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大中之道新解

郭新庆

研究古代人物，尤其是古人思想，追本溯源是其起码的基本功，这就是老学界人强调作学问要注重历史的观点。因为只有把人物及其思想放到历史里去比对，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为此就得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和汗水，这是对研究者眼力和胆识的考验。柳宗元是唐代的大儒，他一生追寻大中之道，这是他思想和为人的精髓，可一直以来没见有人对此做过详尽的解读。为此，我试着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性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一、寻儒道说大中

所谓儒道，也就是孔子之道。可自孟子以后，儒道失传，至唐时已有一千多年。韩愈创道统说，讲天命论和等级制。与之不同，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之学，其学起于陆质所授。陆质与王叔文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人，一个是政治上的引路人，一个是思想上的启蒙者。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旧唐书·陆质传》说：“陆质，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人名）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因小事），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⑴这里说的赵匡和啖助都是离柳宗元很近的同时代人，啖助（724—770），死时距柳宗元出生不到四年。赵匡生卒年不详，因师从啖助，不会差其前后。二人都是经学家，史书说，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曾任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著《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亦精通《春秋》。二人续承《春秋》之学，经陆质尽传，《春秋》之学得以重显。《春秋》是儒家经典，为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的。后因儒学失传，《春秋》大义就不被世人所知了。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⑵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后来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叙说了他与陆质的交往：“往年曾记裴封叔宅（指柳宗元姐夫裴墐），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又闻韩宣英（韩晔）及亡友吕和叔（吕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韩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归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柳河东集》第504-505页）其实柳宗元并未实际得陆质授业。永贞革新失势时，陆质生病，柳宗元被贬出京城。元和三年（807），柳宗元从凌准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书中所陈，皆孔氏大趣，无得逾焉。”（《柳河东集》第505页）八司马中受陆质学说的有四人，柳宗元、韩晔、韩泰、凌准，另外还有吕温。柳宗元把《春秋》大义归为他说的大中之道。翻检《柳集》诗文，大中、中、中道等语，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柳宗元还用大中之道究佛法，这在他为浮图写的序和碑文里随处可见。这里说的圣人之道和贤王之法，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明确：“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王侯的器物，这里指国家社稷）。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jiāogé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不偏中道）。其法以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翼（辅），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柳河东集》上册，第133页）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偏离中道。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这也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庸之道，指处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他说：“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河东集》下册，第480页）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核心是利安元元。他所说的大中之道，不但是其思想﹑为政和处世理念的代表，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柳宗元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处世为人；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与貌、言、视、听、思，即“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相合。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柳宗元一入陆质《春秋》之学，终生倾服不移。其实王叔文永贞革新时所持政见皆出其陆质《春秋》之学的指授。陆质死时，贬到永州的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祭之，文中详细叙说了陆质承继《春秋》的历史地位。从孔子作《春秋》到柳宗元时已有一千五百年，其间“以为论注疏者百千人矣。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杂言百出，或隐或乖，让“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世人慨叹：“圣人之难知也。”而陆质是“巨儒”，“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普通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移大矣哉”！柳宗元之所以推崇大中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辅时及物。他想改变那个社会的颓势，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可惜他参加的永贞革新失败了，陆质又死的早。虽“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以上见《柳河东集》上册，第132-133页）柳宗元习《春秋》，得陆质之真传，大中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柳宗元以后所有的文章和行为里。由于有柳宗元的阐发和身体力行，《春秋》要旨得以光耀并让后人知晓，从而也形成了柳宗元与传统思想不同的儒学之道。《春秋》传承复起于柳宗元时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辨禅让说民生

