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师范中专办学时期

（1941-1979）

笫一章  创办背景

学校创办前的民国时期，此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经济困顿，民不聊生。全区基础教育无成规模，教育体系零碎散乱，教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短缺，教学内容单调，教学手段单一，教育现状令人堪忧。

―、学前教育

区内幼儿教育始于清末，各县相继创办育婴堂、蒙养院。民国初，幼儿教育与慈善事业结合办理，零陵县正义乡建有汲和育婴堂。其后受西方教育影响，至国民二十四年（1935年），零陵、东安、祁阳、道县、永明、江华、蓝山和新田等八县共举办幼稚园1626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倡办社会教育，要求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和民众教育馆附设幼稚园。但执行不力，开办者甚少，入园幼儿也不多，且因战事不断、地方财政困难、保教质量差等原因，各地幼稚园很难维持状况，已开办的越办越少，大部分均逐渐停办。

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在教育制度上先后进行了两次学制改革。一是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壬子癸丑（1912－1913 年）学制”。将蒙养院改为蒙养园，收未满6岁的儿童。同年，教育部还公布了《师范学校令》和《师范学校规程》。二是幼稚园制度在学制体系上的确立。1922年11月，教育部通过《学校系统改革案》，这就是所谓“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此学制规定：幼稚园招收6岁以下之儿童。正式将幼稚园列入学制系统。由于民国初年这几项法规的颁布，使蒙养园制度得以确立。幼稚园的课程标准分七种活动：音乐、故事与儿歌、游戏、常识、工作、静息和餐点，并规定不把读书识数列入活动之中。清末、明初时期，蒙养院和幼稚园的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保教保育方法简单，一般只是机械的训练和填鸭式的教学。

二、小学教育

中华民国建立后，学堂改称学校，并定初级小学为义务教育，小学有较大发展，至民国六年（1917年），零陵、宁远、新田、蓝山、永明、江华等县有私立小学350所。民国十三年（1924年），全区私立小学增加到801所。20年代，时局动荡，教育经费短缺，一批公立小学因经费不支而倒闭，私立小学较长时间独立发展。如零陵县公立小学比民国减少136所，下降至68所，而私立小学则比十三年（1924年）增加129所，上升至209所。国民二十四年（1940年）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规定凡年满10-16周岁的失学儿童，均应入短期小学补授一年义务教育。当年全区实施大纲要求，江华、道县、宁远、新田、零陵、东安、祁阳、蓝山八县，共创办一年制短期小学189所，唯永明县因经费短缺延至第二年开办。民国时期，零陵、祁阳、道县、江华、宁远、新田六县先后开办了13所教会小学，这些小学大部分在30年代或40年代停办。

民国2年（1913年），各县小学执行教育部颁布的“壬子学制”，修业年限为初小4年，高小3年。课程设置初小为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画、唱歌等七门，高小增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理科，男生加授农业课，高小三年级设英语为随意科。民国十一年（1922年），执行“壬戌学制”，小学6年，“三三”分段，各校课程开设公民、国语、算术、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手工）、形象艺术、音乐、体操等11科。民国17年（1928年），执行“壬辰学制”，小学6年，改为“四二”分段，各县小学按《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开设党义、国语、算术、社会、自然、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童子军等10种。民国25年（1936年）以后，课程科目略有变动和调整。清末，课堂教学普遍沿袭先生讲、学生听的串讲法，注重机械记忆，对学生实行体罚。民国时期课堂教学方法有所改革，课堂教学试用“重点提示法”“表解法”，使用图片、模型等直观教具教学，指导朗读，开展各科学习竞赛，举办成绩展览，组织参观游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中学教育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永州知府遵照清廷兴办学堂旨意，将蘋州书院改为永州府官立中学堂，是为零陵地区中学教育之始。民国元年（1912年），祁阳、蓝山创办中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区内第一所私立中学，零陵县“圣诗中学”从衡阳迁入。抗战时期，外地先后迁入各县私立中学8所，各县创办部分私立中学。各类中学中，大多办学规模不大，班次较少，学生人数不多。

民国17年（1928年），中学学制改为六年，初高中各三年。民国13年（1924年）蘋洲中学课程开设一般可分为社会科（公民、史地）、言文科（国文、外语）、算学科、自然科（物理、化学、博物）、艺术科（音乐、图画、手工）、体育科（生理、卫生、体育）等六科，另设选修课。抗战时期，增设《总裁言行》、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晚清，官立中学堂教师的教学普遍采用传统的讲释法，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口若悬河，听者呆若木鸡；教者言之谆谆，学者听之渺渺”。学生主要是背诵、模仿和重复练习。民国时期，一些中学曾推行“自学辅导法”，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然后“讲述大意，务使透切理解，扼要处则记录于笔记本上”。但普遍的教学方法还是“上课则夹书而来，下课则投鞭而去”，没有教案，全凭经验或旁征博引，或照本宣科，或背课文，或抄笔记，各行其事。实验演示仅蘋洲等少数几所中学可以基本开展，但也只是教师做，学生看，学生很少自己动手，多数学生缺乏仪器设施，只能看书识图，纸上谈兵。此外，各校偶尔也开展学科竞赛、演讲比赛等课外活动。

陈旧的教育体制，匮乏的教育资源，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国民素质提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时，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一批爱国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保障和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培养抗战救亡人才，湖南省国民政府决定在零陵专区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第二章  肇始创办的曲折历程

一、选址寻师，反复易址，校长频频更换

湖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创建于1941年5月，时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大批爱国志士、知识分子惨遭杀戮，致使国统区师资极缺，严重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国家危亡，民族主义空前激发。此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市加强师资培养，按照《抗战建国纲领》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的规定，先后计划加速推行师范教育，以期适应战时的需要。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决定在该辖区设立一所师范学校，当时零陵专区属湖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于是，该校取名为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因考虑战时安全问题，便选址道县办学。道县地处湘南山区的道江盆地，远离湘桂铁路等交通要道，又被崇山险泷阻隔，境内相对较为安全。1941年4月，湖南省教育厅委派当时与黎锦熙、胡适关系甚密的著名学者张陈卿为校长，于5月来道县筹备学校开办事宜。张陈卿系河北人，人地生疏，工作两月毫无成果，特别是无法解决校址及师资等问题，筹备工作难以为继，于7月辞职。8月，经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235次常会通过，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又委派袁尧民（醴陵人，1900年生，获国立湖南大学教育学士学位，曾任湖南大学注册员、省立一师职员等职）继任校长。袁尧民来道县后，接收位于道县城隍庙的私立宏道中学（今道县道江镇一小）为校址，学校遂正式开学。9月，高师（即中师）第一班招收53人，简师（即初师）第一班招收56人，共有学生109名。1942年9月，增加招收高师一个班，简师两个班，以后人数逐年增多，于是以衡州会馆（今已辟为稻田）为分校，作为简师部校舍。

◎学校旧址：道县城隍庙

七师创建初期，没有相对稳定的校址，所借校舍不但狭窄、简陋，全系旧房改建，破烂不堪，拥挤潮湿，而且屡被挤出，年年异址，几任校长均因无力解决校舍问题而先后辞职。1943年1月，袁尧民调任省立第七中学（简称省立七中）校长，同月，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委派周维桢（永明人，1898年生，中山大学教育学士，曾任湖南省立五师校长、永明简师校长）为校长。4月，学校因校舍不够，暂借道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校舍开课。5月，因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开学又被挤出而无法开课。6月，七师因校舍问题，欲迁他地办学，道县蒋景瑞、何明珍等联名上书湖南省教育厅王厅长，请求免迁，以利道县教育发展，得到首肯，学校未予迁址。

