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哲与佛

周志刚

      哲佛思想贯穿柳宗元文学创作的中后期，对柳宗元推崇古文运动、否定董仲舒“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批判神学、强调人事影响至深。不管文论史论，也不管议事抑或议人，哲佛思想在柳宗元笔下俯拾即是。《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正是看到了事物发展兼具两面性，不幸之中，未尝没有幸的萌生，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看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是人类认识自然、尊重必然、不逆天而行的实事求是态度。

      柳宗元对待事物发展的态度不同于常人，源于他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思维有差别，反映在他的文字里，体现出文章的深度和广度大相径庭。著名的《封建论》没有局限于封建制度本身“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的种种弊端，而是洞幽察微，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条分缕析，逐层递进，而后得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

      柳宗元所以能够领袖革新运动，细究起来，与他的哲佛思想不无关系。表面看，这似乎很矛盾，佛家讲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而柳宗元的思想则充满了积极进取。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佛教思想了解有限，用片面的佛说代替整体的佛思。佛教徒之所以修行，就是为了渡尽世间一切劫难，让所有生灵不分贵贱，全都脱离苦海。旧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百姓苦不堪言，曾经的进步制度成为阻碍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发展的不利因素，当此之时，不变革不足以永续发展。

      也是道同义合，柳宗元受到王叔文的青睐，正要大展身手，却遭遇了“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自然也遭到顽固派贬谪，远离政治中心，这对于柳宗元的思想发展和改变影响深远。不可否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柳宗元也低迷消沉，《牛赋》通篇说牛，其实句句都在说自己：“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之所以要写牛，就是有感于“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而“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联想到不耕不稼、腾踏康庄之辈当道长鸣、闻者惊辟（通“避”），换了谁都会愤愤不平。

      柳宗元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七世祖柳庆官拜北魏侍中、封济阴公，到堂高祖柳奭、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曾担任各类官职，其父亲柳镇也出任过侍御史，其母家范阳卢氏家族一样世代为官，非寻常人家可比。照理说，这样的世系传承，应该工于官僚政治，善做官面文章。然而，人生的起落，使得柳宗元自幼饱尝民间苦痛，耳闻目睹腐朽朝廷的种种罪恶，加上母亲的启蒙教育，一颗为民请命、纳民轨物的种子便在他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

      建中之乱，柳宗元时年九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朝廷发动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战争前后历时七年，给人民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也在幼年柳宗元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可以说，后期柳宗元为官，能够秉持积极入世态度、不改刚直耿介品格，与他的童年经历关系匪浅。

      柳宗元在贬谪期间撰写的大量文稿，集中体现了他的哲佛理念。一方面，他有把握为官机会实现自己利济天下的愿望，希望事益于民，学报以国；另一方面，“......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三戒》）。这种理念复杂深邃，是透过哲理认识世界的朴素唯物主义。然而，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又必然给持此理念之人以沉重打击，避无可避。于是，寄情山水，看空一切，成为他唯一能够自由掌控的生活方向。《钴镯潭西小丘记》“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一篇简单游记，依然不忘扬善明志，可见柳宗元真心拒绝接受近于佛的事实，或者说柳宗元心里始终不弃拯世济民之心。

      哲学思想是柳宗元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证观察世界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不甘于失败的勇气来源。纵然诗赋文论，长篇短笺，务要触及内在，不失其本。他被贬谪到永州，没有住所，只好暂居龙兴寺，由此与高僧重巽上人结缘。与重巽上人的交往，未必对他的佛教观产生颠覆性影响，至少可以使他更深入接触和认识佛教。《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呼儿爨金鼎，馀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此际，柳宗元的内心是平静的，他从一杯新茶里，悟出了佛的静慧。《巽公院五咏·净土堂》：“清泠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在此，柳宗元更是将重巽僧人称作“导师”，可见佛理在柳宗元的心中地位已经罕有可匹。按《维摩诘经》注：菩萨如来，通名导师。佛、菩萨，唱道之师，皆可称导师。《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并说“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师之言存，则佛之道不远矣。”足证柳宗元绝非落拓困顿才借佛说开解烦心，而是真的深入其里，穷究其微。

      哲理未必就是佛理，佛理却蕴含深邃的哲理，这是由于哲与佛研究的对象不同，哲里包罗万象，佛将万象包罗。柳宗元的哲学认知或许始于童蒙时代，或许始于学习积累，不好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贬谪生活对改变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行为哲学，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在永州司马任上，柳宗元作《观八骏图说》：“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在柳宗元看来，以异形求骏马的荒诞本不足辩，然而人类总是徒求异类，以异为圣，遗祸匪浅。“然而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棋头之问，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

