研究第24期 加入时间：2022/12/2 10:18:00 admin 点击：690 |
风物书写与诗风嬗变 ——柳宗元柳州风土诗创作的变与因 南 超 自永贞元年到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先后被贬永州、柳州，风格从简古枯淡渐至清俊冷峭，意象从清秀澄明变至奇绝险怪，书写倾向由吟咏山水以消忧变为寓意俗尚以遣怀。《新唐书·柳宗元传》言：“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湮厄感郁，一寓诸文。”[1]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共创作了35首诗歌，[2]32多为酬唱赠答之作，部分赠答诗中涉及当地风土描写，可看做风土诗创作。据笔者梳理，涉及风土有19首，内容涵盖柳州风物、山川及俗尚的书写，呈现出诗人创作独异的一面及开拓的境界。分析内容，可以看到贬谪之愤、环境之苦及岭南文化对诗人创作的影响。此际诗人虽自诩“投荒”，身份却与永州迥异，从中可以窥见其诗风渐变和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 一、风土诗与柳州书写 风土本义指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物产和风俗习惯的总称。[3]风土诗则是吟咏地方风物土俗的诗，究其源起，可追溯至“国风”，“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4]是最早描绘地方风物的诗作。自孝武帝立乐府采歌谣，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5]1756风土特征渐趋分明。逮至魏晋，刘勰述其要略：“匹夫庶妇，讴咏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6]101进一步阐明了风土诗的创作特质。 柳州在唐代为极边之地，“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7]22一是远离中土，二是荒蛮落后，造成了柳州环境的恶劣。柳宗元风土诗中关于柳州风土的描写，多凸显此特征。梳理发现，风土诗对于柳州风土的描写，主要侧重于风物、山川、俗尚三个方面。 （一）风物 柳州地处西南，气候以湿热为主，《柳州县志》中“气候”一条指出：“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一岁之中，暑热过半……故晨昏多雾，春夏雨淫。”[8]16这样导致柳州瘴气长存，阴雨连绵。故而在诗人笔下，柳州的物候呈现出“瘴”“雨”“烟”“炎”“荒”的特点。写“瘴”有三处，分别为“瘴江南去入云烟”[9]302“桂岭瘴来云似墨”[9]336“林邑山联瘴海秋”[9]370，瘴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9]302诗人描写瘴气的弥漫，意在彰显环境苦毒。写“雨”有四处，分别为“山腹雨晴添象迹”[9]302“密雨斜浸薜荔墙”[9]313“寒江夜雨声潺潺”[9]321“山城过雨百花尽”[9]334，雨象征哀愁，柳州多雨，更易引发诗人的愁绪。写“烟”有三处，分别是“瘴江南去入云烟”[9]302“梅岭寒烟藏翡翠”[9]350“炎烟六月咽口鼻”[9]361，诗人从不同的时态和物态写烟，体现了烟雾的弥散和持久。写“炎”有三处“层轩隔炎暑”[9]342“临蒸且莫叹炎方”[9]354“炎烟六月咽口鼻”[9]361，是为了凸显柳州“四时皆似夏”的特点。写“荒”有五处，分别为“城上高楼接大荒”[9]313“到时阊井是荒墟”[9]329“万死投荒十二年”[9]336“荒山秋日午”[9]353“狼荒犹得纪山川”[9]366，“荒”是诗作中出现最多的字眼，诗人意在刻画环境的萧条荒敝。归纳发现，诗人笔下的柳州环境呈现出苦热的特点，而这与诗人贬谪心境相关。 除此之外，对于柳州风土的展现，是诗人的一大创见。首先，对特有植被的呈现，如“黄茆”“薜荔”“榕叶”“橘柚”“野葛”“黄甘”“蘋花”“木槲花”等，这些是岭南特有的植物，地域色彩鲜明。其次，有对毒虫的刻画。如“射工”“蛇”“虺”，可见毒物较多。再次，多次提到“嶺树”，显示出阴郁的环境特征。另外诗人写到“飓母”这一自然现象，“飓母”为飓风的先兆，《岭表录异》卷上载：“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则呼为飓母。”[7]20破坏极大，愈发凸显环境恶劣。由此可见，诗人笔下的柳州风物总体呈现出湿热苦毒的地域特征。 （二）山川 柳州山川整体具有盘郁结聚的态势。诗作中关于山川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山水两个方面。山具有孤峭连绵的特点，如“林邑东回山似戟”[9]354“海畔尖山似剑铓”[9]357，“戟”“尖”写出了山的峭拔，而“越绝孤城千万峰”[9]350“林邑山联瘴海秋”[9]370，“千万”“联”则写出了山势连绵起伏的样子；水具有变幻曲迂的特点，如“潭心日暖长蛟涎”“洞庭春尽水如天”“风起三湖浪”“牂牁南下水如汤”“漓水斗石麻兰高”“牂牁水向郡前流”“破额山前碧水流”，从水的动静、冷热写出了水的变幻，而“江流曲似九回肠”则从形态上写出了水的蜿蜒曲折。《广西郡县志》载：“桂岭漓江，旁薄秀发，山锐而削，水驶而清”，[10]柳州的山水则呈现出清旷峭拔的特征，而这正与诗人笔下的描写贴合，体现出柳州山水的独有特点。 （三）俗尚 柳州在唐时偏隅西南，远隔中土，其俗“与汉民迥异，至鸡骨占年，鹅毛御腊，信鬼崇巫，其积习也。”[8]32故而在诗中会看到独具异域气息的柳州俗尚。关于俗尚的描写，集中于《柳州洞氓》《赠伟珩》《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三首，主要从习尚、民风和语言三个方面来展现。首先，习尚特异。