◎七师历任职教员一览表

1943年7月，周维贞因校舍无法扩充，向湖南省政府教育厅提请辞呈，8月，教育厅同意周维贞辞职，委任蒋景瑞（道县人，生于1896年，法国巴黎大学社会系毕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十五期结业，曾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宣传科长、道县中学校长、湖南省政府秘书兼编辑室主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务，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为省立七师校长，因此，校舍问题才得到较满意的解决。先是征得县内各界人士的同意，以旧武官衙署（今道县一中）为校本部，道县县政府增拨道县女子小学为高师（即中师）部校舍、道县玉成小学和报恩寺为简师（即初师）部校舍。1943年11月20日，湖南省政府教育厅核准，拨付国币100万元，在旧武官衙署建青砖平房3栋，每栋3间教室，共计9间教室。至此，校址方定。

为满足学生教育实习之需要，1943年9月，创办了湖南省立第七师范附属小学（简称七师附小），校址设在道江镇东门冠公街城隍庙，共6个班，200多名学生，10多名教师，章乃恒（蒋景瑞之妻）为第一任主事。1944年上期，高师1班学生在七师附小实习。

1944年7月，在克服各种困难、经历了三年的艰难办学后，高师1班36人毕业，七师终于迎来第一届毕业生，师生初尝了艰苦创业三年后收获的成果，情绪激动，感慨万千，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辛酸。

◎七师第一届毕业学生《毕业证书》

二、异地迁徙，辗转办学，处境十分艰难

1944年8月下旬，学校正准备开学，因日寇突然压境，辖区各县纷纷组建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七师仓促决定南迁。随后，日冠侵占道县县城，学校即将落成的新建校舍、一些较好的设施和教学设备突遭日寇蹂躏，几乎被毁殆尽。为减少学校损失，镇定学生心理，9月10日，学校决定搬迁至离道县县城四十里的广贤乡第七保土地塘一蒋姓家避难。当时除可能疏散和可遣回的人员外，其余教职员29人、学生57人、校役（学校工友）20人，另附小教职员9人、校役3人迁移于此地暂避战乱。于是学校当年停止招生。

1944年11月1日，学校又迁至距宁远县城五十里的湾井乡麦地村黄家宗祠和慕投村唐家宗祠，全校约100名师生自负行李，步行两天抵达目的地。高师、简师部分处两村，校本部和简师部住在麦地村黄家宗祠，高师部住慕投村唐家宗祠。

◎学校旧址：宁远湾井乡麦地村

当时在学校校长下，设有教务、训导、事务三处以及会计、军训团等行政组织，谭希愚任教务主任，于为润任训导主任，何漪琴任事务主任，周京任军训主任，于晴川任实习主任。各组织下还设有教务组长、会计主任、教务员、训育员、文牍员、事务员、女生指导员等职位，共有教职员36人。

这一时期，是七师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吃、穿、住、用十分紧张，但师生们仍能刻苦自砺，教师专心施教，学生坚持不懈地学习，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师生表现出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

1945年8月，日寇宣告投降，学校由宁远随即迁回道县县城。故地重返，昔日的校园面貌全非，师生触目伤心：麦地村黄家宗祠的简师部校舍被炸成一片瓦砾，校本部内校具被洗劫一空。当时仅幸存慕投村唐家宗祠的高师部校舍、附小校舍未遭毁坏，只有三栋九间教室可供9个班学生上课，学校人满为患，校舍不敷分配。仪器设备仅剩12件，图书仅余855册，教学资源奇缺，教学极其不便、困难重重。即便如此，七师师生仍满怀抗战胜利的喜悦，凭借小凳、木板、白菜、萝卜，艰难地支撑着断瓦残垣、满目疮痍的母校，乐观地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

三、煮弩为粮，缓慢发展，终于迎来新生

1946年8月，蒋景瑞辞职，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再度委任周维桢为校长，周人会任教务主任。8月31日，周维桢突因病身故，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委任周人会（道县人，生于191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曾任道县县立中学教导主任、校长，省立五师、七师教员等职）为代理校长。

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就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人还未来得及喘息，又遭战争劫难。内战的爆发，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师生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1946年，道县县城米价涨至每斤6000元（国币），茶油每担涨至2千万元。面临此种情况，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补贴，学校只得向学生增收灯油费、学杂费和书籍费，以缓解经济困难。由于政府每期所拨经费远不够用，因此学校每学期办至十五周或不足十五周便宣布放假，只能用缩短学期时间的办法予以应对。七师迁回道县后，因校舍大部分被毁，在用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便搭起一间草棚作食堂。1946年冬，食堂被大风吹倒，学生只好露天就餐。学生住房矮小、狭窄，室内空气污浊，人满为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1946下期，省教育厅才拨款修葺郝公书院，新建平房1栋、教室3间，并修筑围墙，至此，师生才勉强有了安身之处。因学校本来极少的教具已被日寇毁坏，加之教学仪器、图书的匮乏，所以仍远远不能满足学校教学和生活的需要。

1947年春，湖南省政府教育厅正式委任周人会为校长。因新生班次增加，教室不够用需扩充教室，学校向道县政府交涉，增拨郝公书院作为校舍。9月，又在道县冯都庙设班，招收高师新生班1个。

抗战结束后的这一段时期，由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开支无法得以保障，只好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艰难度日，师生生活苦不堪言。学生每天早读之后，接连上两节课，然后吃早餐，饭后又上两节课，此时恰是中午12点，人们都在吃中饭了，同学们却趁此会客、诊病、午睡，捱过了吃饭的时间，就这样节省了中餐。下午二点，连上三节课，加上一节课外活动，才得以进食晚餐。当时学生每学期五个月的主食大米仅够十五周食用，而且往往开学一二个月还未拨下来，学校只得自己设法筹措。老师也好不了多少，那时师范教员的待遇比省立中学教员待遇要低，有时甚至少了一半，而且还不能按时领到薪金，学校又没有象样的教工宿舍，住宿条件差，因此个别教师无法忍受，便不辞而别。

解放前的九年中，七师在艰难中求生存，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学校因陋就简办学九年，共招收高师、简师各11个班共千人左右。高师毕业6个班，计236人；简师毕业8个班，计221人。虽然在蒋景瑞、周人会任校长时先后新建了12间教室，与当时现有教室配合使用，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没有完整象样的操场，图书、仪器设备也十分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师生咬紧牙关，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办学，在困难中求生存，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困难中谋发展，学生逐年也有增加，教师也有所增多。到1949年在校学生共299人（其中高师210人、简师89人），教职员工45人（其中职员11人、教员15人，工友10人、校工9人），师生队伍逐年扩大。

1949年7月，湖南省国民政府湘南行政督察公署下令省立七师停办，当年招收的学生只保留学籍，不在校授课，作待学处理，学校濒临解散之境。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10月零陵解放，11月6日驻道县新第七军起义，道县解放，随后，道县人民政府成立，七师迎来解放，12月，人民政府接管学校，七师获得新生。

