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起源荆田村再议

杨仁里

（本文原载于《柳宗元研究》总第23期。计划资料汇编再版，

特逐句斟酌，有少许作了必要的删改，特此说明，）

引  言

 发现女书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包括两层含意：一、首位男子发现永明女子有文字秘密的人是谁？二、最早向社会推介女书是谁？

 大致背景是：古代楚国南部边陲，今永州市江永县的东部和南部，大约占半个县的范围，流传着一种奇特的闺阁文化。千百年来为女性所创、所传、所乐、所用，女人俗称“长脚蚊”字。与上江圩镇毗邻的道县田广洞、桐溪尾、龙眼圹等村，也有发现。

女字的外形酷似长脚蚊。在专家学者眼中，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当统治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文字就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江永女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土话区域内有少数妇女用于传情达意而已。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资料大体能够证实。解放以后，众人关心的新鲜事太多了，人们没有精力去管它。于是，女书处于自发蔓延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偏僻江永的女性文化现象，被当作珍希事物传开了。研究发现，掌握这种文字的女性，曾用以创作歌谣、制作衣冠服饰及巾帕扇书用品，努力表现她们反抗封建礼教，力图打破传统道德规范，冲破封建枷锁的牢笼，显示了女性的抗争精神。她们的作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它的文字符号，与社会学、妇女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美学等学科都有关联。拯救面临濒危的长脚蚊字，成为地方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当务之急。

“江永女书之谜”，是学术界提出的命题。中南民族学院谢志民教授将它用于汇编书目：《江女书之“谜”》。“谜”在哪里？他没有回答。

什么叫“谜”？一般理解是，大家想知道但又不曾知道的问题，就叫做谜。

女书的“谜”不止一个。比如：“女书起源传说”；“女书文字”；“玉秀探亲书”为何不全是历史故事；都要“人死书焚”吗；“女书人为何能长寿”等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欢迎国内外院校专家学者和媒体到江永开展社会调查，县委政府领导指定由宣传部门，同时我也参与，做些土话民俗事宜。时间长了，心之所系，情之所用，与女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下从9个方面，再谈些个人见解：

一、发现和扩散女书都有一个历史过程

女人用女字写出来的诗歌，风格多样，题材和装表形式也不一，都叫女书。这个性别鲜明的概念，经历了从形态、到族属、再到性别的使用过程。

清《道光永明志》记有古风诗一首，题为《花山行》。其中云：

“……居人有女剧情深，唤姊呼姨旧约寻，

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

胜境偏逢奇出人，璇归偶见女儿身。”

作者周铣诒，是旧《县志》的主笔和总纂。这首诗，只说到女人上花山的时令、形态、向谁高歌、读何物、焚烧了什么？象一幅彩色画卷，在这样玲珑典雅的花山上，作者有感于心。纸、巾、扇面上是画还是字？作者一定在现场与祭拜者问过、谈过话、且翻阅过。因为作者是一位大学者啊。他知道为何不直说？说他写诗要含蓄，也没有错。但我想作者要为她们守护秘密，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位周先生，堪称男性发现女书秘密的第一人。他有心录于“县志”，是向社会推介的也是秘密。

《永明县志》“古迹篇”还有“花山庙”一条，介绍了花山的环境和庙的成因。同样，知道的人不多。到民国20年（1931年）7 月，和济公司代印的《湖南各地调查笔记》才有进一步记述。庙碑上记：“花山，在层岭之麓，石玲珑如花然。相传唐时，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土人于山顶立祭之。每年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调查者说：“全县男子能识此字者余之未见”。随后，北京有人对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作序文说：“1945年，何君晓南持瑶文一纸，云是瑶女读物，系得自（道县）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送余，此固求之年久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红色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民无以解其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江永县文化馆。辅导农村文化的需要，周硕沂成为文化辅导员。1926年周先生出生在永明县允山乡周家邦村一户书香门第。1931年，他姑妈出嫁到上江圩乡锦江村。周硕沂常到姑妈家，亲眼看见一群群的姑娘姨嫂们，经常围在一起诵读唱歌，有的看纸，有的持扇。读着唱着，有哭有笑的。年纪轻轻的周硕沂，一句都听不懂，但觉得很好玩。他问姑妈。姑妈说：“男孩是不学的。”12岁的周硕沂，看到父亲当中学教师时的笔记，无意中读到一段话：“邑东上江圩一带的女子，用一种男人不认识的文字，形迹古老而又奇特，足供玩味。”

1954年周硕沂下乡到上江圩辅导农村文化，在葛覃村结识了胡慈珠。她是用长脚蚊字创作歌谣水平较高的老人。据周硕沂说，他从胡滋珠那里，学会了一批女书字，得到了一些女书作品原件。周硕沂还说，他把两篇女书原件和一些资料邮寄给湖南省博物馆给李正光先生，没有得到回音。1956年冬，在长沙举办全省文艺调演，李正光先生兼职摄影记者，见到周的住处有一副字迹歪歪扭扭的对联，甚感希奇。周硕沂告诉李先生，这是女人写的长脚蚊字。1957年春，李正光下到江永县专门对这种文字作调查。周硕沂全程陪同，收到一些作品，称之为“妇女字”。二人商议，连同原稿寄到了北京《中国语文》杂志社。同年3、4月间，杂志社的潘慎先生收到湖南来的资料，又写了《稀有文字——妇女字》一篇介绍性文字待刊发。首次提到了“妇女字”。可是，因为反右运动开始，文章未能发表，才有了周硕沂、周有光、潘慎三人谋事未成的故事。他们3人中，周硕沂先生是向社会最先推介女字的第一人。

