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硕的新成果 灿烂的新起点

——从《舜文化研究文丛》看舜文化研究的新趋向

杨金砖[1]

虞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君帝王，更是一道开明盛世的政治风景和一根无人逾越的道德标杆。“德自舜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孔子于《中庸》里赞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经历史的演进，虞舜被推崇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而彰显于世，这在5000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虽不是绝无仅，但也的确不曾多见。

九疑作为舜之最后的归葬之所，深受舜之精神所影响，因此，千百年来，永州人们对舜一直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与崇拜。尤其在舜文化研究方面，可谓是率全国之先，不仅筹建了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省舜帝陵基金会、省舜文化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并且以此为平台还进行了一系学术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张泽槐主编的《舜帝陵丛书》，梁绍辉、陈仲庚等主编了800多万字的《虞舜大典》，今又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系列新作《舜文化研究文丛》。

《舜文化研究文丛》共计10本，240万字。对舜文化的内涵、成因与流变过程，分别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地域民俗、文学审美等角度进行了论述和缕析，指出舜文化为中国道德文化之源，尤其是从哲学和历史两种语境上对舜文化进行新的窥视和现代价值的转换，对寻根文学的根源性分析，可谓意义重大。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近年工作的一个总结，更是对舜文化深度发掘和多视角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通读这套丛书，我认为其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一、对虞舜其人、其事的指认与考释

虞舜生活在上古时代，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甚为稀有。《论语•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对夏殷时代的文献就深感不足，显然，对三皇五帝的上古之世，其留存的文献史料就更为稀缺了。但是稀缺，并不等于渺无，述而不作的孔子，之所以在《尚书》的整理中，以《尧典》《舜典》为开篇，而不是其他，必定是有其依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独以舜的传记写得最为精到而详细，也一定有其可以稽考的史实和文献证据。我相信凭太史公的职业操守，断不会去空穴来风的捏造故事。然而，在20世纪初叶，科学实证主义引入史学，疑古思潮一时兴起。

尤其是顾颉刚的“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的提出，在史学界掀起一阵巨浪。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因此，对中国文明提出了一个“打个对折，或拦腰斩断”的论断，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诸子”，而非孔子所奉行的“六经”。于是，对尧、舜、禹时代提出了种种质疑与否定。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从假设古史有伪出发，然后去进行逐一辨析和考证，其治学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可谓是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古史提出的“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命题，在理论上影响甚为深远。然而，顾氏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却有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不可企及。原因是不仅仅古史难以求其全真，就是唐宋以来的史料，若要一一坐实，也是困难重重。

在上古时代，神话传说、历史事实常常混在一起，神话中有史实，史实中夹杂着传说，传说中亦不乏后人添加的故事，若要从文本上将史实与故事完全剥离，达到完全的“真实”，其本身就只能是一种理想；并且这种理想完全建立在一个设想前人必有“伪造史实”的假设上，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学术，只能是“今是而昨非”式的独叹，不可能有纯正可信的“真实”史实的出现。正如张京华教授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一书的引言所说：“清人称宋学不能实事求是，近代学者又称清人不能实事求是，今日学者则称近人不能实求是。究竟谁的实事求是为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为了防止落入古史辨派这种漫无结果的论争，陈仲庚先生主编的这套《舜文化研究文丛》避开了信史与伪史之辨，而是站在新的历史时空中直接从文本学、神话传说、地域民俗等角度，对虞舜其人、其事进行新的历史语境下审视和诠释，从而实现舜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转换和传统价值的发掘。

蒋华博士的《〈十三经〉中舜文化内涵研究》，从《十三经》文本入手，对舜文化中的“民本”、“孝德”、“中和”、“诚信”、“礼”、“法治”等思想，进行了极其艰辛的文献梳理与文化诠释。为舜文化的日后纵深拓展既奠定了文献基础，又开辟了一种研究视域，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蔡建军与雷运福，虽身在官场，但对永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开掘却从未停辍，并且成果还甚为丰硕。《舜帝与九疑山》就是其近年对舜文化研究的一个总结。他们开宗明义，提出“虞舜时代是信史时代”的命题，并由《尚书》中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语，推知舜帝不仅是一位仁孝之君，更是一位天文历法的中兴者和传播者，舜帝在南巡途中测量了以国都为原点的中国正南子午线，确定九疑为“日中无影”的“天地之中”而设立观象台。尤其是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中九疑山核心区的解读，不仅很有见地，而且论述也非常到位，值得学界关注。

假若说，过去对舜文化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的把握，而张京华的《湘妃考》，则完全是微观上的深层探讨。湘妃，即帝之二女，娥皇、女英是也。汪绂于《山海经存》曰：“谓尧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传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二妃奔赴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称湘君、湘夫人是也。”在中国历史上，以二妃为题材而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代有其人，而以此为题去进行专门研究，并出版专著的却甚为寥寥。张京华教授从《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六大文献出发，对湘妃与虞舜之间的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周详的考证与缕析。尤其是对《二妃传》的“文本结构”与“文献源流”的探讨，对“娥皇女英名称”的考辨，对湘妃、洛妃、河伯的综合考察，对《九歌•山鬼》祀主为九疑山神的阐释，等等，或简或详，不仅皆成体系，而且探幽发微，立意高远，多给人许多新见。

二、对舜文化传统的梳理

舜文化为中华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文化的根源所在。虞舜首开家国一体、政道合一的社会道德伦理之先河，因此，舜文化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以孝悌、仁诚为基础的道德文化。