“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山民用粽巴叶包盐巴，用荷叶裹着饭团来赶集，用鹅毛缝制御寒的衣被，用鸡骨来占卜。而这些正是岭南的习尚，如鹅毛缝衣，《岭表录异》记载：“南道之豪酋，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纩也。”[7]59鸡骨占卜见于《汉书·郊祀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而以鸡卜，粤祠鸡卜自此始用。”[11]1241再者，体貌特征上，“椎髻老人难借问”，颜师古解释为“为髻如椎之形也”，此习尚由来已久“自滇以北……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5]3837且好文身，诗人有两处提到，“欲投章甫作文身”“共来百越文身地”，文身的作用在于自我保护，“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重，于是民人披发文身，以象鳞虫。”[11]其次，民风彪悍。“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盗贼满野，绑缚壮汉，虐杀老人，哀嚎遍野，诗人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更是写到：“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12]125再次，语言隔阂。诗人写道“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造成诗人交流不便在于彼此方言系统的不同，是因为“楚粤间声音特异，鴃舌啅譟。”[12]798 二、内容特征与缘由探析 诗人谪居永州期间，诗歌创作题材较为宽泛，境界也颇高。虽有对风土的吟咏，但侧重却在山水和物色方面，关于风物涉及较少。贬谪柳州之后，诗人目睹了环境的恶劣，加之内心忧思抑郁，身处其间，受到岭南文化的浸渍。无论是题材还是诗风都出现新的变化，而这与环境、自身及文化的交互影响密切相关。 （一）环境苦毒的描绘 柳州地处荒僻，虽秦时设桂林、象郡，但有名无实，至唐时才实行有效管辖。“华夷图上应初录”便是明证。因没有开拓，旷野荆蓁，故而诗人笔下的柳州呈现出自然地理蛮荒和经济文化落后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自然地理蛮荒。一是自然险恶。“林邑山联瘴海秋”“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瘴气弥散，毒虫密布。“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咽炎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而且阴雨炎热、杂草丛生。除此之外，山如剑、水如汤都令诗人“尔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二是地理闭塞，远离政治中心。“犹自音书滞一乡”“独走异域穿蓬蒿”，落后封闭。柳州属岭南，自古为贬谪流放之地，“秦略定杨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杨越盖自古迁谪之乡也。”[13]250地处一隅导致家国远隔，志向难伸。 其次，经济文化落后。一是经济生产方式落后。“绿荷包饭趁虚人”，用荷叶包饭食用，“虚”为集市，“岭南人呼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故谓之虚。”[14]交往较少，显见市集凋敝。“鹅毛御腊缝山罽”“黄茆深峒敢流连”，以鹅毛御寒，居住在深峒中，可见生活条件艰苦。二是文化风尚原始。贼盗满野、傅壮杀老，鸡卜占卦、章甫文身，是长久以来的文化积习。诗人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更详细记述：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12]752 民众刁蛮愚昧，陋习恒存，故而诗人有“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的描绘。 （二）贬谪悲愤的抒发 《沧浪诗话》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伐、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5]198原因在于诗人遭遇被贬，郁愤难平，便行之于诗文。故而金圣叹言：“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16]分析柳宗元柳州风土诗作，郁愤之情溢于言表，主要侧重在愁苦之绪和思乡情切两个方面。 首先看愁苦之绪。一是与被贬所产生的拘囚感有关，诗中“滞”“羁绊”“不自由”写出诗人的无奈与苦闷。这与唐时律令相关，官方颁布的敕文中屡有提及“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流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加之诗人谪居久长，易产生被弃之感。因而诗人居于贬所，有如牢笼，愤懑之情在所难免。二是与被贬所滋发的孤苦感有关。“异服殊音不可亲”“飘零今日在天涯”环境的陌生感是引发诗人孤苦的主要原因；“岂容华发待流年”时光流逝，壮志难酬则是触发的根源。 其次看思乡情切。为官之人“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故乡，永无还期”，[17]加之环境陌生，更加剧了诗人的思乡之情。诗人言“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渴望看到故乡的风物，却只看到异乡。