1958年前后，一位妇女上访到了北京。因她不会官话，好心人就把她带到公安局。公安人员也不认识纸上的符号，看模样那妇女也不象特务。就把她带到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请专家周有光辨认。这是女书第二次进入北京，首次进入文字研究单位，首次进入著名学者的视野。同样遗憾的是没有引起重视。当周有光表示不认识这种文字之后，公安局的同志就带着这张纸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等专家同样感到默然。1968年，这件稀有纸品被送到了中央民院的陈其光、张公瑾两位资深老师手上。亦说不认识。

1959年周先生回到江永县文化馆上班，受江永县文化局委托，他负责执笔编写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特对已写的《江永县解放十年志》中的〈蝇形字〉作了修改补充，增加了流行地域、用土话记音等，一并收入到《解放十年志》中，记写为“蚊形字”。因为女人历来都说象“蚊子脚字”，故名。周先生后来的30年中，成千上万次地、不厌其烦地接待过采访，并对来访者提供译音、正音帮助。而且对最早的一批批国内外学者专家热心介绍，不下于千百人次。国内著名院校的研究者，基本上都离不开周硕沂这根手杖，这些都是把女书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具体行动，周先生功不可没第一人！

宫哲兵于上世纪80年代写《特殊文字调查报告》时，只称特殊文字，没有定名。后来与中南民院严学窘副院长合著《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将之称为平地瑶文字，定名与瑶族有关。这篇文字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引起了国际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称之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之后，光明日报、湖北电视台陆续作了报导。中央民族学院得到了江永女书的消息，陈其光教授夫妇带研究生小毛，到了江永，讲述了他们早几年接待过一位妇女的情形，直至那时才算解开了他心中的一个谜团。女书进入现代学府和研究机构，是以女书在完全依赖自然人的笔力脚力努力下传播的结果。其速度是很慢的。有了学府文人的介入，运用新闻网络手段，情况就不同了。

女书文字广泛受到社会关注，是1985年。当年6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上报导了女书的发现。中南民院为了进一步弄清女书，9—10 月，组织了政治系103人的师生队伍，在彭英明教授率领下，到江永县开展调查，课题是女书和千家峒。调查结束，汇编成《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一书，宫哲兵先生主编，由展望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此以妇女文字定名。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该片被译成多种语言到国外播放。8月，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了《湖南发现女书》的消息，国内数十种报刊杂志相继转载。此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宫先生是重要的推动者。

文字用性别定名，创作出来的女字诗歌、绣在布料、绸缎上、写在纸扇上的，怎么定名呢？江永、武汉和北京的专家们议论，一致认为，统统都称“女书”，既体现性别色彩，又能直观表达。“女书”定名就正式告成。

女书字的基本笔画有5种：斜、竖、点、弧、撇。其中点、弧、斜可分左右写。文字外观呈“多”字形，窄长，右高左低。右上角是全字的最高点。每个字都占有同样大的位置。有趣的是，民间说的也对，黑字写在白纸上，很象一条条的长脚蚊、也象蚂蚁，是形象之称。现在叫女书，通俗、响亮、人性化，也都说好。

二、女书文字字数知多少

女书有多少文字？目前大约在395——2000个字之间，还没有统一的看法。

先看研究人员公布的数字：

宫哲兵：《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收女字汇670个；

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收录约1770个；

赵丽明、宫哲兵：《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收女字1120个，

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永明女书》收女字汇1570字；

周硕沂：《女书字典》收集女字在2000字以上。如：P23页10个女字同注一个音；P24页、35页、55页、86页、91页有6个女字同注一个音；有多处有2、3、4个女字同注一音的。字典的音节表上只标明659个音符，加上这些附带的女字，《女书字典》的总字汇很自然就增加了。

宫哲兵、唐功伟：《女书通》中，标准字符有869个。与“标准字”同一个栏目的5位女书人作品中提供了不同的“非标准字”，在每一标准字符的下方，记有非标字6、7个之多。笔者查验了从P41页第1个字到P46页第31个字，其标准字符31个；再清点每个标准字下面的非标字，作出统计，共113个。非标字与标准字相比，它们都是女书作品中提出来的。非标字的字数是标准字的3·65倍。就是说，这些不标准的女字，也都是女书作品中用过的字。放弃了不标准的女字，它所在的那一行歌词，就会出现空缺。如果女书字有一个算一个，那么，女字的文字总量应该是，用3·65×869＝3167字，即宫与唐所编《女书通》中的女字，总数达3167字之多。减去869个，还有非标准2298字。《女书通》把标准字和非标准字兼录，无疑是在告知读者，应用时要选择标准字。其中的非标准字，也不是女书作品的作者有意假造的。因为写女书的人是最朴实的、识汉字极少的农家女。在她们的生活中，还不知道什么叫造假。

赵丽明主编、2004年出版的《百岁女书老人阳焕宜女书信品集》中的“阳焕宜女书常用字表”统计有671个。另有216个是一音多字的非常用字。两者相加为887个女字。

赵丽明2015年著《传奇女书——》中，称“杨焕宜的女书作品是女书目前唯一的活生生的正宗，是原生态，是规范。”又说“通过对收集的六百多篇女书作品22万字进行统计整理，目前已基本确定“女书的基本字共395个。”

