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是道学当之无愧的首创者和奠基者 

金春峰

      道学开宗是濂溪，手授图说与二程。朱熹承前又启后，致知直贯王阳明。

儒学自孔子创立，为中华文化树立主干与方向后，在唐代受到佛禅的严重挑战，晦而不明，到宋代儒学复兴，融合佛道而成为新儒学，《宋史》称之为道学。现代的哲学思想史著作或称道学，或称理学。

唐代韩愈首倡道统说，道统在宋代的首位传人，道学的首创者、奠基者，当之无愧的是濂溪先生。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不认为如此，认为二程才是道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但二程是濂溪先生的学生，从周受教。濂溪先生以其《太极图说》与《通书》口授二程。二程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从哪里体贴出来？就是从《太极图说》与《通书》体贴出来。二程突出“仁者与万物为一体”，谓“人当学颜子之学”，谓“夫动静者阴阳之本”，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都是对老师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而非自己恁空独创。

濂溪的著作与思想具有两大特点与优势：（一）《太极图》《太极图说》形象地揭示了宙宇天道阴阳五行的运行与生化系统，为儒学的天道、宇宙观建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比之张载的《正蒙》，它更为完整和具有鲜明的承前启后的性质，很符合“统系化”的要求。（二）濂溪以《中庸》为指导解释《系辞》，开以《中庸》心性思想释《易》之先路。《中庸》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人道合而为一。《通书》以“诚”为中心，谓“大哉《易》也，诚之源乎”。道家讲无为，乃自然如此之意，濂溪则予之以道德价值的含义，既有真实无妄、自然实在之义，又有诚心诚意、永恒专一之义，是“实然”与“应然”的合一，开两宋心性之学的先河。

南宋朱熹大力弘扬濂溪思想，以“无极而太极”为“无形而有理”，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是众理的总和”，认为“太极”是“理之极致”，是“至善”，在天为“性”，在人为“心本体”，为“道心”，为“良知”，为“仁”。“太极”乃指人伦道德之天理，非指自然物理、客观原理。由于朱子的弘扬，濂溪在道统中确立起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地位。朱熹以后，历经元明，直贯至王阳明与东林党人，成为一完整的道统史与哲学史。顾宪成谓：“孔孟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一周元公，结局得一朱晦翁。”“《太极图说》，元公之《中庸》也；《通书》，元公之《论语》也。上下两千年间，一人而已矣。”这是东林党人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结论，是历史的见证。

儒学的发展是一部不断返本开新的历史。返本之“本”是孔子思想之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与手段；爱人、尊重人，道德的实践是完成自己之成为真正的人，而不夹带任何获取名利、荣誉的考虑。人乃是文化的产物，若非诗书礼乐的教育陶冶，将只是自然物而非完全的人。濂溪由此而建立“人极”，从而为孔子的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建立新的理论形式，树立新的理论根据。这是孔子思想在宋代的全新展现。

“睿性通微，实几于圣。”濂溪是智者，更是仁者。光风霁月，清逸超群，不苟流俗，律己严而爱人厚，“得其位，施其道，泽及生民”，乃是“诚”与“人极”之卓越体现。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高度的政治担当之自觉，范仲淹和周濂溪是其佼佼者。

周子主张“文以载道”，文从“道”出。所谓“道”就是对人与天地万物的挚爱与尊重。他的诗文，类如陶渊明，充溢田园牧歌情趣。他以《拙赋》明志，“拙”者，质朴、刚直、古拙也。老子谓“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孔子谓“宁武子，其勇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老子之“朴”，孔子之“愚”，即周子所志之“拙”。《爱莲说》集清逸、刚直于一身，是这一高尚情操凝聚，是其光月霁月人格的诗化。

濓溪曾兼管邵州，重建州学。我是邵阳人，解放前夕读书于邵阳县立中学，实乃周子之遗泽。值此周子千年诞辰之际，仅以拙诗数首，聊表景仰纪念之情。

                                                               一

光风霁月立人伦，此即太极在人身。莲花清逸绝尘俗，濂溪活水滋育成。

                                                                                    二

湖湘宋前尚无闻，濂翁一出名声振。图说通书弘道统，广播东瀛惠无穷。

                                                               三

邵州父老敬濂溪，为之建祠立学宫。朱子弘文叙其事，人心感奋至于今。

                                                               四

景行行止敬濂溪，弘道使命在后生。不遑多让勤努力，伊尹颜子可立成。

周濂溪的著作和他的思想

 杨柱才

周濂溪的著作，现在通行的《太极图说》、《通书》这两本书，是由朱子费了很大的劲进行校订整理下来的。可是周濂溪的生前好友在濂溪墓志里说，他的著作是“太极图易说易通”，这到底是两个书目还是三个书目，在朱子的时代是有很大争议的。