◎简师五班毕业学生合影

四、教学、管理和招生工作

1.机构设置及构成

学校的机构是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的《中等师范学校规程》以及湖南省政府公布的《湖南省立中等学校组织规程》的有关规定而设置的。校长由省政府教育厅委任，教员除军训教员外，由校长聘任。教员除教授相应课程外，还要协助训育等事宜。校长下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各处设主任1人，职员1至2人。会议一般为校务会议、教务会议、事务会议三种。除校长外，各个机构中的人员大多属于兼职。

2.对学生的管理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不管是上课、作业检查、考试、实习，还是生活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具体规定，并认真落实执行。上课不准迟到、早退、旷课，必须认真遵守课堂纪律。要按时完成作业。每班置有作业卷箱，平时各科作业规定交卷时间，时间一到，教务处将卷箱收去，对作业进行汇总登记，再交科任老师批改，迟交者查明原因，并酌情扣分；寒暑假布置的作业，开学报到时准时提交，不交者不准报到。考试时，重新编排座次，考试纪律严格，对徇私舞弊者进行通报批评并给予留级处理，考试阅卷试卷一律密封。规定学生每学期期末考试凡不及格科数超过开设科目总数三分之一者、总平均分数不及格者、体育不及格者皆作留级处理；每学期期末考试凡不及格科数超过开设科目总数二分之一者，作退学处理。实习时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且必须严格遵守，实习返校时须交总结和心得体会，再由学校（实习主任）评定成绩。生活上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起床、内务、早操、升旗、就餐、就寝都要求一切行动军事化。学校没有礼堂，集会只能在室外操场进行，但都要求做到会场井然有序、鸦雀无声。

严肃的校规和严格的管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严谨校风的形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学生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养成了努力学习的习惯。但是，由于学校通过训育处、军训团及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校内的组织，实施的是法西斯教育，对学生思想、身心的发展强加束缚钳制，管而不导，堵而不疏，教而不育，对“违纪”和有缺点错误的学生动辄训斥、体罚和禁闭，甚至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摧残，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受到了严重束缚。

3.学制、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

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学校设有简易师范（初师）和高等师范（中师）两部。遵照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中等师范学校必修课程》，学制和课程设置相对比较规范。简师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所开课程与县立简师大致相同，课程一般为基础课公民、地方自治、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体操、军训等11门；专业课有儿童心理学、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小学教材教法、测验统计、农村经济及合作、农业实习、音乐、图画、劳作等10门课程。高师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课程有基础课与专业课之别。基础础课包括公民、国文、高中平面几何、代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军训（一、二年级）、体育等14门课程；专业课有各科教材教法、测验统计、音乐、图画、劳作、教育实习等等9门课程。

在教学上，教师备课认真，讲课仔细，早晚自修时间下班辅导。学生学习大都非常用功，能及时完成作业，虚心向先生请教。教学相长，教学上体现出勃勃生机，教风学风堪称淳厚。

在作业的送交上，学校对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练习本的送交和批改次数，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国文，高师每期16篇，简师每期18篇，数理化每周交一次，成绩以各次平均数为准。各种练习本由各班值周生收交呈教务处验收盖印后，再转交任课教师批改。作业成绩计入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

学校的考试分期中期末两种（毕业时另加毕业考试）。考试时学校成立考试委员会，由校长、教务主任任正副主任委员，任课教师为委员，教务处聘请任课教师出题。考试时间一般是国文、数学、理化每场2小时；其他各科一般是一小时左右，每科考试最少5道题，最多8道题。考试时，试题由教务处统一编排，并请专人监考，考试的评卷由出题老师完成。

学生成绩的评定分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有平时成绩的科目，期中考试及平时成绩各占30％，期末考试占40％。无平时成绩的科目，期中期末考试各占50％。未举行期中考试的学科该科期末分数以八五折算，补考分数以八五折算。

4.导师制的实行

1938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包括训导的原则、训导的种类和训导的方法等，要求从1938年开始，各地师范学校必须实行导师制。但这种导师制是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其本职是反动的，所以实施过程中遭到各方抵制，实行受阻，收效甚微。

七师是从1946年下期起彻底实行导师制的（1946年以前是试行）。全校以班为单位，每班设导师一人，由校长指定训育主任一人，综合管理全校的训育事宜，具体负责全校导师制的实施。导师充分利用节假时间，举行报告会、谈话会、讨论会等对本班学生作集体训导。平时对学生的品行、思想、学业、健康状况等方面，均作详细记载，并将情况每月报告给学生或学生家长。导师在认为学生不能训导时，便请求训育主任和校长对该学生准予退训；退训的学生得就本校导师中，另选一人为导师，如再次退训，该学生即由学校除名。学生毕业时，导师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健康等详加考核，写出全面、具体的考核意见，达到规定要求者，方发给训导证书。

导师制从表面上看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但对学生教育引导的方向是错误的。由于导师制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训育的加入以及对导师指导的干涉，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党化教育”的加强，国民政府开始对导师制实施监管，导师制政治化意蕴与训育化倾向愈加明显，一些学校迫于行政上的压力，逐渐改变先前导师制的探索方向，随后学校内部矛盾重重，学潮频发，导师制最终难以为继。

5.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

学校重视学生课外活动的开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每期开学时的校务会议上必须专门讨论开展课外活动的问题，学校对课外活动内容、时间安排和要求都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学校对课外活动进行全面的统筹和安排，学生必须至少参加一项课外活动，课外活动要求聘请任课教师专门负责指导。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为课外活动时间，每周星期六晚各班轮流举办演讲会、文娱晚会、游戏故事会等，以丰富师生的课外生活。

当时学校有“三杆”等十多个课外活动团体，这些团体或以本县学生为基本成员，或以各年级各班为基础，或以志同道合者为核心，组成各种类型的活动组织，定期开展活动。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有的还有自己的刊物及墙报，对活动的开展进行宣传介绍。其中“三杆学术研究社” 名声最广，影响最大。所谓“三杆”即是笔杆、锄杆、枪杆。当时的一般师范学校除实施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课程外，还大力提倡“三杆教育”，以培养学生“科学家的头脑”“农夫的身体”“军人的意志”。“三杆学术研究社”成立于1946年下期，其宗旨是奉行三民主义以砥砺学行，交流切磋、联络感情以弘扬传统社会文化，加强劳动锻炼、开展军事训练以增强体质、磨砺毅志。社址设在七师校内，以道县为中心，在各县设立办理处。“三杆学术研究社”设名誉社长1人，社长1人，总干事1人，助理干事1人。每期开2次大会，其余时间分组活动。由于指导思想的不统一以及训育的干涉，1951年4月29日，“三杆学术研究社”宣布解散。

课外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还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是课堂学习的必要补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6.见习与实习

学校对专业见习实习工作抓得比较紧，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外地见习和实习。一般是最后一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安排见习，第二个学期安排见习和实习。学校专门成立实习指导委员会，由实习主任专抓，负责组织和指导学生实习工作。

学生的见习和实习一般在附小进行，时间为一至两个月，内容包括参观见习、教学实习和行政实习三项。参观见习可以多次，第三学年除第一学期到外地参观见习外，第二学期实习前还必须见习。教学实习的科目，除国文、数学为必选科目外，学生还必须自选一科参加实习。行政实习一般是让学生熟悉教学计划、课表编排及学校日常工作的管理。时间安排大体按“三四三”的比例进行，即：参观见习占十分之三，教学实习占十分之四，行政实习占十分之三。

