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虞舜学术资源的整合性价值建构

——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

杨增和[1]

自古以来，虞舜作为中华文明始祖之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虞舜重德政、行教化、讲和谐形成的传统道德资源和伦理经验，成为中国具有强大思想能力和伦理诉求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承载着多重信息的文化符码，虞舜文化丰富的内涵和价值衍生和裂变所形成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变为国学核心之源和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广阔学术空间。继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等辑录的《虞舜大典·古文献卷》之后，《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以下简称《大典》）又由湖南、山东两省专家辑录整理出版。这套书共8大卷，600多万字，收录了自1912年到2011年一百年来有关舜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民间故事、诗歌散文、新闻报道、碑刻祭文等资料，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虞舜研究最全面的文献汇编，这套书装帧精美,厚重典雅,体大虑周的《大典》，体现了大容量、大传播的文化追求和宽广深邃的学术品味。

一

《大典》体现了虞舜学术话语演变的学术价值。学术都有承传、发展和变异现象，《大典》所编文献内在地体现了近现代虞舜学术话语的百年嬗变历程。近现代虞舜文化研究的生成和流变，不是静态的凝固体，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动态流动体，虞舜研究趋于丰富和多元，从学术史进程角度看,《大典》将虞舜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体现出虞舜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价值。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学术话语运用渐进和层叠式方式，完成了一个从科学技术话语到社会科学话语，再到人文科学话语的建构，传统知识话语作为完整的体系在不断整合而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中。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生成大致经历了众声喧哗的“五四”多元话语、以“阶级斗争”为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当代”话语。我们认为，近现代虞舜学术话语的建构是与中国近现代学术话语的变迁同步进行的，它整体性地置换了中国传统的虞舜知识谱系和学术范式。有学者指出:“中国思想传统所具有的以感性为基调的诗性经验思维方式,空灵有余而逻辑力量不足,缺乏深入提问和精确解决问题的能力。”[i]以“注”、“疏”为主的中国传统学术，把追求经典作为基本的学术目标，缺乏理论的体系性和理论自觉，其“章句之学”从机制上没有给新理论的生长提供生存空间。大量的西方理论资源的传入中国,才使大量的学术问题被不同的理论资源激活、诱导创新。如《大典》（第二册）收录的《舜文化的阐释与演进》一文，就谈到近现代舜文化研究的超越与创新的问题，认为，舜文化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转化、吸纳、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学资源的现代选择和发掘的过程，也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统一、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结合，传统与现代性相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舜文化向现代精神转化始于改良派和洋务派，是与“五四”启蒙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儒学等同时进行的。

又如，《大典》所选的多篇论文或著作节选的疑古思潮问题，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思潮的发展和演变。从20世纪初期前后的疑古思潮开始，虞舜研究进入现代学术视野。疑古思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流派,对历史研究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相结合的产物。”[ii]顾颉刚自称疑古思潮“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随着现代学术分科及学者的职业化，传统的经史四部之学迅速瓦解，疑古思潮间接支持民俗学、也刺激了考古学的兴起。古史辨派的兴起,是五四时期西方思想迅猛传入,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顾颉刚的疑古辨伪研究，从史学的角度上，站在侧面，揭示古史系统中儒家思想的种种悖谬不稽之处，是“站在现代科学立场而对中国式的传统人文学术提出疑问，”[iii]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期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后期是“神话分化说”。20世纪初年学术界怎样从现代史学的视角来看待古史世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在20世纪20、3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30余年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建国以后几十年,古史辨派顿失主流位置, 古史辨派学说的意义仅限定于史料学层面，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与重构古史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涉及极广博的学术层面和众多的典籍,是极为困难而复杂的,《大典》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收录了重要的讨论文章，清晰地呈现这论争的生成和运行轨迹，其逻辑演进本身就是生动的现代学术史。

二

《大典》在虞舜学术资料汇集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们常说盛世修典，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古代就有连绵不绝的古籍整理传统。虞舜研究文献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典》在发掘整理近现代虞舜研究文献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从不同角度反映百年来学者对虞舜研究的多方面认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资料收集全面、分类精当、质量上乘的研究文献汇编。