现在我们看《太极图说》、《通书》是两本书，好像非常合适，事实不然。学术界当年还是有一些前辈，把《太极图说》称为《易说》而不是称《太极图说》，称《易通》而不是《通书》。前辈有前辈的考虑，我们去注意它，它就是一个问题。

周濂溪的著作只有这么多，而且生前并没有整理，他去世之后也没有及时整理。在他去世之后，著作是由两条线路在传，一条线路出自程门，另一条线路是他终老的九江庐山濂溪书堂。他的著作在庐山旧家是有收藏的，就是《通书》。从程门流传出来的也叫《通书》，既然都叫《通书》，那不会引起争议吗？程门的《通书》是附有《太极图说》的，而在“九江家传旧本”中，《通书》没有附《太极图说》。后来朱子到南昌做知州，和濂溪的曾孙有来往，发现了旧家《通书》和其他一些资料。旧家保存的文献应当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变故。而程门的《通书》就有几个说法，一种说周濂溪授二程，一种说二程的弟子侯仲良拜访周濂溪取了《通书》。祁宽是尹焞的学生，尹焞是程伊川晚年的一位门人，北宋灭亡，二人南渡，在庐山短期逗留，祁宽在庐山也得到了一个《通书》。后来胡宏也得到了《通书》，并且做了《通书后跋》，胡宏这个本子应该来自程门。

祁宽看到《通书》是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距离周濂溪去世大概五十年。朱子开始读周濂溪的书大概在二十二岁前后，这时候还属少年。可知《通书》的书名在北宋末应该已经出现，不能说朱子想怎么命名都可以。

进一步考虑，可以注意到，在周濂溪去世之后，经过元祐的较大变动，到程伊川晚年，其间程氏门人提到或引用周濂溪著作的，就目前所见，没有《太极图说》。

周濂溪的思想观念，就是两个，一个是“太极”，一个是“诚”，都是老的从先秦就有的观念。

“太极”来源于孔子作《易传》，又称《十翼》，相传是孔子作的，自欧阳修以后提出种种质疑，到了近代的古史辨把《十翼》否定了，孔子之后没有东西了，但是出土文献一出来，又恢复了，大家都比较认定，都是不可否认的。“太极”的观念出自《易传·系辞》，和儒家学派密切相关。“无极”这个观念和道教、佛教、儒教可能都有涉及。“太极”怎样理解？“太极”和“无极”联系起来又怎样理解？关于“无极而太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无极生太极”，一种是认为“无极而太极”是一体，一种认为“无极而太极”是两个阶段。有学者用“宇宙大爆炸”，或者用“进化论”方式来解。两段论就是从“无”到“有”，这个观点能不能成立，需要讨论。周濂溪明确讲“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他强调的是太极和阴阳之间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这个内在的关联性毕竟要先说一个“无极而太极”才好说下面的。到底是不是无极到太极、太极到阴阳之间是有分段？在思想上来讲是不分段的，但是观念上来讲，我们要使用语言，语言是分层次的，如果语言不分层次，那么语言就没法说。而思想应该是不分层次的，太极、阴阳、五行是相互关联的，不能说太极和阴阳、五行之间有一种空间的距离或者时间的距离。这是一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的思考，是周濂溪的一种创意。

先秦的思孟学派讲“诚”，讲得最多的是《中庸》《孟子》。关于“诚”，突出的就是“天之道”“人之道”两个方面。到了周濂溪，有几种说法。比如《通书》以“无妄”来说“诚”。“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没有“妄”了，就是“诚”了，所以后来程伊川有“无妄之谓诚”的命题。还有以“寂然不动”来说“诚”。“诚，圣人之本；圣人，诚而已矣。寂然不动，诚也。”还有以“无为”来说“诚”。“诚无为，几善恶。”这里容易误解，看见“无为”马上就想到老庄。这个“无为”还是应该理解为“寂然不动”，也就是想要寻找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诚”，当它没有和现象界或者具体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是不动的。就我们人类来讲就是心体不动。周濂溪讲“诚”，很大程度上是讲“仁”，是讲境界。周濂溪实际上是把“诚”作为与天地的根源性，和“诚”作为一个流行之体，这两方面都讲出来了。一个是万物的根源，一个是流行之体，这两方面把意思都表达了。一个是根源，一个是流行，它跟圣人联系起来，也就是圣人的境界。圣人之心，周流无穷。