      要说《观八骏图说》是对现实世界怪异现象的辛辣批判，《师有箴并序》则是“既以儆己，又以诫人”的苦心之作。诚所谓“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这是柳宗元社会认知的由衷之言，是他对世风日颓现象背后掩藏本质的独得之见。通过总结，发现不同现象之间所包含的共性，从而完成理性升华。

      另一篇作于贬谪永州期间的《鞭贾》，含义深远而带有寓言性质。通过讽刺逆信“鬻鞭者”的富家子，联系到朝廷任贤使能，必须据才实授，之所以常有祸国害民之事，就是因为用了德才皆无、欺世盗名、窃居高位的“鬻鞭者”之类小人。“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者，当其分则喜。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同样是“当其分”，一则以喜，一则以怒，于此剖见贤愚高下。这是透过言行而知人品，从中悟出治国道理，将现象升华到本质的哲者智思。

      初贬永州，柳宗元借住龙兴寺，与和尚交往频密，寺中重巽和尚为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宗元交情尤深，故尔流传多篇与重巽和尚或龙兴寺有关的文章。《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对于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神怪现象作了客观理性的分析，而且联系到“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讲述修复净土堂的缘由：“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余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修建过程赖“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可见柳宗元对于龙兴寺的感情非同一般。

      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远离政治中心，预示着政治上的失败，但却因此形成新的世界认知，也算是有失有得。永贞元年（705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终于在元和十年（715年）奉诏回京。原以为可以再展才华，建功立业，完成未竟，却因受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牵连而更贬柳州，直到四年后去世。正是由于十多年的贬谪经历，意志得到磨砺，信仰得到反思，躁气得到净抑，文章因而厚重。“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贬谪柳州四年，也是柳宗元人生最后的四年，这段时间，因为授的实职，柳宗元得以为当地百姓做了无数好事，也可视作他不遗余力追求自己理想的实践。无论言还是行，都可以证明，人生的磨难，没有击垮柳宗元，反而让他更加成熟、更加睿智，最终成就了他一代文章大家的历史地位。欧阳修在《永州万石亭》里评价柳宗元：“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下上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因而不由得赞叹道：“我亦奇子厚，开编每徘徊。作诗示同好，为我铭山隈。”

      纵观柳宗元一生，独立地把他的哲学观和佛学理念分开，显然有失偏颇。然而，他的哲学思辨精神与佛理认知并不在同一时间，或者说在同一时间内，哲思与佛念深究程度不同步。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相信柳宗元一生信佛，按照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所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年大致可分为发蒙、附会和觉悟三个阶段。幼年时期，受社会环境以及家庭影响，对佛教没有任何认知，只是盲目接受，但也因此而开启了心中的佛念。第二阶段从初次进入官场到遭贬谪，这段时期意气风发，事业顺遂，生活如意，对佛教的信仰也是一片光明，没有真正的苦难历练。革新派失败，政治生涯遭遇挫折，开始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感悟，这个时期可以算作第三阶段，是柳宗元真正将生活融入佛学的全新过程。可以说，没有苦难，就不会有体悟，就不会从灵魂深处脱胎换骨。

      柳宗元在长安应试和为政期间，曾与一些活跃于文坛或官场的僧侣交往，对佛门弟子多所称颂。《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说：“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其中提到的习凿齿，是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精通玄学、佛学，曾力邀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

      纵观柳宗元诗集文论，其文学艺术之高妙自不待言，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见解，无不透射出玄妙精微的哲辨禅思。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有其自然发展过程，受客观规律制约，而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从柳宗元的政治经历来看，他也不甘于淡泊，虽然固性好佛，却积极进取，力求消除社会痼疾顽症。永贞革新没能完成使命，却留下了柳宗元的影子；古文运动虽不为所有人接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走向却影响至深。《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可见柳宗元为文重视“辅时及物”。辅时是政治家的理念，及物是文章行世的基础，纯粹的文章于世无益，孤立的政治于世无功，辅时而佐之以文，及物且系之于时，这是柳宗元的一面。

      柳宗元哲学思想表现在对文章的态度，从《与杨京兆凭书》可见一斑。京兆尹杨凭是柳宗元的丈人，在任时和御史中丞李夷简关系紧张，因事被贬贺州临贺尉，柳宗元此文实则是一种劝慰方式。文章主要讲了“荐举之道”，也做了自我总结，流露出郁郁不得志的愁懑。谈及文章时，柳宗元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至少说明柳宗元对文章的理解，也有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至于举荐，柳宗元认为：“大凡举荐之道，占人之所谓难者，其难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难，言之难，听信之难。”由此联想到“德如汉光武，冯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纬为令史。是皆终日号鸣大吒，而卒莫之省。无之而工言者，贼也。赵括得以代廉颇，马谡得以或（通“惑”）孔明也。”