为扬儒道，历代儒家都把圣贤说成纯理想化的完美之人。人之始祖尧、舜、禹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贴近大自然生活，没有后来帝王天命论光环背后那些权术和诡诈，所以传留给后人的形象是可爱亲民的。尧是传说中古帝陶唐氏的号，也称唐尧。舜称虞舜。古史说他们都是圣明之君，其实不过是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长罢了。《尚书》第一篇《尧典》记载了他们的一些事。据史家分析，说大概是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写的，后经春秋战国时儒家补订，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孟子·藤文公上》说：“言必称尧舜。”⑶这是后来称颂帝王的套语。如何看待圣贤，柳宗元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柳集》里有多篇章说到这些事。《舜禹之事》是说尧舜禹禅让的事。文中说的禅让是儒家的说法，其中的许多事由根本无法印证。禹代替舜，以至前此舜代替尧，不过都是远古部落推举制选头领时顺势使然。远古部落的推举制主要考虑的是部落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儒家说这是处于公心，为之把所谓的“禅让”说成是“官天下”。对此，春秋战国时已有不同的争论。《韩非子·显学》说：“胡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⑷韩非子说尧舜之道是没有的事，儒家一定要说有，不是愚昧无知，就是说谎话骗人。《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尧这样做大概也是处于上述那样的考虑。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禅让并非像儒家说的那么温馨。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阻止尧儿子丹朱与尧相见之说。据此推之，远古人禅让受天下，不只是舜的意愿，应是民心所归。自夏以后，人类进入阶级统治的社会，变成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在表面仁义道德背后充满了诡诈的血腥气，弑君弑父，兄弟相残，屡见不鲜。以唐朝为例，唐太宗就是杀兄逼父得位的。肃宗也是借安史之乱逼父自立的。据史料说，玄宗见儿子在灵武即位，不得已称上皇，而回宫后就被宦官李辅国劫持幽禁失去了自由。柳宗元时的宪宗是伙同宦官和藩镇弑父篡位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家天下”。柳宗元《舜禹之事》以曹魏代汉为例，详细对尧、舜、禹禅让之事做了论说。曹丕在南郊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走下禅坛，曹丕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但后世儒家从正统论出发，说这是曹魏篡汉，讥笑曹丕不懂舜禹之事。可柳宗元不这样认为，他说曹丕这样说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禅让”必须“系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柳宗元认为那些讥笑曹丕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柳宗元说：“凡易姓授位（指改朝换代），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前一朝代被人忘记，后一朝代被人记住。民生是立世之本。这就是“系于民”的道理。如不是这样，仅凭尧的圣明，一日得舜就能把天下让给他吗？据说舜随侍尧二十八年，做了大量的实事，“使天下咸（全，都）得其用”。舜是凭实绩和威望得到“禅让”的。“受天下非舜意也，民心所归。”“舜之与禹也亦然。禹旁（遍）行天下，功系于人者多。”以此得到舜的“禅让”。汉末，宦官作乱，军阀横行，民生涂炭。曹氏父子排除祸患，消灭了蕫卓、袁绍、袁术等军阀，统一了北方，使自己强大了起来。曹家“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人心不思念汉朝）。”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并得汉献帝禅让。柳宗元认为：“天下得之以为晚。”（以上见《柳河东集》第357-358页）曹操死时，留有《遗令》给子孙，谆谆百言，细至家物小事，婢妾处置，都嘱托详尽，而独“无语说及禅代之事”。柳宗元挚友吕温读《三国志》说破此事。认为天下之事，势所使然。禅让大事，系之于民。儿孙能否代之，不是一纸《遗令》所能决定的。曹操人称“一代枭雄”，他善用兵，又长于文学，诗写得气魄沉雄，慷慨悲壮。曹操是个大智者，他深知舜禹禅让之事的道理。曹魏代汉，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吕温作《诸葛武侯庙记》为武侯设告天下之辞说：“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百姓），曹氏利女（汝）乎，吾事之。”又说；“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抚慰，安抚）则思，虐（欺压，残害）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⑸让百姓归顺，唯有利民抚民。吕温这里说的德与柳宗元讲的道相同。民与曹氏，思而不能忘，曹氏才得天下。柳宗元人心不思汉说，和正统论相对，这在历史上少有人能如此说。柳宗元朴素的历史观和民本思想为他一生追寻的大中之道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石。

