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

——《舜文化研究文丛》印象

曾昭薰[1]

（一）《舜文化研究文丛》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位切入，这一定位大大拓展了“舜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舜文化”进入研究领域，原本是一种地域文化。但其内涵却又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舜文化研究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就从这一核心部位切入，论证了“舜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质和源头。这一定位，大大拓展了“舜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其浅表层面上，体现为人们衣、食、住、行的不同样式。 这一层面的差异是暂存的、相对的、易于变动的；其核心层面上则体现为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隐藏在这些方式背后的思想原则。这种方式和原则，是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长期实践中逐步积淀而成的，因而，这方面的差异是稳定的、独特的、不容易变动的，是各种文化赖以存在的核心内容。《文丛》的研究从这个部位切入，并以此为基点，梳理舜文化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份量，确定其学术方位，这就将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纳入了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视域大为拓展。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在对待和处理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上，中西文化之异，概括地说就是“恃德”与 “恃力”，即崇尚道德与崇尚暴力的差异。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以“崇德”著称。我们的先人强调“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中国传统文化重“圣贤崇拜”，实际是一种美德崇拜的具象化。那些被推崇、被膜拜的古圣先贤，都是些德望崇高、舍己为人、克已让人、造福大众的圣人君子，都是些胸怀博大、以国为家、牺牲一家一己以成就国家民族的稀世大贤。人们崇拜他们，实际是以他们为典范，向他们学习，将他们的行为模式作为天下万民的准则。与此不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恃力”文化。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开始，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崇尚暴力、崇尚强权。西方传统文化重“英雄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些旅力过人、孔武威猛，足以征服异类、征服利益对手的暴烈之士或强权人物。这是一种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

中国的“崇德”文化源远流长，其来有自。“舜文化”即是中国传统的“崇德”文化的早期雏型。舜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崇德”。对于这个“德”，一些人依据孟子所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将其仅仅理解为“孝”道，这种理解未免过于偏狭。其实，孟子关于舜的道德文化的评价比这宽泛得多。《孟子·公孙丑》中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已从人，取乐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此后的《吕氏春秋·上德》更载有“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这才是舜文化“崇德”理念的实质性内涵。这是一种德泽苍生、以德和合天下的政治伦理文化。而“孝”则是其伦理基础。按照《说文解字》的训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是说：“孝”，以对父母长辈的承顺，克让和尊重，实际是对宗亲、血缘关系及至宗法社会秩序的珍重和维系，进而推行到兄弟姊妹中“匪有懈”、“不格奸”，然后推而广之，则能舍已从人、克已让人，与人为善、仁爱天下，并以此“布教四方”，造成“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的格局，使天下各得其所，各守其份，各司其责。这正是中华政治伦理文化早期的基本内涵。《文丛》通过这样一种学术梳理，极大地拓展了舜文化的研究视野，使研究的笔触既可远涉上古，近探当今；又可外征欧美史哲，内证民俗民间艺文，在古今中外广阔时空中游走驰骋，挥洒徜徉。

（二）《舜文化研究文丛》聚焦民族文化振兴，对舜文化在多领域中进行了初步探究，为后续研究拓展了路径

《文丛》各研究课题虽然结构松散，各陈其是，但因话题归一，基本聚焦于民族文化的振兴，因此各方面的探索开掘，对“舜文化”的后续研究还是有价值的。

1．《文丛》对“舜文化”概念的界定，为今后的文献稽考勾勒了新的企向。

什么是“舜文化”？“舜文化”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如何界定？《文丛》中多部著作有所涉猎，主编在《总序》中更作了集中概括，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舜文化是以舜帝生平事迹为基础扩充形成的文化体系；其二，舜文化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之一，以舜帝为标志，代表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思想行为和社会风貌；其三，舜文化被孔孟等儒家接受并加以发挥之后，成为儒家文化的主体……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我们将《文丛》中这类内容稍加归纳和梳理，大致可表述为以下三项：①舜文化是舜的生平言行、德治功业等存留于古籍和上古神话传说之中形成的文化体系；②舜文化是古代儒学名家对舜的言行、功业的经典性解读和诠释形成的文化体系；③舜文化是舜的言行以及对这些言行的经典解读在后世的衍化生成的文化体系。这种界定性概括是否精准科学，还可以继续研究。但这种界定性的初步研究对今后舜文化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其中之一是为今后的文献稽考勾勒出了一个大体企向。

2．《文丛》对舜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为后续探索拓展了视野。

“舜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文丛》研究的中心内容。各研究者从自己既有的知识积淀出发，分别从历史语境、哲学视角、道德建构、文化寻根，以及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等多个领域作了探索。其中不乏深具独到之见的精彩论作。黄阳艳的《舜帝传说情节单元与民间故事母题》，从“难题考验故事”、“孝子故事”、“灰姑娘型故事”、“仙女救夫故事和恋人殉情故事”等，多个角度探析了舜帝传说对民间故事的影响衍生关系。在“仙女救夫故事”一节，通过舜帝婚姻三要素的分析，归纳出“仙妻凡夫”的基本公式，并由此推断出“‘高贵女子舍身下嫁，穷困男子因祸得福’的母题不仅在民间故事中占极大比例，还成为文人作家创作的不竭源泉。”这种分析是精彩深辟的。其他同类研究，虽因作者的情况各异，探究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水准各不相同，这类探究有一个共同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它为“舜文化”的后续研究拓宽了视野和思路。