学校规定各项实习成绩先由实习指导老师考核，再由实习指导委员会评定。学生能否毕业与实习成绩挂钩，实习成绩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7.学生来源与招生录取

零陵地区当时隶属湖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公署（区），辖零陵、祁阳、东安、新田、道县、宁远、江华、永明八县，学校面向八县招生。七师招收的学生分“县额生”“公额生”“保送生”三种情况：一是“县额生”。大致按照八县人口比例分配名额。招生的办法是：先由各县教育局初试，按照初试的结果，然后保送到学校复试，由学校择优录取，共40名。各县的录取名额大致分配是：祁阳（包括祁东）9名，零陵（包括今零陵、冷水滩两区及双牌县的一部分）8名，道县、宁远（含双牌县的一部分）各6名，东安、新田、江华各3名，永明（今江永）2名。二是“公额生”。“县额生”余下的8至10名新生为“公额生”。招生的办法是：“公额生”不由县选送，考生自由报名，由学校直接考试，择优录取。三是“保送生”。招生的办法是：直接从学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免试进入七师，若认为成绩不能达到要求时即从报名的“公额生”中选补，一般招收10名左右。

新生考试及录取的过程是：3月上旬报名，经审查后，9月到七师考试，试卷命题、评卷均由学校老师担任。考试的科目高师有国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科；简师有国文、数学、常识三科。高师简师均须加试口试，录取与否，视考试成绩高低和口试结果而定。另规定：各科成绩有一科零分者不予录取；“县额生”总分不能低于考试学生的平均总分；“公额生”按考试成绩从高至低择优录取；附小优秀学生免试进入简师。这些规定，有效地保证了新生质量，所以七师录取的学生一般都是基础扎实的。

新生考试时须交报名费和考试费，入学时须交各种杂费，因学生来源绝大多数出身贫寒，家庭经济条件差，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但也有少数学生系小地主、富农和小资产者出身，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

从性别上看，一般以男生居多，女生寥寥无几，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以高师一班为例，53名学生全是男生。其原因比较复杂，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造成的。

8.师资状况

由于学校所在地道县地处湘南，属南岭地区，四周高山环绕，偏僻闭塞，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学校创办初期，师资极端缺乏，外地教师大多不愿意来校任教，一般以本地教师居多。加上当时师范学校教师待遇普遍较低，一般要比中学教师待遇低三分之一左右，很多人不愿意到师范学校任教，所以学校招聘教师困难重重。前几任校长辞职的重要原因，便是聘不到教师。解放前，教师最多的一年是1948年，学校有20名教师，此时学生有11个班（高师6个班，简师5个班），学生470人，平均每班配备的教师不到2人，但要承担几十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大多数教师每周上十多节课），所教课程多，工作量大，此种情况下，教师真的是不堪重负，教学工作极度辛劳。

所聘教员，一般是大学本科毕业，基础扎实，业务水平较高。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环境不好，工作条件差，但大部分教师仍能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在当时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教师不仅教了全校高师、简师的几十门课程，而且严肃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课后积极辅导，为学生析疑解惑，教学质量较高，深受学生好评。

由于教师认真负责，学生深受感动，加上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深知求学不易，因此，不但生活中能吃苦耐劳，学习上刻苦努力，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学业成绩。毕业后，他们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为零陵地区小学乃至中等教育呕心沥血，为零陵地区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进步力量的发展与斗争

1.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七师始创时期，进步力量开始萌动。1943年2月，国文教员何雪芳（广东大埔人，民主同盟会员，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来到七师，带来了激进思想。同年8月，数学教员吴得培（浙江绍兴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理化博物教员丁鹏云（浙江定海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来校，他们和学生打成一片，教唱了许多进步歌曲，如《古怪歌》《大家唱》《你是一个坏东西》等，给学生灌输了一些进步思想，开阔了学生视野，使学生了解了国内外时局，启迪了爱国救国思想，因而均被学校当局解聘。音乐兼美术教员汤曼（湖南醴陵人，1907年出生，华中美专毕业）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带领学生为抗日前线募集寒衣，并排演了《军事进行曲》《农村曲》《江汉渔歌》（京剧）等大型进步剧目，在道县公共体育场义演，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舞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为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反“法西斯”教育、揭露当局丑行

当时学校贯彻政府高压专制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国民党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对学生实行高压管理，以体罚、记过、开除等手段压制和干涉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严格控制学生的行动自由，以培养学生绝对服从的精神。对于学校当局的“法西斯”管制，一些学生也产生了忿懑情绪，在无可忍受的情况，学生也敢于反抗。军训教官肖铭，两次殴打简师一班学生。面对此种情况，高师一班学生谭有莘等三人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联合痛打肖某，校方因理屈，而无可奈何，最后不了了之。此举在校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生拍手称快。这是对至高无上权力的有力冲击，表现了正义的力量和反抗专制的精神，鼓舞了学生的士气。此外，学生谭有莘还在学生编写的对外宣传栏上，以《谈古论今》为题，列举历代兴亡之根源，讽刺和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聚敛民财、盘剥百姓的丑行，表现了青年学生对当时社会现象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以及由此而萌发的斗争精神。

3.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军事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内战，在政治上非法召开“制宪国大”，在经济上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政治孤离，物价飞涨。再加上教育制度日益腐败，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特务横行，师生员工不但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1947年5月，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广大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形成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运动波及湘南偏僻之地道县，七师也应声而起，声援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滚滚洪流中，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

4.与周人会的斗争

1946年9月，周人会任代理校长。周人会上任后，立刻整顿校务。他秉承省教育厅指示，一面查报抗战期间参加地下工作的学生，一面以整顿学风为由，对学生进行军事管制，动辄要求学生休学或开除学生学籍。10月，简四班学生汪耒荣因与学校训导人员的家属争吵，校方便以他辱骂训导人员家属、破坏学校名誉为由，开除其学籍。

1947年道县遭遇虫灾，收成大减，道县田粮处田赋开征比邻近县约迟一个月，因物价飞涨，七师学生主食奉令改发食物。而奉令四周后，道县田粮处尚无粒谷可拨，四周内全校伙食全由校长周人会凭私人关系购买稻谷308石，并借谷180石，再把这些谷子变卖作为学生副食费，所得余利约44万元（国币）。以校长为首，包括事务处、会计室在内的校当局，欲以留待下期改善学生膳食为由扣下此项剩余副食费。学生代表高师四班学生黄建邦、何积休、肖显，高师五班学生吴耀海、陈忠才、徐声孝，简师八班学生朱桓等7人以学生代表的名义多次要求学校依照其他师范学校的前例退还此项剩余副食费，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于是爆发了“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的学生请愿活动，周协助警察局秘密逮捕了进步教师何雪芳。1947年10月，这7位学生抗命牵头成立学生代表大会，每班选出代表2人，共28人，召开两次会议，举行罢课，持续一个月，迫使周人会不得不赔退了贪污学生的膳食谷517石，学生才复课。但周人会阳奉阴违，临学校放假时，以“该生等参与非法会议，秘密活动，借故要挟干涉学校行政，有意鼓动风潮”为由，开除了高师四班、五班黄建邦等6位同学的学籍，并给简师十班学生郑火云（女）等记过处分。