　　《柳集》里有一篇《伊尹五就桀赞》，乍一读标题，感到怪怪的。伊尹是圣人，桀是暴君，伊尹多次归附桀，可柳宗元为什么还要赞他呢？细品文章，其意与《舜禹之事》同，也是说“圣人之急生人(百姓)”的。柳宗元说：“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柳河东集》上册，第336页）伊尹胸怀远大，作事出于对天下的考虑，不只是想着为夏、还是为商，心里想的是老百姓。伊尹出身低贱，是商汤妻子的陪嫁奴隶。传说他曾五次去附夏桀，又五次回亳（bó商汤时的国都）从汤。伊尹知道桀不仁爱，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早晨去辅佐夏桀，到晚上就让天下人都感受到仁爱。就桀不得，返而从汤。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让百姓享受到仁爱的恩泽。就桀返汤，又就桀又返汤，即使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伊尹都不放弃。伊尹说；听我话的人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而我们的老百姓也就成为尧舜的百姓了。可伊尹最终也没能说服夏桀改变恶行，他只好辅佐商汤王去伐桀。商汤有了伊尹，“汤为尧舜，而人(百姓)为尧舜之人”。商灭夏后，伊尹治理国政，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宰相)。而夏桀这个暴君，被商汤打败俘虏后，流亡死在南巢。柳宗元赞扬伊尹说：“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大人无形，与道为偶。”（《柳河东集》上册，第337页）柳宗元想做伊尹这样的人，为此作文以励志。正如清人吴闿生在《古文范》卷三说：“盖古伟大之人物，皆具伟大之志量、学识，而非仅以文字见也。”⑹柳宗元志在用世，其势显而。

三、辨经典说《春秋》

儒家认为，《春秋》是借叙史，宣扬政治主张，讲礼义纲纪，效法先王，举道德，明善恶，通过人事褒贬来张扬《春秋》大义。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河东集》下册，506-507页）我国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其借貂絮裘，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后人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后人，推崇道教。《新唐书·艺文志》有注说：“天宝元年（742）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⑺天子诏书尊奉，士人学子无不风靡。而柳宗元却反其势，作《辩列子》﹑《辩文子》﹑《辩亢仓子》和《辩鶡冠子》进行议辩，说它们都是后人伪托和窜乱附益之作。（以下均见《柳河东集》上册，第66、67、71、72页）《辩列子》开篇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言郑国，皆曰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以此观之，柳宗元当时看到的《列子》应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的本子，今本《列子》可能是晋人作品。刘向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而这在孔子之前有好几百年，《列子》说的子产﹑邓析，则大致与孔子同时，前人说后人的事，时间上显然抵啎不合。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第193页）因采众家之言，《列子》语温纯，尤质厚。《列子》有些小故事，寓言中有深意，如《汤问篇·愚公移山》。为此，柳宗元称道说：“虽不概于（不关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dài及，到）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所谓“遁世无闷”，是说甘心隐居而不感到苦闷，言行不被世人称许也不烦脑，这与柳宗元的心境相合。柳宗元最后告诫读书人说：“古之多异术（怪异的学问）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本名辛姸，字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文子》九篇，为汉人依托之作。其书杂取儒﹑墨﹑名﹑法诸家语，以解《道德经》。柳宗元在《辩文子》称其为“驳（杂乱）书”。说：“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指高处貌）而出其类。其意绪（思想脉络）文辞，叉牙（（参差交错）相抵而不合。”《亢桑子》也称《亢仓子》。亢仓子，《庄子》里的寓言人物，其书久已散失。唐时襄阳处士（没做官的读书人）王士元，杂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编成《亢仓子》，献给朝廷。柳宗元作《辩亢仓子》说是伪书。鶡（hé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冠子是春秋时的楚人，他隐居深山，以鶡羽为冠，故自谓其号。《鶡冠子》叙说《道德经》，兼杂刑名阴阳之说。汉代贾谊作《鵩（fú猫头鹰）鸟赋》，其辞嘉美。柳宗元说：“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韩愈有《读鶡冠子》文，可识不及柳。柳宗元读书考据经典真伪，绝不盲从，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见疑多问，举一反三，是古来读书之道。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些别人未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唐代之前，儒者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这已是定说，可柳宗元以为“未然”（不一定是这样），于是作《论语辩二篇》非之。曾参是孔子最小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参之死，《论语》有记载，这离孔子在世已经很远了，此时孔子其他弟子根本没有活着的。古时记载弟子时，一定要写他们的“字”，而《论语》“独曾子﹑有子不然”。曾子字子舆，有子字子有，《论语》唯他两人不是以字相称，为此，柳宗元判定：“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说《论语》是曾子弟子所为。篇尾进一步论定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最终）成其书者，曾子之徒也。”柳宗元在下篇，载《尚书》文数段，辩《论语》大意，说:“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以上见《柳河东集》上册第68-69页）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者。”（《柳宗元资料汇编》，第247页）鬼谷子，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因其隐居在颖川阳城的鬼谷，自号鬼谷先生，世称鬼谷子。《史记?苏秦传》索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看来汉代就对鬼谷是否有其人存疑。柳宗元《辩鬼谷子》说：“《鬼谷子》后出，而险戾（lì邪恶乖章）峭薄（刻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为之慨叹道：“呜呼，其为好术（耍权术）也过（分）矣！”（以上见《柳河东集》，第70页）看来柳宗元并不欣赏鬼谷子其人。《辩晏子春秋》是儒墨之辩，凭柳宗元的学识，隐者尽现，明察秋毫。晏子，春秋齐国大夫，本名晏婴，《史记》有传，《汉书》称其人，列于儒家。而汉代刘向和后来都有人把晏子归于墨家。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齐人者所作。他说：“墨好俭（节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这是说，墨子之徒想靠编写《晏子春秋》来提高和增加墨家的影响。柳宗元进而说：“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以上见《柳河东集》，第71页）这是判定晏子不是墨者，而是撰写此书的信奉墨家学说，故意把晏子归于墨家。没有对儒墨洞若观火的功底怎敢出此之言。

