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柳拱辰创建柳子厚祠堂的缘由与初衷

蒋  志  松

（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  湖南永州 425100）

摘  要：柳拱辰创建柳子厚祠堂，于私，是对柳氏宗亲先贤的敬仰，是柳氏宗族的荣耀；于公，是对教育的尊重，是对文人学者的尊重。其创建缘由主要基于三点;一是缘于柳宗元被宋代社会所接受；二是缘于宋代祠堂祭祀的普遍平常；三是缘于宋代对府学教育的重视普及。柳子厚祠堂的创建，对永州儒学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柳拱辰  柳子厚祠堂  缘由  初衷

许多人认为，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遭贬至永州谪居10年，写下了《永州八记》、《江雪》、《捕蛇者说》等大量诗文歌赋，为永州传播声名作出了贡献，同时因心系民众而广受百姓爱戴，所以，永州人民为纪念这位唐代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文学家而修建了柳子庙。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相对创建于823年的柳州罗池庙（现柳侯祠）而言，永州柳子厚祠堂（现柳子庙）的创建却整整晚了233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直到另一位姓柳的人到永州知州任上后才创建了“柳子厚祠堂”？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柳拱辰创建“柳子厚祠堂”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缘由：

一、缘于柳宗元被宋代社会所接受

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十年，“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卷十四）。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里，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实际上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编制之外的、只拿俸禄而无具体工作的闲人：“永州司马置同正员”，“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在永州写了很多文章、诗词，“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己而摈不用”（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其政治思想及文学成就并不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所认可和接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名气大，但不受人待见”。

到了宋代，形势发生了大逆转，人们改变了对柳宗元的看法，以梅尧臣、寇准为代表的一批大文学家、名臣极力推崇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被接受，将其位列于“孔、孟”之后的儒家圣人；其政治作为受到赞扬，称赞其“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的自强精神；其文学成就得到认可，将其与唐代同朝的韩愈相提并论。而“圣人先贤”是要供奉在庙堂里受到人们的祭祀朝拜的，永州的城皇庙里就有韩愈的牌位，但没有柳宗元的。所以，创建“柳子厚祠堂”有其政治人文基础。

二、缘于宋代祠堂祭祀的普遍平常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祭祀祈福之活动，祈求吉祥如意、风调雨顺，以教化国人，慎终追远，敬天法祖，尊上礼下，聚合人心；通过修习兵事，抵御外辱，止戈安国。《国语•鲁语上》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祀。”在一般百姓中，祭祀也有“释放心里压力，人神共乐，我祖我家的认同”之作用。

在唐、五代以前的社会中，关于祭祀问题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的，祠庙祭祀的主要是本朝先王及配享的各朝功臣，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享受宗庙祭祀的待遇。唐仪制令规定：“诸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称于正寝，用特牲。”唐代对地方官员因政绩突出而立祠祭祀也有明文规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德可称，州为申者，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柳宗元在永州不是官，而在柳州则是州官刺史，因政绩突出，柳州当地人民感其恩德，所以在其死后为其申报立庙祭祀。

到了宋代，由于乡村租佃制度、手工业、商品经济及城市建设的巨大发展，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各种社会角色的转换日益频繁，祭祀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一项标识。宋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二十日，仁宗皇帝赵祯（1010-1063）在南郊赦书中就诏令文武百官可“依旧式创立家庙”祭祀祖先。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旧式的家庙有何规制，所以十年之后，宋宰臣宋庠召集百官对家庙制度再次进行商议，对创立家庙（祠堂）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为祠堂祭祀的推行从制度上予以保证。理学家程颐曾说：“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兽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飞鸟是也。惟人则能知祖，若不严于祭祀，殆与鸟兽无异矣。”（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因此，到了宋代，祭祀其实已成为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平民百姓纷纷仿效官制，建立家族祠堂祭祀先人。“柳子厚祠堂”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背景下创建的。

三、缘于宋代对府学教育的重视普及

宋代是我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文人治国打下了伏笔，并逐渐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统治者认识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胡瑗《松滋县学记》），要治理好国家，必先办好教育，“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崇经。”（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为了加强统治基础，就必须不断完善科举制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对参加科举的考生出身不加限制。为了激励学子积极投身科举，宋真宗皇帝赵恒（968-1022）还特意写了一首《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足见当时对应试教育的重视程度。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宋、南宋时期全国共有书院460余所，举行科举118次。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是人所皆知，“仁义礼智信，忠孝忍悌勇”被奉为伦理道德的准绳。作为与孔、孟并列的一代大儒，柳宗元受到人们的祭祀也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柳拱辰知永州后，将原建在城外的永州府儒学迁建于城内东山之上，在府学的右侧建“柳子厚祠堂”。于私，是对柳氏宗亲先贤的敬仰，是柳氏宗族的荣耀；于公，是对教育的尊重，是对文人学者的尊重。其初衷正如柳拱辰在《柳子厚祠堂记》所言：“子厚谪永十余年，永之山水亭榭题咏固多矣。韩退之谓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今建州学，成立子厚祠堂于学舍东，偏录在永所著词章漆于堂壁，学者朝夕见之，其无思乎！”建立柳子厚祠堂，只是希望学子们“朝夕观之”，以柳子为师，从中领悟、揣摩柳宗元作文的方法技巧，考取功名。“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那“漆于堂壁”之上的诗文，在印刷业尚不发达的年代，事实上起到了图书馆的作用，对学子们的学习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有宋一代，湖南考中进士908名，其中永州地区367名（道州府195名、永州府172名，居全省第一、二位），超越长沙地区居全省之首，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稍晚些时候的宋代大学者汪藻在《柳先生祠堂记》中感言：“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柳子厚祠堂的建立对宋代永州儒学教育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永州因之而名扬天下！

主要参考资料：

1.杨再喜：《柳宗元诗歌传播接受的开拓者梅尧臣》，《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2期，2008年3月；

2.杨再喜：《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总第175期）；

3.刘  玮：《唐代律令中的祭祀制度》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24日；

4.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

5.张  鹏：《儒学背景下北宋科学技术的发展》，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12月20日；

6.冯象钦、刘欣森、孟湘砥：《湖南教育简史》，岳麓书社2014年11月1日版；

7.游  彪：《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5月第34卷第3期。