因此情感由忧转悲，“海天愁思正茫茫”“秋来处处割愁肠”，一个“愁”字溢于言表，故而诗人称自己为“憔悴客”，因乡情折磨而日渐憔悴。 （三）岭南文化的影响 岭南得名与“五岭”相关，“五岭”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载：“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疲敝。”[18]2573“五岭”在中国南部，亦称“南岭”。“南岭”以南，称为“岭南”，此名始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18]3269此后竞相沿用。岭南在范围上指代广东大部分和广西东部等区域。因地处亚热带，潮湿炎热是当地的气候特征。首先，稻田农业与渔猎经济并存。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以稻为粮，是南越先民对南方农业一项重要的发明和贡献。此外，稻田农业与渔猎并存，诗人不仅多次写水，还提到“瘴江”“牂牁江”“漓江”这些地域水系，在其散文中更是写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东西皆水汇。”[12]775水网密布是柳州的典型特色。其次，民风和语言方面。民风迥异，富有进取精神。“越人之俗，好相攻击”，不同于中华文化谦谦君子的精神风貌，“岭南族特别是南越族则表现出崇尚勇猛、冒险的原始的粗矿的精神风貌”。语言方面，以越语文化为特色。《国语》《说苑》《越绝书》等古史文献有对古越人语言的记录。“古南越语以其轻利急速的发音、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动词之后的倒置语序，以胶着语为特点的语词结构，明显不同于中原华夏族语和楚国方言。”[19]再次，图腾与祖先崇拜相合的宗教文化。诗人两次提及“文身”，此文身包括蛙图腾和蛇图腾。蛙图腾一般纹于铜鼓面，“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为的是声闻百里，借助蛙的神力加强传信集众的功能效用。还有是蛇图腾，南越族蛇图腾通过“断发文身”习俗表现出来，他们崇拜龙蛇，观念上认为打扮相似便会避免受害。因此，蛇文身既反映对蛇的实物崇拜，有反映其祖先崇拜观念。 岭南文化对诗人影响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蛮荒触发了诗人的悲苦之情。如“城上高柳接大荒，海天愁死正茫茫”“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隔愁肠”，看到陌生又荒凉的景色，贬谪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二是诗作中带有异域风情。诗人对一些着装打扮、饮食文化、柳州风物、风俗传统的描绘，淡化了诗歌给读者的陌生感，呈现出一种新鲜感。 三、诗风渐变与生命体验 刘勰《明诗》篇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6]65诗歌是诗人自我情感的流露和生发。唐人诗歌更加注重自我意趣的抒发，严羽《沧浪诗话》有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5]26柳宗元诗歌整体呈现出平淡自然的风格特点，苏轼指出：“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稠于简古，寄至味于淡薄。”[20]这一风格与诗人长期被贬经历有关，平淡之下寄寓的是诗人寂寞的诗歌情绪。现存柳诗大多数是被贬永州所作，富有地域特色的、艰苦而又悠闲的生活表现在诗歌中，有一种简淡高逸的感觉，细究之下，却又带有深沉的哀怨情愫。 元和十年，诗人应诏还京，旋即谪戍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12]1159短短的数月间，经历了大悲大喜，情感也由希望满怀到悲伤失望。如果说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诗歌创作意在排解孤寂落寞之情，方式较为微婉，那么贬谪柳州之后，诗歌则成为抒愤的载体，明显而热烈。同时，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大喜大悲之后，对于生命的体验更为透彻，愈发关心民谟，诗境为之疏朗。 （一）诗风渐变 王国安认为柳宗元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在永州和柳州两个阶段。永州多作山水记游之诗，借外在山水转向内心探索，诗人仍相信起复有望，故而在清幽孤峭之际依旧典雅从容。贬谪柳州之后，酬唱诗增多，风土描写为一大特色。诗人年华老去，感到前途无望，意象选择偏冷偏阴，故而诗歌意境呈现出冷峻愤悱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体裁、意象、诗情及创作手法上。 首先，在体裁上。王国安指出：“柳宗元永州诗以五言为主，尤擅五古，而柳州诗则以七言为夥，且多为近体。”[9]5诗人怀有济世之志，初贬永州未免孤愤难平，借徜徉山水来排解烦忧，加之佛老思想的影响，诗风逐渐转向冲淡平和。故而此一时期，诗歌作品多为五言，尤以五言排律为多，如《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赠二君子》《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另有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不仅为不遇的友人鸣不平，更是对现实的尖锐抨击，抒发情感更为激越。这种长篇诗作适于铺陈叙事，情感表达较为强烈，利于彰显诗人过人的才气。