3．《文丛》对舜文化当代价值的研究，为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古代文化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当今，舜文化对当代的新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是《文丛》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有对同舜有关的旅游景观文化内涵的挖掘，有对涉及政治伦理的古代治化管理思想的当代借鉴，有对民俗民风深层内涵的现代解读，还有对文化界一度出现的寻根歧见的尖锐批评。凡此种种，不仅有对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直接献言筹策；更重要的是，这在努力构建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新的地域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激浊扬清，推动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方面陈仲庚先生关于“寻根文学”的见解是独具匠心的。曾经喧闹一时的所谓“寻根文学”，涉及的大多是中国偏远闭塞地区各种阴暗、丑陋现象，作者带着弗洛伊德、萨特的某些观点去搜求、挖掘乃至制造一些貌似古老，实则新奇怪诞的言行，标以乡俗民情兜售于世，加以反复恣意的渲染，实质上，这是现代文明向野蛮粗俗的欣赏趣味和淫秽变态心理的一种献媚取宠和顶礼膜拜，这是文学的一次歧化。陈仲庚先生在《寻根文学与舜文化的根源性地位》中，引用陈晓明的评判，将这种歧化现象归之为“寻文学之根”而不是“寻文化之根”。而陈晓明在《寻根的谬误》中的后续论断是：“寻根文学可总结的成绩并不多，然而可谈论的问题却不少，这与它本身的历史包含了一系的谬误不无关系。到这里，“寻根文学”的成败得失，读者自可一目了然。

（三）《舜文化研究文丛》为永州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永州舜文化的研究，如果从2003年“永州舜帝文化研究会”成立算起，到《文丛》面世，时间还不到十年；据主编在“序”文中的介绍，个别作者研究时间更长，有“十几年的学术积累”。即便如此，相对于课题本身的学术内涵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也还只是阶段性的。从《文丛》透露的信息看，“舜文化”作为一种大型的地域文化研究课题，除了课题自身的内涵与外延，需要耗时费力的精研深究；还有一些相关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其中以下两点须认真关注。

1．地域文化研究如何与世界同类或相关研究对接。

文化，越是地域性的内容往往越是具有世界价值。因此，地域文化研究绕不开与世界性研究对接的问题。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外界在同类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程与结果，借鉴甚至吸收其科学成果和有益经验。这种开放性研究可以让自己扩展视野，激活思维、少走弯路、加快进程，不搞重复建设。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外、境外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即只能把它当作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而不能将其当作毋庸置疑的最后结论；只能将其当作可供扩展视野、激活思维的学术养分，而不能当作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准则。特别是关于舜文化、政治伦理文化一类纯中国特色的学术内容，其中哪些是应该剔除和扬弃的封建性糟粕，哪些是可供继承、改造、发扬的民主性精华，只能从这些文化资料的艰辛探索研究实践中得出科学的结论。比如说：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思提出了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段时期，世界几大著名宗教如佛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批大思想家也活跃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类普遍由自然崇拜转向伦理崇拜，由巫术信仰转为宗教信仰。这一结论对西方世界的思想史进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对中国思想界却并不完全对号。中国古代，即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确也曾出现过自然崇拜，有过巫术信仰。但从自然崇拜转向伦理崇拜、由巫术信仰转向宗教信仰，是否就在这一时期，则难以定论。“舜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文化，但它的出现比所谓“轴心时代”早得多，到雅氏的所谓的“轴心时代”，周公、孔子不过是将它进一步发展而已。至于从巫术信仰转向宗教信仰，就中国这一时期而言则更难说通。儒学虽也曾号称“三教”之一，但它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虽可说发轫于这一时期，但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所覆盖的人口很少。因此很难推测出中国在这一时期由巫术崇拜转向了宗教崇拜。至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那更是数世纪以后的事情。在雅氏所称的“轴心时代”，中国除了曾出现过一批著名思想家，其余的情况都应另当别论。“轴心时代”的论断在学术上自有其新异之处，有可研究借鉴之处。但要以此作为标准，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分期，并籍此更延伸出第二“轴心时代”，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2．地域文化研究如何突显地域特色。

《文丛》相当部分内容都意欲突显“舜文化”研究的永州特色，问题在于如何突显这一特色。期间的核心问题是找到“舜文化”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就虞舜本人而言，他既不生于永州，长于永州，且其事功、治绩更多的也不是发生在这里。永州只是帝舜的巡狩之地和藏精之所。而古代的文献典籍对于舜帝南巡苍梧，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很难进行深入发掘；对舜葬九疑，虽有一些零星记载，但往往异见迭起，争议颇多，也很难进行深入研究。于是，可做的文章，就集中到“舜德”这一点上。由此带来的一个倾向是，一些作者未加深究，凡是永州民间与美德相关的故事都搜集起来，稍作加工，即冠以舜帝传说。一些篇章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细细一读，都往往游离在“舜文化”之外。原因很简单，这些成果同前述“舜文化”概念的三大领域都不太沾边；换言之，作者对这些领域往往缺乏深入研究。综观近些年地域性古文化研究的著述，作者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足功夫：一是课题相关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研究；二是课题涉及到的地域性器物、风俗、语言文字以及民间传说中的文化遗存研究；三是课题涉及到的历代诗文、著述的相关内容研究。正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中，通过众多蛛丝马迹的梳理发掘、抽丝剥茧、精心链结缝合，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上世纪20年代，浙江学者钟毓龙为写《上古神话演义》，先后查阅稽考了《易经》《尚书》等472部古籍，做到“字必有据，辞必求达，下笔时再三斟酌”，历时八年方成，又用两年时间“迻写增损”才得脱稿。按这种精神，我们的研究还须下更多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