然而，斗争并没有停止。1948年春，黄建邦返回学校，为了抗议校方无理决定，全校学生又举行罢课请愿，509名同学签名的请愿书投向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关键时刻，黄建邦被道县警察局抓走，后被用一辆密封货车押到零陵，七师学生因群龙无首，学潮无法进行，周人会的阴谋由此得逞。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喜讯传至道县，人民翘首以待获得解放。以周人会为首的学校当局，人心惶惶。10月，零陵解放，11月6日，驻道县新编第七军起义，道县解放。16日，道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七师也终于迎来了解放，获得了新生。零陵解放后，零陵专署文教科得知上述情况，立即让黄建邦、何积休等回校复学。1950年2月，周人会因政治立场问题被免职入狱，后于1951年被镇压，这是其坚持反动立场、为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力、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可耻下场。

六、解放初期学校的接管和思想改造运动

1.学校的接管

道县解放后，零陵专署便着手接管学校，决定省立中等学校及七师附小由专署负责，在责成学校清点造册后，暂委托各县人民政府监督。1949年12月12日，零陵专署委派文教科员王少庚为代表进校接管七师，并拨给大米15000斤，学校遂正式开学。14日学校成立协助接管委员会，委员由教员、学生、工友组成，分为人事、档案、经济、校产校具4个组。要求教职员工填写详细经历及自我检查，对教职员工队伍进行清理。同时取消训育制度与公民、军训、童子军等课程，代之以政治常识。并决定成立学习小组和工友夜学班，学习小组分工作检讨会和学习座谈会两种，每周星期六晚上开一次会。学生每班成立辅导小组进行学习，开展相互学习和辅导学习。广大师生员工开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工作当中。由于有序安排和师生的全力配合，全校接管工作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得以顺利完成。

接管学校时，学校有图书1974册，存放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破旧的书架上；仪器29件，另有旧风琴一架。当时在校学生299人，其中高师210人，简师89人；教职员工45人，其中教员15人，职员11人，工友10人，校工9人(其中含一个挂名的管理员——周人会的亲侄儿，只拿薪水，从未到校工作)。学校被接管后，受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和零陵专署双重领导。

2.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

周人会被镇压后，1950年3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委任于为润（湖南祁阳人，生于1913年，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系毕业。曾担任湖南私立达孝中学国文教员，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系助教。1949年1月至1949年10月任蘋洲中学校长。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省立七中校长，1950年调任省立七师校长）为校长。于为润1954年调任衡阳师范教员后，1955年党支部书记符安祥兼任校长。符安祥1956年6月调离，1958年8月陈雁谷（湖南祁阳人，生于1913年，副教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35年毕业于长沙华中美专，曾任中学教师。1950年2月至1966年6月先后任零陵县文化馆馆长、零陵四中校长、零陵师范校长等职，1972年9月起先后任湖南师院零陵分院革委会副主任零陵师专副校长）任校长。

解放之初，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教职工响应减薪号召，主动减薪，帮助国家度过暂时难关。学校在师生中开展反封建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树立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办学思想。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土改研究委员会、军事干校学生保送委员会。解放以后，学校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1950年冬，中共道县县委派人到学校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最先由师生中在解放前后入团的7名团员组成临时团支部。经过二个月的宣传发动，学校有85％的学生积极要求加入团组织。第二批发展团员24人，举行了隆重的入团仪式。1950年12月，学校组织参加道县人民政府举行的抗美援朝宣传周活动，号召全校团员和青年全部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校青年和团员全部报名，158名团员青年光荣入伍，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的战场，投身保家卫国的战斗。他们在异国他乡出生入死，建功立业，表现了青年团员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组织还号召未参军入伍的团员青年为国分忧，发动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伟大斗争。还有不少团员和青年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以及湘南土改，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1年11月12日，学校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庆祝学校喜获新生，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2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成立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浪费委员会，要求检查落实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952年2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精神，教职员工下乡参加道县土改工作，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推动土地改革，并引导农民发展生产。为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1952年8月，上级派共产党员何辉廷担任副校长。11月，教职员工参加零陵行署布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1953年2月，5名教师赴省参加为期半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参加中原大学培训，为期半年时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教师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教师中旧的教育思想和有了一定的转变，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观念逐渐形成。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3.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最为迫切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学校阵地，最首要工作是对教职员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为此，教师中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每周两次，一次读书学习，一次讨论。学校制订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具体的处罚规定：学习开始后，5分钟内为迟到，初次迟到者，需说明理由，第二次罚大米10市斤，缺席者罚大米20市斤，中途不得退出会场。通过学习，教职员工初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基本懂得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1950年4月，在国家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学校教职员工积极响应上级减薪号召，主动提出减薪，以帮助国家度过暂时的难关。1951年3月，于为润被委任校长后，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依靠广大师生员工，迅速实施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向师生员工灌输新的教育思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从1950年5月起，学校在师生中加强了反封建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并制定了如下规定：一是每天至少集体学习阅读政治书籍2小时；二是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强化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通过各科教学，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定期举行政治常识测验，加强对政治常识的了解；五是阅读干部必读书籍，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管理水平。在加强劳动教育方面，制订并执行生产劳动计划，大积肥料，在学校空地、农场广种蔬菜；坚持检查制度，由各班生活股长及辅导委员、劳作教员、总务主任负责检查。通过教育，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广大师生的劳动观念。

这一时期，师生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运动的宣传和社会实践教育，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党的观念、国家观念不断加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不断明确，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逐步确定。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放弃了一些旧的教育思想，初步树立了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

第三章  学校的搬迁、更名、建设和发展

一、校址迁移、学校更名

为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53年2月，湖南省教育厅进一步调整学校布局，决定将省立七师由道县迁至零陵杨梓塘，即省立七中原校址（1941年1月，零陵高中改名省立七中，校舍最初设在淡岩，1944年春迁回零陵县城，在杨梓塘筹建校舍，1948年暑假杨梓塘新校舍落成），而省立七中迁至回龙塔北向家湾新校舍。

为顺利完成搬迁工作，1953年2月，学校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组织领导搬迁工作。委员会下设装运部、押运部和接受部，具体实施搬迁事宜。欧阳国柱老师坐镇道县，担负清理校产校具、组织师生开往零陵的工作；吴俊廷老师担负押运校产校具、师生行李及护送师生的任务；谢守中老师负责迎接工作，在零陵新校址担任接待和布置安排等任务。搬迁时，学校雇木筏装运校具和行李，顺潇水而下，师生除个别病重的乘小船或木筏外，其余的都徒步行走，用了三天时间，行程100多公里路程，最后顺利到达零陵，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协作和共同努力，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学校的搬迁工作，为新学期的开学作了充分准备。 

◎情景图：1953年学校从道县迁往零陵杨梓塘

1953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各级各类学校除特殊情况外，均以所在地名称命名。8月17日，湖南省教育厅决定湖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零陵师范学校”。

◎一九五四年学生毕业证书（校长于为润调离，符安祥、何辉廷时任副校长）

二、扩建校舍，扩大规模，扩充师资队伍

零陵师范接收的原省立七中杨梓塘的旧校舍，地盘狭窄，校宿简陋，远不能满足当时的办学需要。学生班级除原有中师10个班，初师3个班外，1953年8月，又并入零陵、宁远、东安、江华、永明五县中学附设初师共10个班，人数由400余人猛增至800余人。在合并零陵县中和东安县中后的四个初师班时，由于校舍无法容纳，合并的班级只好暂时安排在原校上课。