宫哲兵 唐功玮《女书通》的总字汇，加上非标准字的数量更惊人。江永导游采用了赵丽明教授的说法。

以上出版的著作，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作者未表明不是在以后一次修正前一次。因为这些女字的来源都是民间老实厚道的女性。她们从提篮进菜园开始学，做大姑娘时可以毕业，到知天命、当奶奶就是先生了。这是女书自然传人发展的过程。其中每人都有常用字和不常用字是自然现象。写出来的字，她们是不负语法、书法、道德责任的。因为没有女书学堂，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规范女字的书写。这就是民俗的自然传承法则。相互间也没有“某某字不标准”的评论。

笔者认为：女书文字字数在专家眼中并不统一，其数量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方言属于民俗的范畴，是当地土著人的代表语言。据《永明县志》记载，北宋时期江永西部出过周尧卿、东部出过胡先和、中部出过顾涛（政和年间官至尚书）……一批大官。可见当时永明县的汉学教育相当发达。永明县有几大块不同的土话区，与口音的地域差异有关，各地的方言都有悠久的历史。

官话使用汉语，一般用桂柳方言。

文人创作诗词，推广《中华新韵（十四韵）》。它按《新华字典》的注音，有35个韵母，划分成“麻、波、皆、开、微、豪、尤、寒、文、唐、庚、齐、支、姑”14个韵部。用这14韵分别与35个韵母结合一次，为490个音节，即是一个声调的字数。但有些只结合不生仔。有效音节只有368个。但请注意：人们的语言交流，并不只是一个声调，土话里也有 4个声调。女书土话的声调也很复杂。因为土话中还有上古音。声韵中的ing、eng、ong女字中要分开，《中华新韵》中却都合在“庚”韵里。现代汉语中的大、破、个、嫁、架、算5字是去声，土话里却都是平声。女书中土话的“今”字音，是“今”，“种”，“穷”，“急”的译音，汉语后3字则属另外字音所管。女书土话的4声，与汉语拼音4声也不对应。《女书通》“今”字的注有41个，中华新韵注音只有10个。“击”字，女书字典注有35个，中华新韵注音多达43个。“力”字，女书字典上注有30个，中华新韵却有47个。可是，把两种文字一比对，相同字却极其少。再如，永明土话没有“日”（R）声部。因此，核准女字的音韵，是难度既大又特别需要耐心的事情。土话口音要准，还要有强烈的责任心。我见过唐功玮生前在编校《女书通》时，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是令人可敬的。

20多年前，本人自编了一本练书法用的《女书字典》，收入女字符2500字。目前依然保持原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高银仙、义年华、杨焕宜时代，义年华是“女书水平第一人”。她养病期间，手拿笔不稳，还亲笔写了女书作品40篇赠送予我。快30年了，我视若珍稀，一直保存着。

当然，现代女书人很少写长歌，大多只挑写语录、诗词、庆典祝福、吉祥勉励、豪言壮语等，有300多字也足矣。

三、女书起源对社会环境的要求

女书研究以来，女书起源一直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文字学角度探讨有之，从神学宗教学角度探讨有之，从民俗学角度探讨有之……笔者则从社会学角度探讨。

社会学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都与女书起源相关。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认为：“几乎任何一项人类社会活动，都可以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而被称为XX社会学。”20世纪初，经由章太炎、严复介绍传入中国。女书的产生也许是由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平衡现象所导至的文化上的分裂。女人，在小范围内的女人，想追求一种超出同社会中，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从中求取独立、自由和快乐，于是产生了女书。所以，研究女书起源，离不开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指导。

犯罪与法学，也有社会学问题。创造女书文字，超出了封建制度的范围，也是犯罪。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行动，国人皆受震惊。

研究女书起源要从社会环境开始。

眼前所见，各地妇女的广场歌舞非常热烈。她们首先是有一位领头。无数事实证明：任何组织和团体，都需要权威，需要领袖。其次是有积极性高的一批能够聚合的女性。再次是社会要安定，不能有自危感。再说，创造、读、唱女书，必须要使用当地共同的方言土语。以上几个方面，从古至今，要素不变。

受女书起源地影响到的范围，叫“女书起源社区”。“社区”自古有之，只是“社区”的称谓较现代化。其实是在毗邻几个村的可大可小的范围而已。

基本条件试初拟为“五有”：

1、有共同语言：女书人有共同的土话是最基本的前提。女书依靠土话读唱，作为生存的空间。语言，在民族甄别时，列为第一条。女书土话了，属于局部地区的汉语方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带在上千年的迁徙往来中，与南方民族的形成一样，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民族。平地瑶在南岭广泛分布就是一例。江永这种方言，汉人使用、部分平地瑶也使用。我们研究女书，其实是在研究汉语方言。不能因为有瑶族，就当它是瑶语方言。瑶族的重要一支：过山瑶，是有自己的语言的。至于某些民俗，汉族和瑶族杂居在一起的相互影响，则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2、有共同地域：共同地域不局限几个自然村。古代农村的布局，不可能有现在的密度。那时村境规模小，分布稀，人口总量少。时代不同，女书起源社区的环境肯定不同。不可以用现代村落关系来印证过去。至于女人们或志愿、或喜欢、或选择到哪个村活动，并不重要。她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还可以借宿，变远距为近距。也考虑妇女中的缠足因素。时代越前移，小脚越少。唐宋时期城市对小脚就比较宽松自由，农村小脚肯定少于城市，南方也不会超过北方。研究环境，看哪一个朝代，可以找些人物画谱对照，减少主观与猜测。