　　礼教是儒学的根本，核心思想是天命论和等级制，它是帝王固统的灵魂。柳宗元出身世家大族，但他反礼教等级制，主张为世之用。苏轼非常推崇柳宗元诗文，“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柳宗元资料汇编》第43页）但因两人政治取向不同，苏轼认为柳宗元把礼乐看成是装门面的无用之物是犯忌，大不敬的事。而柳宗元从大中之道出发，却认为这是为民之道的正理。简而言之，柳宗元对儒学的解说和传统的说法不一样。其在古典经传上的功底少见有人能和他相比。柳州奥古，动罹摈落。这是请代田山畺评说唐宋八大家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采众家之长以寓其理。这是柳宗元独特的人生经历所铸就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他始终以叛逆者的形象面世，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柳宗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其慧眼所到之处，直刺时弊，散发出惊世耀眼的光彩。

四、用生命铸就了大中之道

　　柳宗元是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他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那些人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其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柳宗元著《天说》，反对天命，批驳韩愈天能“赏功而罚祸”的谬说，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柳河东集》第286页）从而确立了他唯物论的哲学的基石。柳宗元在《断刑论》说：“且古之所以古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柳河东集》第58页）他作《非国语》，批判《国语》的“诬淫”之说，他反对门阀、封建，作《天爵论》，扒光官本位的外衣給人看。他把那个社会整个翻过来说个遍。柳宗元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传统的儒学说的不一样。

　　现今评说古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就是古时有名的文章家也少见谈及于此。《柳集》注家号称五百人，也从未见到有对《易经》略有阐发的。《柳集》有《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一文，这是柳宗元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字。此事起于董生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董生是个为官之人，刘禹锡遭贬初至朗州（今天的湖南常德）时，董生恰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两人相遇相识。《刘梦得集》有《与董生言易》和《辩易九六论》两篇，柳宗元《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一文，应是在他看过刘禹锡这两篇文章后写的回信。当时，唐代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而董生道听途说，把孔颖达的疏说附会到一行和尚身上，以为新奇，去蒙刘禹锡。柳宗元笑董生浮浅不学，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柳宗元从来不信鬼神、天命，他批评刘禹锡用史事卜卦演《周易》，说这是很愚蠢的事。柳宗元认为用《易经》解悟天地人生﹑卜算测数太浑然难明了；而把《易经》用于占卦卜筮，那是旁门邪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告诫刘禹锡说：做学问要穷尽天下书（务先穷昔人书），不能偏听偏信。（以上见《柳河东集》下册，第501-502页）刘禹锡后来为柳宗元编《柳集》时，此文“依原形存置，此外不另增益一字”。古人朋友间纯朴真挚的友情让人感动，刘禹锡为人正直也让人敬服。《刘梦得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个叫顾彖的人。此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跟人习《易经》，学占卜，六十三年没有一天离开过吟唱卦辞，演算卜筮。他临死时对人说：占卦卜筮的伪讬之辞，都是用来迷惑众人，以骗取衣食之用的。他说卜者是靠骗术为生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卜术的人，会算天命人事，可他自己却穷困一生，到死也没能逃过饥寒困顿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笑话。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这种人生的背论数千年来一直在演义着。正如朱自清《经典常谈》所说：“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⑻刘禹锡作此文，是否用来破解前此的迷惑，已不得而知了。唐代佛道盛行，术士满眼，柳宗元闭口不讲《易》事，这与他的思想有关。他对《易》事、八卦洞若观火，那些骗人的小把戏，他自然不屑一顾。

