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的又一创新型成果

朱有志  周亚平

继2009年出版的《虞舜大典》系列丛书首卷《古文献卷》之后，文献学的又一创新型巨作豪华出世，即该丛书的第二卷《近现代文献卷》，600余万字，8大册，于2011年12月由岳麓书社（长沙）正式出版。

这部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三家联合编纂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上承《古文献卷》，辑录整理了从1912至2011年一百年间有关舜文化的研究成果，凡与舜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资料均在辑录之列，从论文著作、民间故事、文艺作品到新闻报道、碑刻祭文等，能搜集到的均予以选录；与舜文化有间接关系的尧文化、大禹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根据其上下传承的紧密程度也酌情选了一些，无论从体例，到规模，到内容，还是它的学术性，编纂者着意在创新二字上找突破，力求科学系统、完整全面地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对中国的文献学是一大贡献。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这部鸿篇巨制，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体例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与《虞舜大典》开篇之作《古文献卷》相对照，《近现代文献卷》在编纂体例上有很大创新，既跳出了原有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模式，也不同于当代中国图书分类法，而是在与前卷简明风格保持一致性基础上，按著述体例分为三编，即《论说编》、《考据编》、《纪述编》。三编之下，又分为十四子目，这是编者考虑到在保证各子目资料要有一定数量的原则下，对资料主题进行适当归纳合并的结果；且该卷未采取前卷的模式，将全卷总目置于首册，而是分册列目。这种编排体例与编排法，可谓繁简得当，既便于编辑，也便于读者检索，体现了该卷在编排上既科学又有新意，既合理又实用。比如《考据编》，顾名思义，考据，又叫考证，是指研究文献和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某个问题。考据的特点是补实求证，始终围绕具体典籍和具体史实来展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献本身的考据和文献内容的考据两类，据此，编者对所收资料相对集中的实际状况加以归纳，将《考据编》分为六类：方舆地望考、相关人物考、典籍文献考、帝舜身世考、典章制度考、舜裔姓氏考，让读者一目了然地查到所归属的类别文章来，具有很强的读者针对性。

其二，内容的完整性与包容性。该卷上承《古文献卷》，从1912-2011年，刚好一百年时间，所收篇目共计722条，约620万字，8大册，其规模之浩大，内容之丰富，应该说在文献学史上，作为历史专题文献来讲是空前的，体现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完整性，和思想上的包容性。首先从时间上来讲，很明显，该卷选材从近代后期开端，与《古文献卷》紧相衔接，直至成书之日截止，整整百年，并无间断；从内容上来看，该卷尽可能搜罗了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舜帝及舜文化的各种论文，还包括各种文学作品，乃至于祭文、田野采风、新闻报道等，凡是与舜文化相关的、见诸文字而又公之于众且能搜罗到的一切资料均囊括在内，尤其是古代极个别很重要的文献而《古文献卷》又未收的，则在该卷以现代人的注本或点校本的形式收人，如清代崔述的《唐虞考信录》，收人了顾颉刚的点校本，这是难能可贵的，充分说明，编者对虞舜文献的收集非常强调它的完整性；从思想上来说，该卷本着科学探索、百家争鸣的原则，选材不仅注意了时间、空间的代表性，选材内容不拘一格，且综合了多种学术思想，各种观点做到了兼容并蓄。

其三，学术的权威性与代表性相结合。应该说，该卷资料积累的时间非一时一日之长，资料来源之广泛、丰富，资料的选编是很严肃、认真，书的质量应该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了现代舜文化研究的成果，既体现学术的权威性，又体现学术的代表性，书中既收录了如崔述、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顾颉刚、童书业、郭沫若、范文澜、吕思勉、李学勤等大家名家的宏文高论，也集入了相当篇幅无名小辈的论著论文，只要观点鲜明，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均予以收录，对有的观点相同，论述相近的文章，则择其代表性的入选，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将百年间文献资料囊括其中。所以，该卷做到了高（质量）、全（内容）、准（筛选）。

编纂如此浩大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昌明学术，将舜文化研究引入纵深发展。我们知道，舜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主体，而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是代代相传而不断深入发展的优秀民族文化。编辑出版该书正是为了弘扬舜文化，将舜文化研究推向理论探讨的高层次发展阶段，亦是为了帮助人们全面了解舜文化，特别是为舜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全面而非片面、系统而非零散、客观而非主观、可信而非臆造的文献资料。所以，该卷的编纂者是兼收并蓄，客观全面，绝不囿于本土观念而有所偏重或偏倚于一省一地。正因为该书高屋建瓴，站在一定的高度，势必对舜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普及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载2012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原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朱有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周亚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