党和政府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设法创造条件，尽力支持学校扩建校舍。1953年开始，三年内，新建二层教学楼房2栋，共18间教室，二层女生宿舍楼1栋，教师单人宿舍8间，还建设了厨房、食堂、操坪、澡堂、厕所等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暂时缓解了校舍紧张的压力。1956年5月“十五间”教室（现改造为音乐楼附属楼）开工建设，1957年8月该教学楼竣工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1570平方米，总投资14万元。1957年11月“十二间”教室（现改造为音乐楼附属楼）又开工建设，1959年8月该教学楼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1244平方米，总投资18万元。随着学校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建，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拓展了学校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学校旧址：原杨梓塘省立七中校舍

1953年7月，衡阳地委从衡山县委机关中抽调共产党员符安祥任零陵师范第一副校长，委派刚从中原大学教育系培训回来的于步瀛、刘培成任正副教导主任。教师中除原有陈侠男、姚昌权、曾庆汉、贾逸云、黄枚、郑澄清、周农霖、蒋楚善、段辉家、唐涛勇等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外，又增加从中原大学培训回校的刘继源、吴俊廷、欧阳国柱等新生力量。一时间，零陵师范师资力量雄厚，群星灿烂，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成立党团组织，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1953年秋，在中共零陵县委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届党组织机构，零陵师范与零陵第一、二、三、四中学5校组建联合党支部，符安祥任党支部书记，开始在各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联合党支部后，零陵师范首先发展了4名教职员工和4名学生入党。1956年，符安祥调离学校后，赵国章、杨炳炎先后相继担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9月，经中共零陵县委批准，零陵师范单独成立党支部，邹立斋任党支部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还有袁绪增、刘定民、赵国章等。

1953年秋，学校成立团总支，曾凡美任总支书记，刘作人任副书记。团组织在联合党支部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1954年秋，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师范学校委员会，各班级成立了团支部，共24个团支部，曾凡美任团委书记，陈国玺任副书记。1957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学校团委书记的有邓崇球、陶德基、汪进德、周巨风、吴才德等。

党团组织的建立和不断扩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的领导地位，相继入党入团的优秀分子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党团组织及其成员在各项活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学校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和党政机构，加强了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组建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加强了教学管理，尝试性开展教学改革，组织了一系列教改实验，如“一听”（听党的话）、“二冲”（教师备课向前冲，学生预习向前冲）、“三循环”（教学坚持日、周、单元循环制）教学评比制度等。这些改革推动了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思考与探索，对提高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学校教育面向工农、为工农大众服务

1.贯彻新的教育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我国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重大变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的讲话，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8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全体师生员工通过学习讨论党的教育方针，深刻认识到：德育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智育解决服务本领的问题，体育解决能不能服务的问题，三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相互关联，不可偏废。同时，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面向工农大众，旗帜鲜明地为工农大众服务，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要从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保充分保证工农大众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时期，师生入团、入党、提干、评优、保送、评定助学金奖学金等，都严格按这个方针办事。

这一阶段，学校为了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一些生活服务性劳动，自力更生，以减轻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有计划地在课表上安排一定的劳动时间，每周2-4个课时不等。有时为了不负农时，支援农业生产，就集中劳动时间，停课十天半月，分期分批下农村，帮助农民播种、插秧、治虫、收割。有时学校修建校舍，为了节省资金，加快施工进度，就临时安排劳动时间，让学生修地盘、挖地基、挑砖运土、和泥拌浆，为学校建设出工出力、添砖加瓦。一定时间的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学生思想受到了洗礼，身体得到了锻炼，又获得了劳动技能，对学生的成长是大有禆益的。

2.“左”的思想影响

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中，学校停课三个月，让师生参与到大炼钢铁的滚滚洪流中，全体师生员工砍树运煤，筑炉炼铁，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为大炼钢铁作贡献。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校的教学工作常常以各种各样的劳动取而代之。1964年下期，学校进而改制为“耕读”师范，实行“一四七”制：即全年一个月休息、四个月劳动、七个月学习。致使学校工作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违背了正常的教学规律，严重影响了对学生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同时，社会浮夸风也波及学校，忽视教学规律，盲目地要求教师上“双高”课，上“卫星课”，教学上搞“大跃进”。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措施的推行，严重地降低了教学质量。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学校工作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如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混淆了矛盾的性质，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使不少教师蒙受不白之冤，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大大地挫伤了教师的教学工作积极性。学校先后有11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全部被清洗出校，其中教师谢守中被迫害致死。1959年，又错误地把4名教职员清洗出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学校工作特别是对教师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59年学校忽视办学规律、脱离实际地成立“零陵师范学院”，与零陵师范学校实行一套班子两种学制的管理体制。零陵师范学院设语文、数学两系，学制一年，授予大专学历，招收在职小学教师和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各一个班。次年，停办。

六十年代初，国家为了克服连续3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决定精简下放干部和职工。学校响应国务院的号召，采取集体动员、自愿报名的方式，下放了一两百名学生。1962年中师53-58班毕业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59-67班学生又延长一年毕业。

这些都是“左”的思想路线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办学。

五、实施苏联模式的教学方法

1.苏联模式教学的特点

1953年至1957年的教学工作是在苏联教育模式指导下进行的，教学工作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而且学习和采用他们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组织教师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普希金的《教育学讲演稿》，逐章学习，对照执行。第二，遵循教学规律，加强集体教学；成立教研组，强调集体备课；开展教研活动，定期举行观摩课、试验课和公开课，致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改革课程设置，除按教育部制定的教学计划开课外，还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本地特点和实际，增开了舞蹈、游戏、京剧指导以及儿童文学等课程。第四，课堂教学按五个步骤和五项原则办事，五个步骤即五个教学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五项原则是：量力性原则、直观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启发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对各科成绩考查，采取课前提问、平时小测、期中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形式，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行五级记分制（最高5分，最低1分）。

2.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1954年秋，学校在贯彻国务院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中，围绕教学改革，强化实践环节，突出抓了四个方面：第一，强调课堂教学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第二，强调自制教具，绘制图表，采集标本，制作模型，加强教学的直观性。第三，强调课外活动的专业性，突出三个为主：外出参观，以了解农村实际、小学实际为主；举行各种晚会，以儿童节目为主；制作教具，以小学教具为主。第四，强调教师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在教师的示范和指导下，尝试性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和实践活动，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际、老师讲授与学生动手相结合，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广泛开展课外活动

从1953年至1957年，学校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其间尤以文娱体育活动为甚。这也是凯洛夫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学校要求每天课外活动时间（第七节），学生全部走出教室，走向琴房、体育馆、运动场、舞台，活动内容包括唱歌、跳舞、弹琴、玩乐器、跑步、打球、练单杠双杠、跳山羊木马、排练文娱节目等。与解放前夕的“一泓死水”相比，这个时期可说是“波涛汹涌”、遍地开花了。音乐教师陈琦、傅玉麟、贾逸云、黄枚，体育教师唐涛勇、毛一飞是学校开展文体活动的骨干，他们或者与学生同台演出，或者在运动场上与运动员同场滚打，不畏严寒酷暑，不惧艰苦辛劳，为学校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利用节假日把排练的《洞庭英雄》《一板之隔》《雷雨夜》《客店答问》等节目，带到农村、城镇巡回演出，深得群众赞赏，广受一致好评。同时结合社会形势的发展，

