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

——读《虞舜大典》随笔

胡光凡

继《古文献卷》于2009年出版之后，《虞舜大典》的《近现代文献卷》也于去年年底问世。至此，这部酝酿多年、卷秩繁浩的10大卷煌煌大典，已赫然呈现在读者和学界面前。它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联合编辑，岳麓书社出版，总字数832万。无论就其文献资料的丰富、规模的宏大、体例的完善和版式装帧的大气等方面来看，它都堪称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开风气的盛举，文献学的一项富于创意的成果；当然，更是舜文化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像谢玉堂、唐之享两位先生在《序》中所期盼的，这部大典必将成为“新时代史家建造学术殿堂的土坯和基石”，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舜文化，就是我国始祖“五帝”之一虞舜所创造的文化。它产生于上古时代——原始社会晚期，是中国道德文化之源。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兴旺产生了莫大影响。把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所共知，文献的收集、考据、整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立足点和出发点。舜就告诫过：“无稽之言勿听”，更何况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这等大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虞舜大典》的出版，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其一，在中国民族文化研究领域，20世纪上半叶曾产生过一个影响很大的“古史辨”学派，他们怀疑和否定尧、舜、禹的存在。正如王国维所言，这个学派“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但他们对民族文化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不足为训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像顾颉刚这样的大学者，居然用“考证”的方法，得出了禹不过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也就是“一条有足蹂地”的虫子，“大约是蜥蜴之类”的妙（谬）论。当年，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就对此作过辛辣的讽刺，他还调侃说，这位“鼻尖胀得通红”的学者不但把禹说成一条虫，而且把其父鲧也“考证”成一条鱼。但在鲁迅的笔下，这父子俩，还有命禹治水的舜爷，都是上古时代活生生的人。今天《虞舜大典》的出版，对史学界一度出现过的这种“疑古过勇”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一种有力的辩驳和矫正。它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发现，对作为上古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的舜的存在，特别是对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基——舜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有力的依据和佐证，令人大开眼界。

其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的文化语境下，由一些地方官员和文化人联手，在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又滋生了一种以假乱真，争夺历史名人和古迹的归属权的庸俗化倾向。《虞舜大典》的出版，对在舜和舜帝遗址的争论中所出现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庸俗化倾向，也是一种有力的辩驳和矫正。

2005年10月，山西运城以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为平台，根据某些史学家的推断，在《光明日报》发表整版报道和文章，武断地下结论：“舜陵不在宁远九疑，而在运城的鸣条。”我颇有感触，曾在《湖南日报》发表一篇《有感于历史名人和古迹之争》的杂谈，对于这种“乍看起来是学术问题之争，骨子里却是利益之争”的不良倾向进行抨击。我认为，作为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出版家、新闻记者等等），他们都承担着严肃的社会责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最可贵的，是既有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爱家乡的赤子之心，而又能恪守职业道德，“无曲学以阿世”，始终把功夫下在脚踏实地而又富于创新思维的科学研究、艺术创造和信息传播上，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为弘扬中华文化、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服务。而不是相反，以所谓的“学术成果”作为创收的手段，把“考据”和论说全都写在红包上，栓在“名”和“利”上，乃至走上“作伪证”的不归路。几年之后，我终于高兴地看到，湘、鲁两省一批潜心研究舜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经过辛勤的劳动，通力合作，拿出了像《虞舜大典》这样真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这是令人钦佩的！

其三，大典的出版，对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舜文化的现代传型，在文献和思想资料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上提供了充分的、有利的条件，并将对舜文化的现代转换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把这部大典看成是蕴藏丰富、有极大开发价值的宝库，也是不为过的。

像一切民族传统文化一样，舜文化产生4000多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也经历着一个漫长的向近代和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我总认为，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湖湘文化，也包括舜文化……），只有适应今天的国情和需要，面对全球化的文化竞争和挑战，坚持与时俱进，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像凤凰涅繁一样，经过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才能使其精华——优秀传统沿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得到最好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振兴中华提供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这应当是研究舜文化的最大目的，也是学人们建造学术殿堂、攀登学术高峰的终极目标。我想，《虞舜大典》的学术价值，最重要的也许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青年毛泽东在谈到读书和做学问时说过：百丈之台，始于一石。他强调，做学问既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又要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力避孤陋寡闻，以偏概全。他说：“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82页）对照《虞舜大典》的编辑，我认为编者是有这种大胸怀和大眼光的。谢、唐二位先生在“序”中说：“学术无禁区，争鸣和论辩是学术发展的前提，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在编辑本书时，摒弃了一切的畛域之念和门户之见，对各种学说和观点不作学术上的评论，只是将它们原汁原味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由读者参考和评判好了。”这是贯穿党的“双百”方针应取的正确态度。有容乃大，台积而高，搜罗万有，备于一《典》，这《典》才有权威性，有应用价值，为广大读者和学界所欢迎，真正为海内外有雄心、有大志、有扎实学养的舜文化研究者建造巍峨的学术大厦，提供坚实的土坯和基石。

如果要说大典的某些不足，不揣冒昧，也略述一二。“三句话不离本行”，主要是从文艺部分挑点“刺”：

一、文献收集仍有疏漏。如与舜有关的重要文艺作品，屈原赋中只收了《九歌》的“湘君”和“湘夫人”两篇，而遗漏了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品《离骚》。屈原有个“虞舜情结”，舜是他心目中的圣君的“偶像”，他的梦想是“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他在《离骚》中，想像自己跋山涉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含着眼泪，把满腔忧愤倾诉于舜之前，并从舜那里得到了“中正之道”。这段陈词共有19句，38行，是《离骚》的核心内容之一，大典却漏收了。又如，鲁迅是最早站出来批判“古史辨”学派否定尧、舜、禹存在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如前所述，他以大禹治水为题材写了一篇烩炙人口的小说《理水》，禹自然是主要人物，但他也在作品中第一次以幽默、生动的笔触刻划了命禹治水的舜爷的艺术形象。大典未收，着实令人有遗珠之憾。

二、个别篇章，由于检索、校对欠严，文字差错不止一、二处。如“古文献卷”和“近现代文献卷”都收入或引用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撰写的《潇湘神》（二首），但其中第二首的诗句却不一样，其实是“古文献卷”的诗句明显有错。

载2012年8月16日《湖南日报》，原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胡光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