因此，研究舜文化传统，其实际就是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形成与流播。陈仲庚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一书，对“德自舜明”与“舜文化传统”进行了细致而严密的梳理。孔子之所以“祖述尧舜”，是因为舜帝不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且“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从星共之。”舜帝之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孝道”，开创了“家和万事兴”的道德起点；二是“乐教”，确立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模式；三是“禅让”，树立了天下为公的典范。尤其是对“诚”、“孝”、“中”、“仁”、“和”的论述，不但精辟独到，而且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给人耳一新。

而蒋华的《神话传说中舜文化探赜》，从神话传说角度切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进而对舜文化的源流变化过程有一个新的认识。认为舜文化的出现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受先期远古神话传说的影响。譬如，舜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民本”意识，这是诸子百家“祖述尧舜”的前提与基础，但是，舜之民本意识，是在继承“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先期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政治理念。蒋华君从远古神话传说中找到了舜文化的原始基因和社会基础。此外，其对永州神话传说的梳理，让我们窥视到了千百年来舜文化在永州的流播与影响，尤其对永州民风民俗的影响可谓深刻而久远。

论及舜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建构，周甲辰教授的《舜帝传说与传统道德的深层建构》一书，可谓是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集批判与重构于一体，视角新颖，观点独到，论述精辟，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对“舜之事迹批判”与“舜德矛盾解读”，他把舜帝之德分“公德”与“私德”两个维度，认为国人之所以常因公德意识淡薄而遭人诟病和指责，其原因就是在中国道德文化的原始基因中，其“公德”与“私德”二重体系的貌合神离所致。周甲辰先生认为：“尧舜传贤不传子，完全不同于禹之后的家天下，从而被后世视为天下为公的典范。但是，舜赖以成名的孝悌品质却属于家庭道德；当家庭道德与社会公德发生冲突时，舜所维护的是家庭道德。”从而，以舜之道德操守为基本内核的儒家文化中也同样将“孝悌”是放在第一位的，虽倡导以天下为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当落实到具体事情时，总是“亲亲为大，内外有别”，远近亲疏立马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种亲疏关系的影响，致使中国自舜而降，公权力无法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而“私德”又无法任意放大，并推而广之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普世价值”。于是，指出加强社会公德重建，已是当下所必须关注的一项工作。周甲辰先生认为中国道德体系构建，必须走出“天下为公”与“亲亲为大”二重道德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德建设，树立起一个亲疏平等的道德观，以避免因二重道德标准而带来的纠结不清的尴尬局面。

三、  对舜文化道德价值的现代转换

王田葵先生作为湖南省舜文化基地的一位老学者，他的研究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成果也相当丰富，仅近十年就推出了三部舜文化方面的专著。这次列入《舜文化研究文丛》的两部著作，一为《中国伦理的贞下起元——哲学语境中的舜文化》，二为《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历史语境中的舜文化》，分别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对舜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演进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科学阐释和共时性的理性分析，对其传承方式及现代价值的转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对舜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虞舜为中国德治文明的奠基者；二是历代对尧舜禹时代德治事迹、功业和意义的解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三是与黄帝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四是舜与九疑的不解之缘，使九疑成为舜文化的一个中心；五是舜文化博大精深，必须多学科、全方面地进行研究；六是以考古学的发掘为基础，必须以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古史神话传说、考古文化和历史文献的联系；七是舜文化经历王官之学和诸子百家的“轴心突破”而得到保存和解释，至汉代后熔铸成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与独立精神，并通过现代诠释和转化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王田葵先生所提出的这七个方面的认识可谓真知灼见，启迪人智，对我们发掘和弘扬虞舜文化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价值。

诚然，以虞舜孝悌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其为历史的产物，也必然存在其历史的局限。王田葵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其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儒家孝道缺少民主与平等思想”，二是“儒家孝道缺少权利、义务的观念”，三是“儒家孝道没有进行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四是“推行孝道是为了‘以孝治天下’，背离了人性化养老的初衷”。针对这四个缺陷，进而提出了实现孝道现代转化的三条途径：“第一，由孝治观向权利、义务观的转化；第二，由等级观向平等观的转化；第三，由顺养观向情义观的转化。”

关于认识文化现象，把握文化精髓，王田葵老先生提出：“要区分四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性与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性是指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现代特征和因素，它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王田葵先生将前者称之为“贞”，后者理解为“元”。虞舜“在农耕宗法文明的条件下推行禅让制，在巫史文明条件下推选德治，从而为后来稳定地发展以儒家为代表的独特的、成熟的道德统绪和民族精神形态”准备了条件，因此，舜文化传统业已成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贞”，而其现代化则是它的“元”。于是，王田葵先生从冯友兰的“贞元之际”和“旧邦新命”得到启迪，进而提出了舜文化的“贞下起元”与“轴心突破”两个新概念，并各用一部书的篇幅进行缕析和论述，足见作者的知识阅历之博与传统文化的功力之深。其左右逢缘的笔触，其旁征博引的史实，其洋洋洒洒的文风，读来甚觉痛快淋漓。

关于舜文化道德价值的现代转换，还有一条途径虽不是主流，但亦不可忽视，这就是当下语境下的民间传说。为此，唐曾孝先生主编的《舜文化与九疑山民间传说》一书，收录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50篇有关虞舜与九疑山的传说，这些传说故事的学术性虽然不是很大，但其文学性、文本性、文献性却不可小看。因此，将其编入《舜文化研究文丛》也算是一个现代文本的补充，为后来者提供方便。

总之，《舜文化研究文丛》视角新颖，史料翔实，可以说是舜文化研究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其与《虞舜大典》及《舜帝陵丛书》相互映衬，交相辉映，形成了独有的地域特色与研究态势。从这众多的学术成果不难看出，一次新的舜文化的研究热潮已经掀起，我相信在众多学人的耕耘下，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