     3、有安宁的环境：州、县、社区、家庭的安定祥和，是重要保证。

4、有同伴的共同追求。社团的活动目标，以产生不成文社会组织为基础。口头的社会章程、社会行为、社会协作、社会活动规则、社会人际关系，都依赖该社会组织作保证。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男耕女织是社会分工。女人聚在一处做想做的事和该做的事，有帮学，不寂寞，功效高，男人是赞同的。男权社会并不妨碍女人“松散型”、不定型的社会团体。让女人谈笑风生，有思想交流，有群体共鸣并不是坏事。

5、有才学出众、智慧超群的杰出女性，充当领头。 这是一条社会法则。这位领头，要出于志愿，吃得起亏，不负众望。                                                             仅五条足矣，从近代上溯，沿古人足迹，开启女书溯源之旅。

这是一种朴素的方法。我曾经说过，从女书歌五言七言来看，似乎受唐代诗歌影响较浓，女书的产生与唐代有关。这其实是表象。具备以上“五有”，是开启女书大门的钥匙。

四、溯源女书要以“人文话动”为辨识标准

女书溯源，专家们有多种猜测。有说是最古老的文字，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有4种古文字，即甲骨文、圣书文、玛雅文、楔形文。说女书是第五种古文字，比玛雅文还要古老。深圳市博物馆李荆林馆长、老去的谢志民和潘慎教授，都持这种看法。李荆林先生说，女书产生于史前陶文时代，距今已有6800年。谢志民教授说是从百越文化演变而来，其时大约在战国时期。玛雅文却是公元前后发生在美洲的形象的民族文字，盛行于五世纪中叶。创造这种文字的人就是玛雅人。玛雅文字已经死了，它是少数迄今为止尚未被完全破译的古代文字之一。江永女书文字至今还活着。这是江永人的优越感，证明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灿烂文明。可是，江永人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破四旧”中被吓破了胆，偷偷地把旧女书本烧了。还有认为，是圣人所创，是神人宗教所创，是妇女织锦所创等，众说纷纭。

江永女书主要有4 种传说：一是盘巧姑娘造字；二是九斤姑娘造字；三是胡玉秀造字；四是女红图案变字。这4种说法，谁靠谱呢？

盘巧造字不可信。瑶族分支很多，国际上都有共识，主要一支是过山瑶，盘姓是过山瑶的老大。“盘巧造字”传说表明，女书与过山瑶有关。但是，众所周知的过山瑶话，是最难学、最难懂的。你到他们中间去混一年半载，试看收获有多大？我开始听了就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因一时找不到根据，直到我退休了，2002年江永县要举办盘王节，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部《零陵地区民间故事集》，从中翻阅到《盘巧造字》的故事。作者就职于江永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先生。我立马找他一问。他毫不掩饰，说是他编造的。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说：你害得专家学者们好苦啊！你这样对待女书不严肃。他说“我不是有意的。我写故事搞文创时还没有人研究女书。研究女书的人用我的故事，不来向我核实，我有什么责任？高尚湖水库搞旅游，还要请我去编故事哩。”原作者直接就否定了原创故事的真实性。我自然无话可说了。

再说九斤姑娘，一般用于对女人的呢称，如某人高大、力大、健美出众、能吃苦、当劳模、拿体运冠军等，都可以说她出生就有9斤。溢美而已，并不求真，套用者较普遍。但要单从这一句话去推测某位是女书创始人，当作依据就太滑稽了。

三说《玉秀探亲书》，宫教授在他《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一书第四章“宋代的女性文学”中给予了很高评价。宫先生说：“查《宋史》，玉秀没有做徽宗偏房”，与《永明县志》并不矛盾。宫先生的文章第30页，第12行到第25行（隔断了13行26句），您认为这26句是指“短命君王二十五”，还是指接当“天子”的“弟王爷”呢？这才是“玉秀造字”的核心问题。宫先生对此肯定模糊了，否则怎么会破口指责别人呢？

如果说女书造字借鉴了陶文、百越文、女人剌绣的精华，也说得过去，因为女书创字时吸取了前人的文明和进步。百越是商周以后的产物。那时有多少国家有多少文字，陶文和百越文又是怎样的形状？我们都说不明白。

创造女字，单是传说，还有点人文色彩可言。若是神话，则容易误入歧途。

五、清代已有女书流传

有专家说“女书源自于清代”。

也有说：“女书起源最早不超过高银仙的前五代人。”高银仙，殁于1990年。上溯五代，大约有125年，1990年向前推125年即是1875年。如此推算，女书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归近代史管。即是说：是近代史的女书，不是古代的女书。

有说“女书产生于清末”：或说“女书产生于太平天国时期”，或“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府时期”，发现了一枚太平天国的“铸母钱”为佐证。

又有说“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等。

按照此说，“百年女书”可以锁定了。笔者不敢苟同。多年以来，听老一辈讲，有清一朝，江永社会是动荡不安的。用“五有”对照，实难找出具备产生女书的社区环境。但这一时期在民间发现的女书作品却不少。如：