柳州期间，诗人创作呈现出了从五言到七言的变化，原因是“五绝、七绝做法略同，而七绝言情出韵较五绝易。盖每句多两个字，故转折不促迫也。”，每句两字的增加，拓展了抒情的空间，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岭南江行》《柳州洞氓》《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柳州寄丈人周韶州》，均为七言，与永州五言诗相较，情感抒发更为哀婉，悲苦之情愈切。 其次，在意象上。一是选择宏大的事物作为意象。永州期间，诗人会选择远岫、清湾这样宏大的意象，但较多还是刻画榛翳、栖鸟、菡萏这样细小的意象，目的是建立一个相对空寂的个人空间。柳州期间，诗人大多选取的是宏大意象。如高楼、惊风、密雨、嶺树、孤城、尖山、牂牁、狼荒等，宏大的意象利于扩大抒情的容量和空间，频繁使用宏大意象，可见诗人情感程度甚于永州。二是奇险怪诞意象的选用。永州期间，诗人诗作中出现概率较高的为“清、幽、寒”等字眼，虽描画出一种冷寂之境，但读之仍亲切可感。而柳州期间，诗人多用到“瘴、黄茆、蛟涎、射工、飓母、榕叶、寒烟、蓬蒿、野葛、虺、木槲花”等意象，刘勰指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6]693曾大兴有言：“作家通过对物候现象的描写，来传达生命的真相，表达对自然、对人生的观感。读者通过作家所描写的物候现象，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气候特点及其变化，更可以感知生命的律动。”[21]诗人通过对柳州苦毒环境的描绘，展现柳州独特的地理空间特征，以图通过景物描写营造出一种陌生感，来抒发自我的苦闷之情。三是地方特质的显现。诗作中“海”的意象出现四次，还有“榕树”意象入诗。《柳亭诗话》载：“闽越之间，其树榕……前人取为诗料，始于刘子厚‘榕叶满庭莺乱啼’。”[22]“鸡毛”“鸡骨”“象迹”等意象与当地风土相关，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 再次，诗情上。永州期间，其诗歌塑造了一个孤独者的形象。据统计，永州存诗80首，“幽”字出现30次，“寒”字21次，“独”字19次，“孤”7次，“寂寞”4次，构建出了一个清凉的世界。近藤原粹评《江华长老》一诗曰“清逸”；评《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曰“风调清迥”；蒋之翘评《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一诗为“清丽”。[2]55“清”是诗人营造出的独特的审美意境，同时与自我的心境相关照。诗人面对清幽的山水，内心是寂寥的，是因为知己远隔，无人倾诉，只能与山水产生共鸣。柳州期间，“愁、忧、凄凄”等词出现较多，面对同样的景色诗人的心境为之大变，看到的云像墨汁，水如滚汤。并非柳州无好景，而是诗人希望破灭，“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盛年不再起复无望，加之被贬一次比一次远，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知己相隔音书稠繆，心情也由落寂而转为愁苦。 再之，创作手法上。同样是对于地方景色的描绘，在诗人初贬永州时创作了《构法华寺西亭》，虽“山水穷险艰”，但“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心情是“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间”。诗人初贬南荒，猝然与险山恶水相遇，心境低落，登高望远却又看到法华西面美景，精神为之舒展。故而借诗歌来排解心中苦闷，所采取的手法较温和委婉。希望破灭后，诗人带着更为失落的心情来到柳州。周紫芝言：“议者为子厚南迁，不得为无罪，盖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23]之后的诗歌创作少了永州的含蓄，抒发情感直接强烈。景物描写以“荒”字见多，心情书写多见“愁”字。《载酒园诗话》言：“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24]因七言较五言抒发情感更为直接，也更为明快强烈。 （二）生命体验 周昂评价柳诗：“功名翕乎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25]诗人志于功名社稷，但命途多舛，接连的贬谪，造成了其悲剧命运。空间的永恒与时间的短暂是造成命运悲剧的主要原因。庄子言：“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26]故而诗人感叹：“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12]798人的生命是在具体的时空存在并借时空的推移变化而显示的，但对贬谪诗人来说，这种存在和推移变化却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苦难。[27]狄克逊说：“只有当我们被逼的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28]正是得益于这种苦难，让诗人对于生命有了更深层的体验。 贬谪文学是元和之际独特的一种文学现象，深沉的悲伤则是喻寓其中的精神特质。对个体生命的多层咏叹、关照和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深沉的悲伤意绪和强烈的孤愤情怀，乃是贯穿元和贬谪文学始终的一条基线。纵观柳宗元一生，常处贬谪境遇，故而对于所历所感体验尤深。因而“别人只见到部分，他却见到全体，还抓住它的精神……特征印在艺术家心上，艺术家又把特征印在作品上，以至他看到所描绘的事物，往往比当时别人所看到所描绘的色调更阴暗。”