◎学校革命歌曲演唱队上街宣传演唱

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文艺宣传队还通过义演，广泛发动群众，为抗美援朝募集资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伟大斗争。

4.实施苏联模式教学的成绩和社会影响

解放初期，苏联模式的教学方法在我国教育界占着统领的地位，对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十分深广，对其仿效和施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苏联模式的教学要求集体备课，共同研究；要求每堂课都必须贯彻五项原则，实施五个环节；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考核强调严谨客观。这种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教师的群体作用和集体力量，特别是能发挥老教师指导帮助青年教师的作用，保证了教学质量。对当时处于分散状态的课堂教学步入严谨的系统程序，使教学领域做到集中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教学质量在全省范围内始终保持一流水平。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毕业生参加工作后都能较好地胜任本职工作，有的还成了全国和省地县优秀教育工作者和行业先进工作者。1951年春，学校为抗美援朝输送了27名优秀学生干部。1953年选送了11名优秀人才支援东北重工业建设。1954年中15班毕业生王运利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模范，1955年中19班毕业生何吉兰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中19班毕业生王先仁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1956年初17班毕业生何淑清被评为湖南省小学特级教师。1956年毕业的4个班学生报名参加高考，考试成绩突出，升学率40％以上，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

六、创办函授教育和开展在职培训

1.开辟函授教育园地

根据零陵地区小学教育现状，为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在职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1956年上期，学校开始举办函授教育。先在零陵县开办中师函授，设语文、数学两科，学员180人。1957年上期，学校设立了函授部，由副教导主任谢守中兼函授部主任，下设语文组、数学组、文书组。1958年下期，改由教导主任许家健兼任主任，函授教育范围逐步扩大，在八县教育局设立函授站，由各县函授专干负责。县以下，以学区为单位设分站，由中心小学校长兼任分站站长，推选学区优秀教师兼任函授辅导员，总计八县共设20个分站，有学员4600人。教材采用省编中师函授课本，由学校统一分发放教材；学习资料由函授部编写，有《中师语文函授学习参考资料》《中师数学函授学习参考资料》，并不定期编印函授专刊，供学员学习参考。函授部全体函授教师分别到各县进行巡回面授，上辅导课，解答疑难问题。同时派人下乡蹲点，寻求函授教学规律，总结函授教学经验，探索函授教育模式。有时还举办函授学习图片展览、开现场会、表彰先进、经验交流等活动，对助推函授教育健康发展取得了一定实效。

函授教育的专业设置针对性强、实用，学习形式灵活机动，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师资和各种教学设施。发展函授教育，广泛、迅速地提高了在职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对师资的培养来说，既节省了人力和财力，又赢得了时间、提高了效益，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培养教师的成功和便捷之路。

2.开展在职轮训和培训

根据当时教师队伍现状，为提高在职教师的业务水平，学校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承担了本区小学教师的轮流培训任务。1955年9月到1963年9月，共

◎小学行政干部培训班学员结业合影

举办小学教师轮流培训班13个，学制为一年或半年，8年中共轮训小学教师730余人。1959年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小教俄语培训班，培训教师80人。1962年举办零陵县小教培训班1个，学制半年，培训教师32人。1964年至1965年举办师范培训班4个，学制一年，培训教师140余人。此外，为增强干部的管理能力，提高学校管理工作水平，受本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委托，1954年到1964年举办行政干部培训班4个，学制一年或半年，共培训干部185人。通过培训，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以及干部的管理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为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七、在“十年动乱”中艰难前行

1.“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的，文化发展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教育领域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霸占的“世袭领地”，一些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冲击党政机关。广大知识分子，各级各类学校的专家、学者、教授，大都被加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予以打倒，因此，教育战线成了深受其害的重灾区。

1966年6月，派驻零陵师范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直至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以后撤离学校，两个多月的时间，工作组驻校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名义上协助，实际上接管了学校党政领导工作，掌握着学校的一切权力，直接领导和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以整教师为主要目标，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按“左”“中”“右”给教师划分类别，从而确定依靠、团结或揪斗的对象；三是组织师生员工学习讨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以及“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专论；四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揪斗和批判“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分子”。

从1967年校革委会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师生在“斗批改”中度过。1968年捅马蜂窝搞大联合，1969年的重新解放干部，1970年的整党，1972年的批林批孔，1974年的反回潮等，全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形势变化无常，斗争异常激烈，，学校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和冲击。

2.学校的招生办学

1967年7月，学校成立了零陵师范学校革命委员会，学生沈运根任主任。此后，先后担任革委会主任的还有何怀平、王俊璞、常兰勇、王新山、郭明正等人。“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学校招生办学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中师招生更是首当其冲，1966年招收的中师新生，当年全部退回原毕业学校“闹革命”，只保留了一个27人的社会青年班。学校从1967年9月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9月才恢复招生，致使中师班停止招生6年。

1969年到1975年，是学校逐年恢复招生过渡阶段，原下放各地的一些教师分别从农场、工厂、“五七”干校陆续返回学校。从1969年到1970年招收了几期短期的中学师资培训班，学制一般为半年。1972年9月，零陵师范学校恢复招生，1972年至1973年，中师招收新生各4个班，学制一年。1974年，中师招收新生7个班，学制二年，11月试办音、体、美专业班。1972年和1974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共12个班，学制两年。当时提出“保证五年（小学教师），兼顾七年（初中教师）”的办学口号，但招生废除考试，实行推荐选拔，学生全由工人、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入学，文化程度不一，质量普遍较低。1974年11月，在东安、宁远两县开办零陵师范分校，各招一个班，学制半年。1975年下半年中师又暂停招生。1976年招收“社来社去”学员3个班。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学校深受创伤的十年，中师班的招生一度中断，办学走走停停，缺乏整体安排，工作无序开展，教学风气下滑，师生凝聚力缺失，内部矛盾重重，学校工作跌入低谷。

举办短期中学师资培训班。在此期间，学校受零陵地区教育局的委托，从1969年起举办了中学语文、数学、政教 、物理、化学、地理、英语等课程师资培训班。1969年7月，招收中学师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培训班，学制半年，1970年1月，中学师资社会科学培训班149人、自然科学培训班162人，共311人毕业。1970年2月招收中教语文、数学训练班各2个、中教农基训练班1个，共5个班258人，学制为半年，8月学员全部毕业。1970年9月，招收中教各科培训班共6个，学制半年，1971年1月242名学员毕业。在举办短期培训班的过程中，教师找资料，拼教材，探索教学手段和方法等付出了艰苦努力，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共培训了教师811名。举办师资培训班，由于学制短，经验不足，效果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为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缓解本地区中学教师极缺的困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教师蒙冤，师资队伍受到严重伤害

在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揪斗过程中，1966年6月14日，校长陈雁谷率先被揪斗，接着贾逸云、陈侠男等老教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批斗。再后来，一大批教师被冠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加以揪斗。最后，学校党支部书记赵国章作为“走资派”被揪斗。在全校65名教职员工中，被揪斗的有30多人，几乎占到了全校教师总数的一半，他们全部被剥夺政治权利，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中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进行劳动。至此，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全部参与政治斗争，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