      详读柳文，无论长短，长如《封建论》《与杨京兆凭书》，短如《罴说》《黔之驴》，无不体现柳宗元“文以载道”思想，这些思想里面，处处充满哲思，时时流露悲悯。

      如果没有经历长期的贬谪生活，柳宗元思想里是否还能如此朴素尚无法定论，艰难和挫折对于丰富柳宗元的情感则必然有着不同凡响的作用。贬谪中的所见所闻，政治抱负的递遭打击，未必就是与佛有缘的理由，因为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期间，就与佛界人士交情至深，并极力称赞“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比比有焉。”（《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

      改革失败，从山水中寻求释怀，也促使他对佛的认识更进一层。信佛归信佛，却丝毫不改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与佛界人士置身世外有本质不同。之所以兼具两种矛盾性格，与他的哲学认知息息相关，而最能体现他哲学思辨的，无疑当属政论、杂论、寓言等文章。《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之类，代表了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并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说，追求政治上的大作为，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忘记政治失意的痛苦，则有赖于佛家思想的另辟蹊径。

      寄情山水却不弃精神，《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随处可见失意者的冷落和不甘，也正是这些冷落不干，铸就了柳宗元不屈的品格。常人看来平常无奇的生活、简单乏味的语言、粗俗慵懒的耕稼，被柳宗元用哲人的眼光剖璞擢玉，以佛者的睿思怡性衔德。文学中闪耀哲光，论辩里潜藏佛智。佛也有哲，哲不讳佛，尽管身历险难，毕竟不阻泰山之高，无损太阳之明。

      比较能体现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如《断刑论》《天说》《天对》《时令论》，尽管内容有别，思想却有迹可循。即如《非国语·序》：“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寥寥数语，既肯定《国语》的积极意义，又对其“诬淫”之说据理而驳，可谓言近旨远。《天对》是柳宗元试图用唯物观释答屈原《天问》的鸿篇巨构，条分缕析，穷尽自然。柳宗元的解释未必都有科学依据，也不一定为后人都接受，起码贯穿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值得深入探讨。比如《天问》说“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柳宗元认为“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无穷，不可以里。”屈原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柳宗元说“明焉非辟，晦兮非藏。”屈原想要知道“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柳宗元说“增城之里，万有三千。”《天说》则提出了“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的观点，而通篇运用问答形式，通过与韩愈对话的比喻论证，巧妙阐明自己的主张，轻松风趣，更容易影响他人。

如同广泛涉猎佛人佛事，柳宗元也有大量文章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在他的自然认知里，朴素而辩证地理解万事万物，才能更接近事物本源，这类文章多不胜举。《贞符》虽短，立意至高。文章开头即提出“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这是典型的法家反天命思想，是对有神论的公开批判。柳宗元不信鬼神，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条件诚属难得。“永贞革新”失败后，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并未停息，柳宗元也在贬谪生涯中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思考，曾经许多肤浅的认知经过不断学习、积淀，对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晋问》极力夸赞晋地的山川形胜、丰饶物产，其中说道：“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中唐以后，战乱频仍，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严重畸变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柳宗元的“民利”思想，“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安史之乱”撕破了大唐表面的最后一点宁静，柳宗元出生时，唐王朝已平定叛乱多年，但却从此由盛而衰。在此转折期，柳宗元有机会与最底层的人民接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既有认识更有反思，促成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功莫大焉。在柳宗元看来，山川、矿藏、宝马、良材、河鱼、池盐等物产利民而非民利，“利民”不过外在的物质财富，“民利”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给人民提供的开明政治大同景象，一切谋求私利、视民命如草芥的政治集团，永远不会为了利民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此深刻的认识，揭露了封建王朝“繁盛”的假象，可谓入木三分。

简而言之，柳宗元的文章，主要体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佛学认同。哲学上，通过审思明辨，联系到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苦难，坚持揭露和批判假仁道假繁荣。佛学方面，虽则柳宗元自幼信佛，但若是没有后期的政治失败，没有遭遇贬谪的孤寂苦闷，会否还是这样虔诚和深刻却是未知。显然，佛家思想对疗治柳宗元身处逆境时的无助失落心情大有裨益，也为柳宗元不屈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搭建了避风的港湾。

辩证看待历史发展，不以后人眼光强求前人，这是柳宗元为后世树立的榜样，而对于前人“诳乱后代”的“淫巫瞽史”，假借天命神学愚弄人民的文章痞子，柳宗元又毫不客气地痛批，这在天命盛行的封建社会，需要有甘冒身败名裂风险的勇气，殊属难得。可以说，柳宗元把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是中唐时期真正卓有贡献的杰出思想家。他的无神论思想和批判精神，使得后人少走很多弯路。

读柳宗元的文章，并非只见哲佛，诸如道法墨儒百家思想，在其中都能找到实例。然而，最能体现柳宗元思想光辉的，还是他的哲学思辨与佛学认同，这也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庞大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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