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

 朱汉民

我跟大家一样，这次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来到道县，为周濂溪先生诞辰一千年，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活动。这次活动确实是非常盛大，那么周濂溪先生他为什么值得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县的一个山沟里聚集，一千年之后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隆重地纪念他呢？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或者讲思想史上、文明史上，甚至讲在东亚文明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概再往前推一千年左右，董仲舒确立了东亚人的儒教文明，也就是把我们先前创立的儒学思想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从汉到宋初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但是文化的复兴必须要有一个创造性。周敦颐他的特殊性在于，儒学在他那儿是具有原创性的事件。他的原创性就在于把儒学的中正仁义进行处理，将“人极”“天道”“无极”“太极”与圣人的“神”“圣”和“万物之始”“乾道变化”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宇宙论的手法可以解决儒家名教的安身立命问题。他奠定的这样一套思想体系在后来一代一代大儒的手中完善化系统化，最终确立了一个全世界的儒教。所以这样一个伟人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我是一个湖南的学者，从地域文化上看，宋代的儒家流派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都是地域名称。宋代这些地方，在学术思想体系建成之后，逐步得到朝廷的认可，因而形成了从地域上延承下来的思想脉络。他们建立思想体系是从地域上出发的。

湖南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区域。在文化层面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一定是诗。诗影响着思想，并产生重大的思想家。

在北宋时期，儒学大家非常多，有王安石等一大帮人。而周濂溪在众多儒学大家中间，专注于学问，但他在当时影响不大，他去世的时候是默默无闻的。所带的学生二程，十几岁跟他学习，那和后来朱子名动一时的大弟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后来成为道学宗主，成为道学的开山。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将他的思想一步步地完善。道学思想体系的确立是由于湖湘的一系列学者的不断努力，从胡安国、胡寅、胡宏，到后来的张栻，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湘学派。对于周濂溪的思想学说作了必不可少的密集的诠释。

这种方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进行中事例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大概这种社会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而湖湘学人通过两种方式，

在长沙的胡宏编辑了《周子通书》并作了序，对周濂溪作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能够“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另外一方面就是修建濂溪祠，最早是在道州，由胡宏、胡铨两人一起倡导，由此建立一个道统。学祠是宋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和弘扬地域文化。

湖湘学人要做的是一种文化建构。文化建构有两种意义，一个是道统的意义，一个的区域文化的含义。湖湘学人特别提出濂溪学不仅仅是作为道统史上的周濂溪，还是湖南的周濂溪。最早提出把北宋时期的周濂溪、邵雍、二程和张载作为“北宋五子”概念的是胡宏，他不仅仅是说“北宋五子”，前面有个描述是“春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也就是说，周濂溪在那个时代，对胡宏及其他湖湘学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奠基人物。

《太极图说》中的“太极图”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是自得于心，但湖南的很多学者讲他是在月岩洞里悟道得出的。

湖湘学人还强调学脉关系，强调从周濂溪过渡到胡安国、胡宏、张栻这样一个学术脉络。到明清时期尤其突出，晚清湖湘学人们讲起湖南的精神特色，就一定要将周濂溪作为范例。

湖湘学人对周濂溪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湖湘学人们不断地从思想的创始到诠释到传播谈论周濂溪，实际上是在作一种建构。建构什么呢？建构湖湘之学，建构湖湘学术。一方面肯定周濂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在儒学史上占有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强调这个正统是来自于湖南的。

当我们今天来纪念周濂溪的时候，我希望在近百年来现代中国重新建构思想文化体系的意义上，重新回顾周濂溪的思想学说。在一千年前，周濂溪作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在一百年前，谭嗣同作了《仁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山，可惜后来没有完成。谭嗣同在他那个时期，作了一个文化重建的尝试。他以“仁学”为文化核心，然后融入兼顾各家的学说，包括一些杂说，也包括基督教、佛教和各种近代思想学术，所以他是近代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人物。谭嗣同是在一个变革的新时代，在一个中国必须近代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沿着董仲舒、韩愈、周濂溪继续推进。儒学应当是以“仁学”为中心，其实一千年前周濂溪讲“人极”的时候也是将“仁”作为儒家的最核心概念，那么谭嗣同仍然是把“仁学”作为儒学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继而实现近代中国儒学和中华文化的重建。

理学是一个历史形态 

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