文革之初，学校内部矛盾激化，部分人员拉帮结派，教师选边站队，内部派性斗争激烈，结果两名教师被开除回家，一名教师被开除党籍。在全国“红卫兵运动”影响下，零陵师范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零陵兵团”，教师中成立了“过大江”“工联委五七支队”“湘江风雷飞舟支队”“红旗军批修支队”等组织，这些群体组织对内外的基本观点大同小异。在红卫兵运动处于高潮时，零陵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街行动，全区各战线各单位所有被揪出来的“一小撮”“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在棍棒的威逼下，被一路带到体育场，参加批斗“走资派”原地委书记宁生的大会。语文教师文杜英因患肺病，欲请假免予游街，但未获同意，便拖着病体参加大会，返校后，肺病复发加重，口吐鲜血，经住院治疗无效去世。数学教师张敏伯由于派性斗争，迫于无奈，逃至广西桂林四塘投井自尽。直至1979年，文张二位教师才平反昭雪。1968年7月，教师毛一飞遭诬谄损坏毛泽东画像，被拘留7个月。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师，在此期间，大批教师政治上受迫害，生活上遭奴役，没有人格，没有自由，广大教师遭受了无情的打击，学校教师队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4.教学工作濒临崩溃，正常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班子被冲垮，教师队伍中不少人成了“反革命分子”，自然不能再继续站讲台。由于教师队伍的分崩离析，学校教学难以继续。零陵师范1966年招的新生，除保留一个“社会青年班”外，其余全部退回原毕业学校“闹革命”。自此至1972年9月前中师恢复招生6年里，零陵师范除了承办一些不定期的师资培训班外，普师班招生留下了空白，整个学校教学工作濒临崩溃的边缘。

1967年10年14日，中共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要求，到后来歌颂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剧目《园丁之歌》在全国上演，一段时间，教育战线开始出现努力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可喜局面。学校恢复招生，教学秩序趋向稳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遗憾的是，这种稳定局面维持不到两年，就被“四人帮”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妖风破坏得面目全非，“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充斥校园，学者、专家等许多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成绩优秀的学生被诬为“走白专道路”。贬低知识，摧残知识分子。批判三中心论（教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甚嚣尘上，极“左”路线在校园泛滥成灾，正常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总之，“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学校深受其害，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教师队伍、学校发展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师生艰苦创业、教师因材施教、学生勤奋读书的景象已销声匿迹。“文化大革命”前那所设备齐全、师生团结、蒸蒸日上的零陵师范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培养社会建设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的伟大工程已变得千窗百孔、岌岌可危。

八、拨乱反正和学校工作重点转移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逐渐得以恢复，学校的各项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学校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肃清“四人帮”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残余和影响，彻底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实现教育战线的思想大解放，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恢复了学校正常机构，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教学秩序，为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打下了基础。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论调进行批判，这是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根本战役。这个战役的主要任务是用建国17年来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事实，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错误论断。全校师生员工通过摆事实，论危害，批实质，明确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是“红线主导”，决不是“黑线专政”；明确了广大教师是依靠力量，决不是革命对象，更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明确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决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彻底清算了“两个估计”在零陵师范造成的恶劣影响。

“四人帮”曾提出“开门办学”时间不少于二分之一，甚至越长越好；在教材建设上，片面强调联系实际，忽视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使得学校的文化课、基础课、专业课受到严重削弱。通过组织师生分析批判，明辨了是非，加深了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进一步端正了办学思想，明确了办学方向，强化了教学管理，规范了师生行为，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逐渐恢复。

2.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6月开始，根据上级精神，学校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落实政策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以及制造的冤假错案彻底纠正过来。在做法上，从实际出发，分级负责。学校成立了落实政策专门班子，由政工科具体负责实施。通过努力，专门班子完成了如下几项任务：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1957年以来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为17名错划右派分子的教师落实了政策，对应安置的重新作了妥善的安置，对其中已死亡的6名职工的遗属，按规定进行了抚恤，达到了退休年龄的妥善作出了退休处理。二是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而不幸去世的文杜英、张敏伯二位老师平反伸冤，重新作了结论，恢复了名誉，并按规定对其家属给予了抚恤。三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校长、副校长的陈雁谷、刘定民同志都恢复了原职。四是对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全部调回了教育教学岗位，让其学有所用。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教师们放下袍袱，心情舒畅，积极投身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学校教育事业开始重现生机。

3.贯彻全国会议精神，确定学校工作重点转移

1978年3月和4月，党中央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过十年动乱的“严冬”，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学校党支部积极带领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这两个大会的精神，继续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规章制度上，抓紧进行整顿工作，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明确提出要把迅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当前学校工作的中心环节，理直气壮地抓好。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上期，学校党总支组织党员和师生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集中精力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学习和讨论，广大师生员工提高了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伟大意义的认识，大家认为这决不是通常性质的工作部署，而是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进行一次空前的根本性的战略转移。

通过学习讨论，学校作出了把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定，并提出了贯彻实施重点转移的几点意见：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搞好教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肃清林彪、“四人帮”鼓吹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流毒和影响，把师生员工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教学上来。二是重点抓好各教研组的建设，按照重点转移的要求，整顿教研组，把教学骨干提到组长的岗位上来。三是切实保证教师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并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教师的教学提出具体要求。四是制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不定期地对教师进行考察培养。五是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巩固教师的专业思想，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一系列措施的实行，进一步严格了制度和管理，使广大教师统一了思想和认识，明确了教学工作具体要求，为确立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九、恢复招生统考、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1.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

林彪、“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诬蔑成“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教材内容，从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到招生制度，都予以全盘否定。其中，否定招生制度是要害，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学校的教学遭受严重影响，教学工作面临瘫痪。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 30 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招生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1978年4月，学校招收了中师两个班，共94人，1978年9月，学校招收了中师四个班，共175人。学生一律从高考学生中录取，学制二年。自此，学校恢复了秋季招生，使招生录取工作走上了正轨。

2.招生制度改革推动学校工作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招生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由此扭转了社会上厌学的风气。学校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完善了机构设置，成立了办公室（政工科）、教导处、总务处三大处室，理顺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教学管理上恢复了教研组办公制度，规范了教学工作程序，整顿了教学秩序；学生管理方面制订了学生管理制度，加强了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全体师生象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一样，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以夺回逝去的光阴，弥补由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巨大损失。学校教学工作呈现出一派崭新气象：教师潜心备课、仔细讲课，认真批改作业；学生刻苦读书，专心听课，努力完成作业。清晨，校园里的琅琅读书声，驱散了十年来的沉闷空气；夜晚，教室里悄声钻研的学子，表明了青年一代努力向科学进军。

十二、学校分家和搬迁

为扩大学校规模和使学校更好地发展，以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1979年5月，零陵地区行署决定 “零陵师范学校”与“湖南师院零陵分院”正式分家。零陵师范重建校园，搬迁至永州市（现零陵区）中山南路黄溪岭，原校址交给“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自此，学校开启了专科教育的全新时代。随着学校发展转型和校名调整，从湖南师院零陵分院到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再到到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经过了长达27年的专科教育办学，2002年开始了本科教育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