《永历皇帝过永明》，女书歌共82句。其时，清政权已经建立多年。永历，曾从衡阳经永明到桂林，是南明桂王的庙号，偷生一隅的明末皇帝。

《虎殃》女书歌共88句，记录“正是乾隆六十年，七月立秋热难当。田中割禾忙不了，张金工娘女也来帮”的劳动过程。

《咸丰记事》歌92句。周硕沂《女书字典》P144、119、85、75、60、56、57、30等页中引用过其中的句子。

《道光记事》歌68句。周在女书字典P49页中引用过。

《光绪记事》歌80句。周在女书字典P43页中引用过。

《太平天国过永明》，94句，晚清重大政治事件，作于近代史的1 852年。它控诉了太平天国给永明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宫哲兵著《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P90——95页不仅作了详细的分析，还引用了《骆文忠奏稿》“妇女在战乱中的苦难”中有“十一月初一，周云耀抵达永明县城时，城内人民迁居殆尽”一段话为佐证。宫先生在这里引用了女书歌66句，在文章结尾说：“有一位妇女，可能就是这篇作品的作者本人”。她从江永县逃难到道县，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她用自己的经历创作了这篇女书作品。

旧《永明县志》中记载《花山行》：“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的场景，便是女人用女书祭品到花山庙上香的真实再现。

以上文献说明清朝300年间已有女书在悄然传递着。

“女书产生于清代”之说不能成立。同时，对“人死”没有全部“书焚”也提供了新的证据。

《永历皇帝过永明》既是清初，也是明末。有这样成熟的女书作品，也能说明女书早已存在。元明时期女书是怎样的情形，无资料可考。

六、荆田村对女书起源的奇特之处

女书起源于北宋时期永明县的荆田村，有很多佐证。首先，《永明县志》记录微宗皇帝挑选无符年间进士胡先和做文华阁学士，就相当于一根顶梁柱闰在那里了。引出胡玉秀的时间也是在此。一篇《玉秀探亲书》误导世人“玉秀做了皇帝的妃嫔”而创造女书。是不是做了哲宗的嫔妃？记在哪一本县志？胡先和长达20余年的宫廷生活，是跟了谁？有些人读史书堆积如山，就是对《永明县志》的话生吞活剥。接着读《玉秀探亲书》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也不知道“元符年间”发生过怎样离奇的故事。只知道相信胡玉秀，不只知道“皇帝有字画”并赐御书楼给玉秀回乡建造。宋徽宗与荆田胡氏姊弟关系，国人是怎样景仰的。荆田村碰到的事，是大事，也是奇事：

宋哲宗无嗣而崩，让皇十一叔意外地当上了皇帝。皇叔仅比哲宗小5岁。哲宗崩于元符三年后的正月初八日，高太后道：“伸王有目疾，不便为君，还是端王佶吧。” 这位端王佶就是宋徽宗，元年年号为“建中靖国”（1101年）。史家认为，徽宗时期，还是一个比较“承平”的时代。就是说，他继承了政治上较为平静的时代。事实上，积贫积弱正在形成、社会矛盾逐渐加深。如果不是突发事件，一般人是很难体察的。端王不是太子，他也没有做皇帝梦。端王以字画艺术、歌舞曲艺、金石花草为乐。尤其书法艺术独享盛誉。20岁的他，书法“瘦金体”就名满朝野。元符年间的荆田进士胡先和，如果哲宗还在位，胡先和就很难说会遇到艺术皇帝了，为一奇。

徽宗元年（建中靖国），新皇帝登基就从选贤任能开始。他要从新科中选用贴身人才，胡先和入选，做了宋徽宗的侍读官，是皇帝身边的要员。荆田人家祖上积德，“大树底下好乘凉”！为二奇。

徽宗在考核胡先和时，听说“有姊玉秀文学尤秀出”。如果胡先和轻口妄言，就犯欺君罪。徽宗想查看一番。有大臣建议：下诏传永明县官，带荆田胡玉秀进京面觐（这句是猜测，但是，皇帝不下诏，《永明县志》载文这一曲戏怎么唱得下去？）。为三奇。

胡玉秀叩见皇上后，经受了皇上和大臣们的当面测试，受到高度称赞。《永明县志》上说：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皇上“蒙赐御书，给大夫禄”。玉秀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回乡。县志上没有写玉秀做了皇妃。陪同玉秀进京的县官及所见所闻都带回了永明，否则，《永明县志》怎能有这些材料，还要珍藏了800年。为四奇。

胡先和入选文华阁，做皇帝的侍读官，皇帝兴奋运笔时，会恩准先和挑些字画寄回荆田胡玉秀。其实，“徽宗的字画很少流入民间”（百度语），而对胡先和、胡玉秀应当是个例外。胡玉秀和荆田村，攀上了皇帝，是天大的荣幸。为五奇。

宫哲兵、赵丽明两位在赞美女书时，许多话近乎于赞美“瘦金体”。帝王书与女书，有万般不同。帝书豪迈，不计用料。民女却运笔如蚊蚁。皇帝书法洒脱，女书却很拘谨。皇帝书舒展，女书则收敛。女书的整体形态不能与“瘦金体”同日而语。但女书的气质、神采却靠近“瘦金体”。这是六奇。

胡玉秀受到皇帝诏见后，与县官一同回永明。道州、永明、荆田村一带都分享了皇帝的鸿福。封建时代的道州永明，无论哪种场合，都要高人一等。谁还有过这等好事吗？史料上没有发现，堪称唯一。为七奇。