《大典》收录的文献范围从精英著作扩大到边缘资料，汇集民间鲜活的、从事研究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富有说服力。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曾谈到，不仅是档案和函牍，甚至寻常百姓的流水帐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帐薄都有社会史意义。这与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相比显然更贴近社会真实场景。因为那些普通民众的生活流水帐也是信息的载体，可以生动地反映一般民众实际生活状态，这是一般的正史文献无法相比的[iv]。如《大典》（第三册）收录的陈泳超先生田野调查资料《舜儿记》抄本及曲谱三段。《舜儿记》是广西桂平地区桂南采茶戏的传统剧目，部分采茶戏班曾经演唱过，但并非只供戏班演出，也有唱本流传，《舜儿记》比任何其他题材更广为人知，经常充当当地的教育材料，收录的抄本为莫守冰女士口唱，20世纪60年代初，韦学琼女士根据回忆，1962年记录下莫守冰女士的口唱本，价值很大。《唱舜儿》来自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油印本，《乞儿皇帝》原载于非公开出版的《广西桂平县民间故事集》文中章节词句一仍如旧。又如卷二选录的郭永秉《帝系新研（节选）》就附录了全书古文字字形及说明的图片。第八册的陵庙祭颂部分，收录了舜陵祭祀的祭文，如民国时期的祭舜文5篇、1949年至2005年祭舜文10篇，以及祭祀大典等。采风报道以田野调查、考察报告、年会综述、会议纪要、新闻报道、工作回顾、会议讲话等形式，从另一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代对虞舜文化的研究热情，这些具有仪式象征符码的整体故事和特征性事件的重现，成为构建官方记忆的历史话语。可见，这些特定时空社会状况的原始录存，还原历史事实，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

近现代虞舜文献及研究多散见于个人文集、丛书、方志之中,不便于研究者借鉴、参考和利用，《大典》从浩繁的文献材料中将之辑录出来,提要勾玄, 分门别类地全面地展示了虞舜研究学术成果。如第五册收录了66篇方舆地望考据的文献，大都涉及到虞舜故里、虞舜活动踪迹和虞舜归葬地等问题。民间故事饱含历史意蕴的文化表达，它来自民间的资源和力量，是民间最本真的集体记忆，体现民众对历史文化的审美记忆，是一种对历史的边缘化叙事。第八册就收录了30篇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形式多样，有古史、传说、演义、儿童剧等；来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地区虞舜故事，选录的有60年代的，如《害不死的大舜》，也有近年出版被收录的，如《舜妃的传说》，大多来自个人收集整理成册和出版的，也有来自官方编的如湖南省志编撰委员会编入《湖南省志》的《九疑舜殿》等。随着20世纪科学考古的发展,大量地下文献重新面世, 这些民族文化的活的载体涵载着民族成长的悠悠记忆，建构起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同时也为虞舜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带动了该学科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如第五册的《印证“舜葬九疑”的考古发掘》一文，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琯岩古舜帝庙遗址连续3年的考古发掘，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果。又，该册收录的《马王堆地图中的舜帝陵庙》一文，玉琯岩古舜帝庙遗址的发掘与马王堆的地图相互印证，证实传世典籍关于舜帝陵庙在九疑山、而且是最为古老的说法，这些著述所用文献无论是古代文献典籍的征引，出土文物的鉴识，还是田野调查，都有充分的说服力。

文献更重要的是要阐释，虞舜文献系统，会被一个个学术问题不断地选择或重组,形成文献史料的运动状态，除全面拥有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对具体文献资料的精确分析与把握,即感悟文献、确定文献被使用的途径以及文献的阐释可能性等。研究主体大都有一个预置的学术目标，从对文献的价值诉求看，一是真相还原的需要,一是理论阐释的需要。如第六册选录的《容成氏》译释，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的第六篇对应文献，全篇共存完、残简53支，阐释上古帝王传说。丰富的远古材料和思想内涵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由原生与衍生两部分构成,其衍生部分是从原始符号的诠释过程中衍生发展起来的，最初的文本只是非常简约而又个性化的记忆符号,不经释读是难以理解的。《唐虞之道》一文，从现存简29支进行校释，解读如赞颂尧舜禅让、论述爱亲尊贤的思想。又如，对《尧典》从文化历史语境的角度来阐释，《尧典》是《尚书》开卷第一篇, 是关于中国上古史唯一最早而较有系统的文献，记述尧舜根据《尧典》所记的尧和舜的职责，包括政治生活中的禅让制以及对四凶的战争和制定法律的情况，这些正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有关部族首领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其文献价值十分珍贵，在流传过程中《尧典》涉及版本、思想、内容、成书年代等各个领域。第六册收录《<尧典>新解》等多篇有关《尧典》研究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考察虞舜文化源流演变，发掘虞舜文化研究信息和文献内部蕴藏的广阔社会人文精神。第五册的经济类中，收录了32篇文章，着重讨论虞舜文化资源的现代经济价值转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文化生产力，利用虞舜文化资源打造区域旅游和文化产业，等等。由此看来，对虞舜文化进行价值判断的解读性文献进入不同的修辞语境或理论结构，产生了价值变异以及文献价值被不断“再生产”。文献对所有的阐释结构都是开放的，历代研究者不断进行阐释，研究主体在思维层面上的超越性使文献的价值空间不断增大，文献在被使用中体现价值。