　　《柳集》有《贞符》篇，是论说符瑞骗人的。所谓符瑞是罩在帝王头上的一道光环，说天赐祥瑞与人君，“君权神授”。柳宗元作《贞符》详尽揭露和批判了历代符瑞之说，说他们是“诡谲阔诞”、淫巫瞽史”。《贞符》原本是写给皇帝看的。一个被皇帝忌恨的罪臣，竟敢当着宪宗的面，说符瑞是“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的东西，其胆识之大史之少见。柳宗元文中列举出许多正反事例批驳符瑞之说的伪善。柳宗元说∶“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shì依赖；倚仗）祥而寿者也。”（以上见《柳河东集》上册，第22页）说符瑞说吉祥的国家灭亡了，说凶兆的，努力治国，却享安康。柳宗元据此明确地指出：君王受命不在天，而在人；国家不能靠符瑞来说事，而要靠行“仁”政来求得。即受命于人，休符于仁。君王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能久长的，也没有依靠祥瑞而长命百岁的。这就是柳宗元说的大中之道。

　　韩愈曾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而柳宗元却与之相反，他以封禅为非。所谓封禅，是古时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大都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封禅是国家大典。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四月，曾到泰山石闾祭祀天地，进行封禅。而柳宗元却以为不然，他公然反对封禅，说“皆《尚书》所无有”。这是说汉武帝封禅，虽然起了一个堂皇的名字，可儒家经典《尚书》里没见记载先圣做过这种事。显然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为民之道论说封禅，他说：“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他著书是要“抑诡类，拔正道，表覆万代”。柳宗元直书发誓对宪宗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以上见《柳河东集》上册，第18-20页）郭预衡说：（《贞符》）“这样的文章，写于那个时代，从思想说，是高不可及的；从为人说，却是愚不可及的。尽管文章讲到‘人之戴唐，永永无穷’，而列举高祖太宗直至德宗顺宗‘十圣’，却不突出当朝天子宪宗，这是不能容忍的。宗元写这样的文章，虽然自谓‘一明大道’，但在当朝天子看来，却未免离经叛道，至少是不可赦的。宗元之一贬再贬，和他这样的文章未必毫无关系。”（《中国散文史》，第227页）历史上，大思想家往往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其行为就显的愚不可及，自然不会为那社会所接受和容忍。但如果反之，还会有这样震耳发聩的文字和思想吗？伟大的思想家在常人看来有时是很愚很痴的，他们往往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柳宗元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他在《读书》诗里说：“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柳河东集》下册，第740页）他的大中之道，吸纳古今，融通四方。柳宗元还用他的大中之道规范自己的人生和行为。他安贫守道，遭贬至死也不屈服。周君巢，贞元十一年（795）进士，柳宗元贬在永州时，他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为此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说：“宗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则其中者可得矣，然犹未尝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何哉？又曰：饵药可以久寿，将分以见与，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纳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今夫山泽之癯，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宗元始者讲道不篤。”（《柳河东集》下册，第518-519页）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他对这些“寿且神”，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相类的求仙寻道之事从来都没有兴趣。他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他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柳河东集》下册，第519-520页）柳宗元不信鬼神，坦然人生，宁死也不放弃自己追求大中之道的信仰。柳宗元是中国儒者的楷模，这在中国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是少见的。寻觅国人的心路历程，以柳宗元为镜子，他的思想和精神太值得我们今人反思和借鉴了。

　　⑴《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4977页

　　⑵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版，上册，第132页。以下所引此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⑶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权，第84页。

　　⑷《韩非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485页

　　⑸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中册，第249页。以下所引此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⑹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0月版，下册，第721页。以下所引此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⑺《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1518页

　　⑻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1年7月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