以上“七奇”，暗藏着宋徽宗、“瘦金体”，与古代荆田才女产生女书文化有着某种企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七奇，与前所述“女书起源的必要条件”几乎完美无隙。尤其胡玉秀，皇帝支持修建御书楼，后改为玉香楼。皇帝的行为字画无时不在影响着荆田人。每次从京都文华阁送来的邮件，对玉秀和荆田人都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想玉秀身边的姑嫂姊妹们，都占有同等的荣耀。玉秀是有钱人家，为人慷慨。女友们的学习用品，茶水点心，都是随需随取的。作为女子针黹的领头人，胡玉秀是再完美不过了。

玉秀带领女伴们，除了做针线活之外，还教她们学文化。她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想读“子曰”“诗云”，认为能识斤两钱币就行。读县志就知道，古代志书上称本地人为“土著”。“土”就是不开化。“土人”就是“不开化的人”。“著”是“住”，“土人居住于封闭之地”。古代能识字者，是富家豪门的男人。回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数十年间，农民中有多少人识字？《永明县志》称之为 “土人”的人，是用当地土话的人群。“土人性至朴，耕田作苦，俗多淫祀，税赋易办……有老死不至城市者”。古朴，质朴，纯朴，简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过山瑶住山上，四处奔波，除了瑶话，还会官话。宝庆人还有宝庆话、一部份还会土话。土人中的女人，就只有土话。1970年代接受“读书无用论”，“土人”比任何人群都快。古代的胡玉秀带领这些女人本质地都是土人，如何引导发挥土话的想象力，除了参考皇帝的书法风格外，还鼓励发挥自的聪明才智，吸收生活中常见的陶纹、剌绣纹、建筑物上的刻画纹。胡玉秀要花极大的精力启发这些女人。她们不愿学汉文，就学女人自己想要的符号。一个音节，只用一个符号表达，符号少，好记忆。大家写的凑在一起，比较，筛选以后，再写再比较再筛选，选出简明得体的符号。可以由近及远，先写自己的名字，再写其它方面的字。要有耐心，坚持半年，甚至一两年。

当时，“女书造字”应该是没有规约的。造字法，从技术层面理解是“造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法规”。所以，当时的玉秀造字是无章可循的。

玉秀造字是很复杂但又身感轻松的事。凭现代人的一般经验是难已办到的。上述只提笔者的思维过程，因为我们不是胡玉秀的伙伴。胡玉秀的才能，我等是不可比拟的。

七、胡玉秀没有做皇妃

《玉秀探亲书》为何说“玉秀是皇妃”呢？

在人们眼中，皇妃是女人的最大荣誉、最高向往。在农村如果某女人心眼过高，就讽刺她，说：“你还想当娘娘不成！”娘娘，指皇帝的女人。家出皇妃，是祖宗十八代修来的福！皇妃是尊而贵的人上人。

社会心理学认为：猎奇心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是在不同时代、不同事物、不同环境下对人类思维产生不同影响所形成的。唐宋是文化兴盛时代，猎奇心态随之膨胀。如《枕中记》中《牡丹亭》、《桃花扇》等，情节很离奇，文化人就出奇地追求。她们相信《玉秀探亲书》是不朽的历史，创造女书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她不是娘娘也是妃子。皇妃心境不顺，沤气的时间多，泄愤做女书就有动力，所以皇妃造女书，也是天下大奇。

玉秀不是皇妃已成铁定的事实。为何歌谣《玉秀探亲书》中的主人公变成了皇妃？

此事要从皇帝身边的要员胡先和说起。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开科取士，胡先和金榜题名。公元1101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哲宗皇帝驾崩。神宗第十一子端王佶接任皇位，为徽宗。胡先和等几十位新科进士，因哲宗来不及选用安排就撒手人寰了。徽宗继位，把这批新生力量，当作万民献来的见面礼。他鸣鼓升堂，选贤纳士，对新科进士一一考量。胡先和被徽宗留用，为文华阁学士。皇帝在位25年，胡先和就为皇帝效忠了23年。皇帝对胡先和关爱有加。岁月易逝，胡先和已年近五旬。皇帝劝胡先和告老还乡。这件事，《永明县志》上记得非常清楚。胡先和回到老家荆田村时，如何与姊姊胡玉秀，见面又说了些什么，现代人不得而知。当他得知有造女书一事时，就会提醒说：这件事需百倍小心！秦始皇曾有“焚书坑儒”，朝廷对这种事很敏感。胡先和大约谈了些朝廷内忧外患的情形，如近些年正在平息宋江、方腊农民造反。玉秀也是天资聪慧的人。她明白弟弟的好心。她拿出早做好的《玉秀探亲书》送到了弟弟手里。先和一看，直夸姊姊为人警醒，才思不减当年。将事情推到已死的君王身上，既无损于当朝，又不伤害有恩于己的皇上，这就是“蝉脱”变身法。“探亲书”全文可谓叙事抒情如临其境，情景交融感人至深，移花接木难寻破绽，官差办案自叹无门！

