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经济思想研究

蒋 志 松

（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

在当代，人们对唐代杜佑、刘晏、陆贽、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杨炎等人的经济思想多有研究，却很少谈及柳宗元的经济思想，我想这是一件有点遗憾的事情。细读柳子文章，我个人认为，柳宗元作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作为“永贞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其经济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是他人所无法比肩的，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一、制度经济思想

制度经济学是19世纪四十年代才兴起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早期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重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重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制度作为分析的重点，强调制度分析在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而在人类历史上，把一个制度的优劣、变迁以及如何实影响社会的发展进行论述，柳宗元可以说是第一人，相对于19世纪才兴起的制度经济学而言早了1100多年，其代表作就是著名的《封建论》。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封建制及郡县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也”。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诸侯得势，有的问鼎轻重，有的射中王肩，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乱套。所以，以郡县取代分封势之必然。周之败，败在分封：一是“侯伯不能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失之在制，周事然也。”二是“继世而理”，不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妨碍国家治理 ；三是“诸侯之强盛，末大不掉”，使天子徒有虚名，“周之败端，其在乎此”。

柳宗元认为，秦国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可有效加强中央集权，可以任用贤良治理国家，使得“孟舒、魏尚之术”可施，“黄霸、汲黯之术”可行，这是郡县制优于封建制的地方。虽然实施没有几年秦朝便灭亡了，但过错不在于制，而在于民怨，“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引发民怨民愤，“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天下，遵循周朝的封建制，几年之间，诸侯国叛乱不断，以至于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为箭所伤都顾不上救援。后采纳谋臣进言，采取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也只有诸侯叛乱而无郡县叛乱，郡县制的优越性一看便知。唐代建立以后，设立州邑，任命州县官员，虽有暴虐狡猾之人进行叛乱，侵州夺县，但过错不在于郡县制度而在于军事制度，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郡县制的优越性是无法替代的。

二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加强中央集权，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

柳宗元指出，经营天下之道，在于任用人才，“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国家可以安定。用人原则在于“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写道：“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为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士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自然就发展了。

诚如苏东坡所言：“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为李斯、秦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东坡续集·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是杰出的制度经济理论巨著，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旅游经济思想

旅游活动是人类以游览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总称。在当下，我国每年出国旅游人次上亿，每年国庆长假期间，几乎所有景点都人头攒动、人流如织，人满为患。这种旅游之盛况，在1000多年前柳宗元提出“观游”乃“为政之道”的旅游思想时恐未曾料及。 

柳宗元在贬谪期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觉而起，起而归”（《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下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和山水诗歌，把旅游经济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柳宗元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柳宗元认为，观光游玩是为政之道，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善于为政者，必须重视这一社会心理需要，以满足人们的要求。“夫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爽，恒定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悠悠乎与颢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达到“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境界。

柳宗元认为，对于旅游项目的开发应遵循“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原则，在方便人们游览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尽可能保持景观的自然风貌。在旅游景观的设计上要有“奥”、“旷”相宜的布局观，“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视其细，知其大也”。

柳宗元指出，零陵县令薛存义在处理好政务之余，在县城东山麓“发墙藩，驱群畜，决疏低洼，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爰有嘉木花卉，垂水映峰，珑玲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啸萃，不蓄而富。”（见《零陵三亭记》）于是伐木坠江，陶土以植，把“读书亭”、“湘绣亭”、“俯清亭”三个亭子做好了，如何经营呢？洗漱吃饭烹调，所有用具一应俱全，友好地接待宾客，把客人安置在旅馆，高雅的消遣方式，在这里非常完备，这是从薛存义开始的。柳宗元认为，发展旅游产业必须做好相应的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及文化娱乐等配套服务，

“北之晋，西适幽，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记，永最善。”柳宗元每到一处都积极倡导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造福人类。在永州，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及《游黄溪记》、《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零陵三亭记》等大量游记散文。到柳州刺史任上，也不忘介绍柳州的奇山异水，“北有双山，夹道崭然，曰背石山”“南绝水，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甄山。”写下《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复大云寺记》、《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等多篇文章，让后人一睹柳州的人文风光。

有人把柳宗元称之为旅游产业之父，我想一点都不为过。

三、诚信经营思想

诚信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中是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是我国传统道德的基石。柳宗元说：“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时恒也，恒固在久。”《非国语下·救饥》）“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愈膏盲疾赋》）诚之者才为信，讲诚信是治国之根基。

柳宗元指出，经商者要讲究商业道德，不能唯利是图，才能利国利民。“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吏商》）只知自己经商致富而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不可以言利；只有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而又能牟利致富的人，才能去经商。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宋清传》。在这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个诚信经营的典范，是商贾中的君子。宋清是一个药商，在这一行里孜孜不倦地经营了四十年，一直讲究商品质量，凡是山里来的好药人们都愿意卖给他。而宋清将药材进行加工后再配成良方，卖给前来买药的人，疗效很好，从不卖假药，因此享有很高声誉。对于没有带够钱的人，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不管是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他都准予赊账，先给药治病。宋清待人接物从不“炎而附，寒而弃”，不论是在职或是被罢官去职，态度亲热与过去一样。因此，柳宗元说：“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宋清传》）这就是诚信经营带来的好处。