三

《大典》在虞舜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体现出多元学科聚合的典籍传播价值。在互联网等新媒介冲击下，以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媒介虽不再成为主流媒体，但“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v]。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书籍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书籍作为文化原型符号所具有的投射功能，更是充满生机的权力话语，它可以不被漫无边际的网络链接所淹没,也就是不被技术边界所控制，书籍编撰是一种古老的编辑记忆，也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编辑文化基因，蕴涵着特有的编辑思维方式、文化传播意识和精神价值。《大典》编纂内容完整系统，层次分明，布局合理，选材适当，正如后记所言，文献选编要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包容性、学术上的权威性、编排上的科学性”，[vi]从而系统地展示了百年来虞舜研究的学术总体构架。体例是编著书目的规范与原则，虞舜文化百年研究文献浩如烟海，编纂体例的导向性则可以把众多文献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整合在一个学术框架内，这部集湘鲁两地专家学者编成的巨著, 在特定的文化理念和编辑体例的控制下，呈现为一个文献集成式的文本系统,体现出典藏的结构特点。《大典》编辑凡例中提到, 收录的资料，主要是学术专著、专论、也酌收一些民间故事、诗歌散文等非学术性的著作。按照著述体例分为三篇《论说篇》《考据篇》《纪述篇》，三篇之下分为十四子目，即《论说篇》下分为历史类、哲学类、文艺类、政法类、经济类。《考据篇》分为方舆地望考、相关人物考、典籍文献考、帝舜身世考、典章制度考、舜裔姓氏考。《纪述篇》分为民间故事、舜陵祭颂、采风报道。这就充分地体现了编者“在保证各子目资料有一定数量的原则下，对资料主题进行适当归纳合并”的意图。

学科边界的移动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现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学家华勒斯坦认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以现实中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以既有学科规范为准绳，这样，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一方面，无论依据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要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vii]。《大典》序言谈到，“把重点放在虞舜的时代背景和虞舜文化的价值研究上，用现代的科学思想和手段，重新审视司马迁和崔述提出的论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思想源头、道德源头等方面探索出新的材料和思想，将我国远古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大典》第一册所编的虞舜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尧舜禹时代、尧舜禹禅让、三皇五帝世系、原始氏族社会等，同一问题从不同学科研究，有从历史学科范畴中研究的、也有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民俗学、教育学、天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有某种学科理论和学说的影子。到近现代，各种学术空间发展，各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如《大典》所选的众多研究禅让问题的著述，就是运用不同的理论来分析和论证，这样就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以不同文化为背景或多维视野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形成对虞舜文化重构的可能性，这也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向。同样，同一篇文章可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第二册选编的《从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看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和影响》，采用比较研究法，以虞舜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时空坐标众多位置、作用和影响、世界文明中心的发展轨迹和走向等作为研究对象，将众多历史碎片由点到线扩展到面，把古史传说、经史典籍与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相印证，研究整个世界文明史。寻求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促进不同文化道德体系的理解与融合，展现一个日益更新的伦理空间，是人类不同文化的伦理也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果。多元共生时代不同学说的不同观点的著述整合在一起，《大典》序言中说：“摒弃一切门户之见，对各种学说和观点不作学术上的评论，只是将它们原汁原味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由读者参考和评判。”如第一册的历史类中关于古史讨论问题，收录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四人讨论古史的文章。顾颉刚的“层累”说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当时的史学界，既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学者的大力赞扬，也引起了保守信古派如刘掞藜、胡堇人等人的质疑和诘难。在答复刘掞藜、胡堇人的书信《答刘胡两先生书》中 ，顾颉刚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四个打破”的观念，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