《玉秀探亲书》中的诗句：“弟郎十六去过考，得做高官入朝中”，“一道圣旨差人到，要我入朝伴君王”“我方十八青春少，只与君王做偏房”“来到朝中七年满，只与君王三夜眠”“短命君王二十五，身得重病一命亡”、“如此谁来当天子，自然只有弟王爷”。所指人和事即便完全真实，但时间比《永明县志》所记的年代要向前推进了整整七年。全部印证在宋哲宗身上。历史上的胡先和是“元符年间进士”，《探亲书》向前推七年就成了“元佑八年”进士。村姑胡玉秀一晃变成了皇妃。有头脑的人知道《玉秀探亲书》是在戏说。到了女书人有危难的那一天，拿出这篇诗歌来，村友们可以化险为夷，谁敢到后宫找人犯啊！

玉秀刻意把创造女书的时期，“转嫁”到上一位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短命君王”身上，目的只有一个：防备以后有官吏追究“捏造文字”罪、殃及荆田民女时，能防患于未然，达到“处事不惊”的效果。历来的“刑不上大夫”，不声不响就被证实了。写女字有《探亲书》在手，读女书就波澜不惊！胡玉秀堪称巾帼英雄。

历史上的封建朝廷，对捏造文字事件从不手软。道光《宝庆府志》卷六中就有记载：“其从前捏造篆字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敢为，不行举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险啊！天下之大，“从前”果然有人“捏造篆字”与朝廷对抗。旧社会“官逼民反”是常事，想取得胜利就需信息畅通。江华、兰山在研究赵金龙起义历史时，也听说有瑶人提供密码传递情报。有人就猜测，这类密码是否与江永女书有关？可是，江永女书中，却从未发现秘密传递造反信息的歌词。永明女书兴许就是《玉秀探亲书》保驾护航，才有一路平安的。

《玉秀探亲书》谎言“不该弟郎心腹直，说出家中有姊娘，又说姊娘才学好，满腹文章胜弟郎，文章送到朝中去，皇上看了好喜欢，一道圣旨差人到，要我入朝伴君王”，就是玉秀聪明智慧的表现。光绪《永明县志》只有宋徽宗诏见了玉秀的记载，没有在哲宗当皇帝时做“皇妃”的任何蛛丝马迹。前后相差七年，同一回事，变作两样人生，稍作对比，正确结论唯在《永明县志》一方。

八、玉秀真是“哲宗偏房”吗？

女书研究者不少，读懂《永明县志》者不多。我们必须要以清代《永明县志》记录的年代，当作是唯一正确的正史的年代，并以此为基点展开研究。用北宋“元符年间”取胡先和进士作为女书人物活动的中心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一说清。用“玉秀探亲书”的年代与之对比，有提早7年的差异。读者普遍相信“玉秀”而不接受“永明县志”。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也无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大凡来者，均没有发出异样的声音。因此，首先有必要读懂旧县志上的几段文字：

㈠道光丙午（1846）年重修《永明县志》载：“宋胡先和，元符间进士，官文华殿学士，姊玉秀，才学冠世，因赐御书楼，给大夫禄。”

㈡光绪三十三年(1907)《永明县志》载：“宋元符年间，进士胡先和，官文华阁学士。有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给大夫禄，因建楼里第以藏御书。”接着说“时有文华阁，没有文华殿，今正。”（《光绪永明志》卷九·五）

㈢《光绪永明志》记胡先和还乡：“胡先和，文学冠绝侪辈，一门皆能文，而姊玉秀尤秀出，时人谓胡氏门风似左思刘之仪，以其事类也。先和宋元符进士，徽宗时累官至文华阁学士告归。帝赐书奖之，给大夫禄以其身，先和家县东荆田。其地有御书楼遗址。”（《光绪永明县志》卷38人物志·文学篇）

以上3段县志语，没有证明玉秀是“哲宗的偏房”。对上述摘录，笔者是这样理解的：

1、解读生词：“左思”：成语“洛阳纸贵”的主人公。刘之仪，肯定也是当时的文学才子，现代缺乏资料，必定与“洛阳纸贵”的场面有关。

2、摘抄县志为纠正（一），故有“今正”。可贵之处是，顺带增加了内容：有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信息来源自然是宋时永明县官陪同玉秀上京城时带回来的。

3、北宋以来，荆田坊间老人爱讲古，听说有一部叫《先和怡事》的书。据老人说，这部书是先和还乡以后，当地青壮年追他要撰写的。因为都想争着抄手稿，有的就拿走了之，不留姓名，“其门风象左思刘之仪”，如“洛阳纸贵”那样繁忙。大约少不了才女玉秀的相助，把手稿一一编号登记，借阅抄写人须先行登记，便于依据收回，再装订成册，其书名叫《先和怡事》。“文革”时期的残酷现实让荆田人家片纸难存。

4、玉秀到过卞京宫廷，才有“才学冠时，名达宫掖”。同往者，县府大人也。也让我们知道，清代入县志的资料实源于北宋。真难能可贵。

5、没有任何“玉秀做妃嫔”的蛛丝马迹。玉秀幸得皇恩回家建造御书楼，清代县志的记录真真切切。

6、徽宗时的胡先和是元符进士，定是元符三年（1100年），被录取之后，哲宗皇帝因突发怪病，没有机会受用这一批栋梁之材，挨到次年（1101）元春初八日驾崩。徽宗接任，帝号“建中靖国”，得到这批新秀，有了好心情挑选安排，继而就了有胡先和“文华阁学士”的篇章。史志的记载，具有无可挑剔性。

7、胡先和衣锦还乡，“帝赐书奖之”，实是光彩。同乡同僚能还乡的，有政和年间的尚书顾涛，县志记录他回永明办了顾尚学堂（顾姓人多聚居于今之棠下村）。他与胡先和同处于北宋大厦将倾的年代。