对于不讲诚信、出售假冒商品牟利的商贾，柳宗元写下了《辨茯神文》、《辨茯神文并序》及《鞭贾》给予无情的讽刺和鞭挞，揭露他们以“老芋头”冒充“茯神”，以劣质假鞭冒充名鞭，以伪充真、以次充好，损害人民利益，以至于“命或殆”，“余戚然慙惭，忾然忧，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人者众矣，又谁辨焉！”（《辨茯神文》）“有富者子，适市买鞭，出五万，持以夸余。视其首，则拳蹙而不遂。视其握，则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来不相承。其节朽黑而无文，掐之灭爪，而不得其所穷。举之，翲然若挥虚焉。”像此类之事，怎么不令人气愤呢！

四、道法自然思想   

唐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是国之根本。在发展农业生产问题上，柳宗元主张道法自然。

柳宗元认为，大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不停的运动着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类只有遵循万物之自然，顺从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时令论（上）》中，柳宗元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士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犠牲；趋人牧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廓，穿窦窖，修囷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这就是一季四季劳作的基本规律，凡施政与四季的生产相适应，不误农时，就是合乎自然的。

柳宗元写了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种树郭㯱驼传》。通过对郭櫜驼种树之道的讲述，柳宗元指出，郭橐驼树种得好，靠的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而那些种不好树的人，主要就是违背了树的生长规律，“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

柳宗元强调，无论是种树还是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是违逆其道，否则将会导致大的危机；要顺天致性，就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摸清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做到动机和效果相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者只是把好心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对那些好繁令者，表面上好像很怜惜百姓，结果却是祸害百姓。“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种树郭橐驼传》）违背自然规律，人民生活将受损害，生产将难以为继。

五、稳健货币思想

“非曰：古今之言泉币者多矣。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币轻则物价腾踊，物价腾踊，则农无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为利？曰：币重则利。”谈论货币问题，柳宗元在《非国语·大钱》中只有短短几句，却明确表达了他的思想观点：币重则利，即保持货币稳定。

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有“币轻币重”之说？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从商朝开始铸造铜币至战国时期，各国不仅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以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较为著名。这个时期的货币，不仅货币的形制不一，其轻重也不一样。柳宗元谈论的《非国语·大钱》就是这一时期周景王将要铸造大钱被单穆公劝谏之事。自秦国灭六国一统华夏，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〇年颁布了我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以黄金为上币，以铜钱为下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外圆内方”的半两钱，每枚重15.625克，称之为“量名钱”，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秦朝统一币制，但并没有统一货币铸造。汉朝初期放任民间铸钱，使官商富户掌控货币铸造权，造成货币混乱。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收回了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每枚重约3.5至4克，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相对于半两钱而言，这时的一枚铜钱已轻了很多，其自身的价值及其所代表的商品价值已大不如前。所以有“币轻币重”一说。

二是为什么说“币轻则物价腾踊”？根据传统货币理论，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由于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其过多过少都不会引起币值的变化。因此，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是不存在物价腾踊一说的。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由于货币的不断增发，才会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通货膨胀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那么，在当时的制度下，柳宗元为什么说“币轻则物价腾踊”呢 ？这与唐代货币制度改革及“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渊决定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称之为“年号钱”。货币的面值不再与金属货币自身重量、价值挂钩，成为名义上的金属货币，这就引发了唐代”大钱“的铸造问题。唐肃宗时，正值安史之乱，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造“乾元重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并用，史称“乾元当十钱”。乾元二年，又铸造了一种北面外郭为重轮的大钱，称之为“重轮乾元宝”，又叫“重棱钱”，与开元通宝的比价为“一当五十”，当时明确称造此种虚价钱的目的是用收“十倍之利”，造钱成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以至造成市场混乱，物价腾踊。直到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后宣布大钱与开元通宝“一当一”等价流通，大钱才自行销毁退出流通，市场重又恢复往日的景象。

因此，柳宗元认为“币重则利”，即铸造自身价值高的钱币对经济发展有利，而不是铸造钱币面值与自身价值不符甚至是严重背离自身价值的货币，体现了柳宗元希望实行稳定币值发展经济的思想。

主要参考资料：

1.柳宗元：《柳宗元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12月第1版；

2.杜方智、林克屏：《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出版社1994.12第1版；

3.徐柏泉：《白居易经济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余德仁：《韩愈的经济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5.贾鸿雁：《论柳宗元的旅游思想与实践》，《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期；

6.王  亮：《柳宗元对永州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3期；

7.刘光裕：《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现代民主》，《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一期；

8.蒋云丽：《柳宗元与永州社会发展》，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