[29]比起普通诗人，柳宗元更多了一种生命沉沦的真实体验，悲伤是以直接的现实性和真切的感受性将诗人和作品紧密连接在一起。故而其诗歌中多涉生命易逝的慨叹和自我理想的表达。 1.生命易逝的慨叹 对于生命的吟咏历来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诗人长期被贬，体验更为深切，这与其境遇相关。首先是百病缠身。“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百鬼，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瘴疠四布、贫病交加，不仅折磨着诗人身体，更消磨着内心。其次，生存处境的困窘。因诗人少年负气酿成恶果，远离京畿，身处蛮荒，诗人描写自我所处之境： 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予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盼无后继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催心伤骨，若受锋刃。[12]780 诗人展现了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于心境。除此之外，风俗殊异，气候、语言的差别也导致诗人内心的煎熬。再次，神情寂寞。诗人被贬日久，渐渐与之同化：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毛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12]798 诗人感到生命不长，乡音已改，年老力疲，志向难伸，对于生命易逝的感触更为厚重。故而在诗作中反复咏叹“岂容华发待流年”。 2.人生理想的表达 作为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柳宗元素怀济世之志，永贞革新失败后，诗人一贬再贬，无望于朝堂建功，诗人将抱负用于诗歌创作和关心民情上。后期的创作心态也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秉承“文以明道”的初衷，二是关心民瘼，改革弊病。 诗歌历有“兴观群怨”的作用，柳宗元继承这一传统，“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12]783指出自我“发愤著述”的创作初衷。并进一步阐明其新见：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12]824 指出贬谪之前写作只是“辅时及物”的辅助行为，而贬谪之后写作则承担起了明道教化的政教作用。诗人的明道还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言：“今动作悖谬，以为谬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12]822贬谪之后诗人对于为文有了进一步的体悟，积极关注现实，用文章来阐明圣人之道，反对忽视内容、只重外在形式的创作。因而他在创作风土诗时，注重对当地风土人情的刻画，关照柳州的地域特质。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诗人怀有朴素的民本思想。贬谪目睹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百姓的民不聊生，更加深了对于百姓的关心和同情。上文提到诗人对于柳州风物人情的书写，展现的是柳州蛮荒苦恶的状况，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但是诗人并非止于此，而是采取一切措施，革除弊端，最终呈现出“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惰，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究其原因，在于诗人励精图治，从移风易俗、文化普及方面开民智、抚民心，致使人心向善。 柳宗元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详细记载了唐时柳州的情况，这与诗人风土诗中描绘相同。针对存在的恶习，首先移风易俗。面对买卖人口，“子厚与设方技，悉令赎归”。[30]面对习俗落后、巫风盛行，普及文化教育，改变陋习。其次，整顿吏治。面对凶蛮嗜杀、纲纪混乱的社会环境，通过施行礼法，风气为之改观。除此之外，诗人重视农耕并身体力行。如《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种柳戏题》《种木槲花》三篇，皆是诗人亲耕的明证。由此可见，风土诗不仅是对柳州风物的题咏，更是诗人民本思想的显露。 柳宗元谪居柳州期间着重风土创作，特色鲜明。诗作中注重关照柳州地域的山川、风物及俗尚，描绘柳州独异的人文地理特质，映射出风土书写的渐变倾向。究其缘由，一是岭南环境苦毒、经济落后较为闭塞，造成境遇及心理的双重痛苦；二是接连遭贬，思乡之情与失意悲愤，促使诗人心灰意冷。而柳州独特的区域环境，与其多舛的人生遭际相和，故而对于生命的体验更为深刻，诗风呈现风土书写的转向，风格为之疏朗。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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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Local poetry; poetic style; Life experience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