以上7条，破解了“玉秀皇妃之谜”。足以说明玉秀不是皇妃。

那么，《玉秀探亲书》说“短命君王二十五，身得重病一命亡”，这个“短命君王”是哲宗，哪来的资料证明玉秀见过“短命君王”？还把“弟郎十六去赶考，得做高官入朝中”扯到哲宗时期。只要理解了上述7个要点，你就会立即知道《玉秀探亲书》是怎样撒谎的。

我们免不了要设问：胡玉秀出身于封建贵族，上有父母兄弟，下有一班姐妹围在身边，可谓合族共欢，也有皇帝护佑天下太平的功德！她们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既得心又应手。内心高兴还来不及！

农村姊妹聚在御书楼，开始并不一定就是造女书。极可能是从剌绣绘画中，发现了一些象文字的图纹，又经过许多提炼的过程，有文字模样显示出来。又经过了多少过程，多少反复，多少筛选。文字形成以后，有大智慧的胡玉秀，又出于保护姊妹们的安危，必须想出一个无损于有恩于己的君王，又能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办法。这就是《玉秀探亲书》把“弟郎赴考”上推七年的原因。她宁愿往自己身上泼墨，用做“七年偏房”，来化解来日可能出现的灾难。另外又想，即便什么事都没有，把自己抬高到做一回嫔妃，名声也不坏。这也许是《玉秀探亲书》假做七年“哲宗偏房”之谜。

那时，玉秀压根儿不知道，陪她上卞京的县官，身兼县府信息采访员。更让人料想不到，几百年后她的资料还上了《永明县志》。玉秀姑娘，一个缺乏社会实践的读书人，做起事情来，竟然如此缜密，实在令后人感动。

宫先生在研究《宋代的女性文学》时说：“《玉秀探亲书》是女书作品中文学水平较高的作品之一。它文笔流畅，层次分明。”又说“《玉秀探亲书》是一篇佳作，但它是不是胡玉秀本人的作品呢？很值得怀疑”，“查《宋史》，徽宗时并未从江永选上偏房、王妃或宫女，因此，胡玉秀定没有入宫。但有人误解……”“这些都是主观臆断，并非历史事实。”

宫先生查《宋史》，如前所说，是在答非所问，去责备别人就更不应该。宋哲宗与《玉秀探亲书》相连。可是，史书记载哲宗元符年间录取进士时，胡玉秀还没有进京。玉秀在早7年就进入宋哲宗后宫的说法是违背历史的。另一章的“西宫娘娘”也不知来处……

为此，我们要重视对《玉秀探亲书》的研究。要读懂“县志”里的每个词，知道神宗的两个儿子，究竟是哪一位与江永胡氏姊弟有关联，切不可孤立地去读《玉秀探亲书》。

有人问：“你这样推论能成立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以上思维过程，遵守了思想的同义性、无矛盾性、确定性、可证实性、连贯性等过程。这样的思维内部，不仅没有矛盾，或者说帮助她化解了无端存在的矛盾，让非历史的东西，回归到历史的本源。更直白地说，胡先和录取进士的时间，只能是“元符年间”，而不能在“短命君王”在世的“前七年”。换言之，只能是“A”，不是“B”，也不能既是“A”、也是“B”。虽然学术界对女书起源都找不出铁证，但是有众多的历史痕迹被确认，就足以能推断出玉秀创造女书的合理解释。伟大的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么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研究人们思维的《形式逻辑》也有阐述：“人们认识的泉源是实践。但是，人们根据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真实知识，通过正确的推理，也可以得出原来不知道的知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少数几条公理，通过形式逻辑的推理，推出了许多人们原来不知道的定理。这就是形式逻辑能从已知推出未知的最显明的例证。”（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次印刷）。需要重点指出，恩格斯的话，对于社会学经济学都是普遍适用的。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那你就说出来吧。

九、“女书人长寿“之谜：

县内老一辈的女书传人，年寿都很高，成为重要的“女书之谜”。研究表明：女书人辞世，也同正常人一样，受地方性顽疾影响、意外事故等因素，但总体来说，女书人经受生活折磨的能力似乎更强。女书人抗“抑郁症”的能力，要胜过一般人。拙著《永明文化探奇》中，作过许多比对，并对人的精神状态作过分析。拙著发行后，2007年7月，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心理医生李徐氏、李安齐母女俩，特地前来造访。李安齐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江永有她的大学同学。我对她母女俩的回答是，女书中的诉说苦情歌，自诉和她人诉、共同诉、分散诉；自创或请女书人代创，然后自诉自唱、大伙喃唱或咏唱，都是很好的散积化瘀方式。即便用讲故事，解烦脑，多“话疗”，珍惜生命，引导食欲，更能获得舍死求生的效果。她们母女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经过半年的尝试，果然见效。此处不再赘述。如读者对《永明文化探奇》有兴趣，请通信告知。书中还有多篇女书民俗专论。

结束语

江永女书，表现了女性在历史上与封建礼教的着力抗争，展示出打破儒家道德规范，冲破封建牢笼的精神。表达了女性的自主、自强、自爱与自信的心理诉求，充分显示出女性的顽强性格特征。

女书，作为记录、传情的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发展旅游经济，仍有它存在的空间。中共江永县委、江永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女书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02年申报被批准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被批准入选并颁发《世界吉尼斯纪录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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